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书连载】 《江泽民其人》 （廿四）

【新唐人2013年4月18日讯】【导读】没有一个人会像江泽民那样身居最高位而身世却遭到重重质疑；也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一次次急于为自己立碑作传，而他借用一个外国人的名义出版的传记，却引来对他身世更多的质疑。那么，江泽民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他到底有怎样的出身？他是如何从一个不被看好的过渡性人物，而变成了一个独 裁者的？历史安排江泽民这样一个人物，到底让他扮演怎样的角色？大纪元编辑部的《江泽民其人》通过丰富翔实的资料，披露了江泽民鲜为人知的内幕秘闻，并以跨越时空的手法，揭示出其前世今生及未来下场。

（接上期）

教育是一个民族的百年大计。古今中外，历朝历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任何一个政府都会认真对待。但在江泽民当政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的教育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乱象和危机。

【禁书】《江泽民其人》（网络图片）

教师作为教育者，是净化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如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说，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职责，教师本应该为人师表。但在江泽民时代的教师素质却急速败坏着。

如今许许多多的教师不安于教好课、教好学生，而是想着怎样钻营，怎样利用教育职权的便利为自己谋取个人利益，甚至不择手段搞“创收”。学校原来是清水衙门，现在却肥得流油，成为最腐败的部门之一。教师开后门招收学生，伪造文凭，教授抄袭论文，对民众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了。

2004年南京师范大学爆出校方利用女生讨好上级领导，更是匪夷所思。教育部高官来南京师范大学视察，校方强迫舞蹈编导专业班10名女生停课陪领导跳舞，官员们的粗俗表现让女生倍感尴尬，陪舞后女生多逃离现场。事情发生后，在南师大校园平地涌起轩然大波。一位教授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种现象简单概括为社会和官场中庸俗社交活动方式在高校的蔓延！“高校的各级管理者目的只有一个，取悦与学校发展关系密切的上级部门官员。”

不但如此，本是教书育人的学校还频频出现禽兽教师，骇人听闻。有的学生遭到强奸怀孕，有的被强奸并包为二奶，有的老师强奸未成把学生杀害了，有的甚至对非常年幼的小女孩下手。情形之恶劣，范围之广泛，闻所未闻。

国内媒体2003年报道，重庆大足县一名小学教师，从2002年至2003年，先后对自己所教的10名未成年女学生实施强奸猥亵。甘肃陇西县一名体育老师从2003年后半学期开始，以帮学生走后门上学为名，将该校12名初三女生强奸，其中两名学生被强奸后怀孕。贵州省锦屏县河口乡中仰小学一名51岁的教师从2002年9月开学后不久，一直到2004年3月案发，42次强奸12名女学生、35次猥亵16名女学生，在短短1年多的时间里，他对该班女学生的非人摧残达到肆无忌惮、丧心病狂的地步，19名女生中，仅有3人幸免于他的魔爪。2004年6月，临夏县一小学教师在一年半时间内先后将三年级的9名女同学多次强奸和猥亵，其中次数最多者达数十次，而这些孩子最大的一名还不满15岁，其他均是9到10岁的女童。湛江市下辖的雷州市南兴镇某小学校长林登平3个多月竟然作案7次,共强奸11名均是在校学生的未成年少女，受害者最小仅10岁。最令人心忧的是，经过江泽民的统治，这些事例还不是一时一地的个别现象，早已发展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道丑陋的“风景线”。

着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师首先是教人做人，学生首先是学习人生之道。“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他还说，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没什么用处。

但在时下的中国，这样的教师、这样的风气，让学生充满迷惘，学不到做人的道理，学不到珍视生命，学不到关爱他人。2004年2月，云南大学发生特大恶性杀人案，一名叫马加爵的学生，每天在宿舍里从容杀死一名自己的同学，共杀了四人后出逃，后在海南三亚被抓获，此案引起轰动。对于杀人，马加爵的心灵表述是：“我真的迷失方向了，觉得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了。”这种“有点想不开，恨他们就杀人”的极端行为是少数，但是他们的迷失心态却很具代表性，反映出中国道德教育的失败。学生的心灵是苍白的，没有起码的道德修养，不知道生命的意义何在，没有理想，更没有内在的化解力，学生不知善心相待，动以恨仇相对。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撑起中国的明天，给中国的未来带来希望呢？

这一切跟教育界的领导方向密切相关。教育部的负责人是数十年与江泽民保持暧昧关系的有夫之妇陈至立，陈的恶劣品德和在上海的不光彩历史已经注定了中国教育界的悲剧。

与江泽民父子拼命搜刮国库饱足私囊的做法一致，江泽民时代的学校也转以金钱为中心，大发学生财，致使教育乱收费花样百出，屡禁不止。2003年12月16日，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2003年中国治理教育乱收费专项检查共查出12600多件教育乱收费案件，违规收费金额达21.4亿元。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一司长说，教育乱收费的主体多，小学、中学、大学和教育行政部门都存在乱收费行为，而且集各种价格违法行为之大全；乱收费专案多，标准高，金额大，屡查屡犯；一些单位通过各种变相手法乱收费，如用“补偿不足”的名义来掩盖谋取利益的实质；或用“改革”的名义出现，缩小一般收费范围，扩大特殊收费。仅2002年1月至2003年9月，华南理工大学对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收取重修费310多万元。连中国中小学教育也成为暴利行业。教育似乎真的成为一门生意，一些名校向家长收取高额的赞助费、选校费等，谋取不正当的利益。哈尔滨一所重点小学的择校费要3.5万元，北京一所着名小学的择校费去年已涨到7万元。

