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江泽民其人》（十三）

【新唐人2013年4月7日讯】【导读】没有一个人会像江泽民那样身居最高位而身世却遭到重重质疑；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次次急于为自己立碑作传，而他借用一个外国人的 名义出版的传记，却引来对他身世更多的质疑。那么，江泽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到底有怎样的出身？他是如何从一个不被看好的过渡性人物，而变成了一个独 裁者的？历史安排江泽民这样一个人物，到底让他扮演怎样的角色？大纪元编辑部的《江泽民其人》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披露了江泽民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并以跨越时空的手法，揭示出其前世今生及未来下场。

（接上期）

江泽民当政十五年（包括后来垂帘听政的两年）经历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大事，比如香港和澳门的回归、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镇压法轮功，前面的事不是运气碰上了，就是利用其他人为己卖命而获，只有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的独家“专利”。

镇压法轮功是江泽民政治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如果说“六四”后进京，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江是一步步站稳脚跟的话，镇压法轮功事件使江泽民立即背上了沉重的巨大包袱，这是企图速战速决的江泽民始料不及的。从江泽民一意孤行启动镇压机器那一刻开始，其命运就紧紧和镇压运动捆绑在一起，其一切决策也都是以此为中心。

【禁书】《江泽民其人》（网络图片）

恰如手无寸铁的基督徒在强大的罗马帝国长达300年的迫害中仍然屹立不倒一样，超世俗的信仰的力量是无法用世俗的概念去度量的。法轮功几年来和平理性的抗争让死不认错的江泽民骑虎难下。因此，要了解江泽民1999年之后的思想和行为，就必须对这场迫害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从1999年“四‧二五”上访事件后，在全国范围对法轮功的调查摸底、舆论宣传准备、调动公安侦查蒐集情报，以及各地党组织的思想准备工作就一直在紧张进行。江泽民把这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由于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1998年移居美国，江泽民甚至希望通过减少五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引渡李先生回国。李先生于1999年6月2日发表了《我的一点感想》，其中说道：“我只是教人向善，同时无条件的帮助人解除疾病，使人达到更高的思想境界。我不收任何金钱与物质报酬。对社会对人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普遍使人心向善、道德高尚。不知是不是因此而引渡我哪？……不过我听说通常引渡的人都是战争罪犯或人民的公敌。再有就是刑事罪犯。如果这样的话，我不知道我是符合以上的哪一条。”

李先生还说：“其实，我一再教人做人要以真、善、忍为准则，我自然也要做一个表帅。在我个人与“法轮功”弟子遭到无端的非议与不公正的对待时，都充分的表现出了大善大忍的胸怀，给政府充分的时间来了解我们，无声的忍受着。……其实我非常清楚有的人为何非要反对‘法轮功’。就是像媒体报导中说的学‘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一亿多人是不少，难道还怕好人多吗？不是好人越多越好、坏人越少越好吗？”

尽管江泽民可以看到李先生的所有谆谆劝善之言，但是他还是太习惯用自己那卑鄙小人的思维模式去猜测别人。江还认为没有人不怕死、也没有收买不了的人。所以，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的江认为没有自己办不到的事情。

1999年6月7日，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把法轮功的产生和迅速传播说成是“国内外敌对势力同我党争夺群众、争夺阵地的一场政治斗争”。

江泽民从来不为自己的结论提供任何论据和论证过程，也全然不顾法轮功和平、理性并且已经给亿万民众带来身心改善的事实，蛮横专断地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职干部、离退休干部，所在单位的党团组织和行政部门的领导都要停止修炼法轮功，并“在思想上划清界限”。

从政治局对他4月25日当晚写的那封信的反应上，江泽民感到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乃至常委都在镇压法轮功的问题上相当冷漠，包括朱镕基领导的政府部门也认为把法轮功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实无必要。因此，江决定成立一个听命于他的跨部门领导小组，凌驾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直接避开政府、司法系统、财政系统等部门对推行镇压命令的约束。于是他想到了李岚清。

当时在七名政治局常委中，除江外其他六名对镇压持反对态度。在中共高层口碑很坏的薄一波听说政治局其他常委都反对镇压，于是出来表态，表示坚决支持江的决定。

江泽民还决定去说服跟自己私交不错的李岚清。江泽民拿出党性和“亡党亡国”的帽子威逼李岚清，最终李岚清立场松动，同意了江的决定。

这样，江泽民按照他的设想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法轮功”问题的领导小组，由李岚清任组长，并根据中共“枪杆子、笔杆子”的理论任命罗干和丁关根任副组长。江还任命公安部副部长刘京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为主要成员，统一研究解决“法轮功”问题的具体步骤、方法和措施，并指示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密切配合。该机构于6月10日成立，故称其为“610办公室”。

