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4月26日讯】【编者按】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也称为普利策新闻奖，七、八十年代已经发展成为美国新闻界的一项最高荣誉奖。现在，不断完善的评选制度已使普利策奖被视为全球性的一个奖项。
13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因报导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荣获2001年普利策奖。
Ian Johnson曾在中国工作过7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法轮功是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最大的群众运动。自镇压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他认为，法轮功是非政治，非暴力的一种精神运动，而法轮功问题亦突显了中国政府政权的脆弱和易于崩溃。
《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因报导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荣获2001年普利策奖。 （网页截图）
时至今日，正逢4.25事件周年，这一个在当时被中外媒体视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的历史纪念日。海外独立媒体《看中国》对其中一些报导进行了编译，回放13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
“李兄弟的爱心”
以下文字译自Ian Johnson于2000年8月25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原文题目为“李兄弟的爱心”（Brother Li Love）。本文是其获奖作品之一。原文很长，为方便读者阅览，以下译文有删节。
在一个朦胧的7月早晨，李国强（Li Guoqiang音）骑上自行车，驶向天安门广场。
这时距离7月22日政府禁止法轮功周年还有两星期。李先生知道很多外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会到北京来抗议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他计划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他今天来到广场是为了侦察，看看是否有警察在那里，特别是便衣警察，以便提供这些信息。
“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他边出发边说，“每个人自己决定怎么做最管用。这是我能做的。”他要骑上两个小时，中间将会被外地来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寻求帮助的呼机声打断。
随着镇压进入了第二年，很多人想知道法轮功是如何挺住了政府安全部门的穷追猛打。镇压中动用的穿制服的和便衣的安全人员数量，是自从11年前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没有见过的。
政府已经抓捕了所有已知的协调人和数千名普通炼功者。如果法轮大法只是偶尔出现的推动民主的持不同政见团体，那么这种镇压武力早就把他们压垮了。
但是，法轮大法不像北京当局想象的那样。由志愿者们非常松散的联系，法轮大法表现出了惊人的能力。
在过去一年中，李兄弟和其他人也学会了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安全机器，经验告诉他们关掉手机，不用电子邮件，因为那些太容易被监视。
天安门广场近在眼前了，这时，李兄弟的呼机响了。信息显示说要给一个公共电话打过去，李兄弟把他的自行车停到路边，走到一组公共电话前面。所有电话机都被占用着。但经验告诉他不能打开手机。不仅谈话会被监听，而且只要开机就会有危险。因为安全人员可以通过手机信号定位，并进行跟踪。
终于，有一台公共电话空出来了，李兄弟拨通了电话。对方传来了兴奋的声音，是一个从东北来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想要找人帮助她向外界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她称自己姓陈。像许多刚来北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样，她是通过朋友的朋友听说了李兄弟。李兄弟不认识她，但交谈一段时间后，他料定她不是警察探子。他同意与她见面。
他说：“通常你能听出来他们是真是假。他们能说出警察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能感到他们都很真诚。”
陈女士头天晚上是在公园里露宿，现在正需要住处。像很多在镇压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一样，陈女士被解雇了，没什么钱。大多数来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只有通过慷慨的同修的帮助才能在物价高昂的北京生存下来。
当李兄弟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北端的时候，在数千位其他的骑车人中，很难认出他来。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在那，在那”，他说，并在脑子里记了下来。“警察在地下过街通道出口，到处都是。”
随后，在返回的路上，李兄弟的呼机又响了，这次他找了一个从未用过的公共电话，担心用同一个电话会被注意并被窃听。
