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5月4日讯】【导读】在广州，大概无人不知北郊有个因南湖而得名的游乐场和豪华宾馆群。但是，在1971年之前，从政府官员到一般市民，却谁也不知道广州有个南湖。准确地说，从1971年5月之后，“南湖”二字才开始出现在高度机密的大比例尺内部地图上。难道这是新开凿的人工湖吗？不是。其实它是白云山北麓早已有之的一个天然湖泊，本名磨刀坑水库。它之所以改名，是因为1971年在这里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修建住所而引起的。
二、“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
（接上期）突变
南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xx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xx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xx，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门厅内的红木月亮门（网路图片）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十•一”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十•一”北京没有举行群众聚会，也没放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5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究竟是为谁修的？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从“705”的数字得到灵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弄了个反革命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广州则有“705工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参谋时的王庆林 摄于1964年（网路图片）
补救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到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毛xx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南湖工程办公室主任刘如 摄于1985年（网路图片）
检查
王庆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刘兴元、江燮元和军区参谋长孙干卿等人汇报了赴京汇报情况。汪东兴和国家建委领导都肯定了“705工程”是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续有些不够完备，这让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汪东兴所作的指示，他们认真研究了落实措施。但是对汪东兴关于停建松园工程的指示，他们却觉得问题很大。当时工程的地基已经打好，各种建筑材料也已大部备齐并进场，而且这些材料大多是为松园工程定制的，无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将会造成很大浪费。会后丁盛、江燮元和孙干卿又去现场察看，觉得工程还是不宜半途下马，三人又向刘兴元讲了他们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把这组房子修完。刘兴元说：“修起来没人住，就是当仓库，也比半拉子工程丢掉强。”
汪东兴很关心他的指示的落实情况。12月29日，毛维忠奉汪东兴之命专程来广州检查“705工程”施工质量。他到广州时已近黄昏，乘车迳赴南湖，顾不上休息，由王庆林、张小军陪同，先后检查了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组房子。当晚他住在毛泽东的房子里，亲身体验房子是否适用合格。
第二天，毛维忠又仔细查看了毛泽东在省委小岛和鸡颈坑住过的房子以及军区在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并在鸡颈坑也住了一夜。鸡颈坑的房子虽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组房子都小得多，装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装修，更适于居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这里继续作为接待毛泽东和江青的一个备用点。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连日进行长谈，这里便成了她的落脚点之一。这是后话。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参谋长孙干卿在老虎洞会见了毛维忠。毛维忠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后北京一些人对“705工程”的议论和疑问，他承认，工程规模确实大了点，花钱也多了点。他说：“这我也有责任，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项工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汪东兴已经在王庆林受军区首长委托在北京写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见，说明工程是为中央首长修的，“与林贼无关”，报中央备案。毛维忠又给广州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汪主任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后，毛维忠对他看过的几处房子逐一品评，提出改进要求，共有数十条之多，其观察之细致和要求标准之严格，给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检查完了广州，毛维忠又去海南岛榆林检查“元帅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维忠返回广州，仍住南湖为毛泽东修的房子。丁盛和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换了意见。