高额学费及各项杂费使穷困地区和穷困家庭的孩子或被堵在校门外，或家庭负债累累，甚至父母因交不起学费而又感到愧对孩子最终走上绝路。

2002年陕西宝鸡市的丁先生，当儿子手上拿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和7000多元的学费清单时，他从七层楼纵身而下。

2003年榆林南郊农场53岁的农民景统仕，当二女儿刚刚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三女儿和二儿子又双双被保送进了重点高中时，他选择以喝农药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3年8月6日，江苏省溧水县东并镇爱民村40岁的农民陈能根，因没筹到女儿陈霞上中专的学费，喝下一整瓶农药自杀身亡。

山丹一中一名叫苏天将的高三毕业生参加2003年高考被大学录取后，因父亲常年患病，家庭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筹集到学费，在生活的重压下感到前途无望的他，在自己家中上吊自尽。

一张张大学录取通知书竟变成了一张张催命符！难怪一位着名律师惊叹，教书育人的教育事业，竟有吃人之处。但在今天的中国，这样的事情却几乎是司空见惯。

据官方统计，中国十年教育乱收费已达2000亿元人民币。教育乱收费已经是中国连续四年成为全国价格投诉的头号热点。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领导下的教育部几乎已成众矢之的。1998年3月18日，在国务院召开的高等院校校长会议上，由国家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清华、北大、浙大、复旦等校校长，联署要求罢免、撤换教育部长陈至立。然而，2003年3月这个被拟定罢免的教育部长，由于在镇压法轮功和其他方面上紧跟江泽民，竟然被破例提升为主管教育的国务委员。

尤为可悲的是，在江泽民迫害法轮功之后，教育界也被陈至立全面推到了迫害无辜、灭绝良知的这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各级教育部门要求对法轮功进行大批判，强迫教师学生观看诽谤、攻击法轮功的电影，更有无数在大大小小的班会、校会上无端声讨的，煽动对法轮功的仇恨，并大搞“文革”式的人人表态过关。

2001年2月1日，教育部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组织开展攻击法轮功的签名活动，在全国教育系统首推“百万签名”，以此来毒害数以亿计的未成年学生。有的学生不签名，班主任连拉带拽，威逼利诱，逼迫学生签名。《新生网》2001年5月5日报道：成都中医药大学已发出通知，强制每个学生在反法轮功的横幅上签名，否则将开除学籍。

陈至立还把对法轮功的诬陷攻击内容编进中小学教材及各级考题，甚至高考和研究生的试题中。其中真相早已广为人知的“自焚”伪案，竟赫然出现在六年制小学教科书《思想品德》中。书中假借12岁的小思影的嘴，大肆煽情，以图制造学生们对法轮功的憎恨和恐惧。这一幕与文革时煽动一代人仇恨“地主婆”、“臭老九”、“走资派”、“孔老二”之手法惊人相似，只是“化妆技术”更加成熟了。

过去人们评价一个人单纯老实，会说这个人离开学校后似乎没有在社会上混过，亦即学校的环境单纯。学校里本应成为人间的一片净土。但在中国目前的教育界，核心的教育被抛弃，学校鼓励的不再是真与善，而是谎言与仇恨。政治迫害被放进了课堂，学生纯净的心灵被注灌了毒素，学校甚至远比外边社会还要乌烟瘴气、道德沦丧，中国的教育走向全面沉沦。学校学生的主体都是青少年，他们心灵比较单纯，在这种恶意宣传的毒害之下，让他们从小就接受谎言，学会仇恨，不辨善恶，这对他们的个人成长和国家的危害是何等巨大！如果说，教育将决定民族和人类的命运，那么，当一个国家的教育体系竟然不能容忍“真善忍”的信仰时，这个民族的命运将走向何方？

陈至立还对拒绝参与攻击法轮功和不放弃法轮功修炼的师生进行迫害。教师被开除，学生被学校除名、不能升学、毕业，把他们强制送入劳教所、精神病院和“洗脑班”，甚至被迫害致死。自1999年，仅清华大学就有300多名教授、教师、博士、硕士、大学生被非法关押，开除公职、学业，或直接送入劳教所。在江泽民的亲信陈至立所领导的教育系统中，外界知道的就有72名教职员工和在校学生被迫害致死，年纪最轻的是只有17岁的佳木斯市树人中学学生陈英，年纪最大的是68岁的哈尔滨市管理学院教授周景森。

重庆大学高级工程师、64岁的张优稿教授是光电学家、三峡工程某项目科研组组长，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等称号。因进京为法轮功请愿，他被重庆市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折磨数月，后被绑架到重庆西山坪劳教所，未经任何法律程序被劳教一年，期间受尽残酷迫害，期满后又被无故延期半年。张被释放后还被送往当地政府办的“洗脑班”遭受新的迫害。

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吴仪凤，是原长春建工学院建工系主任、东北三个着名桥梁专家之一，也遭到长春市公安局的严刑逼供，后被非法判重刑13年。

43岁的沈应柏博士是林业大学教授、系主任、优秀青年学者，发表学术论文居全校第一，因为炼法轮功被多次抓进看守所、洗脑班。

41岁的刘丽梅是东北农业大学副教授、兽医系硕士生导师、前系党支部书记。因坚持修炼法轮功多次被抓，先后被关押在万家劳教所、万家医院，身体受到严重摧残，2003年8月12日死于哈尔滨第二看守所。

35岁的林澄涛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一位年轻的医学专家，国家“863”计划“疟疾疫苗研制”、“新疟原虫抗原候选基因筛选”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CMB项目的课题骨干，因坚持法轮功的信仰被关到团河劳教所判1年半劳教，遭到长期熬夜、体罚、3万伏电刑等方式残酷迫害，最后被折磨得精神失常。

