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1日讯】“我希望，我的自传能说清楚，科学和民主到底是如何引导我(以及我的认同者)走上这条‘被通缉’的不归路。”这是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教授生前讲的一句话。贯穿89年64民主运动的灵魂人物方励之，他的勇闯美领馆，常被拿来与去年原重庆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闯美领馆却命运迥异拿来做比较。
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预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长达647页的“方励之自传”中，除了描写中共如何在89年5月为开杀戒做准备、他如何避走美领馆，还有一个细节是关于1989年6月3晚，即6.4前夕的描写--“大屠杀开始了”。
以下“方励之自传精选”摘录自《世界新闻网》：
从悬空寺上下来后整十天，我就进了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避难。那是绝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那十天里，我想，几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国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电视新闻的人，大概都没有料到，中国就是发生了绝难料到会发生的事：中央政府调动20万正规军，用正规战争的武器，坦克和冲锋枪，以正规战争的方式，杀进自己本来好端端占据的首都。
军队屠杀学生和平民从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左右开始的。9点30分，我们就接到学生从第一个屠杀现场—木樨地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都可以听到枪声。
“打倒方励之”为开杀戒做准备
我们的处境顿时危机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钱加胁迫在北京郊区组织游行，为开杀戒做准备。政府发给每个参加者15元人民币，外加一顶草帽。游行者的任务就是呼喊口号“打倒方励之”，以及焚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这则消息，很为我的安全担忧。义大利的鲁菲尼几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电话，目的是为了听到我的声音，以证实我还没有被捕，或遭不测。至于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觉得太危险。焚烧模拟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惧。有一位记者问一个高喊“打倒方励之”的人“你认识方励之吗？”答曰：“不认识。”再问：“那你为什么要打倒他呢？”“因为，人家说，他不让我们进城去卖西瓜”。
屠杀之后，最后的幽默也没有了。很多人来电话，都像那个学生一样，很简短，三个字，赶快跑。我一时还有些有些犹豫，和平时期还要逃难？ 似乎是弄错了。上午10点左右，又有电话，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窃听者识别他的口音，已经不用北京腔说话，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暨你们说，你们还等个什么，还不快点儿找个干净的地方去！”这位朋友曾在最高层的机构里工作过，消息常常是准确的。
美公使低声说“你是总统的客人”
我们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走。
有四种走的方案。第一、二个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里躲一下，这两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来了。第三个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较远的教授家去，一个朋友把汽车也准备好了，晚8点开。最后一个方案是去美国大使馆，林培瑞教授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不想牵连其他朋友陪同我们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个方案。但也不想马上去美国使馆，因为顾虑，消息一旦走漏，一定会被中共利用。当晚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由CBS电视帮忙，在香格里拉饭店暂过一夜。
当时我们仍然把事情看得过轻，估计只要躲过三、五天的乱枪乱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离开家的时候，我只随身带了一个小书包，其中有几样日常用具，还有两篇写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时，我还请一位同事来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几封信带到天文台，以备过几天上班时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势更恶化，冷枪不断，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带着应急无线电话的CBS电视台人员，陪我们转移到使馆区。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过美国大使馆，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馆人员认为后一条极难办到。于是，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离开了使馆。
当晚留宿在建国饭店。那夜北京还是很乱，远处还隐隐有炮声。快午夜了，也睡不着。突然，有人敲门，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也许因为公务太重，也许因为戒严的街区太黑暗。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显然，事情升级了，很难再有其他选择，我们当即接受了。几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等在饭店后门的一辆使馆的车。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样，驶入大使官邸。
那时正是1989年6月6日0时。就此开始历时13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6日当天，白宫发言人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公开化。
担心重演火烧领事馆“彻底的空城计”
这有好处，也有危险。
好处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们在哪里，知道如何保护我们。24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收到慰问的电报、电传。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
