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11日讯】【导读】没有一个人会像江泽民那样身居最高位而身世却遭到重重质疑；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次次急于为自己立碑作传，而他借用一个外国人的 名义出版的传记，却引来对他身世更多的质疑。那么，江泽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到底有怎样的出身？他是如何从一个不被看好的过渡性人物，而变成了一个独 裁者的？历史安排江泽民这样一个人物，到底让他扮演怎样的角色？大纪元编辑部的《江泽民其人》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披露了江泽民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并以跨越时空的手法，揭示出其前世今生及未来下场。
（接上期）
第十七章 三个代表自吹自擂 自焚伪案黑幕惊天（2000、2001年）
1.“三个代表”
2000年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推出三句话，即“三个代表”，首次作为江泽民的“思想”理论在全国范围内推出。但不久，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就被证明是一出闹剧。
“三个代表”的出笼
“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刚开始一般人谁也说不清。后来“三个代表”最红的时候，王沪宁忍不住吐露真言，说自己是原作者，引起哗然。这其实并不奇怪：江泽民当上海市委书记时就大段大段地背诵王沪宁的文章。在江进京以后，曾庆红和吴邦国念念不忘要王沪宁“辅佐”江泽民，多次在江泽民面前提起王，王由此而被调入中南海。
王沪宁把“三个代表”的理论定下之后，2000年2月25日下午在广州珠岛宾馆与广东官员的座谈中，江泽民第一次完整地背诵下来：“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后来王沪宁又为江加了几句话。5月14日，江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说：“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后面几个词就是王沪宁新加的。
翻遍所有的官方媒体报导，包括江泽民在内，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楚甚么是“三个代表”。不过下面不会有人追究这些事情，贪官污吏们整天想的是吃喝嫖赌贪淫占，上头让吹捧什么大家就跟着吹捧，事情到底是咋回事，谁也不在乎。
“三个代表”不过是几句并无实质内容的空话，一般脸皮薄一点的人还不好意思吹嘘。但“三个代表”对于江泽民实在是太重要了，因为他必须得有理论才能站得住脚。江泽民也着急要为自己立碑，想方设法与毛、邓理论并列，塑造出江泽民“第三代理论权威”的形象。于是，这个空洞无物的“三个代表”在江泽民的命令下被官方喉舌捧上了天。江在任时，费尽心机要把这三句话写入党章和宪法。现在，现任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委主席胡锦涛必须高举“三个代表”，哪个官员讲话都不能离开“三个代表”。
学习“三个代表”百态
不管江泽民怎么想，不管媒体怎么吹捧，大会小会地学习、贯彻，还是没有多少人把“三个代表”当真。
当全国掀起学“三个代表”高潮时，央视天天在专题里采访民众。有的老农说：俺村搭了一座桥，感谢“三个代表”；有的妇女说：俺儿媳妇生个胖小子，感谢“三个代表”；也有人提出，要以“三个代表”为指针，建设一流的国际标准公共厕所；在某农村墙壁上，赫然出现大标语——“用‘三个代表’指导我们的屠宰工作”。五花八门，甚么说法都有。
历经中共三年炼狱的《大纪元》原驻北京记者王斌出狱后讲过一个真实的笑话。监狱当局组织犯人做工牟利，有些犯人被指定专门装订、制作淫秽书刊（再拿到社会上出售），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甚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犯人制作淫秽书刊超产，也说自己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
在学习“三个代表”的会议上，面对无精打采的大小党官，某省委书记无奈地说：“规定学习时间，会议样子要摆，功课要交好，不然，我这个省委书记怎么当？大家要配合。”