……

这些优秀人才，本是民族未来的希望，也是亲人朋友的骄傲，但他们的悲惨遭遇，让人痛心疾首。

段祺瑞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想迫害学生，北大校长蔡元培挺身保护学生。但是在这场迫害中，教育界却是第一个发起百万签名。迫害在北大、清华、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重庆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无一幸免。

文革搞的政治运动，已经耽误了中国整整一代人的教育，使中国落后了至少30年。今天中国学风败坏，教师素质堕落，腐败成风，政治迫害盛行，这又将耽误中国未来多少年呢？在江泽民指使下，在陈至立的直接领导下，中国的教育正面临另一场比萨斯更可怕的无形瘟疫，严重威胁着中国的未来，这绝非耸人听闻。

2000年10月30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1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周围近10条小机驳船主们对呼救的人却视而不见，只顾打捞水面的“刨财”，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

2001年10月24日傍晚，在广州市白云区石井镇石丰路，3岁的贵州籍小女孩蓝萍萍掉进人行道上一个无盖沙井内，其母亲和大姨妈跪地向围观者叩头，哭着喊着向附近档口人员求救。围观者30多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下水救人，也没有一个人借手机给她们或帮助报警。10多分钟后，小女孩的父亲赶到将小女孩从水里捞出来，送到医院时，小女孩已经没救了。（《江南时报》）

2003年12月20日凌晨，珠海香洲“滚石”的士高大厅发生一起强奸案。8名男子当着在场近200人的面，将一女子摁在沙发上强奸。（《新京报》）

“卧铺车强奸案震惊广西歹徒连奸3女无人敢言”(《中国新闻网》2002年07月05日)

“哈尔滨上演骇人一幕：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中国青年报》2002年7月15日）

“少女拒调戏被砍八刀二十多个围观者无动于衷”（《南方网》2002年5月17日）

……

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清单，还可以一直不停地列下去。

一个曾经创造出辉煌文明的礼仪之邦，何以竟演变到这等冷漠成性、麻木不仁的可悲地步。有人说，“冷漠”是一个社会进入晚期癌症的特征之一。每个社会成员此时都真切地感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本能地把自己缩入自我保护的硬壳，习惯于明哲保身，苟且偷生。于是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诚信、友善、关爱。然而，一个人人冷漠自保的社会恰恰是最危险的社会。虽然大家可能开会时态度一致，喊起口号也震天响，然而一旦遭遇“敌情”，众人立即作鸟兽散。尽管人们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尽管人们都在做着各种各样的强国之梦，然而一群道德冷漠、缺乏关爱的人能建设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么？就在中共媒体“中国发展了”，“老百姓生活好了”的政治宣传中，他们也许忘了，生活在人人自危、没有关爱的社会，又能有多少人感受到幸福呢？

江泽民统治的15年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其实每个人睁开眼看一看就很清楚。和15年前相比，社会犯罪率是急剧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贪污腐败问题、假冒伪劣产品、坑蒙拐骗行为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卖淫、吸毒、爱滋病、黑社会犯罪等等社会问题到底是急剧增多了还是相对减少了？每个人问问自己，和15年前相比，如果今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独自一人走夜路，你会感到更危险还是更安全呢？在江泽民对法轮功这个有数千万学员的巨大无辜群众团体进行残酷迫害的时候，又有多少官员、学者能够挺身而出呼吁停止呢？每个人都可以问问自己把道德良知放在什么地位。

对此，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才是江泽民真正改变人心的地方。这种改变，将使中国未来社会对任何问题的疗治都万般艰难，因为道德成本是无法计算的。法律只能惩治个别罪犯，而道德却规范着社会的整体行为。失掉了诚信，失去了良知，社会就无可救药了。如果说江泽民最根本上摧毁了中国的什么，那就是他摧毁了中国人的道德，而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就是未来的最大危害。

江泽民全力推动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走向崩溃，实际上采用了胡罗卜和大棒两个手段。1986年爆发的上海学潮，是江泽民政治生涯中的重要一步。之后，江泽民气急败坏地下令上海交大关闭所有学生社团和学生刊物，整个学校的学生活动只有舞会可以得到允许。1989年4月底各地学潮风起云涌，上海交大的学生照样关起校门来搞通宵舞会，直到5月19日戒严的前一天，才有大规模交大学生出来参与游行。

江泽民看到了扼杀人的思想启蒙，再用欲望对人加以引诱，是人听命于他的可行之路。他私下对一位政治局委员说：“支配人有两种手段，一个是利益，一个是欲望。共产党人要始终把人的这两点牢牢抓住，则战无不胜！”

进入中南海以后，江依靠同样的方法维系统治，一方面用暴力压制民间对于自由、民主和人权的诉求，另一方面以腐败拉拢高官听命于己，以社会地位利诱一批“御用文人”向社会宣扬着欲望、金钱和女色，以至于“笑贫不笑娼”几乎成了舆论主流。发达国家繁荣了那么多年也未“娼盛”，大陆却在十几年里就完成了。“请客”不再限于吃饭，嫖妓成为社交的一项，社会底层也不例外。知识分子现在还有几人为劳动者说话？他们现在说的话是要劳动者自愿承担“历史进步中不可避免的代价”！有一位作者甚至出来说，工人阶级也在改革中受惠了，他们下岗，不就是得到了选择职业的自由吗？

另一方面，江泽民采用高压遏制人们的良心，利用人们生而有之的恐惧心来维系自己的统治。本书第五章提到“六四”事件中的北京体育学院学生方政的遭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坦克疯狂开来之时方政因为救学妹而自己躲闪不及，致使双腿被坦克压断。在此后多次“清算”之中，方政因为受伤反成了攻击军人的“暴徒”嫌疑人。那位被救的学妹此时无奈地称：记不起当时的情况了，甚至不承认当时跟方政在一起。由于无人证明他不是“暴徒”，方政10多年来在江泽民治下一直受到政治迫害。在江泽民恐怖高压统治下，关爱、良知和同情是“惹祸招灾”的因素。人们学会了在麻木中求生存，在人斗人的政治运动中强化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活命哲学。