就其性质而言，“610办公室”是个不折不扣的非法组织，其产生和存在都没有法律依据，和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样。“610办公室”的唯一目的就是绕过法律，绕过正常的经费和人员编制审批，调动全国的镇压和宣传机器迫害法轮功。这个非法组织的总头目其实就是江泽民，所有重大密令都是江泽民传达下去的。江怕留下证据，送去的密令从来不敢落款，但“610办公室”的人见到此类“白条”就会立刻执行。

江泽民利用自己独裁权力，采用非正常手段，绕开正常的法律体制，组建凌驾于各级司法系统之上的“610办公室”，并让“610”去胁迫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人员执法犯法，彻底中断了中国二十几年来的法制进程，对中国社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江泽民当时虽然跳得很高、喊得很响，但却也拿不出甚么具体的办法。于是江泽民找曾庆红私下谋划，通过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于1999年6月14日发表了《接待部份法轮功上访人员，中办国办信访局负责人发表谈话》，其中提到：“一、连日来，一些法轮功练习者纷纷传言，甚么‘公安机关就要对炼功者进行镇压了’，‘党团员、干部参加炼功就要开除党（团）籍和公职’……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蛊惑人心的谣言……”“二、党和政府对待正常炼功健身活动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我现在再次重申：对各种正常的炼功健身活动，各级政府从未禁止过；人们既有相信并练习某一种功法的自由，也有不信某种功法的自由……”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些政府要员向全国正式发布的信誓旦旦的谈话和许诺，不难看出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从无信义可言。

本来法轮功的一切活动就都是公开的，所以那些信奉“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对中共媒体并无戒心。但与此同时，大量的公安和特务伪装成法轮功学员，打入所有的法轮功炼功点蒐集信息，对他们的各种活动进行照相和录像，调查清楚了每个法轮功炼功点的负责人的情况。

7月19日，江泽民召开中共中央高层会议，以总书记的身份下达了开始镇压的命令。上万名武警荷枪实弹进入北京，周边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7月20日，江泽民下令进行了一场遍及全国范围的大逮捕，所有被认为是法轮功“骨干”的成员都被中共拘留或带走问话。江还在7月29日试图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引渡李先生回国，但遭到国际刑警组织的断然拒绝。

“六四”之时，中共就是先用机枪坦克杀人后使人们不敢说话，然后再用宣传机器全力说谎，在接下来只有一个声音的环境中，许多人都听信了中共的谎言。江泽民认为这一招对法轮功应该同样奏效。江下令销毁所有法轮功的书籍和音像制品，同时指示封锁互联网上所有可能得到法轮功真实资讯的网站，迫使民众只能从被江操控的国内媒体获取有关讯息。

在镇压前，北京市电信局提供263服务，也就是用户无需登记用户名和口令，拨打263后即可上网浏览，并且可以注册电子邮件信箱。在镇压开始的那一刻，263以技术维护的名义，停止邮件服务48小时，阻挡国内民众通过邮件与海外及时联系。

在镇压开始两天以后，7月22日下午三点，江泽民精心准备的谎言就登场了。一部三十多分钟诋毁法轮功的电视片在全国反复播放，片中充斥了各种千奇百怪的谣言。比如李洪志先生1999年2月在洛杉矶的讲法，原始录像中有一句话说“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不存在的”，但是在电视上当局恰恰把“不”字给剪接掉了，这样这句话就变成了“过去人所说的那种劫难是存在的”，然后以此为由，说法轮功在宣传世界末日。