但也有人不客气地反问：“三个代表”思想能创造出高科技，能解决职工下岗、失业人口，能解决农村数亿剩馀劳动力问题吗？西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成功，是靠甚么要求、甚么思想？
有的领导干部在省党校说：取得成绩是贯彻了“三个代表”要求，那么出了问题、工作受到挫折，又怎么解释？是“三个代表”思想出了问题吗？
还有人干脆取笑道：“安排‘三个代表’思想的学习先进份子参加世界体育比赛，保证都能摘金牌。”
“三个代表”碰壁
自“三个代表”出台以来，三个代表论在党内外遭到广泛批评。
《求是》杂志研究室、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在“三个代表”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究竟是在甚么时期形成的，党内是个谜，理论界也是个谜。”会上有人表示，“三个代表”是党内人为地树立江泽民“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还有人说，党内对“三个代表”思想学习、实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是交任务、搞形式、教条，是政治上的欺骗。
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主任鲍彤认为三个代表论起到的是照妖镜的作用，因为“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是空话，“始终代表先进文化”是谎话，“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则是官商一体的同义语。
中国社科院有的学者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空泛，不合时宜，是搞形式主义。地方党委、政府大多数是在应付。三年多的实践，究竟解决了多少问题？搞形式主义是祸国殃民……
有人说，所谓“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实际上就是堕落文人、专制吹鼓手和新兴官商、资本家的集合体，至于说“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则是彻底的谎言。最广大的农民中许多人靠卖血卖肾卖淫活着，得了爱滋病，死活无人问；中共常说的“工人阶级老大哥”至少有三千万下岗，江泽民可从来没有想过去代表他们。
后来，原定在四中全会前夕出版《江泽民军事思想文选》一事遭到搁置，因为军中张震、洪学智、杨白冰等十多位老上将上书反对，说江泽民把自己放在一个不合适的地位。杨白冰更公开说“三个代表”是垃圾思想。
2002年，中共十六大被推迟，据内部消息披露，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党政内部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和贯彻都有“较大”差距。
“三个代表”的幽默
在民间，黑色幽默已经传遍全国。早在阿富汗战争之前，大陆就流传了一个政治笑话，说布什邀请普京和江泽民一起商量如何消灭本·拉登。布什说：我要用导弹打死他。普京说：我要用美女迷死他。而江泽民说的是：我要用“三个代表”烦死他。
还有一则笑话，说毛泽东在阴间看见连江泽民也要搞造神运动，很不服气，就问小鬼道，江泽民选集有几卷？回答是，一卷还没有凑齐，只有“三讲”。毛又问，拥护江泽民的人民代表有多少？回答说，数来数去，只有“三个代表”。
全国上下对“三个代表”的抵制、厌恶和讥讽，一目了然。
这场轰轰烈烈的宣传闹剧，最终没有成全江的“伟大”、“英明”、“卓越”的形象，反倒应了一位名人的话：有的人把名字刻在石头上想不朽，名字比石头烂得更早。这样几句遭到广泛讥讽的空话，最后却被写进了中共宪法和党章，使中共的政治舞台因此而多了一则笑话和丑闻。这或许是“三个代表”的真正伟大贡献吧。
2.天安门“自焚”案
全国动不起来
江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快一年了，可是全国至今还没有出现江期待的全民声讨的局面。很多造谣的话也说了，批判的文章也写了不少，组织学习也搞了，但是老百姓看来对这场镇压并不怎么买账。运动见多了，江和法轮功过不去，那就让他折腾吧，咱也别掺和，人们普遍都这么想。
除部份地区紧跟形势搞得较凶外，一般地区的干部，就连“610”里的人都提不起劲来。一位天津市局负责汉沽的前“610”官员所描述的当时情形很具代表性：“其实基层的人也不乐意去做这事。因为分局的警察离老百姓实在太近，你可能就住在我们家门口，低头不见抬头见，我怎么去抓你？尤其汉沽，在海边不点小的地方，总共只有四个派出所，抓任何一个人，都是认识的。警察的老婆和被抓人的老婆可能就在一个单位。派出所的民警就住在管街，可能就住楼上，而被抓的人就住楼下。都是邻居熟人，别人又没有干甚么贪官枉法的事，怎么抓得下手啊？”