在一个正常社会，法律强制系统还可能对道德全面崩溃起到一部分威慑作用。然而江泽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却恰恰把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沦丧为摧毁社会良知的工具，致使整个社会道德的沦丧失去最后一点遏制因素，下滑更是一日千里。

2003年发生了大学生孙志刚被广州天河区“执法人员”毒打致死一案，震惊了全国。然而许多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孙志刚被殴打致死之前，广州天河公安分局的“执法人员”已经打死了法轮功学员高献民（广州市暨南大学生物老师）、李小晶（广州大学教师）、罗织湘（广东省农垦建设实业总公司职工设计室规划工程师）。在江泽民“打死算自杀”的密令下，这些凶手不但不受惩处，反而得到奖赏。比如凶手之一韩立平甚至事后竟然升任副局长。而此后的孙志刚案中最高职位的责任人依旧是副局长韩立平。其实在江泽民依靠谎言和暴力维系的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中，造成了公、检、法系统中的逆向淘汰，即有良知和同情心的执法人员必定因镇压不力而受排挤，奸恶小人必得高升。2005年投诚澳大利亚的前“610”警官郝凤军就因为不满上级作假而被关禁闭。保证社会公义的公、检、法系统如此堕落，此时又有谁可以保证孙志刚之后不会有李志刚？王志刚？每个人在一次次摧毁良知的“运动”来临之时，如果只想着划清界限而自保的话，那么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也许永远摆脱不了下一次“运动”的命运。冷漠只会使我们的民族离世界文明潮流越来越远，总有一天，灾难会落到每个人头上。

必须指出的是，江泽民对中华民族道德的摧残，是有意为之的。江泽民的一生，充满了谎言、叛卖、投机和屠杀，汉奸家庭的出身以及日、俄两国汉奸的经历使江泽民对于“真实”充满了恐惧。在一个人人严守道德的社会，江泽民是没有生存环境的，更遑论晋升至国家元首的高位。从另一方面来说，江泽民又是一个无能之辈，在SARS和炸馆事件中，充分展现了他遇事胆小如鼠的性格。这样的人需要无耻文人的吹捧，需要各级官员的逢迎，才能填补因能力无法驾驭权力带来的不安全感。为维系其统治，江泽民对中国人的道德追求和精神信仰进行了精心的破坏。

政治运动多了，人们希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没有错。人们穷怕了，想要去多赚钱，这也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个统治者引导人们一切向钱看，而又拒绝民主言论自由和媒体监督，禁止民间的宗教信仰，让所有人只是去捞钱享乐，这样的社会就将变得非常可怕。没有舆论、信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为了钱人们就可以不择手段，无恶不作，长此以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将荡然无存。

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人们最关心的社会问题是“腐败”，而最关心的道德话题就是“诚信”。江泽民把一个国家变成失去诚信的社会，到处弄虚作假，造成人人自危，他是真正在葬送一个民族的未来。

举个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食品问题为例。江泽民执政以来，从假烟、假酒、冒牌商标，发展到毒米、毒油、毒茶、毒火腿，早已越过了“再缺德也不能下毒”这个古老的禁忌。

在安徽阜阳农村，自2003年以来100多名婴儿陆续患上了一种怪病，而令人意外的是，导致这些婴儿身患重病甚至夺去他们生命的竟然是他们每天都必须食用的奶粉。长期食用这种劣质奶粉的婴儿，头大身子小、身体虚弱、反应迟钝，并伴有大面积皮肤溃烂、内脏发育肿大，被称为“大头娃娃病”。仅阜阳市出现营养不良综合症的婴儿有171人，因并发症死亡的有13人。许多患“大头娃娃病”的农民家庭，为了给孩子治病，几乎花费掉了所有积蓄，有的甚至变卖了家产。不少家庭因为没有经济能力，不得不放弃治疗，眼睁睁地看着孩子死去。

害死婴儿的“毒奶粉”事件，表明缺乏诚信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最严重的道德危机。

诚信问题影响的却不只是现在。目前，中国十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约有3．67亿，占总人口的28％。他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不讲诚信的环境中，对他们自己、对民族的未来，都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当江泽民把人们都引向赚钱享乐而又拒绝言论监督和宗教信仰的道德约束时，人们也就开始去偿还代价了。其中，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就是整个社会的职业道德的全面堕落。

看医生要递红包，孩子入学要交红包，打官司要给红包，记者写新闻要收红包……金钱把一切天生的职业道德污染了；正常的社会运作模式被破坏了；旧有行业的职业道德变坏了；新生行业的职业道德根本就没有一个健康发展的环境，一出生就已经被污秽包围了。

2004年7月全国卫生系统纠风专项治理工作会议公布，当年上半年全国共查处医药购销中的违法违纪案件184件，涉案金额约658.39万元，受党纪政纪处分103人，移送司法机关案件88件；查处乱收费金额约3392.08万元，340人因乱收费问题受到处理。另外，查处收受“红包”问题223件，113人因收受“红包”受到处理。这是被查处的，没有被查处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