1999年的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达到8万3千亿元人民币，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庞大的军队、武警、公安、劳教、监狱系统，还有2000多种报纸、杂志、上百家广播和电视等宣传机构，仅中央电视台就有12个电视频道，覆盖全国，而且通过卫星用外语向全球播放。7月20日以后，一夜之间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忽然全力运转，目的只有一个——江泽民宣称：要在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和所有的电视频道开足马力，24小时反复播放所谓的“揭批”文章和节目。警察把修炼群众从每一个炼功点赶走，将不服从的人押上警车抓走。所有的工厂、企业、学校、街道都要组织人们集体收看批判法轮功的新闻和节目。各国的中国大使馆也开始组织当地华人开“揭批会”，并向各国政府散发诋毁材料。全国上下烧书、抄家、抓捕、人人表态支持镇压，以及广播、电视、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批判，恍惚之间，如文革再临。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江泽民同时还动用在香港收买的媒体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其中最卖力气和最迷惑人的就是“凤凰卫视”。凤凰卫视表面看起来不偏不倚，但中共的重要稿件直接下到该电视台，不但一个字不能改动，而且谁如果敢提出任何异议，立即就得卷铺盖走人。工作人员都知道，凤凰卫视在最关键的时候，在最关键的问题上发挥着中央电视台不可替代的作用。

凤凰卫视总裁刘长乐是中共总参特务出身。1999年“4‧25”中南海事件后，刘长乐受罗干的秘密派遣，与伪科学家何祚庥合作，从99年5月就开始对法轮功竭尽造谣之能事，制作诬陷法轮功和法轮功创始人的专题节目，并在北京印刷发行了一本专门诬蔑法轮功创始人的书，不但内容荒诞无稽、通篇谎言，而且用词非常恶毒。凤凰卫视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包装自己吸引观众，以貌似公正的外表全力配合江泽民进行欺骗宣传，为镇压法轮功制造舆论，毒害了无数大陆和海外的华人。凤凰卫视人员后来纷纷出事，刘长乐被揭发参与中国银行前行长王雪冰经济违规及犯罪活动，接受盘问调查，中文台副台长赵群力驾机坠毁身亡，女主播遭遇重大车祸，资讯台记者被绑架。

看到江泽民倾尽全力镇压法轮功，不少社会学家当时估计，“以中国政府的力量，法轮功坚持不了一个星期。”

不过江泽民失算了。他一直没有搞清楚一个问题，法轮功实际上并不存在甚么“骨干”，所谓的“负责人”也仅仅是在集体炼功的时候拿个录音机放音乐、或者有甚么活动通知一下大家，除此之外，负责人与炼功点上的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每一个人都有各自在社会上的工作，每一个人也都根据对《转法轮》的学习和了解去决定如何做。那种认为抓了“负责人”，法轮功就会群龙无首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抓捕反而使那些普通的学员也都站出来，义无反顾地承担起和平请愿和讲清真相的作用。

从7月20日凌晨开始，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开始从各地涌向北京为法轮功鸣冤、上访，为自己的合法炼功权利申诉。7月21日和7月22日，中南海附近、西单、六部口、北海以及天安门等地不得不戒严。610办公室要求地方政府不惜代价阻止群众上访，通往北京的交通要道被严密封锁，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然而，仍然有许多人步行或骑自行车，穿山越岭赶赴北京。一些人在进京途中被当地公安截回并拘留，另一些人则成功到达北京。数万上访的学员被临时关押在丰台和石景山的体育中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汇集北京城区的上访学员人数，最多时超过30万，而北京城近郊区长期以来都维持大约70万为法轮功上访请愿的人。这些人从政府官员、军人、知识份子、学生、商人到普通农民，从小孩到白发苍苍的老人都有。有些远在四川、云南、黑龙江、新疆的农民，甚至包括有些一辈子从没有出过远门的农村妇女，也毅然踏上了千里上访的遥遥旅途。一名吉林白山的妇女，在坐车去北京上访的时候被警察截在了辽宁，并被没收了所有的财物。她孤身一人，逃出警察局，从漫天风雪的东北，沿路要饭，走到了北京。一个四川农民在被北京的警察盘问时，打开自己的包袱，将9双穿烂的布鞋送到警察面前，说：“我走了这么远才到这儿，就为了说一句心里话。法轮功好！政府错了！”

当时到北京打横幅抗议的至少有两位省部级官员，出于安全考虑这里不便透露他们的名字。他们也同样被警察抓到，在询问并核实他们的姓名和身份后，警察吓了一大跳，赶紧让原单位领了回去。这里不但反映出修炼法轮功的人遍布各个阶层，同时也反映出江泽民的独裁，连这样高级别的干部也无法向江进言。

