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7月23日讯】“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但你可以炸醒一个装睡的人！”这句透着杀气、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在T3爆炸案后迅速流传于网络之上。随后，疑犯冀中星之前的悲惨身世和不公正遭遇也被网友从其博客中挖了出来，“脊椎粉碎性骨折、下肢瘫痪、女友离他而去、大小便失禁、大腿伤口溃烂……”
面对这样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悲苦个体，尽管人们对他制造的T3爆炸案仍心有馀悸，但绝大多数人都对其表示了同情，尤其是知道他在引爆炸弹之前仍不忘提醒周围的人不要靠近这个细节之后，许多网友几乎都要为其奔走呼喊了。当网络之上弥漫着对冀中星的同情之时，《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同情冀中星就是鼓励暴力”。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不伤及无辜应是人性的基本底线，无论结果如何，他的行为本身都涉嫌违法。提醒周围人，造成的恶果会少一点，但不等于他就是正义的化身。对其廉价同情，本质是鼓励暴力行为。
对于这种“同情冀中星就是鼓励暴力”的论调，着名律师刘晓原在微博上反驳道，他被打残时，你们不说这是暴力；他被逼走上绝路，残上加残了，竟然还不让人们同情。说同情了他，就是鼓励暴力。难道要落井下石，再打残一次，再踏上一只脚，就是鼓励非暴力？对此，这位活跃于公众视野的律师还不解气，之后再次在微博上写下如下这段话：治安队把冀中星殴打致残了，你们不谈人性底线；冀中星多年上访多次遭截访，你们也不谈人性底线；现冀中星在国际机场自残了，你们就大谈人性底线，谴责他危及别人安全。
相比于刘晓原的义愤填膺，北京新闻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博则显得理性了许多，他在其认证微博上写道，前有陈水总公车爆炸，今有冀中星机场爆炸，大面积血腥与残酷的暴力执法导致的社会仇恨是这一切的根源。人道的同情不意味着可以纵容暴力报复，但可以肯定，当暴力执法变得合法，那么以暴制暴就成为必然。不希望陈水总、冀中星们前赴后继，宪政是走向光明唯一的方向。
诸多理性者对“宪政”这个倍受官方意识形态痛恨和打压的词汇的呼吁，以及先后爆发的一系列恶性维权事件，都凸显了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即官权的暴力和冷漠正在逐渐消磨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和信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被消磨殆尽，现实中的利益失落者对官权的不满正在从制度内的和平上访走向制度外的暴力反抗。正如我曾在悍匪周克华之死中所评论的那样，“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员，他只是这个现行制度下的失败者和牺牲品，作为被这个制度抛弃的一份子，他以一种决然而惨烈的方式向这个制度发起挑战。或许，正因为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命运，所以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与这个国家对抗，最终选择了害人害己的不归路。”
在基本权利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当下，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极其稀缺的匮乏资源。随着民智已开，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然觉醒，其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在这双重因素之下，与民众利益发生直接接触的部门就成为了民众怨恨和报复的重灾区，如警局、法院、基层政府等。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恶性案件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部门相关，如杨佳袭警案、云南巧家爆炸案、贵州瓮安事件等等。
在中国，不被制衡的权力和受箝制的舆论让民众在公权力面前有着天然的劣势，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使得公权欺民之甚以致无所顾忌，民众在自身权利遭受侵害之后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舆论救济和司法援助，当所有依法维权的途径都被堵死，单个个体耗费所有个人资源并穷尽全部合法维权途径而依然无效之时，民众只好铤而走险，走上暴力报复的不归路，此之谓“逼上梁山”。
可以说，民间日益崛起的暴力维权反映的是民众对当局政府的绝望和无奈，而这种民间暴力与国家暴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国家暴政是催生个人暴力最邪恶的土壤，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正是因为国家暴力的肆无忌惮，所以才促使个人暴力的铤而走险，在面对暴力事件之时，只谴责暴民而不反抗暴政的这种做法显然难逃懦弱与投机的嫌疑，作为同样被剥夺正当权利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且必须在警惕个人暴力的同时批判国家暴力。
因为，相比于单个个体，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的国家更具备实施暴力的特质和潜力，相比于个人暴力带来的伤害，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的政府，其暴力更具破坏性和杀伤力。如果社会个体实施暴力，固然会造成一定人数的人员伤亡，但倘若国家实施暴力，那必定会造成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的暴力是植根于国家的暴力之上的，而国家制度性的暴力维稳只能是饮鸩止渴。