所有房间都有巨大的落地窗，外面树木葱茏，三面临湖，环境绝佳（网路图片）
竣工
经过1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且看南湖和松园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数据：
南湖1组：1971年5月2日开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4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组：1971年6月19日开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栋、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组：进度同2组。共建房5栋、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组：1971年8月2日开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栋、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园（亦称南湖5组）：1971年9月开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此外，还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分队、通信站等）修建办公室、宿舍、营房7000平方米。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一组1万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建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馀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1发85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180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指示
在广州郊区为毛泽东修房子，作为总策划的汪东兴是何时、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汪氏在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对此一字未提。但广州军区领导人，则是在建房过程中，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的。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
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毛泽东接见丁盛、刘兴元等人时，汪东兴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所谓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顶用。尽管广州军区领导人和部队同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九一三事件”后不断有人试图把广州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南湖建房问题同林彪挂钩，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竟无人再提南湖房子的问题。相反，那时还不断从北京传来毛泽东表扬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话，说他们听了毛的“吹风”之后，态度鲜明，转变快，“听我（毛泽东）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又认识错误好，检讨深刻。
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广州友谊剧院向党政军机关局、师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宣讲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她的那一封信。临近结束时，她话题一转，讲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说：“九一三”凌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林彪出逃情况，她当时就在现场。广州军区接电话的是丁盛。听了周恩来的情况通报后，丁盛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以毛xx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谁反对毛xx我们就坚决打倒他！”撂下电话，周恩来满意地连说了两声：“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还怕大家不信，又说：“这我不是恭维丁盛同志，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江青的这番话博得热烈掌声。江青的表态非同小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会的军队干部尤其高兴，因为这证明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是中央信得过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广州军区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