上访是中共在文革后为了解决大量冤假错案而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官民沟通渠道，是弱势群体讨一个说法的最后希望。江泽民在对待法轮功时，却制定了禁止为法轮功上访的“公安六条”。中共石家庄市“610办”在2005年农历新年之际下发了迫害法轮功的工作部署通知，该通知中有“六防”，其中最后一防就是“防止法轮功利用法律手段和上访搞对抗”。依法申诉被说成是“对抗”，就要被抓被判刑，“利用法律”就是“犯法”，这是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一大隐蔽邪恶之处。可以说，江泽民在这方面是开了历史的“先河”。

江泽民感到最难以想像的是，尽管他已经下令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措施对待上访、请愿——包括罚款、监禁、开除公职，以及家庭连坐、单位牵连等手段，这些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似乎不为所动。江泽民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还有人会为了信仰而甘愿牺牲一切物质利益。这些法轮功学员对信仰的坚定，也让江更加妒嫉李先生，同时也更使他急于把法轮功镇压下去。

就在江泽民紧急动员镇压的时候，李洪志先生正好在澳大利亚悉尼参加世界各国部份学员主办的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5月2日，李先生会见了《澳洲新报》、《自立快报》、《亚洲周刊》、中华电视公司等中文媒体的记者，当天下午，又会见了澳洲国家广播电视局、《悉尼晨锋报》、法新社等媒体的记者。

李先生在开场白中说：“我认为佛法是严肃的，通过媒体像做广告一样吹，这本身就是不严肃，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借用媒体来做这件事情。基本上都是学员觉得好，学了之后，他就把自己心里的感受，身体的好转，整个状态告诉他的亲戚、朋友。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对自己的亲属撒谎，对自己的丈夫撒谎。那么说出的话就是真实的，绝不会我受骗上当了，再叫我的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再去上当，绝没有这种事情。”

李先生还表示，“学员当中有许多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科学家，有许多是博士、硕士，特别是在美国那个环境下，有很多，不下几千人，那都是拿几个学位的。这些人不聪明吗？他们非常聪明。比如说，在我们中国大陆，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份子，有许多是高级干部，甚至于是搞政治工作的，他们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有过思想信仰，追求过，也有过盲目的信仰，也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运动，这些人是傻子吗？他绝不是，他能够盲目地追求一个东西、盲目地信仰一个东西吗？这些人是绝对不会。”

李先生的谈话打消了国外许多人对法轮功的很多疑虑。所以江泽民在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类似的、能够澄清法轮功事实真相的讯息截堵在国门之外。

在中国开始镇压的同一天，李洪志先生发表了一篇声明，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国际机构、善良的人们能给予支持和帮助，解决目前在中国发生的危机，同时希望中国政府及领导人不要把法轮功群众当成敌人。

接下来的几天里，李先生接受各国媒体采访，不断说明一点：法轮功不会构成对任何政权的威胁，相反，对任何政府、国家和民族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7月22日，法轮功明慧网发表李先生给中央和政府领导的一封信。在信中，他呼吁中国政府不要对无辜的法轮功群众采取打压政策，而应该通过和平对话方式解决问题。他预言这种不计后果对修炼人的残酷迫害，将最终导致国家和民族的灾难。这是所有善良的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

与国内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规模的和平请愿同时发生的还有世界各国法轮功学员的声援。7.20事件后，许多学员自发汇聚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康乃迪大道2300号的中国驻美大使馆前静坐和平请愿。那以后的2个星期中，学员向美国各级政府、议员、媒体和世界170多个国家的驻美大使馆，讲述中国发生的迫害，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法轮功学员跟中国政府对话。

很快，自由社会的各国政府和人权组织就做出反应。1999年7月至12月，加拿大政府、联合国世界公民联合会、澳大利亚、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等纷纷通过决议,强烈抗议和谴责中共这一侵犯人权和践踏自由的行径，并呼吁营救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自从镇压命令下达以后，作为真正掌握最高行政权力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竟然从此就从电视上消失了，一连半个多月没有露面。1999年8月中旬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江泽民座谈国企脱困的新闻。本来国企三年脱困，是朱镕基就任总理时的豪言壮语，如今这个领域也交给了江泽民，看来朱镕基当时心灰意冷，一切都大撒把了。

在八月份的“人大”“三讲”汇报上，李鹏说：“对法轮功人员不要追究参与没参与，关键是看其思想认识是不是转变了。这一点，一定要向同志们讲明白。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转化成敌我矛盾，要把握分寸。”这也是李鹏在刻意和江泽民残酷镇压政策保持距离。

