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顾星音综合报导)文革，承载着一代人无数悲苦的记忆。当这段历史渐渐被如今虚假的繁华表象淹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甚至无暇去了解那段岁月里，中国人走过的艰辛。曾经的“造反派”学生已两鬓斑白，而真正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们，似乎永远也无法抹去心中的苦楚。今年67岁的陈小鲁，就是其中之一，他不止一次公开向文革时期被自己批斗的老师们鞠躬道歉。
陈小鲁是中共前外交部部长、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儿子。1966年，刚满20岁的陈小鲁，正在高干子弟如云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八中”上高三。那时，他成了造反派学生里的领袖人物，曾不止一次在各种大会上代表学生发言或组织开办批斗会。1975年时，他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1991年开始下海经商。而今回忆起那段历史，他称“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今年8月，大陆媒体以“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为题作了报道。而近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长篇报导中揭示，这封信实则起源于一封私人邮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47年后的8月18日，陈小鲁收到了同学会秘书长黄坚送来的一封邮件，信中提到，“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陈小鲁很快回信，“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第二天，这封信被黄坚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在信中，他还提到，当时“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而同样的事情，在当今的中国也仍在持续。面对强权暴力的高压统治，人类正义的声音被抑制，社会不公时有发生，大多数人却无奈选择沉默。经过这47年的风风雨雨，陈小鲁开始一步步反思，并在与老师、同学的聚会中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回忆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经历过的人都能说出几桩。
10月7日上午，陈小鲁及黄坚等人与老师们举办了一次道歉聚会。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已经89岁了，席间提起曾经遭遇的经历，“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音乐堂的批判由陈小鲁发起，他称起初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
但后来发生的事似乎超出他的想象，黄坚称，“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而也正是此次经历，改变了陈小鲁的想法，他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在聚会上，他郑重地向老校长说出埋藏在心里已久的话，“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
“‘文革’中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这是温寒江的回答。
同样经历过文革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在1966年8月18日，曾作为北京市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青年报的那篇报导中称，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着名女小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郝新平称，她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八中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
当年担任八中的物理老师，“文革”中，曾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批斗，而他在另一所中学做教师的妻子于1968年坠楼身亡却被学校以“畏罪自杀”的名义被死亡。
在这次聚会结束时，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对着老师们深鞠一躬。并感谢老师的教育与宽容。
陈小鲁之所以公开道歉，在他给郝新平的邮件回复中，说道：“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
陈小鲁是中共前外交部部长、首任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儿子。1966年，刚满20岁的陈小鲁，正在高干子弟如云的北京市重点中学“八中”上高三。那时，他成了造反派学生里的领袖人物，曾不止一次在各种大会上代表学生发言或组织开办批斗会。1975年时，他是沈阳军区最年轻的团政治部主任，1991年开始下海经商。而今回忆起那段历史，他称“那是一段不堪回首，但要终身面对的日子。”
今年8月，大陆媒体以“陈毅之子陈小鲁就文革中批斗学校领导发道歉信”为题作了报道。而近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一篇长篇报导中揭示，这封信实则起源于一封私人邮件。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47年后的8月18日，陈小鲁收到了同学会秘书长黄坚送来的一封邮件，信中提到，“中国历史上需要道歉的人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一个历史上特殊的日子，可否从我做起，勇敢地向老师们说一声：对不起您了，我们真诚地道歉！”
陈小鲁很快回信，“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净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第二天，这封信被黄坚放到了同学会的博客上，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
在信中，他还提到，当时“没有勇气制止违反人道主义的迫害行为，因为害怕被人说成老保，说成反对‘文革’，那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
而同样的事情，在当今的中国也仍在持续。面对强权暴力的高压统治，人类正义的声音被抑制，社会不公时有发生，大多数人却无奈选择沉默。经过这47年的风风雨雨，陈小鲁开始一步步反思，并在与老师、同学的聚会中主动谈论当下，反复提及“反日游行里那些砸车打同胞的年轻人”，“‘文革’的基因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类似的东西会不会再发生？很难说。”
回忆文革期间发生的那些事，经历过的人都能说出几桩。
10月7日上午，陈小鲁及黄坚等人与老师们举办了一次道歉聚会。八中的老校长温寒江已经89岁了，席间提起曾经遭遇的经历，“音乐堂那次批判会之后，我被打了3个小时，很痛苦……”音乐堂的批判由陈小鲁发起，他称起初想法很单纯，“那时候要‘找题目’，总要找个事情，搞一搞运动。”
但后来发生的事似乎超出他的想象，黄坚称，“突然一群学生就冲上了主席台，抡起皮带就抽，看得我们胆战心惊！”而也正是此次经历，改变了陈小鲁的想法，他开始由“造反”转向“保守”。
在聚会上，他郑重地向老校长说出埋藏在心里已久的话，“那次批判会是我组织的，影响很坏，因此我想向您当面道歉。”
“‘文革’中的错误不能归咎于哪个人，更不能由你们这些学生负责。”这是温寒江的回答。
同样经历过文革的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秘书长郝新平在1966年8月18日，曾作为北京市大女附中（现北京实验中学）的红卫兵代表之一受到毛泽东的接见。青年报的那篇报导中称，在那次接见的13天之前，这个北京市最着名女小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被自己的一群女学生打死，成为北京市“文革”中第一个遇难的校领导。郝新平称，她亲眼看见奄奄一息的卞仲耘“就躺在推垃圾的车上。”
八中老团委书记张庆丰提起，自己曾在深夜时被学生叫到音乐教室接受审查，他被要求“从窗户里爬进去爬出来再爬进去”，回家后这个大男人哭了两个小时。
当年担任八中的物理老师，“文革”中，曾因家庭出身问题受到批斗，而他在另一所中学做教师的妻子于1968年坠楼身亡却被学校以“畏罪自杀”的名义被死亡。
在这次聚会结束时，陈小鲁和其他几个校友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对着老师们深鞠一躬。并感谢老师的教育与宽容。
陈小鲁之所以公开道歉，在他给郝新平的邮件回复中，说道：“遗忘是人类的天性，九零后有几人了解这段历史？我们不说，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老师，对不起后人和历史。……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对‘文革’没有什么概念了，我挺希望他们能了解那段历史，哪怕知道我们八中曾有过这么一段黑暗的时期也行。不要再去重演这段历史，不要斗争老师，不要斗争任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