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0月23日讯】中共第五代领导层习李班子上台后，在政治上施行了一系列与自由派期许大相径庭的“左倾”路线，如：对毛泽东的再度肯定，不准讲宪政、普世价值和公民社会等西方政治理念，打压“新公民运动”人士和微博大V（网路红人），坚持中国现行发展模式及其马列毛意识形态等，并对执政党自身进行运动式的肃贪整风，被体制内的一些学者誉为是中共继邓小平之后的又一轮为中国未来政治发展所作出的政治“顶层设计”。这个设计以中共的“两个一百年计画”为标志，被视为是中共在（李世默所称的）“后民主时代”（这里的后民主概念并非与英国政治学家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所定义的“后民主”一词同义）发展一个不同于西方国家“选举民主”和具有“非党际竞争”特色的中国政治模式的一种尝试。
习李中央的这一政治发展规划，是否反映或切合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的实际状况，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平稳和顺利发展，以及是否有益于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解决？笔者将试图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视角，即从政治文化、结构主义和（个人、群体或精英）决策理论出发，对中共决策意志的来源、决策产生的方式、决策与现实发展的关系以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对本文论题的一个基本观点（命题）或预设是：习李新政“顶层设计”在其来源和产生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政治心理、文化与结构的固化特征，在内容和方向上与中国现实政治及社会发展存在着诸多相抵触和不适应之处，等等。
习李中央“顶层设计”的基础
中共18大后，习李新班子上台，在政治上开启了一条先是忽右忽左、尔后是主要偏左的道路，让社会和外界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到底要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习近平上台之前和初期，曾向外界透露出一些列“开明和右倾”的改革资讯，如与中共体制内改革派领军人物胡德平商讨政治改革等问题，提“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等。然而，在习李主政后，中共高层却忽然急刹车（以“南周事件”为分水岭），从改革的轨道上“退下来”，迅速向左的方向掉头，推出一系列反宪政、反民主改革的倒退措施，如：提“中共两个30年互不能否定”，发起倒宪攻势，搞所谓的“七不讲”，打击网路“谣言”（杜绝民众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等），重提所谓的“舆论斗争”（“夺取互联网的麦克风”）等。一时间，中国政坛一片肃杀之气，到处弥漫着文革式的语言与火药味。
习近平中央企图和正在走的是什么样的一条政治道路？其“顶层设计”是不是一时即兴的产物？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的？其（主要理由或）背景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就得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文化、社会政治结构等环境因素和执政党决策途径等方面做一个分析。
中共高层现阶段在政治上的设计方案，大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实现“两个一百年计画”（或“中国梦”），二、坚持所谓“三个自信”的原则，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相对于华盛顿模式的中国模式）。习李这一“顶层设计”的核心价值是：反对接纳西方民主理念与政治模式，继续坚持中国式的一党专制即“新党国体制”。北京提出的“两个一百年计画”，即是要让中共的一党执政至少或起码能维持到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2021年和中共建国一百周年的2049年。“中国梦”计画，是两个一百年计画的延伸，即要达到在本世纪末（即第三个百年）实现中共治下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所谓的“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则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计画”和“中国梦”所需要的精神支撑和行动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谓“中国式发展道路”，即是中共让其一党专制制度百年不变和拒绝民主宪政改革的统治路径。综观中共这些顶层设计方案，不难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共基本不打算在本世纪（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之内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改革，或渐行民主宪政，而是企图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之外发展出一个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间于西方民主和东方专制之间的一种“准专制”（有民主制度的框架而无实质上的民主）或“半民主”、“半自由”的制度（关于其界定尚有待学界的进一步讨论，目前在西方学界中学者们对这种提法有争议）。
习李中央在政治上炮制这些左倾保守顶层设计的深层原因，首先可以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追求和政治感情及态度（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上去探究。因为，政治人物作出什么样的政治决定（或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决策）是与其政治认知、价值追求和态度等密切相关的。这就是政治社会学上所谓的“观念决定行为”以及人的“社会化决定其观念”的一般论式。中共现阶段决策层的主要人物或人群，是现任政治局及其常委成员和已退位的各届政治局及常委成员。此外，对这些决策人物有直接影响的人群，则是中共地方各级党政军要员、各届知识精英（或称智囊团）和大型企业及财团的高管等。而对中共顶层设计起关键作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王岐山等新政治局常委多为太子党系，其人格和思想的形成均囿于中共长期的正统教育和灌输，他们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很难摆脱其“毛式”社会化的桎梏。即使是那些不属于太子党的常委成员（如所谓的团派系等），其成长过程和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也与其太子党系的同僚们有相近之处，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感情亦受其体制内思想的铸就和所处的政治地位的制约，很难在中共正统的思维框架外自由地作出政治评判和选择。而且，同样对中共顶层设计扮演重要角色的已退位的中共大脑们，更是在政治认知和态度上倾向保守和毛式正统（即中共的道统、学统与政统）。另外，从利益和权力持守的层面来看，中共决策层人物或人群均属于现存制度（新党国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和利益集团，要他们轻易或自动地放弃保障其利益和权力的一党执政体制，是难以想像的。况且，前苏联的崩溃，亦让中共高层引以为戒，并从中汲取了教训，中共绝不会通过像前苏联那样的改革而让自己“人亡政息”。正如习近平去年年底在其“新南巡讲话”中警告的那样，中共万不可重蹈前苏共的覆辙。
