【新唐人2013年3月18日讯】任何骗局都是真实社会的映射，唯一不同的是加进了表演的成分。最近一个出色的“政治表演艺术家”赵锡永横空出世，顷刻秒杀了仍在舞台上争风吃醋的明星大腕，让他们只能仰其项背俯首称臣。演员们的演技在于对生活的深入观察和对角色的准确把握，真实是表演的生命。而赵锡永不仅具备了这些而且还具有超强的心理承受能力，这让他处变不惊如入无人之境，倘若生在战争年代，这种品质完全可以成为“深喉”，只是世事弄人让“英雄”无用武之地，而今日所为，除了“潇洒走一回”留下的欢乐体验简直一无所得，就是这种快乐也注定会被日后的牢狱生活所冲淡。但他在无意间却成就了一项事业，让我们看到了权力运行的真实逻辑。从这个角度上分析，其带来的思考可能是这位“政治表演艺术家”对社会的唯一贡献了。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居然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副部长级巡视员”等身份在云南和湖南等地成功地行骗了三年多，这远比果戈里笔下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更富戏剧性，只是受骗的不愿意公开“丑闻”，相关部门也不想触动这个霉头以免有人用这个东西说事。但在资讯高速流动的自媒体时代，这种遮遮掩掩的举动只能让“丑闻”扩散的更快。其实，倘若没有国务院研究室3月8日致函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的提示，赵钦差的舒服日子还可能延续一阶段，那么谁将成为下一个被调戏的对象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按照“艺高人胆大”的原理来推论，赵大人对现代官场文化确实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细致的研究，这出色的演技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成功的骗子无一不是高级流氓，他们人模狗样地端坐于大堂之上，甚至于忽悠的你险些搭了老命还誓言永远追随的地步，这就可以称得上“超级流氓”了。事实上，他压根就没有把承诺当回事，骗子一向知道自己开出的是“空头支票”，因为要实现目标是可以不计手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忽悠你八辈子的流氓才是流氓中的极品。如果按照这个观点，这个“假钦差”确实是“小巫”，但从他“偏向虎山行”的气魄和演出的持久性上观察，这无疑是一个出色的人才。其实，他压根也没有长远打算，只不过是舒服一会是一会。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有时是一体两面，只不过能够造时势的“英雄”们在这位现代钦差出世时都做了无名“英雄”而已，他们这个群体才是造就这样出色人物的强大推手，但这些无名 “英雄”却是打死也不会认帐的。“假钦差”现象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混混居然强大到与虎谋皮并大有斩获，它揭示出的不过是现实的权力状态，而要试图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俄国一代讽刺大家果戈里1836年发表的《钦差大臣》，或许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有所裨益，但这种穿越是令人绝望的。
《钦差大臣》描述的是农奴制时期的沙皇朝代，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他因为与人打赌输得精光而一筹莫展，但世事弄人，当他从圣彼德堡途经一个小城市时，却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而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厚待，也让官员们的丑态表露无遗。因此，赫尔岑称它是“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其实，赫列斯达可夫的“奇遇记”根源于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展开剧情的这个小城市，早已经在一个腐败且粗鲁的市长主宰下变得不成样子，官员们也逐步沦为行为的强盗和思维上的笨蛋。当他们风闻朝庭已派钦差大臣微服私巡时，进退失据就是必然的结果。严格而论，果戈里仅是把“投枪”指向了腐败官员，却没有深入到制度内部看问题，这不过是一种时代局限，我们不必强求古人。而在他发表这本着作的时代，一代强人史达林正强力掌控着苏俄，当时的社会相较于过去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政党完全掌握了对“真理”的垄断权罢了。
赵锡永的所为其实更像那个假扮皇帝的清末戏子崇福，但却比崇福幸运得多，主要原因是官员们太配合他的演出了。近代着名革命家刘成禺的着述中有一本叫做《世载堂杂忆》，是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笔记体史料，记载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其中有一节叫做《武昌假光绪案》，记载的是光绪二十五年的一个着名的“骗案”，而这篇笔记的主角正是前面提到的戏子崇福。
崇福年轻时曾经以伶人身份进入内廷演戏，对宫帏之事深谙其故。因为面貌颇类光绪，优人皆以“假皇上”呼之。他的仆人是一位守库的太监，因为窃取了宫中的财物被发觉不得不逃出宫中。由于在京城时经常听到一些人以假亲王、假大臣的名义诈骗致富，他们就动了邪念。这二人知道光绪囚在瀛台，内外不通消息，就凭藉盗来的袱被碗印大行骗术。当他们抢滩武昌后，在街头小报的推波助澜下，达官显贵们跃跃欲试，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但无奈的是二人遇到的是朝庭重臣张之洞，尽管张对这件事的处理上也异常小心，但他毕竟是有三头六臂的权臣，当得知光绪确实还囚在瀛台后，崇福的这出戏也就演到头了，最后落得个“插标押赴草湖门斩决”的下场。