他挂断电话，继续赶路。现在他通过一个酒吧区，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酒吧林立，晚上妓女和狂欢者会来到这里。在他的心中，他所冒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信仰与这种道德的沦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觉得他是恢复传统理念的努力的一部分，而这种传统理念已经被共产主义数十年对信仰的摧毁而破坏殆尽。
就在不久前，李先生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没有想太多，他为升迁和去国外商务旅行而努力，而这些在现代中国代表着成功。他在一家纺织厂做会计师，已婚，并有一个12岁的儿子。后来，去年年初，他听说了法轮大法，开始了修炼，起初是出于好奇，但是后来热情高涨。
去年10月，李兄弟忽然被迫做出选择。出于担心政府的压力，他的单位领导们告诉他应该停止修炼。他说他的决定很简单：他辞职了，从那以后，他的时间用在打零工和帮助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上。
现在靠着每月从当地福利机构领取的相当于40美元的津贴生活，他说他用中国着名的格言提醒自己：“大隐隐于市。”因此，他现在把自己的生活减低到最简单的衣物，只有一副遮挡烈日的太阳镜是他的奢侈品。这里呼机很便宜，打电话也便宜。他工作的时候买了手机，现在很少用。靠着妻子在工厂做文书的工资，一家人入不敷出。
他静静的说着，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着自己的信仰：“我们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相信做好事的好人。人生就是一个考验，看你能不能做个好人。”
法轮功修炼者们认为撒谎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很少否认自己学法轮大法。很多人就是当警察简单的问他们是否是炼功人时被抓走的。例如，这种情形很常见：那些花了最后一分钱来到北京抗议的法轮功修炼者们，就在离天安门咫尺之遥的地方，因警察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炼法轮功吗”而失败了。
这两天，他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是否应该去天安门广场抗议。在某些方面，法轮大法修炼者们躲避公安的一个关键武器是他们行动的随机性。尽管在一些围绕纪念日的时间，抗议活动会增加，但是被良知驱使，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广场抗议。现在，李兄弟的良知告诉他要去广场，他说：“我感到我有责任让政府知道它错了。但是如果我留在监狱外面，可能会更有用。”
在他考虑如何选择的时候，有一个因素是他没有考虑的，那就是时机，但是他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在两天里，他将会去天安门，盘腿打坐，然后被投入监狱。或许在那里呆15天，见证北京拘留所关满数千名周年抗议的法轮功修炼者。他的妻子将会举行绝食。他将会看到同一监牢的人被打得不省人事。7月下旬，他将会被释放。
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该轮到他来维护自己的信仰。在这个傍晚，蝉声淹没了一切，但是李兄弟的声音在回响。“你知道我的决定”，他说，“等我出来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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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年前，《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因报导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荣获2001年普利策奖。
Ian Johnson曾在中国工作过7年，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法轮功是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最大的群众运动。自镇压以来，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他认为，法轮功是非政治，非暴力的一种精神运动，而法轮功问题亦突显了中国政府政权的脆弱和易于崩溃。
《华尔街日报》记者Ian Johnson（中文名张彦），因报导受迫害的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文章荣获2001年普利策奖。 （网页截图）
时至今日，正逢4.25事件周年，这一个在当时被中外媒体视为“中国上访史上规模最大、最理性平和、最圆满的上访”的历史纪念日。海外独立媒体《看中国》对其中一些报导进行了编译，回放13年前的今天，在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
“李兄弟的爱心”
以下文字译自Ian Johnson于2000年8月25日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原文题目为“李兄弟的爱心”（Brother Li Love）。本文是其获奖作品之一。原文很长，为方便读者阅览，以下译文有删节。
在一个朦胧的7月早晨，李国强（Li Guoqiang音）骑上自行车，驶向天安门广场。