公开化的危险是，有可能引至中国当局进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杀人后的中国当局，已经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规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红卫兵就火烧过北京的英国领事馆。1989年失去理性的当局会不会冲进大使馆，活捉方励之？ 难说。
最初的三周，最紧张。当时新大使李洁明刚刚到任，还没有住进大使官邸。整个官邸大楼，都是空的。白天危险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楼内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时不声不响地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事。如果成功，当局完全可推脱一切外交责任，还可以借机宣传这是“群众”的愤怒云云。
我们的防备方法只有一个：彻底的空城计，让外界根本探测不到整幢大楼里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于大使及一两个人同我们接触；打电话，也接电话；晚上室内灯光照度大大低于室外路灯；盥洗室内放水泄水，不出声音；睡觉时说梦话，也不梦唱。最后一条最难，但也办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胆。6月12日当局发布了通缉我们的命令，紧张达到高潮，夜间值班官员都有些神色不安，担心重演火烧英国领事馆一幕。我们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以防事态有变。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甚至没有在大使馆门前组织抗议游行和焚烧模拟像。看来，危险期是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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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预定5月1日正式出版、长达647页的“方励之自传”中，除了描写中共如何在89年5月为开杀戒做准备、他如何避走美领馆，还有一个细节是关于1989年6月3晚，即6.4前夕的描写--“大屠杀开始了”。
以下“方励之自传精选”摘录自《世界新闻网》：
从悬空寺上下来后整十天，我就进了北京的美国大使馆避难。那是绝没有料到会发生的事。那十天里，我想，几乎所有的北京人，中国人，以至所有在世界各地看电视新闻的人，大概都没有料到，中国就是发生了绝难料到会发生的事：中央政府调动20万正规军，用正规战争的武器，坦克和冲锋枪，以正规战争的方式，杀进自己本来好端端占据的首都。
军队屠杀学生和平民从1989年6月3日晚上9时左右开始的。9点30分，我们就接到学生从第一个屠杀现场—木樨地打来的电话，电话中都可以听到枪声。
“打倒方励之”为开杀戒做准备
我们的处境顿时危机了。
早在5月底，政府就用金钱加胁迫在北京郊区组织游行，为开杀戒做准备。政府发给每个参加者15元人民币，外加一顶草帽。游行者的任务就是呼喊口号“打倒方励之”，以及焚烧模拟方励之的纸人。
海外一些同行看到这则消息，很为我的安全担忧。义大利的鲁菲尼几乎每隔半天就打一次电话，目的是为了听到我的声音，以证实我还没有被捕，或遭不测。至于我自己，因身在其中，反而不觉得太危险。焚烧模拟像使人感到的是可笑，而不是恐惧。有一位记者问一个高喊“打倒方励之”的人“你认识方励之吗？”答曰：“不认识。”再问：“那你为什么要打倒他呢？”“因为，人家说，他不让我们进城去卖西瓜”。
屠杀之后，最后的幽默也没有了。很多人来电话，都像那个学生一样，很简短，三个字，赶快跑。我一时还有些有些犹豫，和平时期还要逃难？ 似乎是弄错了。上午10点左右，又有电话，是一位老朋友，他怕窃听者识别他的口音，已经不用北京腔说话，而改操他老家的方言，“俺是用大街上的公用电话暨你们说，你们还等个什么，还不快点儿找个干净的地方去！”这位朋友曾在最高层的机构里工作过，消息常常是准确的。
美公使低声说“你是总统的客人”
我们不能不开始认真考虑走。
有四种走的方案。第一、二个方案是在附近的朋友家里躲一下，这两位朋友6月4日下午都来了。第三个方案是到一位住得较远的教授家去，一个朋友把汽车也准备好了，晚8点开。最后一个方案是去美国大使馆，林培瑞教授说，他可以帮忙。我们不想牵连其他朋友陪同我们倒楣，所以排除了前三个方案。但也不想马上去美国使馆，因为顾虑，消息一旦走漏，一定会被中共利用。当晚采取了一个折衷方案，由CBS电视帮忙，在香格里拉饭店暂过一夜。
当时我们仍然把事情看得过轻，估计只要躲过三、五天的乱枪乱兵，就可以安全回家。所以，离开家的时候，我只随身带了一个小书包，其中有几样日常用具，还有两篇写了一半的文章。行前半小时，我还请一位同事来我家，把一些研究草稿和几封信带到天文台，以备过几天上班时候用。
然而，第二天，6月5日，形式势更恶化，冷枪不断，不能在香格里拉久留了。中午，林培瑞教授和一位带着应急无线电话的CBS电视台人员，陪我们转移到使馆区。
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去过美国大使馆，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借住三、五天；第二，希望不走漏消息。使馆人员认为后一条极难办到。于是，基于上述同样的考虑，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离开了使馆。
当晚留宿在建国饭店。那夜北京还是很乱，远处还隐隐有炮声。快午夜了，也睡不着。突然，有人敲门，匆匆进来的是美国代理公使薄瑞光和另一位官员。他们身着便服，神色多少显得紧张，也许因为公务太重，也许因为戒严的街区太黑暗。他们压低声音很正式地说“我们请你们去使馆，你们是我们总统的客人，需要在使馆住多久就可以住多久”。
显然，事情升级了，很难再有其他选择，我们当即接受了。几分钟后我们登上一辆等在饭店后门的一辆使馆的车。像一切正式的客人一样，驶入大使官邸。
那时正是1989年6月6日0时。就此开始历时13个月（精确说，384天另10.5小时）的避难生活。
6日当天，白宫发言人就证实了我们的避难消息。事件公开化。
担心重演火烧领事馆“彻底的空城计”
这有好处，也有危险。
好处是，所有朋友立即知道了我们在哪里，知道如何保护我们。24小时之后，我们就开始收到慰问的电报、电传。有国外的，也有国内的。
公开化的危险是，有可能引至中国当局进大使馆抓人。按常规，进使馆抓人在外交上是不允许的。但是杀人后的中国当局，已经失去了理性。所以，外交常规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1967年失去理性的红卫兵就火烧过北京的英国领事馆。1989年失去理性的当局会不会冲进大使馆，活捉方励之？ 难说。
最初的三周，最紧张。当时新大使李洁明刚刚到任，还没有住进大使官邸。整个官邸大楼，都是空的。白天危险不大。但是到了晚上，除了李淑娴和我外，只有一位官员在楼内值班。要想趁月黑夜深时不声不响地从大使官邸劫走一两个人，不是办不到的事。如果成功，当局完全可推脱一切外交责任，还可以借机宣传这是“群众”的愤怒云云。
我们的防备方法只有一个：彻底的空城计，让外界根本探测不到整幢大楼里有任何人住。基本的措施是，只限于大使及一两个人同我们接触；打电话，也接电话；晚上室内灯光照度大大低于室外路灯；盥洗室内放水泄水，不出声音；睡觉时说梦话，也不梦唱。最后一条最难，但也办到了。
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提心吊胆。6月12日当局发布了通缉我们的命令，紧张达到高潮，夜间值班官员都有些神色不安，担心重演火烧英国领事馆一幕。我们也作了相应的准备，以防事态有变。两个星期过去了，没有动静，甚至没有在大使馆门前组织抗议游行和焚烧模拟像。看来，危险期是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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