从崇福到赵锡永，他们被“射落马下”都有一个相似的情节，那就是上方的“手谕”。“崇福事件”弄得大张旗鼓，丝毫不亚于今日赵钦差的高调，就连远在日本避祸的梁启超都知道了。而张之洞这所以敢于下手，就是因为其得到了张子青手函：“光绪尚居瀛台，不能不开庭亲审，以释天下。” 令赵锡永不能演下去的原因是近日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公函，该公函称接到反映并从互联网上了解到，“从去年底开始，有一名叫赵锡永的人冒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副部长级巡视员身份，在昆明、玉溪、澄江、通海等地区调研并发表言论。”，请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制止并揭露此人诈骗行为。两个骗子时间跨度超过百年，但却得到了同一种“死法”，这确实令人唏嘘，也让人们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在一个权力极度透明的民主法治国家，你很难想像会出现这档子古怪事。2012年10月，当飓风“桑迪”席卷美国时，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当地时间30日晚上召开的记者会上婉拒了总统奥巴马赶赴纽约视察飓风“桑迪”灾情的要求。布隆伯格一直在总统选战中保持中立，并发表过一些批评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言论。美国的市长州长之所以对联邦“首长”的添乱之举敢于说“不”，就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认可，而“首长”如果找“下属”们的麻烦，也必然诉诸法律，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实质。
中国现实的权力极端诡谲且又无所不能，加之资讯处在严格的管控状态，这就是赵锡永们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实，这样的骗子和骗术不绝如缕，区别只是表演者高明与否的问题。而这样的骗子一旦被识破，大部分官员也采取任打愿挨的策略，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只能将打掉的牙咽到肚子里去了。奇怪地是，这些受骗的官员究竟是谁，居然成了一个机密被官方捂的严严实实。2012年8月，骗子邹焰焰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原因是北京的王先生先行垫付600万替两个朋友买官被骗，而邹承诺的是将王的一位厅长朋友提拔为副省长，将一位副教授朋友提拔为公安系统政委。最后，这位厅长和副教授究竟是谁，自然就成了永远的谜团。其实，能够被公众所知的不过是那些权力掮客和骗子而已，它们才是当下媒体可资利用的素材，权力向来不可置喙。
赵锡永们的骗术谈不上高明，但却是读懂了这个社会的权力逻辑，并积极投身实践的“行动者”。我不知道在取得自由身后，他是否有写自传的打算，倘若文笔足够好，那么他肯定会成为畅销书作家。事实上，赵锡永的神话是建立在权力社会这个基础上的，他们的存在无疑会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让你真切地感受到现实逻辑与书面逻辑的疏离程度。诚然，当赵锡永们已经无法立足时，那么这个社会也就逐步走向正常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这种观察指标称为“赵锡永指数”，因为这种民间指数往往会更让人信服。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居然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副部长级巡视员”等身份在云南和湖南等地成功地行骗了三年多，这远比果戈里笔下的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更富戏剧性，只是受骗的不愿意公开“丑闻”，相关部门也不想触动这个霉头以免有人用这个东西说事。但在资讯高速流动的自媒体时代，这种遮遮掩掩的举动只能让“丑闻”扩散的更快。其实，倘若没有国务院研究室3月8日致函云南省政府办公厅的提示，赵钦差的舒服日子还可能延续一阶段，那么谁将成为下一个被调戏的对象就不得而知了，只是按照“艺高人胆大”的原理来推论，赵大人对现代官场文化确实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和细致的研究，这出色的演技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成功的骗子无一不是高级流氓，他们人模狗样地端坐于大堂之上，甚至于忽悠的你险些搭了老命还誓言永远追随的地步，这就可以称得上“超级流氓”了。事实上，他压根就没有把承诺当回事，骗子一向知道自己开出的是“空头支票”，因为要实现目标是可以不计手段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忽悠你八辈子的流氓才是流氓中的极品。如果按照这个观点，这个“假钦差”确实是“小巫”，但从他“偏向虎山行”的气魄和演出的持久性上观察，这无疑是一个出色的人才。其实，他压根也没有长远打算，只不过是舒服一会是一会。
时势造“英雄”与“英雄”造时势有时是一体两面，只不过能够造时势的“英雄”们在这位现代钦差出世时都做了无名“英雄”而已，他们这个群体才是造就这样出色人物的强大推手，但这些无名 “英雄”却是打死也不会认帐的。“假钦差”现象让我们看到，一个小混混居然强大到与虎谋皮并大有斩获，它揭示出的不过是现实的权力状态，而要试图理清其中的逻辑关系，俄国一代讽刺大家果戈里1836年发表的《钦差大臣》，或许对我们认识这个问题有所裨益，但这种穿越是令人绝望的。