近年来，由农村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村民与基层政府的殊死博弈，而频频爆发的自焚更是城市拆迁中市民用血与火书写的绝望抗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就算再三谴责制造爆炸的冀中星又能怎样呢？缓解当下暴力对抗的首要责任必须且只能是由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政府来承担，如果真能如杨博所言，走宪政之路，放弃暴力维稳，或许才是中国之幸，才是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从极权到现代的转型。
然而，就在我快要落笔之时，我看到冀中星家乡的鄄城政府与东莞政府的相互指责，我不禁心生悲凉，公权力对民众生命的逝去何以冷漠至此啊！今天，冀中星制造的爆炸声仍飘荡在中国的上空，但这来自底层民众的绝望声音依然无法惊醒一个沉溺于自身编造的中国幻梦。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面对这样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悲苦个体，尽管人们对他制造的T3爆炸案仍心有馀悸，但绝大多数人都对其表示了同情，尤其是知道他在引爆炸弹之前仍不忘提醒周围的人不要靠近这个细节之后，许多网友几乎都要为其奔走呼喊了。当网络之上弥漫着对冀中星的同情之时，《北京青年报》发表评论文章，称“同情冀中星就是鼓励暴力”。文章中进一步指出，不伤及无辜应是人性的基本底线，无论结果如何，他的行为本身都涉嫌违法。提醒周围人，造成的恶果会少一点，但不等于他就是正义的化身。对其廉价同情，本质是鼓励暴力行为。
对于这种“同情冀中星就是鼓励暴力”的论调，着名律师刘晓原在微博上反驳道，他被打残时，你们不说这是暴力；他被逼走上绝路，残上加残了，竟然还不让人们同情。说同情了他，就是鼓励暴力。难道要落井下石，再打残一次，再踏上一只脚，就是鼓励非暴力？对此，这位活跃于公众视野的律师还不解气，之后再次在微博上写下如下这段话：治安队把冀中星殴打致残了，你们不谈人性底线；冀中星多年上访多次遭截访，你们也不谈人性底线；现冀中星在国际机场自残了，你们就大谈人性底线，谴责他危及别人安全。
相比于刘晓原的义愤填膺，北京新闻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博则显得理性了许多，他在其认证微博上写道，前有陈水总公车爆炸，今有冀中星机场爆炸，大面积血腥与残酷的暴力执法导致的社会仇恨是这一切的根源。人道的同情不意味着可以纵容暴力报复，但可以肯定，当暴力执法变得合法，那么以暴制暴就成为必然。不希望陈水总、冀中星们前赴后继，宪政是走向光明唯一的方向。
诸多理性者对“宪政”这个倍受官方意识形态痛恨和打压的词汇的呼吁，以及先后爆发的一系列恶性维权事件，都凸显了一个极为严重的事实，即官权的暴力和冷漠正在逐渐消磨民间非暴力维权的耐心和信心，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已经被消磨殆尽，现实中的利益失落者对官权的不满正在从制度内的和平上访走向制度外的暴力反抗。正如我曾在悍匪周克华之死中所评论的那样，“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一员，他只是这个现行制度下的失败者和牺牲品，作为被这个制度抛弃的一份子，他以一种决然而惨烈的方式向这个制度发起挑战。或许，正因为他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命运，所以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与这个国家对抗，最终选择了害人害己的不归路。”
在基本权利得不到制度化保障的当下，公平正义已经成为极其稀缺的匮乏资源。随着民智已开，民众的权利意识已然觉醒，其对公平正义的渴望就愈发强烈，在这双重因素之下，与民众利益发生直接接触的部门就成为了民众怨恨和报复的重灾区，如警局、法院、基层政府等。近年来爆发的一系列恶性案件很大程度上都与这些部门相关，如杨佳袭警案、云南巧家爆炸案、贵州瓮安事件等等。
在中国，不被制衡的权力和受箝制的舆论让民众在公权力面前有着天然的劣势，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使得公权欺民之甚以致无所顾忌，民众在自身权利遭受侵害之后无法得到有效及时的舆论救济和司法援助，当所有依法维权的途径都被堵死，单个个体耗费所有个人资源并穷尽全部合法维权途径而依然无效之时，民众只好铤而走险，走上暴力报复的不归路，此之谓“逼上梁山”。
可以说，民间日益崛起的暴力维权反映的是民众对当局政府的绝望和无奈，而这种民间暴力与国家暴政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国家暴政是催生个人暴力最邪恶的土壤，它们是一对孪生兄弟，二者就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正是因为国家暴力的肆无忌惮，所以才促使个人暴力的铤而走险，在面对暴力事件之时，只谴责暴民而不反抗暴政的这种做法显然难逃懦弱与投机的嫌疑，作为同样被剥夺正当权利的个体，我们每一个人应该且必须在警惕个人暴力的同时批判国家暴力。
因为，相比于单个个体，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国家机器的国家更具备实施暴力的特质和潜力，相比于个人暴力带来的伤害，掌握了全部国家机器的政府，其暴力更具破坏性和杀伤力。如果社会个体实施暴力，固然会造成一定人数的人员伤亡，但倘若国家实施暴力，那必定会造成惨绝人寰的人间地狱。更为重要的是，个体的暴力是植根于国家的暴力之上的，而国家制度性的暴力维稳只能是饮鸩止渴。
近年来，由农村征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村民与基层政府的殊死博弈，而频频爆发的自焚更是城市拆迁中市民用血与火书写的绝望抗争。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我们就算再三谴责制造爆炸的冀中星又能怎样呢？缓解当下暴力对抗的首要责任必须且只能是由手握全部国家机器的政府来承担，如果真能如杨博所言，走宪政之路，放弃暴力维稳，或许才是中国之幸，才是中国以最小代价完成从极权到现代的转型。
然而，就在我快要落笔之时，我看到冀中星家乡的鄄城政府与东莞政府的相互指责，我不禁心生悲凉，公权力对民众生命的逝去何以冷漠至此啊！今天，冀中星制造的爆炸声仍飘荡在中国的上空，但这来自底层民众的绝望声音依然无法惊醒一个沉溺于自身编造的中国幻梦。
文章来源：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