其次，还可以从中国政治及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产生的机制上（即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探究习近平中央“顶层设计”的社会政治基础。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和政治结构或其他的环境因素决定人们的意志和选择（与认为人的决策是影响环境的因素的“理性主义”相反，结构主义则强调环境决定人的选择）。自邓小平之后，中共高层权力和决策层产生的方式或机制，从传统的毛式指定转变为高层“集体决定”（即权力核心层内部共同推举和选拔），执政党中央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获得其核心层的集体共识（即“中常委新老双层制”和“高层集体领导制”下的“党权非个人化”）
，那种个人（如毛邓）拍板的决策模式（即“一人领导制”）已经被弱化。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习近平和李克强等新常委即使有政治改革的心愿，也很难力排众议而背离中共集体维护其正统（道、法、政三统）的政治路线。现实中共高层的决策均是各派系博銮与协商的产物，是一种利益平衡与理念较量的结果，不单纯是党的主席或某一两个政治局常委的意志和个人的选择。在这一制度架构中，任何与中共正统思想和基本价值相悖的极端（不管是左的还右的）思想或方案都难以在其决策层内找到足够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领导人个人的选择服从或受制于中央的集体（包括在位和已退位的领导人团体）意志。如果某个人破坏了这个规则，就会受到“集体中央”的制裁或排挤（如薄熙来等案列）。但是，中共传统的权力结构即中央集权式的组织架构，并未由于其新的集体领导制的形成而被削弱。这个传统的集权体制不允许在中共内部存在任何一个“第二中央”或地方割据等分权现象，各级官员及其权力均受到至上而下的全面或全能控制，他们很难在中央权力之外另辟蹊径或另立山头（即使有其可能但最终也会被消除），一个像蔡锷或安禄山式的人物是很难在中共权力体系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从这个视角来看，目前在中共高层则几乎不可能出现一个像戈巴契夫或蒋经国式的、与中共正统路线和思想相抗衡的“改革人物”。
另外，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等环境（即结构）因素，也应对中共的政治顶层设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近年来，西方发达和老牌民主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式微，使中国不打算走西方式发展道路的思想得到强化。美国2003年以“伪证据”（即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让布希政府在国际上失去信誉和信任。2008年在美国和欧洲各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世界经济的衰退与萧条，使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面前失去其制度上优越感。前不久出现的斯诺顿暴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及西方国家（如英法等）“非法”监控本国和世界网路的事件，又暴露了西方民主国家滥用公权力和侵犯本国公民权益的制度弱点。其次，发展中国家民主进程的受阻和不尽如人意（政体转型中出现的“多向性”，即非单一地向民主制转化），如：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在90年代世界民主潮之后走向明显的威权政治，俄罗斯和乌克兰则推行“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选举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等（参见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卢肯•A•威Lucan A.Way：《没有民主的选举：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阿拉伯之春”后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出现的政治动乱，以及在印度和南美等新兴国家凸显的民主发展等问题。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这些“失误”和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坎坷与复杂性，给中共体制内的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者在道德和“制度优越性”上提供了反宪政民主发展模式的理由和支援（至少从中共体制内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中国乃至西方国家的一些反西方现行制度的思潮和理论便应运而生或死灰复燃，如在东西方流行的“民主终结”论、中国的“后民主时代”论和“新制度模式”论等（其中也包括一些提法如“增量民主”、“增量改革”和“儒家社会主义”等）。今年8月，李世默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的生命力：后民主时代在中国开启》（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的文章，对中共体制的“合理之处”和西方“民主的困境”作了分析。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目前西方民主处于困境（其自我修正能力丧失，选举胜利不是为了良政善治，而只是为了获取权力而已，等等）的“后民主时代”，中共（至少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不会改革其政治制度，而将继续完善其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中共的执政历史将挑战西方多党选举式的传统政治理念，云云。