政治局委员们也对镇压不以为然。让江泽民十分恼火的是，除山东、辽宁等少数省份外，许多省市对镇压不感兴趣，对镇压的指令阳奉阴违，尤其南方一些省市如广东，到1999底仍然有“法轮功绝大多数是好人”，“在广东不判一个”等说法。被选为第四代接班人的胡锦涛、李长春也是消极敷衍、低调对待，不愿和江一样被绑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江泽民没办法，2000年2月只好亲自去广东督战。他批评广东对法轮功“镇压不力”、“软弱”，要李长春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还亲自给深圳市委发传真要他们“守住阵地”……。在江泽民和罗干的高压下，广东终于开始劳教法轮功学员，第一批被劳教的学员中就有胡锦涛的大学同班同学张孟业。有人对江泽民说：你这是一石二鸟，既给广东省镇压法轮功开了先例（胡锦涛的同学都判了，谁还不能判？），又给胡锦涛套上了“出卖同学”、“不仁不义”的耻辱牌。

江泽民一个人在台前大跳大叫，中央许多人却像看小丑一样看着他表演。

看到镇压的迟缓进展情势，薄一波给江出主意说：“政府在这件事情上工作很不力，这和镕基同志不重视、不公开表态有关。”

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句话：“马列主义一卷卷，毛泽东思想一本本，邓小平理论一篇篇，江泽民学说一句句。”实在是“黄鼠狼下耗子——一窝不如一窝”了。实际上，江泽民的“三讲”和“三个代表”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几十个字而已，实在是算不上甚么思想。然而，从镇压法轮功后，曾庆红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广“三讲”，江泽民也把“三讲”作为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

按照曾庆红的想法，朱镕基在“四.二五”事件中亲自接见法轮功学员，他不出来讲话，会给外界造成党中央分裂的猜测。另外以朱的民望和信誉，如果支持镇压，可以让不少人倒向江泽民这边，也可以让那些来上访的法轮功断了希望。“三讲”运动是一个很好的强迫朱镕基表态的机会。

曾庆红把这些分析告诉江泽民后，江立即把朱镕基找去训了一次话，大意是说，国务院部门“三讲”进行得很不得力，要朱镕基把“三讲”当作维护执政党地位的运动重视起来。江泽民指责朱镕基长期以来“不知道服从政治的大局，对党中央的政策有抵触情绪，消极应付。要知道，‘三讲’中最重要的就是‘讲政治’。镇压法轮功就是当前最大的政治。”江说，“镕基同志，党中央要求国务院不但要‘讲政治’，而且要讲好，要把推广‘三讲’和当前最大的政治结合好，否则就是分裂党！”

从江办出来，朱镕基十分沉默。不久以后朱镕基还是违心地表态支持江泽民的镇压决定，也许他是不想再受当年被打成右派时吃的苦，或是想起了赵紫阳的凄惨状况。

“三讲”其实并没有甚么成效，老百姓中流传着一副对联，借用政治局委员吴官正和政治局常委尉健行的名字说：“讲政治讲学习讲正气讲来讲去无官正，反贪污反腐败反堕落反来反去未见行。”

当年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司马昭也是让贾充在前面干坏事，自己躲在后面；毛泽东发动文革是把林彪、江青和张春桥等人推在前台；但镇压法轮功这样愚蠢的毫无理性的行为，没有多少人愿意卖命，江泽民想躲在后头都不行，所以只好事事冲在前头，所有的黑锅都自己当众背上。他不但四.二五当晚连夜写信给政治局，还在9月份参加在新西兰奥克兰的亚太经合会议上，亲自给每个国家元首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失尽体统。

江泽民满心希望各国元首“干涉一下中国内政”，对他的镇压表示赞同，结果碰了个大钉子。克林顿通过美国国务院早在1999年9月11日就公布了《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批评中国大陆对法轮功的迫害。不到三个月以后，克林顿在华盛顿的一次人权演讲中，公开批评中国镇压法轮功，把逮捕法轮功成员称为压制人权的“一个麻烦例子”。当然，江泽民不明白信仰自由是天赋人权，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的元首敢说他江泽民镇压有理。看到递小册子收到了反效果，江泽民随即祭起了两顶常用的大帽子，曰“干涉内政”和“反华”。