而司法部门的堕落更让人胆战心惊。2005年6月北京市检一分院披露，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法院行政庭原副庭长李同文等15人，通过互联网买卖手枪30支、子弹1000发，人前捍卫着法律的尊严，人后却粗暴地践踏着法律；成都火车站派出所的部份警察同小偷“打成一片”；海南省纪委第一派驻纪检组原副组长张庆由反腐者变成了巨贪；辽宁省沈阳市原市委副书记、市长慕绥新，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沈阳市原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贾永祥，副院长焦玫瑰和副院长梁福全，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等人利用职权并和黑社会集团互相勾结的腐败大案……凡此种种，中共的公检法系统，有太多的公职人员早已忘记了自己的职责。这是拜江泽民时代一切向钱看的恶果。执法犯法，打击报复，没有监督，为所欲为。公检法是一个国家秩序和正义的维护者，如果他们的道德堕落了，成为扛着国徽的犯罪分子，充当黑社会的保护伞，甚至变成黑社会了，人民还有什么保障？

有关机关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建设工程、公安、检察院、法院，医疗，教育和组织人事，是群众心目中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最严重的5大领域。调查同时显示，５大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引起了受访者的高度关注，其中38.54％受访者认为建设工程领域这一问题“比较严重”，38.53％的受访者认为公安、检察院、法院问题“比较严重”，认为医疗领域问题“比较严重”的受访者比例达29.24％，认为教育和组织人事领域问题“比较严重”的也分别达到26.13％和21.20％。

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在国人的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往往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和伸张正义的代言人。然而，为了钱，在现今的中国，还有多少记者记得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2002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前去采访事故发生原因的新华社、《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生活晨报》的11位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为掩盖事实真相而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记者“报导事实真相”的职业道德就此葬送。在江泽民诽谤法轮功的宣传中，更有无数记者为了私利出卖良知。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出逃的原“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在澳洲披露，他亲眼目睹中央电视台记者伙同“610”不法人员，威逼法轮功学员景占义在电视上说假话作伪证。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些记者身上，已经找不到记者的职业良知。这样的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弊病得不到暴露和疗治，民族怎会有希望？

会计师本是靠诚信吃饭。因为真实的数据是商业、金融、经济决策的根本依靠。没有诚信的数据将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会计师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在中国，“会不会造假账”反而是衡量一个会计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指标。一系列的财务丑闻，“中天勤的崩塌”、“黎明前的黑暗”、“立华现象”……暴露出以诚信立业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已经堕落成了造假的骗子。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字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这样一条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竟然成为校训，可想而知会计业造假到了什么地步。有人说，中国的会计师行业是新生行业，职业道德还没有健全起来。可悲的是，江泽民造成的追逐金钱不讲道德和诚信的这个腐败大环境，已经不能给予新生行业一个健康的去建立自己的职业道德的机会了。

中国古话说，万恶淫为首。但在江泽民当政下，中国社会色情行业猖狂泛滥，正常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

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舞女妓女”？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二百四十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有民间研究人士则认为实际上早已超过了1000万人。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89年是10万，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工商局的数据表明，登记在册的个体私营娱乐场所（歌舞厅、桑拿浴、发廊等）约45万家（未登记的数字不得而知），相当部分的娼妓就在这类企业就业，一家店铺的小姐少则数人、多则数百。此外，从星级宾馆、高档酒店到出租屋、路边小店以至闹市街边、广场戏院、网络聊天室里，也都有为数不少的妓女。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女大学生供职于各类伴游、商务咨询公司、商业俱乐部，从事色情服务。如重庆伴游公司内幕调查：4小时收费500元，“什么服务都可以”。而一位女大学生“涉黄”月收入两三万。所以，一般人认为，这支庞大卖淫大军其创造的年产值可能超过五千亿元人民币，仅次于食品餐饮业、服装业，雄居第三位。其中有三千亿元来自公费。难怪有人戏称，现在是“笑贫不笑娼”，中国进入了“娼妓空前繁荣的时代”。

东北三省一直是中国色情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城市和乡村都星罗棋布着大小“桑拿浴室”，而这类地方多是公开、半公开的性交易场所。在东北三省里色情场所规模最大和最露骨城市，就是大连市。性交易、色情表演不但在大连“合理合法”，而且色情业主常常公然在大街上和报纸上是招聘男女色情从业人员，甚至就是有人报警也是无人出警。

大连如此“娼盛”，和全力巴结江泽民、忠实执行江泽民的“发展”政策的大连市长薄熙来是分不开的。有一位大连基层官员透露说：“从上世纪末起，大连的色情娱乐行业就一直是欣欣向荣，犹如野草遇到了春天的阳光雨露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因是薄市长公开表示，第一要保护外商在大连的企业，不能随便进去抓卖淫嫖娼最后挫伤外商在大连投资的积极性；至于那些有一定规模的娱乐服务企业，也要由各区人民政府出头成立‘保护重点企业工作领导小组’，不管是大连哪级单位要进入企业查案都需要事先向该领导小组汇报或者说明情况，并在该领导小组成员的陪护下，方可进入。”

近年来，色情腐败和性贿赂发展迅速，从地下转向公开，甚至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和“时尚”，公费色彩越来越浓。贪官的攀比内容已经拓展到包养情妇的多少上。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最恶劣的是，大陆年轻人中竟出现了群体“换妻”的乱伦取乐，更有少女一次一次地去修补“处女膜”。几千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几年之间在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声浪中，被全面摧毁了。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是转型最快最彻底的。如果问江泽民时代人们拥有的最自由的“权利”是什么，大概非“性泛滥”莫属了。可怕的是，历史重复地告诉我们，性的全面堕落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变得毫无人性，可以穷凶极恶，谋财害命，用钱买命，肆意杀人放火。

2003年，新华网报道了一则令人震惊的连环杀人案。罪犯杨新海从2000年开始，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的农村地区作案26起，残杀67人，灭门多家。2003年11月，河南省平舆县凶犯黄勇为寻求刺激，用木马游戏诱杀25名中学生，将尸骨埋藏自家地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魔变、漠视生命的社会危机。