而《民主终结论》的核心观点则是（参见：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题为 《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新兴世界的新模式》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 The Emerging World’s New Model的报导，以及2012年达沃斯论坛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西方民主主义正在“下跌”（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景气为标志），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上升”，如中国、俄罗斯、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其“体制优势”，实现高速增长，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话语权，等等。这一理论，还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替代西方民主主义且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主流模式甚至价值观”的问题，这即是所谓后民主时代“新制度选择论”讨论的课题之一。为此，着名的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甯（Daniel A. Bell）也声称，“民主不是最好的道路”，并主张“离开西方民主框架，选择中国贤能政治”。在他看来，西方民主体制是有缺陷的，而这可以由中国的“贤能政治”来弥补，且认为，中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正变得越来越崇尚贤能”。也就是说，在贝淡宁眼里，中共的“一党贤能政治”可被看作是完善或替代西方民主政体的一种选择。这些中、西方的观念和理论，为中共高层坚持其现行的“新党国体制”（即“增量民主”下的“一党限任制”）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支撑。
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问题
从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顶层设计”，应该切合或顺应该国政治与社会等发展的实际状况，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并聚焦于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国家治理提供一个较为长期的、考虑到各种利益要求的全方位规划，等等。“顶层设计”（一个由系统工程学衍生到管理学甚至政治学上的概念），从字面含义上来讲，是指一种由最高决策层订定的总体或战略构想，它包括目标、措施与施行等内涵。其要义是，完成从全局出发的系统谋划，避免以偏概全、缺乏前瞻性的“摸着石头过河”等短期性或近利性的治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共现阶段“政治顶层设计”的评判的一个重要参数应是，该设计是否与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等发展情况相契合，即：它是否真正有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是否反映或考虑到了不同社会阶层或族群的利益和诉求，是否被全社会大多数族群接受或认可，等等。
因此，在对中共第五代领导层政治“顶层设计”做评价（见下一节）之前，首先得对中国政治及社会的发展现实做一个概略的描述。综合各种分析和资料，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基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从政治上来看，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呈日益现分化和多元的状态（利益结构分化加剧），政治意识形态中出现相互差异和对立的左、中、右派别（从毛左、渐进主义到宪政自由派），思想理论呈多样化与分裂状（如左、右两派的势不两立）；党大于法（即人治当道）、公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已发展到“不能治理的地步”）、政府“授权作恶”（孙立平观点）等问题已达到其“临界点”；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严重不分，权贵集团独掌设计权，决策缺乏党外（即民间）各阶层的参与和监督，等等。
二、在社会层面上，财富分配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各阶层（即贫困者和权贵者或获益者和失益者）之间的裂痕加深，社会走向分裂性失控，各利益族群处于“零和博銮”或“负和博銮”的对决状态（社会溃败或分裂）；道德沦丧，官民冲突日深，政府公信力或诚信度剧降（即中共已深陷所谓的“塔西陀困境”）。
三、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政府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的工具，市场经济遭到压制，缺乏自由竞争机制，形成国家垄断经济的局面，为权力寻租和官商掠夺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提供了结构基础。
上述这些问题，皆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中所谓的“民主的缺失”或“民主滞后”的有关（这是国内学术圈中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或停摆，为其社会的动荡、溃败和分裂提供了支持。中共决策和执政在政治制度改革上的停滞或倒退（重新祭出毛式桎梏和坚持并强化一党专制体制等），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难以实现，公权力得不到社会（体制外）的有效监督和制衡，社会内部的紧张无法释放，各种矛盾、问题和危险（如腐败、官民冲突和社会不公等）无从化解和消除，这就为社会的溃败和分裂增加了机率和可能。尽管，在最近传出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中包含有一些在政治层面上的改革，如：建立以地方法院独立出地方政府、监察局和反贪局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加强人大代表豁免权的新型的反腐机制，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和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的权力，鼓励社区组织、行业同业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等；但是，这些改革方案均未触及中共现存的一党专制政体的病根，没有传递出任何政治民主转型的信号，而只是一个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稳固现行政权所施行的一种加强中央集权机制的“善治”（俞可平提法）和纯粹技术性的“创新”而已。