可是，谁想江青赞扬丁盛的讲话最终却害了丁盛。4年之后“四人帮”倒台，在劫难逃的丁盛，又被从林彪的“贼船”赶上“四人帮”的“贼船”，说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其罪证之一，就是江青的这次讲话。这是后话。
（待续）
原标题：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二、“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修的”
（接上期）突变
南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施工当中，却不料，霹雳一声，出了个“九一三事件”！
9月13日凌晨，丁盛突然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周恩来的声音略显急促：“丁盛同志吗？我告诉你：在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那个人，带着他的老婆、儿子，坐飞机向北面跑了！你们要注意掌握部队。毛xx命令：广州战区的陆海空军统由你指挥！”
丁盛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周恩来讲的那个人是谁？他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在周恩来连问了几个“你听明白了没有”之后，他猛然想起半个月前毛泽东在长沙同他和刘兴元等人谈话的情景，现在又是周恩来亲自打电话来，他一下子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毫不含糊地表态：“请毛xx放心，不管是谁，只要他反对毛xx，我们就坚决和他划清界限，坚决打倒他！”
门厅内的红木月亮门（网路图片）
放下电话，丁盛马上去找刘兴元。两人决定立即召开军区党委常委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接着，军区机关、部队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军区主要领导进入战时指挥位置。
中央出了大事，“十•一”后毛泽东还能来广州吗？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私下里有此议论。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丝毫也没放松，总是要有备无患嘛！
1971年的“十•一”北京没有举行群众聚会，也没放焰火，汪东兴多次讲的毛泽东看完焰火就南下广州的计划也落了空。
5月间，经军委办事组批准组建的招待处，搭起了架子，兵员却迟迟没有着落。到了年底，军区几个主要领导和参谋长孙干卿议论：北京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中央首长哪还能到广州过冬！以后也不会有多少接待任务，要个大招待处有啥用？招待处几个连队的补兵计划至今也没有批，我们何必硬撑着，干脆把招待处撤销算了！意见报到总参谋部，很快批复同意。12月27日，成立仅仅半年多的招待处宣布撤销，同时成立团级的南湖招待所，由司令部管理局领导。
直到1976年毛泽东死，他始终没来广州。广州军区许多人都说，当初若不是考虑接待毛泽东，哪能兴师动众在南湖修那么多房子？结果白费了力气！
岂止是白费了力气！参与这项工程的人很快就明白，他们满怀一片赤诚，辛勤播种耕耘，到头来收获的竟是一个烫手却又甩不掉的山药蛋，是一只咽不下也吐不出的苦果子——围绕“705工程”，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波，凡参与组织实施这项工程的，绝大多数人受到长达数年的清查批斗，遭到不公正的处理，有的甚至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事业和政治生命！
“九一三事件”之后，不断从北京传来对广州军区不利的消息。有的权威人士作了这样的论断：广州军区的前身是第四野战军，林彪是第四野战军司令员，黄永胜是林彪的老部下，又是首任广州军区司令员，林彪现在反党叛国，曾计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广州军区与林彪关系很深，因此，应该作重点清查。
“批林整风”运动一开始，北京便有人提出：庞大的“705工程”究竟是为谁修的？是不是为迎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用的？有的人从“705”的数字得到灵感：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弄了个反革命政变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广州则有“705工程”，这两者是什么关系？
任广州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参谋时的王庆林 摄于1964年（网路图片）
补救
广州军区负责人对外界议论最初不予理睬，但是，随着这股风越吹越大，他们开始有些不安。冷静地想一想，这中间确有纰漏。最大的问题是：这样一项耗资数千万元、调动千军万马的浩大工程，竟然没有中央的书面指示、批件，没有列入国家建设计划！过去全凭上面某人的口头指示甚至暗示，全凭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就不顾一切地大干起来。现在如果较真儿，上面再不认账，那可是空口无凭，有理说不清呀！要赶快采取补救措施！