现在政府官员雇凶杀人也频频发生。2002年6月，国内报道了原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正厅级）张程震数年前雇凶杀害另一正厅级干部的消息。2002年4月，湖市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为摆脱情妇孙某的纠缠，指使两名歹徒于2001年9月4日将孙某杀害。2005年6月17日，中国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河南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的案件，吕授意新乡市副市长找人下手，而此副市长又委　手下公安局一名副局长，最终副局长在社会上找了两个杀手将吕妻杀死。

这些官员对自己的同事、妻友都敢下如此狠手，他们对其他人会怎样对待，也就可想而知了。当国家权力掌握在这样毫无道德约束，官匪一家，可以肆意杀人的官员手里时，老百姓心里又怎么可能有安全感？

近些年来，中国富豪纷纷遭遇凶杀案。2003年1月，山西富豪、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凶犯作案后在现场自杀身亡，作案的动机是企图强卖土地、敲诈勒索不成而行凶杀人。李海仓个人资产达1．95亿美元，列2002年《福布斯》排行榜第27位。2月，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其老家家门口被人雇凶刺14刀身亡。7月，湖南亿万富豪望城县格塘建筑公司董事长彭玉龙失踪后，后被人发现浮尸蔡家洲尾的湘江中，案情疑点重重。8月，甘肃地产大王、兰州市亿万富豪刘恩谦被找上门的凶手枪杀，死于寓所。2004年7月，四川峨边县亿万富豪、县政协副主席、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在其办公室被炸死，爆炸者峨边老农张明春随后自杀身亡，血案的原因是张、葛之间仅6000元的经济纠纷。2005年4月29日晚，拥有上亿资产的内蒙古民营企业家周锦新在包头市一酒吧门前，被人用菜刀砍死。2005年1月，北京亿万富翁袁宝璟则因为雇凶杀人被判处死刑。

发家致富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但在一个人们没有心法约束，道德极其败坏的社会里，金钱财富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安定。相反，金钱很可能成为杀身之祸的原因，让人提心吊胆，惶恐不安。那些家财万贯的富豪，也许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他们的财富也许是其他人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可是在这样一个人心魔变的社会里，他们的结局变得如此凄惨。当道德滑落到对生命毫不珍视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这种社会整体乱象的产生，与江泽民治下公共权力堕落黑社会化、民怨遍地人心失衡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知识份子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知，社会道德的脊梁。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落后，相当程度地乃至于极大程度地仰赖于知识份子的价值取向。

到了江泽民时代，短短十几年，被称之为“良知和脊梁”的知识份子除了极少数还在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之外，绝大多数已经不断地走向堕落了。他们的自由精神在江泽民恐怖的淫威和钱财的收买下，已经荡然无存了。

“六四”过后，江一面采取高压的政策，一面采取收买的政策，从而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放弃良知投向中共，他们为了自私的物欲，为了不再“流血牺牲”，甘愿沦为专制政权的支持者。特别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历来孕育自由精神、素以产生各类知识名人而着称的思想摇篮，现在已经成为埋葬自由、民主的坟墓了。学生们深邃的思想没有了，他们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的政治热情没有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没有了。他们不再承担维护人权、反抗极权的使命，他们不再有为建立法治、消解人治、创造文明、根除野蛮而尽力的责任。他们现在所关注的只是如何与独裁政府搞好关系以便将来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腐败的利益集团，并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们已经完全沦为这种专制文化的奴隶，反叛者个个成为被打击的异类。

很多知识份子只关心如何赚钱，甚至使用许多过去他们所不齿的卑劣方法去追求财富。例如科技人员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占为己有，乡土作家居然写赤裸裸的色情小说，有的大学教授、博士导师干脆把自己的淫乱史写成文学作品狠赚一把。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大染缸里被污染，也去帮助污染别人，他们不但自己堕落，还要找出各种各样的说法为“堕落”辩护，使整个社会找到了心安理得堕落的理论根据。

哀莫大于灵魂之死，现在可怕的不仅是知识分子不择手段去追求财富，更可怕的是他们出卖自己的良知，甚至助纣为虐，成为江泽民迫害良善的排头兵。

江泽民对中华民族道德的摧毁，最集中地体现在对“真善忍”民间信仰的打压上。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是对民间重整道德努力的极大摧残，也是对整个社会良知最彻底的践踏。

江泽民让说真话成为犯罪。人们不敢提到“真善忍”，“真善忍”成了反面的词，这给中国本来就面临的“诚信”问题雪上加霜。有一个故事，发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那里是很多大陆游客去参观的地方。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法轮功学员在排队的地方讲真相。一大陆游客开始骂起来，对着同行的人们喊到，“真善忍”有什么好？这种扭曲的思维让在场的海外华人都感到不可思议。还有一次，法轮功学员参加美国国庆游行，弘扬传统民族文化。一行大陆人见到后，其中一个竟然说弘扬真善忍是在传播中国的“糟粕”。故事虽小，但是，反映出的问题却很大。江泽民发动的对“真善忍”的镇压和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使得“真善忍”成为笑话，成为一种“犯傻”，成为“糟粕”。那么，“假恶暴”将如何猖獗，如何成为国人的“先进文化”，这个民族的道德将怎样堕落，就可想而知了。任何一个生活在大陆的人们，不管持什么立场，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感受到了自99年以来中国社会道德的急速恶化。

在东北某地，一个上级610办公室的官员到基层传达政策传授经验，当书记做完本单位总结报告后，大家一起讨论，书记问“610”官员：“怎样能够在各种场合识别法轮功学员？”官员回答说：“腐败、贪污的没一个炼法轮功的；另外，吃、喝、嫖、赌的都不是，地痞、流氓炼不了。这么说吧，打架、骂人的、不文明用语的，甚至连抽烟喝酒的都不是……今天在座的都是自己人，就说点透明度高的吧！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百分之百是。公共场所讲文明礼貌的，给老人让座的，捡钱包主动还人不收回扣的，百分之八十是。摆小摊不掺糠使水的，不缺斤少两的，见便宜不占的；你就抓你就打！即使打错了也没什么后果，最起码他也是个老实人……”

