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9月4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中国媒体披露，中国村官贪腐问题严重，有些村官贪污受贿动辄上千万元，有的拥有个人资产上亿元。村级政权成了贪污受贿的重灾区。有专家认为，中国村官贪腐严重是一党专制所致，党支书不受村民监督。
在中国大陆，村官是现存体制中最低一级的“官员”，然而村官的腐败水平却不低。广州市嘉禾街道一名村官，子女和配偶已经移居加拿大，这名裸官的个人资产超过十亿元。广州白云区棠溪村村官，仅一个建筑项目，就收受贿赂647万。中国出版的《廉政了望》杂志最近报道说，中共广州纪委书记曾在一次会议上痛斥一些村官，“拿了三百多万还不知道是在受贿，不知道是不懂法还是在装傻”。一些村官手握实实在在的权力，贪腐涉案金额之大，令人膛目结舌。他们的胆大妄为令上级单位“啼笑皆非”。
中国的村官贪腐问题严重，但政府管理却严重缺位。中共广州市纪委的官员感叹，村官不是公务员，不适用受贿罪，只能适用财务侵占罪。而许多村官本身是企业家，哪些是合法所得，哪些是违法所得，有时候难以清楚界定。
广州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黄先生对本台记者表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一些村的GDP甚至超过西部地区的一个县。村官的发财途径主要还是在集体土地使用权方面。
“很重要的，要不就是卖地，要不然就是合资建厂房大楼出租。”
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在集体土地上兴建的厂房、大楼用什么价格出租，往往几个村干部就可以决定，决策过程存在很多灰色地带。
在广州的黄先生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珠三角地区的农村虽然快速发展，但乡村家庭和宗族关系对村官仍有很大制约。但随着近年房地产和城市的扩张，征地建房等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多，乡村原有的传统制约基本丧失，村官贪腐的情况日趋严重。
“那时刚刚开始，大家都没钱，赚到钱大家分。但是到了一定时候，这个东西就膨胀了。”
黄先生举例说，广州市城边村的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几亩地上兴建一座大厦，可能价值就有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征地开发过程中的财务操作往往是村支书说了算，没人能够监督制约。而中国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监督权利，对党支部书记的作为毫无制约机制。
“村民监督？反正我没有看到有监督的机制。都是村支书说了算，一直都是这样。”
过去几年，广东省珠三角和潮汕地区发生过多起规模极大的群体性事件，大多与当地土地被村官私卖有关。黄先生表示，实际上这类事情往往是乡镇或区市政府官员与村官合作进行，村民上告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公安也好上级单位也好，交往多了，一起做生意什么的，都是一个链条，很自然就是这样啦。”
中国村官的贪腐问题不仅在广东，在全国各地也很普遍。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七里庄村支书刘会民，最近因多项贪腐罪名被判处死刑，涉案金额高达五千五百多万元。另据官方人民网报道，河南三门峡市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者接近一半是村主任和村支书。当地一位与村里留守妇女有性关系的村官甚至扬言，村里一半的小孩都是他的娃。最近成为中国网民关注的一个热点。而在浙江省温州市，十名村官瓜分房地产资金十八亿元，更令舆论震惊。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被破坏，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因素被剔除，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政府最低是县级，下面乡村都是祠堂、家族为主的自治，负担不重。共产党更为严厉，户籍都到村一级，还有党的机构，都是双重机构治理。这样一来是压力较大，第二是负担更重，第三，因为缺乏监督机制，所以贪污受贿肯定非常普遍。”