1971年11月底的一天，丁盛把王庆林叫到他家里。丁盛披着件棉大衣，面带倦容，坐在沙发上。一向快人快语的丁盛，此时有些心绪不宁地对王庆林说：“最近北京对‘705工程’有些反映，说是给林彪修的。我们过去也疏忽了，工程没有在国家正式立项，没有‘户口’。我和汪（东兴）主任商量过了，这事儿需要向国家计委、国家建委补报一下。你对情况熟悉，你尽快准备一下材料，去一趟北京，向计委、建委作个汇报。汪主任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再看看汪主任还有什么指示。”
12月3日，王庆林携带“705工程”设计图纸、已建成和正在修建的房屋照片以及文字材料飞抵北京，同行的还有一位通信科长。到北京后，王庆林首先感到异常的是，这次他没有被安排住军委招待所，却被安排到了北京饭店；那里的工作人员又特热情，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随。王庆林感到很不自在。当晚，国家建委副主任谢北一和国家计委一位叫张彦文的处长来到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
谢北一和计委的那位处长对王庆林很客气，在听过汇报并看了王庆林带去的一些资料、主要是照片之后，谢北一说：“军区修房子，东兴同志到现地看过了，整个工程情况他清楚，我们按东兴同志的意见办就是了。我们不是对这项工程进行审查，主要是最近收到一封信，提到这项工程，我们想了解一下情况。再就是你们申请解决420套陶瓷洁具，数量大了，要这么多干什么？毛xx最近有个指示：国内节俭些，多外援一些。你们要的洁具都是高级产品，有些副房和工作人员的住房可以不用嘛。”
临别时，谢北一看了一下张处长对王庆林说：“很快要开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了，你们还缺什么材料，到时可以在会上提出来。”
两天后的晚间，毛维忠也来北京饭店听王庆林汇报，并传达汪东兴的指示。汇报近3个小时，毛维忠不时提问，而且问得很细。最后他传达汪东兴的指示：修这项工程，有些人不知道，林彪出事后，有人写检举信，说房子是给林彪修的。这个工程确实大了些，又没向中央正式报告。工程经费，你们军区首长原来表示自己解决，后来又到处要钱，总后就是1000万，还向军委工程兵和广东省要，动用兵力也很大，难怪有反映。现在你们赶快写个材料，向中央补报一下。
王庆林表示回广州后立即向军区领导汇报，然后以军区名义向中央写个报告。“不行，”毛维忠斩钉截铁地说，“汪主任让你们马上写。”王庆林不敢作主，打电话请示丁盛，丁盛说就按汪主任的要求办。王庆林只好写，签了自己的名字。毛维忠拿上王庆林写的报告和各种资料走了，说是马上送汪东兴审查。
不到1个小时，毛维忠又回来了，传达汪东兴看过王庆林的材料后的指示。汪东兴对工程总的感到满意，认为军区出了大力。但是，他要求王庆林回到广州后要提醒军区领导：现在“政治气候不对，要避一避风”。南湖的4组房子，第一组已经完工，第二、三、四组即将完工，要继续完善配套。原计划在松园给主席再修一组房子，就不要修了。
汪东兴对南湖工程代号为什么叫“705工程”也表示不解，并问“705工程”的经费开支是否仅限于南湖工程。汪东兴还对南湖4组房子的编号问题作了指示，认为现在的编法不妥。他说：一个办法是不编号，以地名命名；也可以把1、2、3、4的顺序颠倒过来，或者把现在的编号打乱重编。将来房子都修好了，不要说哪套房子是为哪位首长修的，首长愿意住哪儿就住哪儿。
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南湖工程办公室主任刘如 摄于1985年（网路图片）
检查
王庆林于12月7日向丁盛、刘兴元、江燮元和军区参谋长孙干卿等人汇报了赴京汇报情况。汪东兴和国家建委领导都肯定了“705工程”是为中央修建的工程，只是手续有些不够完备，这让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对汪东兴所作的指示，他们认真研究了落实措施。但是对汪东兴关于停建松园工程的指示，他们却觉得问题很大。当时工程的地基已经打好，各种建筑材料也已大部备齐并进场，而且这些材料大多是为松园工程定制的，无法改作他用，如果停工，将会造成很大浪费。会后丁盛、江燮元和孙干卿又去现场察看，觉得工程还是不宜半途下马，三人又向刘兴元讲了他们的意见，最后一致决定，还是要一鼓作气，把这组房子修完。刘兴元说：“修起来没人住，就是当仓库，也比半拉子工程丢掉强。”
汪东兴很关心他的指示的落实情况。12月29日，毛维忠奉汪东兴之命专程来广州检查“705工程”施工质量。他到广州时已近黄昏，乘车迳赴南湖，顾不上休息，由王庆林、张小军陪同，先后检查了为毛泽东和江青修的两组房子。当晚他住在毛泽东的房子里，亲身体验房子是否适用合格。
第二天，毛维忠又仔细查看了毛泽东在省委小岛和鸡颈坑住过的房子以及军区在老虎洞为林彪修的房子，并在鸡颈坑也住了一夜。鸡颈坑的房子虽然比南湖的任何一组房子都小得多，装修更不能相比，但它自成格局，而且早已完成装修，更适于居住。汪东兴和毛维忠决定这里继续作为接待毛泽东和江青的一个备用点。果然，1972年8月，江青在广州与美国女作家维特克连日进行长谈，这里便成了她的落脚点之一。这是后话。
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和参谋长孙干卿在老虎洞会见了毛维忠。毛维忠重述了“九一三事件”后北京一些人对“705工程”的议论和疑问，他承认，工程规模确实大了点，花钱也多了点。他说：“这我也有责任，应该作自我批评。”但是，这项工程在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他说，汪东兴已经在王庆林受军区首长委托在北京写的那份材料上附了意见，说明工程是为中央首长修的，“与林贼无关”，报中央备案。毛维忠又给广州军区领导吃了一颗定心丸：“汪主任说，你们只管放心就是了。”
最后，毛维忠对他看过的几处房子逐一品评，提出改进要求，共有数十条之多，其观察之细致和要求标准之严格，给在座者留下很深印象。
检查完了广州，毛维忠又去海南岛榆林检查“元帅府”。直到1972年元月2日，毛维忠返回广州，仍住南湖为毛泽东修的房子。丁盛和军区政治委员任思忠去看望他，再次同他交换了意见。
所有房间都有巨大的落地窗，外面树木葱茏，三面临湖，环境绝佳（网路图片）
竣工