在江泽民强大的宣传攻势下，转眼之间，在许多国人眼中，中华数千年修炼文化的核心“真、善、忍”竟成了“欺世敛财”的代名词。一位网友曾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她数次从SOHU（搜狐）、SINA（新浪）上发送的求职信都莫名其妙的被服务器退回，她百思不得其解，她的一位朋友是法轮功学员，看了她的求职信后，将其中一句话：“具有真诚、善良、坚忍的品德”删除后，电子邮件才得以“顺利”发出。

在江泽民对法轮功的镇压中，最恶毒的不仅仅是以暴力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还在于以“自焚”伪案以及诸如此类的谎言欺骗来煽动仇恨，以高压手段逼迫人们违心地表态过关，以株连手段摧毁人与人之间仅剩的那一点诚信。既然在镇压法轮功的政治运动中，人们为了生存可以不得不越过道德底线而违心表态，可以漠视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虐杀、强奸，那么同样在商场竞争中人们也会违心地送礼拉关系，以至于制造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在江泽民的镇压中，人们被强灌这样的逻辑，善的就是恶的，白的就是黑的──因为“党”已经给“真善忍”定了性了；说谎造谣是必要的，其原因居然是维护“真理”；对于强奸、酷刑、虐杀可以保持冷漠，因为这才是不关心政治的“清高”态度。在这里，没有道义、没有良知，只剩下兽性。

世界上大多数正统宗教几乎都有戒律，比如佛教最基本的有五戒，即戒杀、盗、淫、妄语、饮酒；圣经中有“摩西十戒”。戒的目的是通过强制的办法使人远离恶趣，逐渐的使人道德升华。然而江泽民的“610”也有戒忌，其作用却和一切正教截然相反：中国的网民们都知道大多数聊天室、电子信箱都有过滤禁忌词。最普遍的比如“真相”、“民主”、“人权”。当一个民族被强制禁戒“真相”、“人权”，甚至仇视“真、善、忍”的时候，那么这个民族的未来将走向何方？其实每个人睁开眼看一看不难明白，从上世纪末的“假烟、假酒”到今天的“毒米、毒瓜子、毒奶粉”、“二奶村”，并且这个趋势丝毫没有遏制迹象，这难道不能令人警醒么？

正如柏拉图所说：“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所投下的影子。”人们目力所及而看到的生态灾难、经济灾难和政治危机等，都真正起源于道德的沦丧。因为人没有了道德顾忌，才对自然无度地摧毁和索取，而不顾他人和子孙后代的福祉。举例来说，淮河上游的工厂为了经济效益而把大量污染排入淮河，造成下游水产死绝、伏尸千里，不要说鱼虾，即使是下游的人也无净水可喝。这种灾难并不需要什么高深的知识，而只需要常识和人起码的道德操守即可避免。金融灾难也来自于违规操作、发布虚假消息、股市圈钱等等。因此江泽民造成的道德灾难，才是中国种种灾难的根本。

道德是一个社会的根基。道德的破坏，将使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都将变得如同建立在流沙上的大厦。不但这一辈人会付出代价，连子孙后代都会赔进去。

中国人讲天人合一，认为人间的事情会引发不同的天象，天象的变化给人以某种警示。中国古人研究过天灾与人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天灾的出现是对国家失道行为的谴告，而若对天之谴告不思反省，奇异天灾就会来临，以警示世人。倘若还不能改过，真正的灾害就会来到。

在中国社会道德开始下滑，尤其自1999年江泽民镇压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功修炼者以来，中国大地上旱灾、洪水、沙尘暴多是“几十年不遇”，“灾情每每加剧”。据统计，1949年以来的40年中，中国出现的强沙尘暴天气有40次，而江泽民执政的九十年代沙尘暴次数就有23次，特别是自从1999年江泽民开始镇压法轮功，沙尘暴就“如影随形”，且愈演愈厉。2000年3月至5月中旬，中国北方出现14次较大范围的沙尘天气。2001年春季两个月中，沙尘天气共发生18次。2002年3月20日被北京市民形容为“世界末日”的沙尘暴，有3万吨沙子飘落而下，平均到每个北京每个人头上就达3公斤！

在每年的夏季，中国的农民还要遭受年年如期而至的蝗虫的袭击。令农民欲哭无泪的蝗虫大灾，已经持续了多年。2000年飞蝗发生涉及12个省区市160个县，发生总面积超过3000万亩次。而在2001年夏蝗发生区域涉及11个省市自治区，涵盖160多个市县区。除了东亚飞蝗之外，属于非迁移性的蝗虫也在内蒙古、新疆、辽宁等省区大肆啃食农作物，农区土蝗发生面积7000万亩左右，其中重发生区更是高达3000万亩。由2002年4月开始，蝗虫大灾又再次以铺天盖地之势席卷神州大地……东汉蔡邕说，“有了蝗虫，是因为皇帝与官员们都贪婪、残暴”（蝗者，在上贪苛之所致也）。翻开中国历史，更可以看出，每朝每代的蝗灾几乎都伴随着当权者对百姓的残害。民间的种种苦难，跟江泽民与中共的倒行逆施息息相关。

2001年4月，大陆各地普遍出现奇异天象。广州石家庄白昼变黑夜，甘肃沙尘暴刚过，又普遍降雪，西安大降泥雨。香港日前也“天地变色，冰雹袭港”、“暴雨挟狂风，诡异12分钟”。