中国政府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声称，推动基层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谢教授表示，分析中国村官职务犯罪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村支书犯罪比例远远大于村主任，这体现了中国一党专政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体现中共没有真正推动乡村自治，村民可以选村主任，却不能选一把手村支书。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大陆现行的一党专制制度下，村官贪腐受贿、滥用职权严重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令人意外。
在中国大陆，村官是现存体制中最低一级的“官员”，然而村官的腐败水平却不低。广州市嘉禾街道一名村官，子女和配偶已经移居加拿大，这名裸官的个人资产超过十亿元。广州白云区棠溪村村官，仅一个建筑项目，就收受贿赂647万。中国出版的《廉政了望》杂志最近报道说，中共广州纪委书记曾在一次会议上痛斥一些村官，“拿了三百多万还不知道是在受贿，不知道是不懂法还是在装傻”。一些村官手握实实在在的权力，贪腐涉案金额之大，令人膛目结舌。他们的胆大妄为令上级单位“啼笑皆非”。
中国的村官贪腐问题严重，但政府管理却严重缺位。中共广州市纪委的官员感叹，村官不是公务员，不适用受贿罪，只能适用财务侵占罪。而许多村官本身是企业家，哪些是合法所得，哪些是违法所得，有时候难以清楚界定。
广州市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黄先生对本台记者表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达，一些村的GDP甚至超过西部地区的一个县。村官的发财途径主要还是在集体土地使用权方面。
“很重要的，要不就是卖地，要不然就是合资建厂房大楼出租。”
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在集体土地上兴建的厂房、大楼用什么价格出租，往往几个村干部就可以决定，决策过程存在很多灰色地带。
在广州的黄先生表示，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珠三角地区的农村虽然快速发展，但乡村家庭和宗族关系对村官仍有很大制约。但随着近年房地产和城市的扩张，征地建房等涉及的金额越来越多，乡村原有的传统制约基本丧失，村官贪腐的情况日趋严重。
“那时刚刚开始，大家都没钱，赚到钱大家分。但是到了一定时候，这个东西就膨胀了。”
黄先生举例说，广州市城边村的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几亩地上兴建一座大厦，可能价值就有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征地开发过程中的财务操作往往是村支书说了算，没人能够监督制约。而中国颁布的“村委会组织法”规定的村民监督权利，对党支部书记的作为毫无制约机制。
“村民监督？反正我没有看到有监督的机制。都是村支书说了算，一直都是这样。”
过去几年，广东省珠三角和潮汕地区发生过多起规模极大的群体性事件，大多与当地土地被村官私卖有关。黄先生表示，实际上这类事情往往是乡镇或区市政府官员与村官合作进行，村民上告也不可能有任何结果。
“公安也好上级单位也好，交往多了，一起做生意什么的，都是一个链条，很自然就是这样啦。”
中国村官的贪腐问题不仅在广东，在全国各地也很普遍。根据中国媒体的报道，河北省保定市曲阳县七里庄村支书刘会民，最近因多项贪腐罪名被判处死刑，涉案金额高达五千五百多万元。另据官方人民网报道，河南三门峡市的职务犯罪案件中，涉案者接近一半是村主任和村支书。当地一位与村里留守妇女有性关系的村官甚至扬言，村里一半的小孩都是他的娃。最近成为中国网民关注的一个热点。而在浙江省温州市，十名村官瓜分房地产资金十八亿元，更令舆论震惊。
美国南卡州立大学管理学教授谢田认为，中国传统的乡村治理结构被破坏，传统文化中的道德因素被剔除，是目前中国乡村治理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中国古代政府最低是县级，下面乡村都是祠堂、家族为主的自治，负担不重。共产党更为严厉，户籍都到村一级，还有党的机构，都是双重机构治理。这样一来是压力较大，第二是负担更重，第三，因为缺乏监督机制，所以贪污受贿肯定非常普遍。”
中国政府过去二十年来一直声称，推动基层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但实际效果非常有限。谢教授表示，分析中国村官职务犯罪的情况就可以发现，村支书犯罪比例远远大于村主任，这体现了中国一党专政的特色。另一方面，也体现中共没有真正推动乡村自治，村民可以选村主任，却不能选一把手村支书。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大陆现行的一党专制制度下，村官贪腐受贿、滥用职权严重是制度性的问题，并不令人意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