老百姓眼睛盯着政治局几个常委，居然几乎没有人出头积极响应江，尤其是朱镕基、李瑞环，明显不在公开场合表态。
公安部门的造假
有消极的，就有积极的，人间就是这样。让江满意的是罗干。罗从一开始就表现得很卖力。罗干负责政法，原来是李鹏的人，但一直企图利用整法轮功来向江邀功请赏。罗干也认定了这是将来江让他闯进政治局常委的门票，因此在镇压法轮功上不遗馀力。
自从江泽民开始动手后，罗干就没有歇着，他指示自己在公安政法这条线的人对法轮功问题全力投入，重点放在“造假证”栽赃上。
北京公安部负责人在一次省级公安领导会议上透露了给法轮功制造“假证据”的内幕情况。
这位公安部负责人在会上说：“1999年初，公安部门已经确定了把各种封建迷信活动的事实‘改编’为法轮功‘证据’的方针，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将各类封建迷信活动一律栽到法轮功头上。……但是由于制造相应的‘证据’时间不够，过于仓促，受到质疑，无法应对，造成了工作上一定程度的被动。”
这位公安部负责人在会上还说，有些工作未能及时进行，造成了一些失误。例如，亲身接受法轮功创始人治病痊愈的人，因为亲身体会到法轮功的效果，非常难以转化，不得不采取拘押、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以防止真相迅速扩散。
最近外界传出的关于景占义的被逼造假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2003年11月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炮制了专题片《“专利”的背后》，片中，法轮功学员、邯郸钢铁公司总工程师景占义否认了他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神奇现象。节目播出后被各地媒体转载，成为中共声称法轮功是伪科学的所谓“证据”。
2005年出走澳大利亚避难的前“610”成员、一级警司郝凤军对海外媒体透露了这个自称为“揭谎”节目的出炉经过。2003年，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由610办公室一队队长带领四、五个警察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办案。等他们回来时，郝凤军看见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吊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一位高级工程师，叫景占义。之后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到国保局，据说是来采访景占义，给国际社会看看一个副厅级干部是怎样悔过的。那天的采访是在国保局精心策划下进行的。当时郝凤军就在门外，看到国保局副局长赵月增对景占义说如果按照他们提供的台词去说可以给他减刑，否则就再加一条叛国罪，判他无期徒刑或秘密枪决。可怜这位老人在他们的淫威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上了电视，否认了因修炼法轮功而出现的人体神奇现象，无奈地去批判法轮功。后来景占义被判刑八年。
当记者从采访室出来时，刚好碰上郝凤军，就把话筒递到他嘴边问他对此事的看法，郝凤军说：“这不是谎言吗？”。两天后，他被上级叫去谈话，郝凤军知道麻烦来了。赵月增问他说的“谎言”是什么意思，郝凤军直言不讳地质问他为甚么要威胁景占义。这位国保局的副局长立刻拍案而起说：“你想造反？”之后，在中国北方零下几度、没有任何取暖设施的房间内，郝凤军被关了二十多天的禁闭。
江泽民病倒
中共十五大五中全会，2000年10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当天就有数名中央委员对镇压法轮功提出质疑，要求作出交待。
中共政治局七名常委除李鹏、李岚清外，朱镕基、胡锦涛、李瑞环、尉建行四人反对继续镇压法轮功，已超过半数。前人大委员长乔石更是对虐杀无辜炼功群众深感不安，亲自回京到天安门广场了解殴捕法轮功学员的实情。国务院总理朱镕基也亲自到北京公安五处，训诫公安干部说：“不要再为难法轮功学员啦！”
形势对江相当不利，江泽民开始犯愁，心情一直郁闷。2000年的最后一天，身在深圳的江绵恒忽然接到中办紧急通知，要求急速返京。原来当晚九时左右，江泽民因心脏病突然发作，由随身保健医生检查后紧急入住301医院。