2003年，在中国南涝北旱，南方六省区紧急汛情，北方东三省剧烈旱情。瘟疫病毒来势汹汹，萨斯(SARS)突现，惊魂未定，禽流感病毒，时隐时现，疫情又起。

2004年7月，北京一直笼罩在50年来的同期最酷热的持续高温之中。气象观测到的最高温度超过40℃，是40年来北京7月中旬的最高观测温度。而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城区出现“七月飞雪”；郑州也遭到鸡蛋般大小的冰雹和雷雨飓风突袭。8月温州出现八月飘雪的景象；成都遭到闪电、惊雷和骤雨袭击，四川省防雷中心统计4日的雷击数据显示，当天成都共遭雷击10384次，是2004年雷暴最密集的一天。

这样的天灾异象，正是上天对江泽民罪恶的警告，是对人们的提醒，显示道德沦丧后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的巨大灾难。

江泽民执政的十几年，给中国社会方方面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几乎把中华民族拖入万劫不复的边缘。这种灾难与他的品性密不可分。他的自私贪婪造成了中国空前的腐败，他的妒忌专横酿成了中国的腥风血雨，他的阴险毒辣，制造了中国现代最骇人听闻的群体灭绝惨案。他的自私、卑鄙和愚蠢葬送了自己。这个毫无人性、毫无道德感、也毫无理智的丑角最终亲手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江泽民会不惜以毁灭整个民族的代价来维护自己的一点点利益？江泽民不可思议的邪恶和愚蠢，是人们难以理解的。

或许，只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那就是，他带着某种使命而来：制造灾难，让国人不得安宁──皆因他来源奇特，非我族类。

事实上，江泽民长得就像某类水族生物，行为举止也相当怪异。他上台后，中国的水灾异样地频繁；他去过的地方，经常伴随着怪象：他去德国，广告牌会出现蛤蟆；他去冰岛，报纸也刊出蛤蟆照片；他去访问美国的时候，中领馆旁边的一家餐厅也以大蛤蟆做为标志。据江泽民身边的一位高官透露，江吃的东西，“除了珍禽异兽外，还包括蝗虫、龟蛇、蝎子、鳄鱼、耗子崽，甚至还有高价从越共取来的人脑，以及不时辅以冰毒类的药品‘提神换气’。”这些一般人一看到就感到全身恶心的东西，“江吃起来却很自在”，这位官员说。

按照老百姓正常的生活体验，来揣摸江泽民这个窃居高位来自水族的人形异类的言行举止，的确无论如何也难以想通。其实，历史上狐狸精转生成美女妲己，对敢于谏言的忠臣施以种种骇人酷刑折磨致死，目的是祸乱朝廷。如今，吸入千年邪气的水泽之民也转生成人，只为祸害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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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五千年漫漫历史长河中，曾经出现过桀、纣一类的暴君民贼，更多见赵高、秦桧般的大奸巨恶，然则无论黎民如何水深火热，国家如何兵连祸结，江山易主之后，总现万象更新，生机一片。只需几十年休养生息，文明便重新昌明光大，国家便转复兴旺富强。此皆因民族精神未死，自然资源依旧。

历史的脚步辗转至今，以奸猾而得逞的江泽民爬上中国最高权力宝座之后，中华民族生存之根基被摧毁得千疮百孔：祖先世代生存的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国土被秘密出卖给异族；历尽沧海桑田才得以形成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被糟蹋污染，被无度地消耗殆尽；五千年传承的道德标准被歪曲异化；信仰出现危机，到处物欲横流。于江氏无所不在的欺骗洗脑与暴力胁迫下，有多少人放弃了诚实宽厚、仁爱谦和的道德底线和对生命的珍视，变得见风使舵、睚眦必报、落井下石，甚至为一己之私而无恶不作、无所不为。

当数千万下岗职工和上亿贫苦农民为生存而苦苦挣扎之时，江泽民却动辄花费上亿公帑穷奢极欲。“上有好之者，下必甚焉”，江泽民的腐朽统治，造成了中国大陆贪官遍地，贿赂公行，黑社会无孔不入。悬殊的贫富差距和巨大的金融黑洞使社会动荡的危机一触即发。性乱和毒品所带来的传染性疾病迅猛地侵蚀着国民的身体素质，对于物质财富不择手段的追求令民族精神奄奄一息，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使用让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日趋萎缩。如此而往，无需多日，子孙后代将无处寻觅一方净土，一掬净水，一口纯净的空气。

稍微盘点江泽民的罪恶，就让人感到心情无比的沉重。但江泽民对中华民族的祸害，远不是我们所能完全说出来的。了解了江泽民，才明白什么叫做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历史上无数曾不可一世的帝国随着道德堕落和物质荒淫而归于尘土，江泽民正踏在这同一车辙中，将整个民族拖向万劫不复的深渊。爆炸、纵火、枪击、投毒，黑帮猖獗和日益泛滥的假货使社会上人人自危；地震、洪水、干旱、蝗虫与沙尘暴愈演愈烈，天象示警，灾异屡现。

江泽民已无“乘风归去”的可能，他的罪恶决定了他必将可耻地死去，今天就是给江泽民盖棺论定的时候。创作这本书的目的，并非出于对江泽民的仇恨，而是要将江泽民的邪恶真正曝光在世人面前。在江泽民带给中国和世界的这场空前劫难面前，面对其对“真善忍”的血腥迫害、摧毁人类道德良知的罪行，事实上每一个人也都面临着善与恶的抉择，这个抉择是对世上每一个人良知的考验。清算江泽民这个中华民族的最大罪人，天必助我，将华夏从生死存亡系于一线之危机中解救出来，重振雄风，再创辉煌。

（接下期）

文章来源：《大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