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0日讯】 前一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历史学家马勇发表新作《坦然面对历史的伤》，马勇教授从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完整解读晚清七十年，并且论证从长远来看，《南京条约》带来的五口通商是“双赢”，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所倡导的确立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富强道路并没有错，光绪皇帝推动改革并非想像那么难。他更提出，八国联军是为拯救被义和团和慈禧太后向万国宣战而陷于危局的外交官和教民而来。他认为对历史真实应该报以坦然和善意，这才可以重新理解这个国家曾经走过的路。
官方喉舌马上组织文章痛批马勇的观点，认为既定的官方史观不容颠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思想基石，义和团反帝反封建是“国家意识形态”，绝对不容改写。杀人放火、怪力乱神的义和团居然是反帝反封建，这样荒诞的说词，根本就不是讨论问题的语言。
不妨再看看马勇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利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败编织了一整套饱受外族剥削、欺侮为内容的“民族叙事”和“历史建构”。诉诸于道德的讲述深刻左右着中国人的想像，也确实在过往100多年历史进程中激励人们发愤图强，获取新生。但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的近代史叙事继续慷慨激昂，可能无助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只有愿意使用一种“建设性的民族叙事”来定义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其实重写近代史这种呼吁，早在80年代就由学者专家多次提出，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年代，政治和文化胸襟都比较开阔，很多新思潮涌入或者在本土诞生，重写近代史已经列入中国社科院的重点专题，但六四之后一切都被逆转。所谓“反和平演变”和敌视西方价值，又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所以近代史中的“悲情”和“屈辱”必须强化为全民的集体记忆。
这次马勇再提重写近代史，时代背景已和80年代不一样，但阻力却比80年代更大，中共精神道统的卫道士自认为手握“宇宙真理”，任何异己的声音都进入不了他们固若金汤的话语系统。只不过，所谓的“三个自信”只是自说自话而已，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多少关系，他们连信也信不起来，更别提和统治者一道自信满满。
纵观世界，所有极权主义都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万众膜拜，天下归心，就类似宗教情怀的虔诚信仰和向心力，这就像毛泽东时代从一九四九到文革这段时期；第二阶段是靠各种恐惧来维系其威权，这就像文革中后期，人民只有惧怕而没有了忠诚；到第三阶段就已经礼崩乐坏，泛社会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官民互骗，寡廉鲜耻……这和现在的中国社会极为吻合。但是中共政权为什么看起来还是那么坚固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有一个法宝还没有失效，虽然和老百姓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对牛弹琴，但是一讲民族主义，大家就慷慨激昂、青筋暴突。
最近央视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做了一个街头采访，提问是“说起爱国，你首先会想起什么？”受访者有一个受党文化影响还不够深的小女孩的答道：“我首先想到的是环保，因为只有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生活得更好，才更爱国家。”只有她的认知最有普世价值的意味，其他受访者的回答五花八门，多数难以洗脱受党文化灌输的痕迹。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是专制政治的万应灵丹，而这种民族主义情怀，必须根植于受尽屈辱和欺侮的历史观。其实这一诉诸悲情的集体记忆，孙中山和国民党也作为革命理论甚至写入党纲，但是孙中山毕竟对“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乐于平等相待。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取消了部分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关税自主。在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的1943年，一切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全部废除。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已经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这时候国民政府不再提反帝口号，而倡导“平等、自由、独立自主”。
揭开悲情心结，放下仇恨包袱，这在中共政权是断断不肯的，那是它精神法统的重要依据。马勇教授重写近代史的呼吁几乎即刻受到围剿，看来以后“七不准讲”的还要扩大到第八条——不准对官方铁定的历史观作一丝一毫的修正，因为那是“宇宙真理”（解放军报的语录）和“政治绝技”（环球时报的语录）的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官方喉舌马上组织文章痛批马勇的观点，认为既定的官方史观不容颠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就是思想基石，义和团反帝反封建是“国家意识形态”，绝对不容改写。杀人放火、怪力乱神的义和团居然是反帝反封建，这样荒诞的说词，根本就不是讨论问题的语言。
不妨再看看马勇的分析，他认为：中国政治精英利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系列战败编织了一整套饱受外族剥削、欺侮为内容的“民族叙事”和“历史建构”。诉诸于道德的讲述深刻左右着中国人的想像，也确实在过往100多年历史进程中激励人们发愤图强，获取新生。但当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世界第二，中国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的近代史叙事继续慷慨激昂，可能无助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只有愿意使用一种“建设性的民族叙事”来定义自己，才能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
其实重写近代史这种呼吁，早在80年代就由学者专家多次提出，在胡耀邦、赵紫阳主政的年代，政治和文化胸襟都比较开阔，很多新思潮涌入或者在本土诞生，重写近代史已经列入中国社科院的重点专题，但六四之后一切都被逆转。所谓“反和平演变”和敌视西方价值，又成了“国家意识形态”，所以近代史中的“悲情”和“屈辱”必须强化为全民的集体记忆。
这次马勇再提重写近代史，时代背景已和80年代不一样，但阻力却比80年代更大，中共精神道统的卫道士自认为手握“宇宙真理”，任何异己的声音都进入不了他们固若金汤的话语系统。只不过，所谓的“三个自信”只是自说自话而已，什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普通老百姓都没有多少关系，他们连信也信不起来，更别提和统治者一道自信满满。
纵观世界，所有极权主义都会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万众膜拜，天下归心，就类似宗教情怀的虔诚信仰和向心力，这就像毛泽东时代从一九四九到文革这段时期；第二阶段是靠各种恐惧来维系其威权，这就像文革中后期，人民只有惧怕而没有了忠诚；到第三阶段就已经礼崩乐坏，泛社会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官民互骗，寡廉鲜耻……这和现在的中国社会极为吻合。但是中共政权为什么看起来还是那么坚固呢？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有一个法宝还没有失效，虽然和老百姓讲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是对牛弹琴，但是一讲民族主义，大家就慷慨激昂、青筋暴突。
最近央视在十一黄金周期间做了一个街头采访，提问是“说起爱国，你首先会想起什么？”受访者有一个受党文化影响还不够深的小女孩的答道：“我首先想到的是环保，因为只有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生活得更好，才更爱国家。”只有她的认知最有普世价值的意味，其他受访者的回答五花八门，多数难以洗脱受党文化灌输的痕迹。
由此可见，民族主义是专制政治的万应灵丹，而这种民族主义情怀，必须根植于受尽屈辱和欺侮的历史观。其实这一诉诸悲情的集体记忆，孙中山和国民党也作为革命理论甚至写入党纲，但是孙中山毕竟对“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也乐于平等相待。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取消了部分不平等条约，实现了关税自主。在抗日战争还在进行之中的1943年，一切加诸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已经全部废除。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中国已经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国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国之一，这时候国民政府不再提反帝口号，而倡导“平等、自由、独立自主”。
揭开悲情心结，放下仇恨包袱，这在中共政权是断断不肯的，那是它精神法统的重要依据。马勇教授重写近代史的呼吁几乎即刻受到围剿，看来以后“七不准讲”的还要扩大到第八条——不准对官方铁定的历史观作一丝一毫的修正，因为那是“宇宙真理”（解放军报的语录）和“政治绝技”（环球时报的语录）的组成部分。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