中共政治顶层设计在民主和宪政改革上的滞后，也表现在对社会多元发展、各种改革理论和模式的无视与规避上。在经济市场和自由化的环境下，人们对民主的要求与日俱增，“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网路民主”等政治形式或模式不仅成为政治理念，而且也被要求付诸实践。而这些基本和低级的民主形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政治及其制度所提出的要求，于是“社会民主”、“高层民主”或“选举民主”等政治形式则（在学术与舆论界）被提上了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各种对民主的理论、主张和流派便应运而生，纷纷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或理念”的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和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有如下这些：增强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和限制公权力的“宪政民主”，促进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的“预算民主”，主张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并分享经济成果的“经济民主”，发挥公民的社会作用以推动民主的“社团民主”，通过法治先行来推进民主的“法治民主”，借助公民在网路中的政治参与来增强民主机制的“网路民主”，以增加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因素来推动民主的“行政民主”，以及“资讯公开民主”、“权力专业化民主”（贺卫方）和“纵向民主”等（见胡伟：《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应有顶层设计》）。这些民主政治的主张，涉及民主政治的各个方面，内容上有各自的侧重，即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从民主的方式和路径到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以及民主化的影响与后果。
这些民主发展模式和主张尽管在理论与操作上尚不完善和成熟，甚至不切实际或有些不着边际，但却标明中国民主思潮的泛起和汹涌，丰富了政治民主化的多元讨论，并为政治顶层设计提供了各种思想和理论建构的参考和选项可能，有益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然而，在执政党决策层中，这些模式和主张却不占主导地位，并受到代表执政党意志的主流观点的质疑和排斥。在中共主流思想看来，上述关于民主化的多元讨论，使中国的民主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给决策者和民众造成了困惑，甚至产生了误导”，并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对公民参与的不适当的动员大大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准的吸纳能力”，其“理论上过高的民主定位与实际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严重滞后”不相适应，等等（胡伟：同上）。中共主流思想界所宣扬和追寻的“民主发展模式”即是一种“可控的民主”，一种所谓“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为突破口渐次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即“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以党际竞争为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谓“一种非西方式党际竞争的民主理论模式”。这里，民主及民主建设仅仅被限制在其“党内民主模式”之内，被解释为所谓的“一党多元主义”，如在一党专制或领导下的“基层自治民主”、“社团民主”和“协商民主”等。换句话说，“民主制不一定要与多党制画等号”，“民主并不取决于某一种政党制度”。总之，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施政上，中共的政治治理都呈现出一种严重的“民主滞后”或“民主缺失”的病症，都与中国政治及社会的发展事实不相吻合。
“两个一百年计画”的误区
上述的“两个一百年计画”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一个长期战略考量，正如外界分析所指出，其初衷和基本宗旨是：尽可能长久地确保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以此维护执政党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精英族群的特权与利益。也就是说，中共现阶段政治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在政治上基本不改，亦即不搞宪政民主改革，不走西方式的邪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改革不管怎么搞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在经济上作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如由增加出口和投资的发展型向提高内需与市场自由化的模式转变（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等），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和杜绝地方企业垄断地方行业的现象，以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低速发展和停滞等危险；在社会管控上，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经验，采用所谓“疏导”与威慑兼施的两手治理策略（如施行在政府有效控制下的社区和行业等组织参与的所谓“官民共治”），有效而全能地对民众实行控制。
