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雅婷综合报导）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案开庭审理以来，大陆媒体对刘志军贪腐受贿的内幕穷追猛打。近日，更有陆媒详细起底刘志军卖官买官、官商勾结的内幕，刘志军的“铁哥们”想要升迁，也得要向刘志军送钱，而且关系越铁送的钱越多。有舆论认为，由于中共当局害怕惊人的贪腐内幕一旦全面曝光，可能触发雪崩效应而危及中共统治，所以，目前刘志军案所揭发出来的案情，只不过是刘志军案近500卷的案卷中的九牛一毛。然而，就是这冰山一角的黑幕，也十分生动地演绎出了中共官场上贪腐横行、权钱勾结的“中国特色”。
日前，大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属的《21世纪经济报导》以《刘志军案行贿者起底：铁哥们也要送钱》为标题，揭发了刘志军卖官买官、行贿受贿的部分内幕。
据报导，在刘志军贪腐案情中，中共官方公布的11个涉案人员，有7人属于铁路系统的官员，其馀4人为企业负责人。而向刘志军行贿的人中，有几个还是他的“铁杆哥们”。而且关系越铁，送的钱越多。
报导披露说，刘志军于1999年至2009年初这段时间期间，接受其一个“铁哥们”——时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分局长邵力平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邵力平先后担任柳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局长，南昌铁路局局长等职务提供了帮助。为此，邵某先后7次给予刘人民币620万元、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744.15万元。至于邵某这744万元的行贿款从何而来，只有等到邵案公开审理的那天才能见分晓。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邵力平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武汉铁路分局正是刘志军当年的发迹之地，而邵执掌过的武汉分局，正是刘志军的亲弟弟刘志祥雇凶杀人案爆发之地。
公开资料显示，邵力平1954年1月生，大专文化学历，1975年参加工作，历任武汉铁路分局政研室副主任，宣传部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局长，柳州铁路局局长，2008年任南昌铁路局局长。
刘志军的胞弟刘志祥在武汉铁路系统任职期间，从火车司机、人事干事、纪委书记、副站长，到汉口站的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而时任武汉铁路分局局长的正是邵力平。
刘志军的另一个“铁哥们”，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
公开履历显示，何洪达历任牡丹江铁路分局七台河站党委副书记、书记、站长、七台河地区运输生产指挥部主任、牡丹江铁路分局副分局长、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副局长、党委书记，哈尔滨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等职务。2003年7月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兼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何出事之后，刘还指使丁书苗到处花钱、托人，不惜花费4400万元，试图从中纪委手中把何洪达“捞出来”，最终未能成功。。
而另一个行贿者吴俊光堪称是刘志军的“大哥”，他的广铁老总位置是跟他的人大代表任期一起开始，一起结束的。2007年“两会”之前的2月，吴俊光因涉嫌卷入广深四线指（指挥部）、石怀指（焦柳线石怀段指挥部）的违规违法问题而被免去总经理职位，改任党委书记。
而“两会”后的5月，已经被免去总经理职务的吴俊光，董事长这顶乌纱也被摘掉，其职由前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何玉华接任。随后，涉及该案的广深四线指挥部7人、石怀指挥部4人被予以撤职处分，其中两人被“双规”。吴俊光却凭侥幸渡过了这场危机，虽然不做广铁老大，调研员正局级的位置却还是给他保留了，而这个时候离吴俊光正式退休也就1年时间了（吴生于 1948年）
据报导，除上述刘志军的铁哥们之外，还有铁路局长为了能够当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刘志军行贿的。
据称，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期间，于2002年至2003年1月，接受时任天津铁路分局局长梁映光的请托，为该铁路分局在铁道部一项改造工程中不投入资金，以及推荐此人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等事项提供了帮助。
为此，刘志军于2002年7月至2004年上半年，先后4次收受此人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5万美元和5000欧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万元。
2003年5月至2007年10月，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期间，为当时北京铁路分局局长安路勤担任该市铁路局局长、推荐其为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选等事项提供了帮助。为此，刘志军于2004年春节前至2009年春节前，先后6次收受此人给予的8万美元、2万欧元，共计折合人民币 82.73万元。
除上述几个“大脑袋”之外，刘志军受贿之手也伸向铁路系统基层的一些“小萝卜”，并先后分数十次28次收受刘某给予的人民币152.5万元、2万港元、 2.8万美元，共计折合人民币 176.56万元；刘敏霖行贿的钱款，折合176.56万元；收受王某给予的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1.44万元；接受时任深圳郑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舒某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60万港元、2万美元，共计折合人民币91.96万元；接受时任香港宇昌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某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30万港币、15.3万美金、3万欧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97.26万元等等。
针对中国大陆当前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的现象，有观察人士指出，官员和商人的这种胶着关系是中国现行官商不分的体制决定的，而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发生在民间的强征土地、强拆房屋、劳资纠纷等侵权案例引发的群体事件，已经从开始时的新闻事件过渡为现在的家常便饭。