江泽民一病似乎给反对派带来了一个小机会。江前脚住院，政治局后脚就开会。元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和法轮功问题。会议上改革派与保守派激烈交锋，但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从而错失了一个时机。
江罗策划
即使在病床上，江都在想一个问题：怎么才能制造“邪教”的轰动效应，掀起全民仇恨法轮功的情绪。
为了把法轮功定成“邪教”，江费尽心机。1999年10月25日，在接受法国报纸《费加罗报》采访时，江泽民第一次称法轮功是“邪教”。在纽西兰奥克兰市举行的1999年APEC高峰会议期间，江泽民私下送了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给美国总统以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2000年8月江泽民见美国记者华莱士时更是信口开河，声称“法轮功几千人自杀”，连国内媒体都不敢播这条消息，怕贻笑大方。
1999年5月镇压还在酝酿阶段的时候，江、罗就曾策划过一次“特别行动”。首先由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称上万法轮功学员将在香山集体自杀，并将此消息通过海外媒体传出，然后通过片警、便衣、特务向法轮功学员散布去香山集体活动的消息。同时在香山调集部队，潜伏荷枪实弹的武警，布下陷阱，策划将法轮功学员诱骗至香山后制造“集体自杀”或“集体自杀未遂”的现场，以此为借口扣上邪教的帽子，掀起更大范围的诬陷与镇压。但是偏偏没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前去香山，片警、便衣等向法轮功民众传达的“集会日期”从5月1日到9月9日改了三次，最后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邪教搞集体自杀，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在法轮功的书里，偏偏特别强调了不能杀生，包括不能自杀的原则。尽管所有法轮功书籍、音像资料都已收缴、销毁，海外法轮功网站也被封锁，但毕竟真正的法轮功学员都清楚知道不杀生的原则，这就使得罗干制造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现场的阴谋根本不可能实现。
一次次地设陷不成，于是江不得不多次找来罗干，秘密商谈如何制造轰动效应。这一次，罗干下了保证，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罗干首先制造舆论。2000年12月29日，新华社按中央610办公室的指示发布一篇不署名的新闻报导，列举了几起既无当事人姓名及事件细节也无事发具体地点的法轮功学员“集体自杀未遂”事件，并称法轮功学员“受到煽动”，将在新年前后策划集体自杀行动云云，以使人们心中有所预期。
蹊跷的“自焚”案
公元2001年1月23日，正是中国农历的大年三十，正当千家万户忙着挂灯笼、贴春联，欢欢喜喜迎接新世纪第一个春节的时候，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突然浓烟四起，烈火熊熊，上演了一出震惊中外、史无前例的火烧活人的大惨剧。来自河南的一男四女在身上浇上汽油，要惨烈地自焚而死。
火点起来一分钟之内，一名女子当场死亡，其馀四人身上的烈火在“一分半”之内被尽数扑灭，然后警车“风驰电掣般”将被严重烧伤的四人送往“急救中心”……两个小时之内，新华社即向全世界发布英文消息，称五名“法轮功练习者”在天安门“自焚”。
很快中央电视台就出现了12岁的懵懂女童，19岁的花样少女，听信“妖言”，在“愚昧”的“邪火”中“点燃自己”，为了“昇天”而被烧成了黑炭、满脸燎泡的女童痛苦地一声声喊着“妈妈”，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还伸着被烧得黑漆漆的小手念念不忘要去“天国”……
如此悲惨和荒谬的镜头一经播出，把民众的愤怒情绪挑动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很多人把自己以前看到的法轮功的神奇和法轮功学员做的好事全都忘记了。好象政府的说辞比自己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可靠。已经相对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官方宣传机器像吃了摇头丸一样，兴奋地再次全力开动，各色各样的人争先恐后地在电视里义愤填膺地“声讨”法轮功，为了达到最佳效果，央视还时不时插上一两个触目惊心的“自焚”恐怖镜头……
