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1日讯】（新唐人记者隋念综合报导）目前在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担任教授的孙旭培素有“中国最为敢言的新闻研究学者”之称。他曾担任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所长，1984年参与起草中国第一份新闻法草案，但始终未获通过。日前，孙旭培接受《腾讯网》新闻中心编辑沈洪的采访，并发表在《纽约时报》中文网上。下面是这篇采访的文摘转载。
曾起草《新闻法》但始终没有被通过
孙旭培介绍说，“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对媒体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自1980年起，每年都有新闻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要求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说真话的权利。”1984年，时任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胡绩伟找到孙旭培，请他去筹备指定新闻法的工作。
“于是教科文委员会与新闻所合办一个新闻法研究室，由我负责具体工作。我们招新闻法研究生，办《新闻法通讯》，编写《新闻法知识讲座》，跟胡绩伟到各地召开征求新闻立法意见的讨论会。后来我带着两个研究生起草了第一份新闻法草案。胡绩伟组织讨论，修改多次。我们的草案有两个提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是提到“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二是“报纸刊物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这招致胡乔木的不满。他做过许多次指示，最主要的有：新闻立法的目的应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新闻媒体的创办，由出版法去规定，新闻法不要管；先出台出版法，再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草案另有一些人起草，结果很像个出版管理条例，在人大也很难形成统一看法。出版法草案通不过，新闻法就没戏了。
与此同时，上面还让上海也起草了一个新闻法草案，连同后来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一共有三个草案。但是草案再多，也没有任何结果。到1990年代，多次人代会上，都有代表的提案，催促新闻立法，但总是被回答：新闻立法正在进行中。这显然不是真话。后来干脆回答：新闻立法排在远期规划中。
中国出版界一直存在“法外禁载”现象
其实，中国是有宪法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孙旭培说，“可是在中国，谁要提出依宪施政，按社会主义的宪法搞宪政，还是个冒风险的事；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可媒体都认为这个词汇太敏感，极力回避。”孙旭培举例说，“其实，1949年制订的《政协共同纲领》就规定有“保护报导真实新闻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出版自由就是新闻自由，英语里用的是同一个词。我们现在即使不用新闻自由，谈言论出版自由不也是一样很难吗？你看我们的刊物发过几篇言论出版自由的文章？我们建国以来有哪个部门开过言论出版自由的会？连学术会议也不敢开。
所以，即使孙教授提倡的只是在一党专政下的“适度的新闻自由”，他的最重要的一本学术着作《坎坷之路：新闻自由在中国》，还是一直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我多次要求出版社为我提供一份书面资料，说明我的着作违背了合同上所列的11项禁载内容（其中前10条都是《出版管理条例》上所规定的）中的哪些条文。还有违背什么其他规定的，只要有文可查的，我都认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提供。秘密在于出版界一直存在的“法外禁载”，即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条文作依据，而禁止发表或出版。他们凭长期在极为严格的管理中所积累起来的感觉，就知道什么东西出版了，出版社就要倒楣，根本不需要看《出版管理条例》。他们为我举出多个因出了一本不该出的书，而导致出版社被解散的例子。这些事虽不一定发新闻，但在出版圈子里会拿出来杀鸡儆猴，让大家晓以利害。可叹在中国，并没有”法无禁止即自由”，而是法不禁止也不一定自由。一切凭有关部门琢磨“社会效果”如何而定。可是作者或其他人无权对“社会效果”做出评判。”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只有“党人办报”