中共对法轮功的舆论批判每天不断，新闻联播中至少有一条以上的新闻是抹黑法轮功的。这种情形整整持续了大约两个多月后，突然中断了几天，因为中共要为其夺取政权五十周年举行一次大型庆祝活动，舆论上也因此要营造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

对五十周年庆典最翘首企盼的就是中共总书记江泽民了。他要在这一天把他的巨幅肖像和毛泽东、邓小平并列起来，享受一下君临天下的感觉；同时，他要像邓在建政三十五周年的庆典上一样，检阅三军，过一下军委主席的瘾；他还要让“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之类的标语走上天安门广场，以向全世界宣示他的权力。

当初中央政治局定下的原则是五十周年庆典按照三十五周年庆典的规模办，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个原则被远远抛在一边。庆典前，朱镕基把计委的曾培炎和财政部长项怀诚找过去详细询问庆典工程的预算情况，得知各种献礼工程、提高公务员和离退休人员等的工资，追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一共支出一千八百亿元人民币时，气得双唇紧闭，不发一语。后来他对工作人员说，“我这个总理甚么也总理不了。比如北京这几项大工程劳民伤财，毫无必要，但是我砍得动吗？美国别说建国五十周年大庆，就是百年大庆，它华盛顿敢这样搞吗？谁搞谁下台。全国老百姓的钱能集中在首都用吗？”

江泽民则说：“我的意见是，庆典要有气势。五十周年的庆祝活动主要算政治账，不要过于拘泥经济账。何况我们现在的国力完全办得到。”

其实，即使中国的国力确实办得到，又有什么必要？江泽民这一次的挥霍，其耗费接近于100个希望工程，相当于救助2亿多个学生的款项。这笔钱可以让3千万下岗工人生活一年（按每人月费500元计）。

当江泽民的车队驶过天安门广场，当他也学着邓小平喊“同志们好”的时候，他却不像邓小平那么自信满满。因为他知道，当年北大的同学打出“小平你好”的标语时，至少邓得到了全国人民、至少是全国农民的拥戴，而他江泽民临近庆典之前，却把一亿多善良百姓打成了敌人，这些人连带他们的家属和亲朋好友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字！

镇压已经快三个月了，庆典前后，来北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源源不断。让江泽民弄不懂的是，这个看似不堪一击的法轮功修炼者团体似乎具有出人意外的顽强生命力。

庆典结束的当天晚上，江泽民又找到了曾庆红。他说，“现在每天的动态清样上都有法轮功上访的消息，前一段时间我命令信访局把上访人员直接抓走，现在进京的这些法轮功都改到天安门炼功抗议了。各个省每天都有人来，而且在国际上我们也很被动。”

曾庆红说，“现在从常委、政治局委员到各级党组织，对镇压都很消极。我建议：第一、各地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各地如有上访的法轮功超过一定数量的，一把手撤职；第二、上访人员中山东来的几乎最多，告诉吴官正，如果再有上访人员就撤销他省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如果镇压得力，可以考虑他在十六大上当政治局常委；第三、胡锦涛的态度很暧昧，原来我们选定的第五代领导人李长春在广东的镇压，也很不得力。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送走了曾庆红，江泽民紧急召见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希望中科院组织一批院士宣扬科学和无神论，借此批判法轮功。路甬祥汇报说以何祚庥、庄逢甘、潘家铮为首的一批院士正准备联络一批宗教界人士成立一个揭批法轮功的组织，宣传无神论，“把批判运动引向深入”。江泽民对路甬祥说的这几个人很不以为然，让路甬祥去做钱学森的工作。

中科院当时炼法轮功的人相当多，“四.二五”中南海请愿时，站在府右街中南海正门对面大街的就是海淀区八大学院和中科院的教授和学生。由于中国科学院是中国最高科研教育机构，社会影响力极大，因此江泽民临时决定将刚刚到上海冶金研究所担任所长不到三个月的长子江绵恒马上调中科院任副院长。

一般来说，一个理工科博士毕业的人，要先做博士后，然后担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带出一批博士并发表一批论文后，再担任系主任、学院院长，非常有成就的才能评为院士。江绵恒学术上没有建树，直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非常不合适，但江泽民既然提出来了，路甬祥也只能照办。就这样一天教授也没做过的江绵恒就成了中科院的领导。

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奖金得主李远哲对江泽民的安排嗤之以鼻。有人撰文说，“如果台湾今天就回归大陆，台湾中研院合并到大陆中科院里来，总不能让台湾这么个地方政府的中研院院长当堂堂大陆本土的中科院院长吧？你让李远哲在路甬祥手下听吆喝就够窝心的了，再让他和江绵恒平级，人家怎么能服气！？”