看到这一切，江泽民长长舒了一口气，紧锁的眉头终于打开了。江紧接着指示舆论一定要跟上，要趁热打铁。
在江泽民的亲自命令下，全国大小媒体掀起新一轮批判高潮。从1月31日开始的四天内，新华社和中新社的网络版分别就有107篇和64篇批判及声讨法轮功的文章，超过14个省市自治区的“各界群众”纷纷出来谴责法轮功。除了党政军各级领导、各“人民团体”都要表态支持中央的“英明决策”以外，各个基层组织也要召开大小揭批会议，声讨“邪教组织的滔天罪行”。中央电视台每天还要播放各界人士的随机访谈，并反复重播，一定要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扎上根。
疑点重重
与此同时，海外多家媒体以及法轮功网站却从“自焚”事件发生的第一天就开始质疑整个事件。
慢镜头清楚表明当场死亡的刘春玲是在现场被警察用重物击打致死。流传广泛的电视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是对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的慢镜头分析，新唐人电视台据此制作的记录片《伪火》获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2002年1月制作）。法轮功学员还多次在大陆插播真相片《是自焚还是骗局？》，江泽民对此异常恐惧，全力封杀。2002年3月5日晚长春法轮功学员在8个有线电视频道插播45分钟真相节目后，库恩在《江泽民传》中说江泽民是“10分鈡”后就立即作出强烈反应。
纪录片《是自焚还是骗局？》分析道：
“如果慢镜头分析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发现自焚中的刘春玲，不是被烧死，而是在现场被打死。
新华社说刘春玲自焚死亡。如果把镜头放慢，可以看见当刘春玲正在火焰中挣扎时，有人用物体猛击她的头部，刘春玲随即倒地，一条状物快速弹起，从死者脑后飞出数米远，又以极快的速度从空中落下。那么谁是凶手呢？如果把那一时刻镜头止住，可以看见挥动的手臂接近刘春玲的头部，穿着军衣的武警正走向镜头前面，在他身后，一名身穿大衣的男子正好站在出手打击的方位，仍然保持着一秒钟前用力的姿势。
刘春玲脑后飞起来的条状物，有人说是打人的凶器，有人说是刘春玲的头发，有人说是刘春玲的衣物。但是，不管是甚么，这件物体不是顺着强大的灭火剂气流方向飞出，而是腾空而起，逆向朝着拿灭火器的警察飞去。说明这个物体不是灭火器冲下来的，而是重物击打脑部所致。而且，飞起的条状物被打得弯曲，可见出手打击的力量之大，下手之狠。甚至我们还可以看到，刘春玲在倒地之时，左手不自觉地抬起来触摸被打击的部位。”
十二天以后﹐美国着名的《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发表报导《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报导公布了邮报记者去刘春玲生前所在城市河南开封调查的结果﹕从来没人见到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中央电视台的自焚录像充满了破绽，更多的疑点还包括：
1）天安门广场并没有灭火器，警察也从不背着灭火器巡逻，怎么可能在几分钟之内备齐十几个灭火器及灭火毯？
2）王进东喊口号的声音录制效果清晰响亮，拍摄距离当在十米之内。除非事发前摄像机已经到位，并已处于待机状态，否则不可能在短短一分钟内抢拍下灭火过程。
3）“自焚”中严重烧伤的12岁的小女孩刘思影，因为呼吸道吸入性损伤做了气管切开术。但随后的画面中，刘思影却接受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记者采访并正常说话，甚至在新华社记者面前能唱歌。
4）在“焦点访谈”节目中，在天安门呼喊不伦不类口号的王进东两腿中间还放着盛汽油的塑料瓶。从节目画面中看，王进东的衣服和两膝盖处的裤子已经被火烧破，但是他两腿中间盛汽油的塑料瓶却在高温和火焰下竟然没有任何的变形或损坏。如此明显的破绽，不能不令人怀疑这一切都是在演戏。
果然，当央视“焦点访谈”负责采访的女记者李玉强事后在团河劳教所采访时，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赵明质疑雪碧瓶的破绽，她毫不掩饰地解释了那个不可思议的现象：“那是我们补拍的镜头，如果知道露馅儿就不放那个镜头了。”为何要补拍镜头，王进东为何全力配合？中间显然有某种预谋。
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发表正式声明：“中共当局企图以今年1月23日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焚事件为证据来诬陷法轮功。然而，我们得到一份自焚事件的录像分析却表明，整个事件是由政府一手导演的。我们现有该录像的拷贝，有兴趣者可来领取。”
