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6月29日讯】【编者的话】《延安日记》作者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苏联人，1942年至1945年，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身分，在延安工作。作者以日记形式，根据他的观点，记述了延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方面的问题。全书以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共的关系为背景，记述了中共的整风运动、中共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共与当时驻延安的美国军事观察组织的接触以及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等问题，均有评述。
《延安日记》
1945年7月12日
在整风运动的苦难日子里，共产党员们经受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严酷训练。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思想上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党员大多数年龄不到三十。他们已经成为党的干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成长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坏的是把毛泽东与革命、与普遍真理看成一回事。对党员来说，毛泽东是带给他们革命信仰的使者，他是一贯正确的。在这里，理智被本能，一种盲目的本能，一种宗教信条所代替！他们不需要理解就相信，因为是毛泽东说的吆！
革命者的信仰和对创造奇迹的神的信仰，发生了冲突。
我不由得翻开我的哲学笔记。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信里写到了1871年之后巴黎工人的“极端革命性”即布朗热主义的问题。他说：
“不，这次陶醉于布朗热主义的原因是更深远的。那就是沙文主义…法国这种爱国狂热的必然后果是，法国工人现在成了沙皇反对德国而且也反对俄国工人和革命者的同盟军！…但是像这样的狂热从1789年以来已经是第三次了。这种狂热的浪潮第一次把拿破伦第一拥上台，第二次把拿破伦第三拥上台，现在又把比他们两个更坏的家伙拥上台，但是，幸而浪潮已没有力量了。无论怎样，我们显然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极面─沙文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同积极面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波拿巴主义就会再次发作，要求有一个救主，去消灭…可恶的资产者。
“因此，我将欢迎巴黎人赐给我们任何革命的激情，但预料他们以后又会受害而转向创造奇迹的救主。我希望和相信，巴黎人在行动上会像往常一样有能力，但他们如果要求在思想方面进行领导，那我就不敢领教了。”
1911年群主政体被推翻，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1925-1927年的革命动乱，以及内战的血腥暴行─结果产生了同一种信仰，信仰一个“创造奇迹的偶像”─毛泽东。
从我对毛泽东和他所创造的整风运动的长期了解，我确信我的说法是对的。我有时觉得，好像我自己也在这里经受了这场严酷的洗脑筋运动。这场清洗有助于使我看清民族主义的危险，盲目信任领袖的危险，用教条、用政治上的犹太教义、用歪曲来代替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危险。
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是中国民族意识酿成的悲剧之一。
我在延安待了这些年以后，使我感到，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才智、深邃的远见和伟大的人格，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的思想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它必须取得胜利的保证。
延安培养出来的党的工作者，一批接一批地走向国家最边远的地区。他们到各地去领导党员群众。他们是怀着对革命、真理、国家以及对毛泽东的神圣信念离去的。
凡在理智屈服于盲目本能的地方，教条就成了生活的真谛和目的。可怕的教条─“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我经常听到一套套标准的答话，而听不到一句生动的语言。不同的人，在表情上都是一个模样，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人们心安理得地在死记硬背“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对毛的赞扬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健康的吹捧。这种危险做法，使党员没有主见，思想超不出毛泽东指示的范围，使党丧失能动性，这在大会上已有表现。结果，毛主席一个人的“一贯正确的创造奇迹的头脑”，代替了千百万人的头脑。
研究了毛泽东的几个报告之后，使我确信，他是很有手腕的。他通过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歪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目前的事件，以及通过搞整风运动这种无事生非的做法，来腐蚀党员群众。(待续)
《延安日记》
1945年7月12日
在整风运动的苦难日子里，共产党员们经受了一次毛泽东思想的严酷训练。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从思想上总结了“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所取得的成就。
这些党员大多数年龄不到三十。他们已经成为党的干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将成长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党的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在所有这些事情中，最坏的是把毛泽东与革命、与普遍真理看成一回事。对党员来说，毛泽东是带给他们革命信仰的使者，他是一贯正确的。在这里，理智被本能，一种盲目的本能，一种宗教信条所代替！他们不需要理解就相信，因为是毛泽东说的吆！
革命者的信仰和对创造奇迹的神的信仰，发生了冲突。
我不由得翻开我的哲学笔记。在这方面非常有意义的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给劳拉．拉法格的信。恩格斯在信里写到了1871年之后巴黎工人的“极端革命性”即布朗热主义的问题。他说：
“不，这次陶醉于布朗热主义的原因是更深远的。那就是沙文主义…法国这种爱国狂热的必然后果是，法国工人现在成了沙皇反对德国而且也反对俄国工人和革命者的同盟军！…但是像这样的狂热从1789年以来已经是第三次了。这种狂热的浪潮第一次把拿破伦第一拥上台，第二次把拿破伦第三拥上台，现在又把比他们两个更坏的家伙拥上台，但是，幸而浪潮已没有力量了。无论怎样，我们显然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巴黎人革命性的消极面─沙文主义的波拿巴主义，同积极面一样，都是不可缺少的方面：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之后，波拿巴主义就会再次发作，要求有一个救主，去消灭…可恶的资产者。
“因此，我将欢迎巴黎人赐给我们任何革命的激情，但预料他们以后又会受害而转向创造奇迹的救主。我希望和相信，巴黎人在行动上会像往常一样有能力，但他们如果要求在思想方面进行领导，那我就不敢领教了。”
1911年群主政体被推翻，持续不断的农民暴动，1925-1927年的革命动乱，以及内战的血腥暴行─结果产生了同一种信仰，信仰一个“创造奇迹的偶像”─毛泽东。
从我对毛泽东和他所创造的整风运动的长期了解，我确信我的说法是对的。我有时觉得，好像我自己也在这里经受了这场严酷的洗脑筋运动。这场清洗有助于使我看清民族主义的危险，盲目信任领袖的危险，用教条、用政治上的犹太教义、用歪曲来代替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危险。
中共党内的沙文主义，是中国民族意识酿成的悲剧之一。
我在延安待了这些年以后，使我感到，马克思、列宁和恩格斯的才智、深邃的远见和伟大的人格，更加光彩夺目了。他们的思想培育了布尔什维克党。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党具有伟大的生命力，以及它必须取得胜利的保证。
延安培养出来的党的工作者，一批接一批地走向国家最边远的地区。他们到各地去领导党员群众。他们是怀着对革命、真理、国家以及对毛泽东的神圣信念离去的。
凡在理智屈服于盲目本能的地方，教条就成了生活的真谛和目的。可怕的教条─“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
我经常听到一套套标准的答话，而听不到一句生动的语言。不同的人，在表情上都是一个模样，这给人一种不愉快的感觉。人们心安理得地在死记硬背“实际生活中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
对毛的赞扬带有神秘主义色彩，是一种不健康的吹捧。这种危险做法，使党员没有主见，思想超不出毛泽东指示的范围，使党丧失能动性，这在大会上已有表现。结果，毛主席一个人的“一贯正确的创造奇迹的头脑”，代替了千百万人的头脑。
研究了毛泽东的几个报告之后，使我确信，他是很有手腕的。他通过歪曲共产党的历史、歪曲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目前的事件，以及通过搞整风运动这种无事生非的做法，来腐蚀党员群众。(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