经过1万多名部队官兵和几千名工人不分昼夜的苦干，包括南湖和松园新建的5组房子以及省委小岛1号楼、鸡颈坑改建工程在内的“705工程”，终于在1972年6月底全部完工。且看南湖和松园新建工程的一些主要数据：
南湖1组：1971年5月2日开工，9月27日竣工。共建房15栋、9043平方米，其中主房2644平方米，副房6399平方米。
南湖2组：1971年6月19日开工，12月末竣工。共建房13栋、6280平方米，其中主房2573平方米，副房3707平方米。
南湖3组：进度同2组。共建房5栋、5698平方米，其中主房2864平方米，副房2834平方米。
南湖4组：1971年8月2日开工，1972年1月末竣工。共建房7栋、6902平方米，其中主房4067平方米，副房2835平方米。
松园（亦称南湖5组）：1971年9月开工，1972年6月末竣工。共建房15栋、1.3万平方米，其中主房7000平方米，副房6000平方米。
以上共计建房55栋、40923平方米，其中主房19148平方米，副房21775平方米。此外，还为南湖招待所工作人员（包括警卫分队、通信站等）修建办公室、宿舍、营房7000平方米。除住房外，另建成350米的防护坑道1条，大型隐蔽部3个，半地下电站1个，各种电缆196公里，道路25公里，以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有：钢材8450吨，木材19750立方米，水泥3.4万吨，石料8.97万立方米，沙子5.42万立方米，红砖2500万块。动用步兵、工程兵、汽车兵共28个营、1.2万人，运输汽车458台，各种施工机械71台。此外，在工地和外地还雇请民工3000人。
整个工程经费开支约4000万元。如果考虑到很多物资、材料都按内部价格结算，还有许多物资设备是无偿调拨以及主要是由部队施工等因素，这几千万元只不过是实际开支一个零头儿。
工程堪称高速优质。如此庞大的工程，仅用1年稍多一点时间；一组1万平方米左右的房子，仅用半年左右时间建成，过去连想都不敢想。南湖与松园工程建成，让广州原有的内部高级招待所无不黯然失色。这里环境开阔，湖光山色，风景幽美，空气清新；布局合理，设计精妙，工艺严格，陈设考究。此外还有两个最大特点：建筑高大、坚固。主房最大房间面积400多平方米，室内最高处8米，其馀房间也在5米上下，一般人进入房内都有一种渺小的感觉。房子的坚固程度主要着眼于应付突发意外情况：外墙可以抗住1发85反坦克炮弹的直瞄射击，屋顶能防口径最大的160迫击炮弹；坑道、隐蔽部能抗住1枚3000磅炸弹直接命中。有人戏言：万一发生大地震，即使房子翻转180度，也保证不会散架。
指示
在广州郊区为毛泽东修房子，作为总策划的汪东兴是何时、如何向毛泽东报告的，局外人不得而知。粉碎“四人帮”后，汪氏在他发表的一些回忆往事的文章中，对此一字未提。但广州军区领导人，则是在建房过程中，便向毛泽东作了报告的。
1971年8月，毛泽东离京乘火车南下，向一些“诸侯”“吹风”，挖林彪的“墙脚”。8月底，在长沙接见广州军区和粤、桂、湘三省区主要领导人丁盛、刘兴元、韦国清、华国锋、卜占亚等人。接见过程中，丁盛曾郑重其事地向毛泽东报告：“主席，给您新修的房子很快就可以入住了，盼望您到广州过冬。”
毛泽东只是简单地说：“好嘛。”并未感到诧异，更没再往下问。这表明毛泽东是知道此事的。毛泽东接见丁盛、刘兴元等人时，汪东兴一直在座。
1972年10月20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把丁盛、任思忠召到北京，研究解决湖南问题——主要是所谓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卜占亚上了林彪“贼船”的问题。周恩来顺便讲到了南湖房子问题。他说：“主席让我给大家打个招呼。主席说：广州的房子，是我叫东兴负责修的。过去，我在广州白云山有一栋房子（按：即鸡颈坑），但是，以后住了外宾，才叫东兴另外选址再修一栋。房子是按我的要求设计施工的。”
周恩来接着说：“主席讲到这里，我还插了一句：那里的房子，我去看过了。我住的房子，也是按我的意见修的。”周恩来最后点明了他谈这个问题的目的：“主席指示：以后谁也不要再在广州房子的问题上钻空子、做文章了！”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顶用。尽管广州军区领导人和部队同林彪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九一三事件”后不断有人试图把广州军区的一些重大活动，包括南湖建房问题同林彪挂钩，但在毛泽东讲话之后，在“批林整风”运动高潮中，竟无人再提南湖房子的问题。相反，那时还不断从北京传来毛泽东表扬广州军区主要领导的话，说他们听了毛的“吹风”之后，态度鲜明，转变快，“听我（毛泽东）的话”；“九一三事件”后，又认识错误好，检讨深刻。
1972年8月23日下午，江青在广州友谊剧院向党政军机关局、师级以上干部作报告，宣讲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写给她的那一封信。临近结束时，她话题一转，讲起了“九一三事件”。她说：“九一三”凌晨，周恩来向各大军区负责人通报林彪出逃情况，她当时就在现场。广州军区接电话的是丁盛。听了周恩来的情况通报后，丁盛当即毫不含糊地表示：“广州军区全体指战员坚决听从以毛xx为首的党中央的指挥，谁反对毛xx我们就坚决打倒他！”撂下电话，周恩来满意地连说了两声：“哎，丁盛好，丁盛好！”江青似乎还怕大家不信，又说：“这我不是恭维丁盛同志，当时情况就是这样的。”
江青的这番话博得热烈掌声。江青的表态非同小可，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会的军队干部尤其高兴，因为这证明广州军区领导班子是中央信得过的，具有光荣历史的广州军区是有高度政治觉悟的军队。
可是，谁想江青赞扬丁盛的讲话最终却害了丁盛。4年之后“四人帮”倒台，在劫难逃的丁盛，又被从林彪的“贼船”赶上“四人帮”的“贼船”，说他“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积极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其罪证之一，就是江青的这次讲话。这是后话。
（待续）
原标题：广州南湖毛泽东住所工程风波解密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