这份声明公布后，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共代表团噤若寒蝉，连抵赖的机会都放弃了。
不久，一本十年前出版的畅销小说《黄祸》在中国遭到查禁，小说第二章中有一个情节是有人买通绝症患者“自焚”，以达到栽赃他人并进行政治迫害的目的。此次天安门“自焚”与《黄祸》的这个情节惊人相似。很显然，小说被查禁显示其中存在某种不可告人的阴谋。
在这场“自焚”惊天大案中，受害者不仅仅是“自焚”伪案的参与者，也包括亿万中国民众。这场恶毒阴谋的策划者江泽民，用毁灭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为代价，欺骗了无数人，把对法轮功的仇恨播入人们的心中，为对法轮功大开杀戒而铺平道路。使用现代化的宣传工具，在亿万人众目睽睽之下造假欺骗，进行这样大规模的煽动仇恨，江泽民又创造了一个耻辱的“历史记录”。
然而，江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谎言欺骗的基础之上，所以当人们从情绪激愤中冷静下来，当人们从传播中的一份份真相材料中看到事实的时候，埋葬江的正是他自己对人民的欺骗。
江泽民很清楚，这一真相一旦曝光于民众，则自己阴险、恶毒、残暴、狡诈的嘴脸马上暴露无遗，再没有比这更令其感到恐惧的了，所以江极力封锁这一真相，“天安门自焚事件”成了江最为恐惧、最怕曝光的事件之一。
江精心策划的“杀手锏”反而成了对他最致命的定时炸弹，这也许正应了那句古话，“人算不如天算”。
3.草草收场的炭疽菌事件
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反恐成为西方社会的头等大事。江泽民也想乘机加以利用。江连续几年都被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和“记者无国界”评为“媒体公敌”、“人权恶棍”。江因为恶劣的人权纪录出国总被人抗议。江泽民看到西方人热衷反恐，就想到了如果把那些他不喜欢的团体，包括法轮功说成恐怖组织，那么他的镇压就和西方世界接轨了，谁还会反对他呢？
“911”不久，美国出现有人在信件中投放炭疽病毒，引起又一轮恐慌。江泽民看见机会来了。法轮功在社会上大量邮寄真相资料，揭露江的造谣诬陷，尤其是自焚伪案的真相，这被江泽民视为心头大患。既想给法轮功抹上“恐怖”色彩，又想阻止民众接受邮寄真相资料，江泽民一伙便闹出了以下的笑话。
2001年10月18日，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对记者称16日在中国首次发现两封怀疑带有炭疽病菌的邮件。尽管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却明指这封邮件内容是“法轮功真相”资料。
《明报》代言
炭疽病菌的消息最早是香港《明报》透露的。2001年10月17日，《明报》报导：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昨日（1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突然表示，中国正积极采取措施将炭疽菌挡在国门之外。孙玉玺斩钉截铁地说：“关于炭疽热，我们已经进行过调查，没有发现此类情况。有关部门还会加强防范措施。国内有关部门已就可能发生的情况采取了防范措施。”
中共把消息的发布权交给了香港的《明报》也是有用意的。《明报》在香港有近50年的历史，并相继在加拿大、美东、美西发刊，一般人不容易把它和中共的代言人联系起来。但实际上《明报》长期和中共的关系密切。2004年4月28日，美西《明报》创刊仪式上，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彭克玉还亲自参加并发表贺辞。
《明报》的报导发出后海外马上就有人质疑，孙玉玺是否在暗示，如果中国发生炭疽热准是外来货！果然不出所料，第二天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中国发现了“舶来”炭疽菌，《明报》马上又作了报导。
《明报》在10月18日以“中国发现两封可疑信件”为题报导说：“中国证实，前日发现两封怀疑携带炭疽菌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寄给一名在美资公司工作的中国雇员。”但“孙玉玺没有透露这间美资公司的名称或位于哪里，也没有说明信件由哪儿寄出”。
这则新闻不伦不类的消息没头没尾，根本没有基本的新闻要素。据说新闻没头没尾是因为江泽民、曾庆红、罗干等人还在推敲说炭疽菌从哪个国家寄出才不会被人找麻烦，事件发生在哪间驻华美国公司才比较稳妥，具体指定哪个人为收件人才不会被抖露出去。