孙旭培说：“我三十多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怎么解决呢？许多问题如一堆螃蟹互相撕咬。”采访中曾提到流传很广的陈云的一句话，也许可以回答孙教授的疑问，陈云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 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可是孙旭培认为，“在文明国家里新闻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不能从如何掌握驭民之术的角度去看是要还是不要。而且，我认为一个政党当初用自由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应该兑现承诺，这是起码的政治伦理。”
他认为目前没有“文人办报”，只有“党人办报”。“文人办报”是在有言论自由制度的条件下出现的，现在只有“党人办报”，而且是唯一政党的报纸。报人以党性原则为依归。只要跟着党的路线走，对人民造成再大的祸害，也安然无事。大跃进、文革中一些新闻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什么追究，就是证明。他们是在既无新闻法，也无法有强烈的新闻道德意识的情况下工作的。
他认为，“在各项自由中，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我国长期不提自由，没有自由就无民主可言。”所以，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中，“新闻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
孙旭培主张“新闻改革小步前进，不断发展。”他举例说，“一个省的宣传部门，你去年下达各种报导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后降到五六十次，新闻自由度就会有一个显着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个省的禁令并不不夸张。2006年南方一个新闻集团一年接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达10次之多。”
“又如，民办报纸现在条件不成熟，能不能将都市报改成公共报纸形式，即报纸所有制不变，但不要设主管单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让七八家都市报做试点？现在，新闻体制领域比哪个领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渐进，还不时看到倒退。比如，《南方周末》搞了跨地区监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欢迎，因为机关报体制下难以进行的监督在这家报纸上得到一些展现。本来我以为国家还会再布几个这样的点，进行跨地区监督，没想到，宣传管理部门顶不住各地一些有权者的反对，竟于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区监督。有关部门应该扪心自问，这样做符合新闻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吗？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这样做该不该为近五六年更加升级的腐败、滥权承担责任呢？”
即便如此艰难，孙旭培一直抱有乐观的态度。他说：“不管世道多黑、多吊诡，总还有一种基本的民意在运行，顺着这股民意去思考，你就无须悲观，社会终究会沿着民意走，那些张牙舞爪的势力终究会垮 掉。这个信念使我在政治形势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个人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动摇。”
曾起草《新闻法》但始终没有被通过
孙旭培介绍说，“经历“文革”的中国人都对媒体的所作所为十分痛恨，自1980年起，每年都有新闻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两会上要求制定新闻法，保护媒体说真话的权利。”1984年，时任人大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胡绩伟找到孙旭培，请他去筹备指定新闻法的工作。
“于是教科文委员会与新闻所合办一个新闻法研究室，由我负责具体工作。我们招新闻法研究生，办《新闻法通讯》，编写《新闻法知识讲座》，跟胡绩伟到各地召开征求新闻立法意见的讨论会。后来我带着两个研究生起草了第一份新闻法草案。胡绩伟组织讨论，修改多次。我们的草案有两个提法可能是最敏感的。一是提到“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二是“报纸刊物的创办也可由自然人进行”。这招致胡乔木的不满。他做过许多次指示，最主要的有：新闻立法的目的应是有利于加强党的领导；新闻媒体的创办，由出版法去规定，新闻法不要管；先出台出版法，再出台新闻法。出版法草案另有一些人起草，结果很像个出版管理条例，在人大也很难形成统一看法。出版法草案通不过，新闻法就没戏了。
与此同时，上面还让上海也起草了一个新闻法草案，连同后来新闻出版署起草的，一共有三个草案。但是草案再多，也没有任何结果。到1990年代，多次人代会上，都有代表的提案，催促新闻立法，但总是被回答：新闻立法正在进行中。这显然不是真话。后来干脆回答：新闻立法排在远期规划中。