就在江绵恒11月就任中科院副院长以前，他通过江泽民的关系于1999年10月22日成立了中国网通公司。如果说，一开始他是看上了电信领域是一个暴利行业的话，自从网通开始运营之后，他便以封锁中国互联网为第一优先任务了。

法轮功在海外拥有一大批科技骄子，拥有硕士及硕士以上学历的在海外修炼者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拥有博士、教授、系主任头衔的也不乏其人。尤其是北美的法轮功修炼者，一直利用他们掌握的最新科技，通过互联网等手段突破网络封锁和国内学员互相呼应，不但把法轮功在国内受迫害的真相及时通报国际社会，同时也把国际社会对法轮功的声援反馈国内。

以乔石为首的一批退休老干部对江泽民的镇压十分反感。在1998年，乔石曾经对法轮功做过调查，并得出了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面对海外各国政府的压力和国内不断增长的上访潮，政治局开会时开始有人提出停止镇压、给法轮功平反的声音。

江泽民聼后心情极其糟糕。如果给法轮功平反，就意味着他江泽民在全国人民面前摔了个大跟头。谁不知道镇压是江泽民发动的？再说又把谁抛出去当替罪羊呢？

曾庆红告诉江泽民，要想在政治局里消灭平反声音，就必须加大镇压力度。薄一波也给江泽民出主意说，“六四”之所以没有人认真讨论平反问题，就是因为杀人杀得多了，这个问题就改正不起了。一旦平反，我党就得下台。现在镇压法轮功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所以政治局想牺牲江泽民，夺江的权。薄一波说：“我建议：第一、要打死几个法轮功，有了人命，他们就得考虑他们要为平反付出的代价；第二、要让常委和政治局人人公开表态支持镇压，这样所有的血债大家都有一份儿；第三、宣布法轮大法研究会为非法组织远远不够，这个定性必须升级，要让老百姓觉得只要修炼法轮功就是犯罪。”

江泽民采纳了建议。几天以后，在吴官正的地盘里，山东省招远市张星镇人赵金华因不肯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而遭到电击、体罚和其他酷刑，10月7日被迫害致死。警察们按照上面的指示强迫赵金华放弃信仰，一边打一边问赵还炼不炼了，她至死都说炼。赵金华成为第一个被披露出来的遭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10月25日江泽民在接受法国费加罗报采访时公开称法轮功为“邪教”，并表示人大常委会正准备表决防范和严厉打击“邪教”的法律提案等。几乎与此同时，十几名来自沈阳、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纪念碑北侧，打起了一幅5米多长白底红字的横幅“法轮大法弟子和平请愿”。十五秒之后，周围二十多名警察和便衣蜂拥而上，对这些弟子拳打脚踢，并将他们迅速带走。

第二天，西方各大媒体都刊载了一则让江泽民火冒三丈的新闻。十几名法轮功学员避开警察层层围堵，在北京郊区一家宾馆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在场的外国记者讲述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情况和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残酷迫害的事实。许多驻京的西方大媒体记者都到场了解法轮功真相，并发出了相当准确的报导。江泽民当时仍在法国，接获消息后厉声喊道：“告诉罗干立即破案，把这些开会的法轮功全部抓起来杀掉！我就不信治不了法轮功！”在随后的几年里,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法轮功学员当中，绝大多数已经被判刑、劳教或“失踪”，其中丁延（32岁）和蔡铭陶（27岁）已经被迫害致死。

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无忌惮的抓捕持续3个月后，甚至已经开始出现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信仰而被迫害致死的案例后，面对国际社会强大的压力，江泽民忽然发觉自己在镇压程序的部署上，有个难以掩盖的重要漏洞：要对被抓法轮功学员定罪，竟然还没有一个合适的法律依据。法轮功问题说到底是个信仰问题，是个思想问题，而现代法律不能对思想定罪，只能是对某种行为定罪。要想“治得了”法轮功，首先还得解决这一尴尬。