《钦差大臣》描述的是农奴制时期的沙皇朝代，其中的核心人物是纨绔子弟赫列斯达可夫，他因为与人打赌输得精光而一筹莫展，但世事弄人，当他从圣彼德堡途经一个小城市时，却被误认为是“钦差大臣”而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厚待，也让官员们的丑态表露无遗。因此，赫尔岑称它是“最完备的俄国官吏病理解剖学教程”。其实，赫列斯达可夫的“奇遇记”根源于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展开剧情的这个小城市，早已经在一个腐败且粗鲁的市长主宰下变得不成样子，官员们也逐步沦为行为的强盗和思维上的笨蛋。当他们风闻朝庭已派钦差大臣微服私巡时，进退失据就是必然的结果。严格而论，果戈里仅是把“投枪”指向了腐败官员，却没有深入到制度内部看问题，这不过是一种时代局限，我们不必强求古人。而在他发表这本着作的时代，一代强人史达林正强力掌控着苏俄，当时的社会相较于过去简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政党完全掌握了对“真理”的垄断权罢了。
赵锡永的所为其实更像那个假扮皇帝的清末戏子崇福，但却比崇福幸运得多，主要原因是官员们太配合他的演出了。近代着名革命家刘成禺的着述中有一本叫做《世载堂杂忆》，是根据亲身经历写成的笔记体史料，记载了晚清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其中有一节叫做《武昌假光绪案》，记载的是光绪二十五年的一个着名的“骗案”，而这篇笔记的主角正是前面提到的戏子崇福。
崇福年轻时曾经以伶人身份进入内廷演戏，对宫帏之事深谙其故。因为面貌颇类光绪，优人皆以“假皇上”呼之。他的仆人是一位守库的太监，因为窃取了宫中的财物被发觉不得不逃出宫中。由于在京城时经常听到一些人以假亲王、假大臣的名义诈骗致富，他们就动了邪念。这二人知道光绪囚在瀛台，内外不通消息，就凭藉盗来的袱被碗印大行骗术。当他们抢滩武昌后，在街头小报的推波助澜下，达官显贵们跃跃欲试，谁也不愿意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但无奈的是二人遇到的是朝庭重臣张之洞，尽管张对这件事的处理上也异常小心，但他毕竟是有三头六臂的权臣，当得知光绪确实还囚在瀛台后，崇福的这出戏也就演到头了，最后落得个“插标押赴草湖门斩决”的下场。
从崇福到赵锡永，他们被“射落马下”都有一个相似的情节，那就是上方的“手谕”。“崇福事件”弄得大张旗鼓，丝毫不亚于今日赵钦差的高调，就连远在日本避祸的梁启超都知道了。而张之洞这所以敢于下手，就是因为其得到了张子青手函：“光绪尚居瀛台，不能不开庭亲审，以释天下。” 令赵锡永不能演下去的原因是近日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公函，该公函称接到反映并从互联网上了解到，“从去年底开始，有一名叫赵锡永的人冒充国务院研究室司长、副部长级巡视员身份，在昆明、玉溪、澄江、通海等地区调研并发表言论。”，请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制止并揭露此人诈骗行为。两个骗子时间跨度超过百年，但却得到了同一种“死法”，这确实令人唏嘘，也让人们有时光倒流的感觉。
在一个权力极度透明的民主法治国家，你很难想像会出现这档子古怪事。2012年10月，当飓风“桑迪”席卷美国时，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在当地时间30日晚上召开的记者会上婉拒了总统奥巴马赶赴纽约视察飓风“桑迪”灾情的要求。布隆伯格一直在总统选战中保持中立，并发表过一些批评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言论。美国的市长州长之所以对联邦“首长”的添乱之举敢于说“不”，就是他们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认可，而“首长”如果找“下属”们的麻烦，也必然诉诸法律，这才是一切问题的实质。
中国现实的权力极端诡谲且又无所不能，加之资讯处在严格的管控状态，这就是赵锡永们能够大行其道的原因。其实，这样的骗子和骗术不绝如缕，区别只是表演者高明与否的问题。而这样的骗子一旦被识破，大部分官员也采取任打愿挨的策略，因为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只能将打掉的牙咽到肚子里去了。奇怪地是，这些受骗的官员究竟是谁，居然成了一个机密被官方捂的严严实实。2012年8月，骗子邹焰焰在北京市二中院受审，原因是北京的王先生先行垫付600万替两个朋友买官被骗，而邹承诺的是将王的一位厅长朋友提拔为副省长，将一位副教授朋友提拔为公安系统政委。最后，这位厅长和副教授究竟是谁，自然就成了永远的谜团。其实，能够被公众所知的不过是那些权力掮客和骗子而已，它们才是当下媒体可资利用的素材，权力向来不可置喙。
赵锡永们的骗术谈不上高明，但却是读懂了这个社会的权力逻辑，并积极投身实践的“行动者”。我不知道在取得自由身后，他是否有写自传的打算，倘若文笔足够好，那么他肯定会成为畅销书作家。事实上，赵锡永的神话是建立在权力社会这个基础上的，他们的存在无疑会成为观察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让你真切地感受到现实逻辑与书面逻辑的疏离程度。诚然，当赵锡永们已经无法立足时，那么这个社会也就逐步走向正常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妨将这种观察指标称为“赵锡永指数”，因为这种民间指数往往会更让人信服。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