中国出版界一直存在“法外禁载”现象
其实，中国是有宪法的，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孙旭培说，“可是在中国，谁要提出依宪施政，按社会主义的宪法搞宪政，还是个冒风险的事；宪法规定有言论出版自由，可媒体都认为这个词汇太敏感，极力回避。”孙旭培举例说，“其实，1949年制订的《政协共同纲领》就规定有“保护报导真实新闻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这出版自由就是新闻自由，英语里用的是同一个词。我们现在即使不用新闻自由，谈言论出版自由不也是一样很难吗？你看我们的刊物发过几篇言论出版自由的文章？我们建国以来有哪个部门开过言论出版自由的会？连学术会议也不敢开。
所以，即使孙教授提倡的只是在一党专政下的“适度的新闻自由”，他的最重要的一本学术着作《坎坷之路：新闻自由在中国》，还是一直没有出版社敢于出版。“我多次要求出版社为我提供一份书面资料，说明我的着作违背了合同上所列的11项禁载内容（其中前10条都是《出版管理条例》上所规定的）中的哪些条文。还有违背什么其他规定的，只要有文可查的，我都认了。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提供。秘密在于出版界一直存在的“法外禁载”，即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条文作依据，而禁止发表或出版。他们凭长期在极为严格的管理中所积累起来的感觉，就知道什么东西出版了，出版社就要倒楣，根本不需要看《出版管理条例》。他们为我举出多个因出了一本不该出的书，而导致出版社被解散的例子。这些事虽不一定发新闻，但在出版圈子里会拿出来杀鸡儆猴，让大家晓以利害。可叹在中国，并没有”法无禁止即自由”，而是法不禁止也不一定自由。一切凭有关部门琢磨“社会效果”如何而定。可是作者或其他人无权对“社会效果”做出评判。”
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只有“党人办报”
孙旭培说：“我三十多年来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中国从晚清到民国都有民营报纸和出版自由，为什么到1949年这个历史突然中断？如果中国再走上新闻自由之路，现实中的一系列不适应、不配套，甚至不允许又怎么解决呢？许多问题如一堆螃蟹互相撕咬。”采访中曾提到流传很广的陈云的一句话，也许可以回答孙教授的疑问，陈云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制定了一个新闻法， 我们共产党人仔细研究它的字句，抓它的辫子，钻它的空子。现在我们当权，我看还是不要新闻法好，免得人家钻我们空子。没有法，我们主动，想怎样控制就怎样控制。”
可是孙旭培认为，“在文明国家里新闻出版自由是公民的权利，不能从如何掌握驭民之术的角度去看是要还是不要。而且，我认为一个政党当初用自由民主号召全国人民，取得政权，就应该兑现承诺，这是起码的政治伦理。”
他认为目前没有“文人办报”，只有“党人办报”。“文人办报”是在有言论自由制度的条件下出现的，现在只有“党人办报”，而且是唯一政党的报纸。报人以党性原则为依归。只要跟着党的路线走，对人民造成再大的祸害，也安然无事。大跃进、文革中一些新闻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什么追究，就是证明。他们是在既无新闻法，也无法有强烈的新闻道德意识的情况下工作的。
他认为，“在各项自由中，言论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我国长期不提自由，没有自由就无民主可言。”所以，在几十年的理论研究中，“新闻自由的提法阻力最大”。
孙旭培主张“新闻改革小步前进，不断发展。”他举例说，“一个省的宣传部门，你去年下达各种报导方面的禁令1000次，今年能不能降到800次，明年能不能降到五六百次，若干年后降到五六十次，新闻自由度就会有一个显着的提高。我用1000次描述一个省的禁令并不不夸张。2006年南方一个新闻集团一年接到来自各方面的各种指示、禁令3700次，平均每天达10次之多。”
“又如，民办报纸现在条件不成熟，能不能将都市报改成公共报纸形式，即报纸所有制不变，但不要设主管单位。如果全都改做不到，能否先让七八家都市报做试点？现在，新闻体制领域比哪个领域的改革都少，不但不渐进，还不时看到倒退。比如，《南方周末》搞了跨地区监督十多年，受到人民的欢迎，因为机关报体制下难以进行的监督在这家报纸上得到一些展现。本来我以为国家还会再布几个这样的点，进行跨地区监督，没想到，宣传管理部门顶不住各地一些有权者的反对，竟于2005年完全禁止了跨地区监督。有关部门应该扪心自问，这样做符合新闻改革发展的大趋势吗？这样做是不是一种政治上的短期行为？这样做该不该为近五六年更加升级的腐败、滥权承担责任呢？”
即便如此艰难，孙旭培一直抱有乐观的态度。他说：“不管世道多黑、多吊诡，总还有一种基本的民意在运行，顺着这股民意去思考，你就无须悲观，社会终究会沿着民意走，那些张牙舞爪的势力终究会垮 掉。这个信念使我在政治形势无论是好还是不好的时候，个人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的时候，都能坚持自己的研究方向不动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