在江泽民的授意下，1999年10月30日九届人大推出了一个所谓惩治“邪教”的决定。令国际社会好笑的是，江泽民居然迫不及待地命令法院依据这个10月30日通过的“法律”对早在7月份就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进行判刑。现代法律有两个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和不溯及既往。通俗地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的，就不能被判有罪。另外新的法律不能对颁布之前实施的行为定罪。但是江泽民却用10月份制定的“法律”去给7月份以前法轮功学员的行为定罪。据说过去有个“百发百中”的“神箭手”，他的诀窍是先射出一箭，然后以中箭处为圆心画靶子的圆圈。中共正是依靠这种手段保持着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

但必须指出的是，一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法律也没有取缔法轮功。虽然江泽民指示公安部在1999年7月发布过“六禁止”通告（禁止法轮功学员炼功、上访等），但公安部不是立法机关，因此“六禁止”并无法律效力。10月份人大颁布的“反邪教法”也不可能把法轮功定为邪教，因为法律在制定时只能说某种行为是犯罪，而不能说张三犯了罪。张三是否犯罪，取决于法院在审判时是否认定张三违反了某一条法律。所以，凡是“法轮功就是邪教”的说法，完全出自江泽民或人民日报，二者都无立法权，根本无法作为法庭判案的依据。

罗干在江泽民的授意下，指示北京市中级法院于1999年12月26日开庭“审判”了原法轮功研究会成员李昌、王治文、纪烈武和姚洁，对他们处以最高达18年的徒刑。判刑所援引的正是这些无效的“法律”。更狡猾的是，罗干特意选在了圣诞节过后的第二天，西方记者回国度假而不在北京的日子，以躲过国际社会的关注。当时，依照法庭公布的程序前往申请旁听的300多名法轮功学员则全部被抓走拘留、甚至劳教。

江泽民现在迫切需要找一个机会和西方社会改善关系，也需要安抚国内因镇压而引起的民间怨气，于是他又想到了WTO。

江泽民在美国谈判代表团到达北京前召开政治局会议。江泽民在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丢掉幻想，认为我们强硬一点，美国就会让步。克林顿倒是不在乎和我们签协议，但是美国国会不答应。1997年和今年4月份镕基同志访美的时候都因为美国国会从中作梗而没有签下来WTO，这次我们要继续努力，必要的让步是不可避免的。”

江泽民一直把加入WTO视为他个人树碑立传的好机会，因此在朱镕基与美国代表团谈判之际，一直都是他在幕后操作，所有的让步最后都是江泽民亲自拍板定下的。由于急于加入世贸，江泽民决定的让步要比朱镕基四月份美国之行的让步大得多。10月15日，当双方终于签订协议的时候，朱镕基已经吸取了“功高震主”的教训，没有出席协议签字仪式以及当晚在中南海举行的庆祝酒会。《新闻周刊》评论说，一纸世贸协议使朱镕基成了“隐形人”。

倒是江泽民喜气洋洋地出席酒会并接见美国谈判代表。他喜笑颜开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

江泽民并没有爽得太久。当时部署对法轮功的镇压是江泽民每天的主要工作，但是无论江如何努力，又是派出驻外使节游说，又是给各国元首亲自递上诬蔑法轮功的小册子，国际社会却并不买账。1999年11月18日晚，美国众议院全体议员通过了要求中国政府停止镇压法轮功的218号决议案；第二天下午，美国参议院也通过了内容相似的217号决议案。

决议指出，法轮功是一种主张和平、摒弃暴力的个人信仰，而中共对法轮功的取缔不但违犯了中国的宪法，也违反了《国际公民政治权利条约》和《国际人权公约》；同时，数以千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因为坚持信仰和向国际社会求助而被拘禁并在关押期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和惨无人道的折磨。有鉴于此，决议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并要求美国政府竭尽全力，通过各种官方和民间渠道，包括联合国人权组织，向中共发出强烈呼吁，要求立即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停止一切对他们的非人道待遇和迫害行动，并按照中国宪法恢复法轮功修炼者的信仰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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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一意孤行镇压法轮功，给中国和世界带来巨大灾难。法国着名预言家诺查丹玛斯在其预言诗《诸世纪》中写到，“19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那一年7月20日，太阳系呈现灾难天象，九大行星连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而就在同一天江政权开始对法轮功的镇压，江当时发话“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随后中国被卷入持续6年的巨大灾难，天文数字的财力物力被江拿来镇压法轮功，至今还在继续。然而法轮功和平反迫害，讲真相始终如一，以不变应万变，从未退却或消失，海外更是广传全球，日益赢得世界的理解和尊敬。

（接下期）

文章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