这时距离7月22日政府禁止法轮功周年还有两星期。李先生知道很多外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会到北京来抗议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他计划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他今天来到广场是为了侦察，看看是否有警察在那里，特别是便衣警察，以便提供这些信息。
“这是我自己的主意”，他边出发边说，“每个人自己决定怎么做最管用。这是我能做的。”他要骑上两个小时，中间将会被外地来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寻求帮助的呼机声打断。
随着镇压进入了第二年，很多人想知道法轮功是如何挺住了政府安全部门的穷追猛打。镇压中动用的穿制服的和便衣的安全人员数量，是自从11年前天安门大屠杀以来所没有见过的。
政府已经抓捕了所有已知的协调人和数千名普通炼功者。如果法轮大法只是偶尔出现的推动民主的持不同政见团体，那么这种镇压武力早就把他们压垮了。
但是，法轮大法不像北京当局想象的那样。由志愿者们非常松散的联系，法轮大法表现出了惊人的能力。
在过去一年中，李兄弟和其他人也学会了如何对付共产党的安全机器，经验告诉他们关掉手机，不用电子邮件，因为那些太容易被监视。
天安门广场近在眼前了，这时，李兄弟的呼机响了。信息显示说要给一个公共电话打过去，李兄弟把他的自行车停到路边，走到一组公共电话前面。所有电话机都被占用着。但经验告诉他不能打开手机。不仅谈话会被监听，而且只要开机就会有危险。因为安全人员可以通过手机信号定位，并进行跟踪。
终于，有一台公共电话空出来了，李兄弟拨通了电话。对方传来了兴奋的声音，是一个从东北来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想要找人帮助她向外界发送一封电子邮件。她称自己姓陈。像许多刚来北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一样，她是通过朋友的朋友听说了李兄弟。李兄弟不认识她，但交谈一段时间后，他料定她不是警察探子。他同意与她见面。
他说：“通常你能听出来他们是真是假。他们能说出警察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能感到他们都很真诚。”
陈女士头天晚上是在公园里露宿，现在正需要住处。像很多在镇压后坚持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一样，陈女士被解雇了，没什么钱。大多数来京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只有通过慷慨的同修的帮助才能在物价高昂的北京生存下来。
当李兄弟骑车经过天安门广场北端的时候，在数千位其他的骑车人中，很难认出他来。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在那，在那”，他说，并在脑子里记了下来。“警察在地下过街通道出口，到处都是。”
随后，在返回的路上，李兄弟的呼机又响了，这次他找了一个从未用过的公共电话，担心用同一个电话会被注意并被窃听。
他挂断电话，继续赶路。现在他通过一个酒吧区，这是一条狭窄的街道，酒吧林立，晚上妓女和狂欢者会来到这里。在他的心中，他所冒的风险是值得的，因为他的信仰与这种道德的沦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觉得他是恢复传统理念的努力的一部分，而这种传统理念已经被共产主义数十年对信仰的摧毁而破坏殆尽。
就在不久前，李先生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没有想太多，他为升迁和去国外商务旅行而努力，而这些在现代中国代表着成功。他在一家纺织厂做会计师，已婚，并有一个12岁的儿子。后来，去年年初，他听说了法轮大法，开始了修炼，起初是出于好奇，但是后来热情高涨。
去年10月，李兄弟忽然被迫做出选择。出于担心政府的压力，他的单位领导们告诉他应该停止修炼。他说他的决定很简单：他辞职了，从那以后，他的时间用在打零工和帮助其他法轮功修炼者上。
现在靠着每月从当地福利机构领取的相当于40美元的津贴生活，他说他用中国着名的格言提醒自己：“大隐隐于市。”因此，他现在把自己的生活减低到最简单的衣物，只有一副遮挡烈日的太阳镜是他的奢侈品。这里呼机很便宜，打电话也便宜。他工作的时候买了手机，现在很少用。靠着妻子在工厂做文书的工资，一家人入不敷出。
他静静的说着，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着自己的信仰：“我们生活在一个糟糕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相信做好事的好人。人生就是一个考验，看你能不能做个好人。”
法轮功修炼者们认为撒谎是错误的，因此他们很少否认自己学法轮大法。很多人就是当警察简单的问他们是否是炼功人时被抓走的。例如，这种情形很常见：那些花了最后一分钱来到北京抗议的法轮功修炼者们，就在离天安门咫尺之遥的地方，因警察一个简单的问题：“你炼法轮功吗”而失败了。
这两天，他一直在苦苦思索，自己是否应该去天安门广场抗议。在某些方面，法轮大法修炼者们躲避公安的一个关键武器是他们行动的随机性。尽管在一些围绕纪念日的时间，抗议活动会增加，但是被良知驱使，几乎每天都有人到广场抗议。现在，李兄弟的良知告诉他要去广场，他说：“我感到我有责任让政府知道它错了。但是如果我留在监狱外面，可能会更有用。”
在他考虑如何选择的时候，有一个因素是他没有考虑的，那就是时机，但是他的意志是坚不可摧的。在两天里，他将会去天安门，盘腿打坐，然后被投入监狱。或许在那里呆15天，见证北京拘留所关满数千名周年抗议的法轮功修炼者。他的妻子将会举行绝食。他将会看到同一监牢的人被打得不省人事。7月下旬，他将会被释放。
但是现在，他只知道，该轮到他来维护自己的信仰。在这个傍晚，蝉声淹没了一切，但是李兄弟的声音在回响。“你知道我的决定”，他说，“等我出来的时候，我会打电话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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