可是几天过去了，也没公布出来具体情况。
意在法轮功
报导接着说：“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寄去美资公司的可疑信件是夹在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本内，中国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并已采取措施清理和检疫，而卫生部门并已展开调查。”
这才是这则消息的真正目的。搞一个炭疽病菌恐怖事件，说法轮功从自杀到谋杀，妄图让老百姓不但反感法轮功而且对法轮功宣传品怀有“可能带炭疽病毒”的恐惧而拒绝接受。
可是没有人比江泽民的“智囊”们再蠢的了，海外媒体马上有人撰文揭露，如果炭疽菌真是夹在一本有关法轮功的书本内寄出的，那么更证明是有人栽赃法轮功学员了。哪个人干这种事会把标签贴在自己脸上呢？
补不过来的谎
因为孙玉玺的“言”和罗干准备的“行”没有协调好，搞得很狼狈，所以在18日北京的例行记者会上孙只能含糊其辞地表示，“有关部门在十月十六日首次发现两封怀疑含有炭疽菌的信件，其中一封是寄给一名美国公司的雇员的。中国国家邮政局18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近期不得收寄白色粉末状的物品，以防止炭疽菌通过邮政渠道传播。”
这下国内喉舌都赶紧摇旗助威。新华网10月18日报导，题为“严防炭疽传入我国邮政局要求近期不得收寄白色粉末状物品”，“国家邮政局要求近期不得收寄白色粉末状物品”；国内各大报纸也纷纷发表类似文章。孙玉玺表示，“中国政府对此事件高度重视，卫生防疫部门已对接触过可疑物品的人员和区域进行了严格的防疫消毒。”
16日发现了炭疽菌，邮政局竟失职到18日才发出紧急通知，18日外交部发言人才向媒体公布、由海外嫡亲媒体《明报》散风儿，19日很多中文媒体才转载。这种可以引起轰动搞臭对方的消息，这样优哉行事，和中共一贯的风格大为不同。如“自焚”案，几个小时就发消息了。内部消息说，关于炭疽菌栽赃问题，罗干感觉下一步执行计划有具体困难。
假如外交部发言人所说的“炭疽病菌邮件”确有其事的话，马上有人质疑这件事至少存在几个疑点：
1）该恐怖事件应该由公安系统去处理，怎么由邮政局出面？
2）如果信件拆开后真是炭疽病菌，那么不管是谁发现的、拆开的都会被感染。美国发现的病菌都是先有人出现症状后才发现的，而中国并无发病报导，难道美国和中国的炭疽病菌不是一类？
3）感染的人一定会去医院，医院会立即报告公安，怎么只见邮政局出来说话？
4）媒体报导，美国已经发现至少36人感染炭疽菌。世界各国也笼罩在炭疽菌恐怖袭击的阴影下，这么恐怖的传染病，哪个国家发现一例都要立即有相应的紧急措施，而且有相关的报导，怎么中共全然忽略了这些环节呢？
5）为何中共只说“炭疽病菌邮件”是夹在“法轮功真相”的小册子里寄出的，而连从哪个国家寄出，哪个公司、哪个雇员收到的都说不出呢？
狼狈收场
10月23日，公安部被迫声明，两封寄往北京公司的可疑炭疽信件经检查发现并没有炭疽杆菌。
10月24日，外交部发言人孙玉玺说：“关于可疑信件问题，当时发现可疑信件中含有白色粉末，被怀疑为有可能含有炭疽病毒。现在经过严格检验，证实信件中不含有炭疽病毒。有关公司向我们提出要求，不希望有更多的报导。我们尊重它们的愿望。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中国境内，没有发现炭疽病毒感染者。”
海外媒体网站纷纷指责中共的卑鄙愚劣行径，利用“炭疽信件”栽赃法轮功。
据内部透露，孙玉玺25日被外交部“及时”予以警告处分，原因是“失言而又未及时补救，造成极其恶劣的外交后果”。后来当战火弥漫的阿富汗没有一块安全之地时，孙玉玺被调到那里去当大使。
4.海外法轮功学员走上天安门
罗干虽然准备得不够充分，造成“自焚”案的众多破绽，给海外人士抓了不少证据，但是江还算是比较满意。因为对国内而言，弥补破绽，操作起来就容易得多了。老百姓看中央台都看了几十年，早习惯政府说甚么就是甚么，况且那阵子，中央台特别上了一批很火的“打假”节目，人们难以想像当局会采用这么公开、卑鄙、残忍的手法来栽赃法轮功。一般的百姓在这之前，也难以了解到江泽民对法轮功的不可理喻的“忌恨深仇”。所以当“自焚”案一出来的时候，以一个普通百姓的善良心态，一下看到这么刺激性的惨景，加上电视的有意渲染和评论，政府的声讨彷彿就是老百姓“发自内心”的声音。整个国家好象都失去了理智，很多人不加思索地认可了江给法轮功扣上的“邪教”帽子，不明真相的人群在气愤的情绪中对迫害推波助澜。
但这种状况没有让江得意多久。