其中每一个单独案例的背后都有公权力为侵权者撑腰，公权力介入司法为侵权者开脱，进而造就了中国的上访大军，也造就了民间的官民对立现实。得到公权力庇护的商人反过来向官员输送利益，形成官商勾结的互利网路。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也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鼓励以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鼓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鼓励官员直接经商，很多政府官员同时是国营企业的董事长。他认为，官商不分在中国非常普遍，这是中国严重腐败的根源之一。
而宪政学者陈永苗也认为，中国大部分资源和高盈利行业都被政府控制，因此导致了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他说：“几乎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官商不勾肩搭背，企业没有办法维持；另外，凡是利润率高的地方也都抓在政府手上，所以，没有官商勾结，没有权力寻租，我估计，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完了。”
日前，大陆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下属的《21世纪经济报导》以《刘志军案行贿者起底：铁哥们也要送钱》为标题，揭发了刘志军卖官买官、行贿受贿的部分内幕。
据报导，在刘志军贪腐案情中，中共官方公布的11个涉案人员，有7人属于铁路系统的官员，其馀4人为企业负责人。而向刘志军行贿的人中，有几个还是他的“铁杆哥们”。而且关系越铁，送的钱越多。
报导披露说，刘志军于1999年至2009年初这段时间期间，接受其一个“铁哥们”——时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分局长邵力平的请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邵力平先后担任柳州铁路局党委书记、局长，南昌铁路局局长等职务提供了帮助。为此，邵某先后7次给予刘人民币620万元、1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744.15万元。至于邵某这744万元的行贿款从何而来，只有等到邵案公开审理的那天才能见分晓。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邵力平曾经长期工作过的地方——武汉铁路分局正是刘志军当年的发迹之地，而邵执掌过的武汉分局，正是刘志军的亲弟弟刘志祥雇凶杀人案爆发之地。
公开资料显示，邵力平1954年1月生，大专文化学历，1975年参加工作，历任武汉铁路分局政研室副主任，宣传部长，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局长，柳州铁路局局长，2008年任南昌铁路局局长。
刘志军的胞弟刘志祥在武汉铁路系统任职期间，从火车司机、人事干事、纪委书记、副站长，到汉口站的站长和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而时任武汉铁路分局局长的正是邵力平。
刘志军的另一个“铁哥们”，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
公开履历显示，何洪达历任牡丹江铁路分局七台河站党委副书记、书记、站长、七台河地区运输生产指挥部主任、牡丹江铁路分局副分局长、哈尔滨铁路局总调度长、副局长、党委书记，哈尔滨铁路局党委副书记、局长等职务。2003年7月任铁道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兼部直属机关党委书记。
何出事之后，刘还指使丁书苗到处花钱、托人，不惜花费4400万元，试图从中纪委手中把何洪达“捞出来”，最终未能成功。。
而另一个行贿者吴俊光堪称是刘志军的“大哥”，他的广铁老总位置是跟他的人大代表任期一起开始，一起结束的。2007年“两会”之前的2月，吴俊光因涉嫌卷入广深四线指（指挥部）、石怀指（焦柳线石怀段指挥部）的违规违法问题而被免去总经理职位，改任党委书记。
而“两会”后的5月，已经被免去总经理职务的吴俊光，董事长这顶乌纱也被摘掉，其职由前北京铁路局党委书记何玉华接任。随后，涉及该案的广深四线指挥部7人、石怀指挥部4人被予以撤职处分，其中两人被“双规”。吴俊光却凭侥幸渡过了这场危机，虽然不做广铁老大，调研员正局级的位置却还是给他保留了，而这个时候离吴俊光正式退休也就1年时间了（吴生于 1948年）
据报导，除上述刘志军的铁哥们之外，还有铁路局长为了能够当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向刘志军行贿的。
据称，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期间，于2002年至2003年1月，接受时任天津铁路分局局长梁映光的请托，为该铁路分局在铁道部一项改造工程中不投入资金，以及推荐此人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等事项提供了帮助。
为此，刘志军于2002年7月至2004年上半年，先后4次收受此人给予的人民币5万元、5万美元和5000欧元，共计折合人民币51万元。
2003年5月至2007年10月，刘志军在担任铁道部部长、党组书记期间，为当时北京铁路分局局长安路勤担任该市铁路局局长、推荐其为全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选等事项提供了帮助。为此，刘志军于2004年春节前至2009年春节前，先后6次收受此人给予的8万美元、2万欧元，共计折合人民币 82.73万元。
除上述几个“大脑袋”之外，刘志军受贿之手也伸向铁路系统基层的一些“小萝卜”，并先后分数十次28次收受刘某给予的人民币152.5万元、2万港元、 2.8万美元，共计折合人民币 176.56万元；刘敏霖行贿的钱款，折合176.56万元；收受王某给予的5万美元，折合人民币41.44万元；接受时任深圳郑铁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舒某给予的人民币20万元、60万港元、2万美元，共计折合人民币91.96万元；接受时任香港宇昌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尤某给予的人民币10万元、30万港币、15.3万美金、3万欧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97.26万元等等。
针对中国大陆当前普遍存在的买官卖官、官商勾结的现象，有观察人士指出，官员和商人的这种胶着关系是中国现行官商不分的体制决定的，而中国大陆近十年来发生在民间的强征土地、强拆房屋、劳资纠纷等侵权案例引发的群体事件，已经从开始时的新闻事件过渡为现在的家常便饭。
其中每一个单独案例的背后都有公权力为侵权者撑腰，公权力介入司法为侵权者开脱，进而造就了中国的上访大军，也造就了民间的官民对立现实。得到公权力庇护的商人反过来向官员输送利益，形成官商勾结的互利网路。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也曾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鼓励以政府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鼓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鼓励官员直接经商，很多政府官员同时是国营企业的董事长。他认为，官商不分在中国非常普遍，这是中国严重腐败的根源之一。
而宪政学者陈永苗也认为，中国大部分资源和高盈利行业都被政府控制，因此导致了官商勾结和权力寻租。他说：“几乎绝大部分的经济资源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所以，官商不勾肩搭背，企业没有办法维持；另外，凡是利润率高的地方也都抓在政府手上，所以，没有官商勾结，没有权力寻租，我估计，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