2001年11月20日下午2点，犹如从天而降，36个来自15个国家的西方人从天安门广场的四周走来，在国旗南面30米的地方聚拢。他们自动排成两行，静静地盘腿坐好，开始炼习法轮功静功，后面的人拉起了一面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真善忍”三个大字。他们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这是我一生中所见到过的最伟大、最庄严的场面”，参加者奇普卡激动地说，
“我看到的是，三十多个人在努力表达他们的心声。”
另一名参加者森图瑞安后来描述说，“不到一分钟，警车呼啸而至，迅速包围了我们，抗议的学员们被警察殴打、逮捕、强行拖走。”
虽然抗议只有一分钟，但是却震惊了世界。全世界的各大媒体迅速广泛地进行了采访报导。这些被外界称为勇士的36位西方人，来自15个国家，互相之间并不全认识。使他们走到一起来的，就是一个简单的约定：“11月20日下午2点整，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国旗南面打坐抗议，谁想去都可以。”
“我只认识几个人，”参加者拉米甚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到时候会有多少学员来。我们到那儿以后，才开始找人。”“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全世界都有人在炼法轮功，迫害是绝不能接受的。我们想让中国人民知道，世界各地的学员都出来援助了，我们还要告诉他们，中国的江政府在欺骗他们。”他接着说道。
这次西方人的天安门事件给江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虽然不能与“四.二五”规模相比，但是15个国家的西方人到中共的心脏地抗议示威，这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绝无仅有。这可真是闹大了。
江一直打算把对法轮功的镇压推向世界，1999年的高峰会就亲自送诬陷小册子。“自焚”事件以后，江更是想借打“邪教”的幌子把法轮功在全世界搞臭。
但新闻自由的西方世界和一言堂的中国是两回事，参加天安门事件的西方人立即成为各国新闻的焦点人物。他们被采访时要说甚么就不可能像“自焚”未遂者那样可以被中共当局轻松操控了。这些人继续呆在中国，国际的焦点就在这里，时间一长，中国的百姓多少会有所听闻，倘若他们有心思考一下，就会使江的辛苦经营的“自焚”效应前功尽弃，甚至彻底翻船。
比如人们会问，政府说法轮功在国外也不受欢迎甚至被禁止，为甚么这些西方人“大鼻子”可以炼法轮功？既然政府说法轮功“危害社会”、“危害人类”，难道西方社会就不怕“危害”他们的社会么？法轮功为甚么对其他不同种族和文化的人也有吸引力？
江越想越害怕，于是赶紧打发这些西方人走，一天都不能多呆。当年“四.二五”事件法轮功显示出的高度自律，被江揪住不放硬说成有精密组织计划，这次这些普通的西方人天安门赴约的壮举让国家安全局完全傻眼，同“四.二五”一样没有丝毫的事前情报。可是江这次再也无心追究了。仅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夜盘问，这些人就被遣返，宣布5年不许来中国。中共当局发了一条极其低调的报导，说有少数几个西方人在天安门“闹事”，已被及时遣返处理。
这次江的担心倒不是没有根据。围绕这些西方人的举动为新闻焦点，西方世界掀起一轮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大量采访报导，打碎了江泽民想在全球搞臭法轮功的美梦。
不仅如此，这次西人天安门事件点燃了西方国家对中国人权的关注。畏慑于此，江决定把镇压法轮功的声势从明处逐渐转为暗处，表面的报导逐渐减弱，可是背地里的残酷迫害却是变本加厉，迫害法轮功全面转入地下。
这次西人天安门抗议留下一张经典之照，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乔·契普卡用一架隐藏式的照相机拍下了这一时刻，之后他设法离开现场，这是他们打起横幅之后在警察到来之前的一张集体合影。
当时参与请愿的另一位西人学员约翰·纳尼亚事后说：“这张照片很有意思。我很惊讶地听到一位翻译告诉我，在照片中心，在我们这个由36个出生和居住于不同国家的弟子组成的团体背后，在我们的“真善忍”的旗帜后面，有一条标语写在天安门东面。标语上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这绝非偶然。”
确实决非偶然，许多人都感到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起来反对这场迫害的这一天其实并不遥远，甚至已经在进行之中。
（接下期）
文章来源：《大纪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