中共试图建立的“中国模式”，目前并未完善或最后完成，尚处于设计的初级阶段，党内对具体建设怎样一个具体的“中国模式”还存在着争论和不同的考量，但却有一个占主流地位的思考方向。也就是，在西方以分离和制衡政府权力来实现其政治公正与社会公平的模式之外，建立一个以“一党内部民主化”和所谓“贤能政治”（如贝淡宁Daniel A. Bell所称的任人唯贤的政体，即一个以专业能力和道德标准而选拔治国人才的制度）为特征的“清廉公正”和执政高效的政治模式。在中共目前的顶层设计中，有两种模式同时成为其参照系：一种是毛式的原教旨模式，即：中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阶级的“精英政治”，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清教徒式的共产主义精神教化，等等；另一种是所谓“新威权主义”模式，即一种以一党专权制度为体和西方政治经济发展经验为用的所谓“中体西用”模式，如类似新加坡的一种制度模式（一个集合整个社会精英力量的“人民行动党”永远在民选中获得执政权的、介于西方民主和东方威权制之间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当前中共高层的政治顶层设计方案中，它们既相互区别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共性，即都具备极权或精英“贤能政治”（以儒家伦理本位思想为基础的德政或德治）的特性。这里，与前一种模式比较起来，“新加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共着重参考的一个中长期模式，即：一个以推崇精英“贤能政治”为其主要特征的相对“高效而廉洁的政体”（也是一个对于目前的中共来说极富乌托邦色彩的模式）。
然而，中共这些政治“顶层设计”及其考量的实践，却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与疑难。在不搞三权鼎立、不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即党管媒体）等政治改革（而推行“七不讲”等）和经济不断市场化的状况下，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绝对主导权的执政党，是不可能在缺乏政党和社会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地尊重宪法权威和依法执政的，也不可能在没有制度和媒体监督的保证下通过“群众运动”式的整风来达到有效惩治和制止腐败的目标，其政权的“纯洁性”和所推崇的“贤能政治”（即持有善愿和行德政的独裁政治）则难以得到保证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无法以此而得到真正的建立和维护（因为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不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基础）。
概括来讲：中国式的“顶层设计”，不是推动政治和社会的民主转型，而是以适当“改善执政方式”或执政能力（以提高其效力）的手段来保留中共原有的体制；习李中央的高层设计，没有完全反映中国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不符；朝野上下在理论与利益要求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右分裂”，社会诉求与利益的多元化未能在中共的“两个百年计画”中得到体现；其“打老虎捉苍蝇”反腐机制的建立，只是权斗工具和粉饰执政党形象的“广告”而已，一党专制下的“清廉政治”不能从制度和根本上解决官员贪腐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两个百年计画”难以遏制中国社会溃败或分裂的进程，即贫富分化、公权力寻租、政府“授权作恶”、官民冲突和政府完全失去其公信力等现象难以在现存体制下得到真正的防治与克服。简而言之，中共现阶段的“顶层设计”，只是一个维护和保障精英和权贵集团利益的片面和小集团方案，而不是一个反映（或照顾到）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具有整体性的战略设计；它蓄意无视执政党内外（以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自由派”们对实行宪政民主改革的要求，以左为主，缺乏长远和宏观的视觉，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或富于生命力的“顶层设计”。
从笔者上述（借助政治文化、精英决策和结构主义等理论进行）的分析来看，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政治“顶层设计”，不是一个一时冲动或即兴的产物，而是一个由中共政治文化、权力及政策产生方式和结构、执政党利益权衡（个人、小群体或精英决策的结果）、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因素而催生的一个“必然”的战略选择和考量，亦即是一个历史演进和积淀的逻辑结果。由于其在利益取舍上（狭隘）的自利性和在内容上的非现实性，中共的“两个百年计画”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平稳和顺利发展，无益于解决上述各种沉积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与问题。
当然，这不等于说，习李中央的“顶层设计”就完全无助于中共政权的延续与稳固，从统治学（或大众控制论）的角度上来看（即统治者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掌控和愚民化被统治者），它甚至为中共政权的加固（至少是暂时地）提供了政策和方向上的基础，如对媒体和舆论的严控与引导（反宪政和开展“舆论斗争”等）、对中央集权机制的强化（倒薄削藩，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削减地方政府在司法和行政方面的许可权等）和对新公民运动与网路大V的打压等，虽然逆社会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声而行，但却相对减少了政治异议力量的作用和地方分权的可能，使中共权力和中央之外的社会自治因素锐减，降低了民间和地方社会动员和组织的可能，等等。另外，习近平推行的反腐倡廉的整风运动，尽管从长远来看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但对一些高官及其附庸的惩治则会在舆论和民意中为执政党带来一些“正面”的效应，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增加一点积分。
在一个民间自治力量几乎不存在和专制愚民文化长期盛行的国度，只要统治者能继续有效地掌握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达到使民众在心里上的相对“诚服”或受到威慑而感到畏惧的效果）和控制所有的国家机器（员警、军队和官方及民间各种组织），有能力防止其权力内部不发生任何“颠覆性”的分裂和政治信念的丧失，一个掌握现代管治技能和最大社会资源的专制威权政体仍然有其延续和发展的可能。
正如杰夫瑞•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和汤玛斯•瑟斯（Thomas Carothers）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的政治转型，并非像许多研究所认为的那样都单一地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相反却呈现出一种向“混合政体”（hybridregime）转化的多向性趋势，即：除了一些国家成功地向民主政体转型外，一些或不少国家却明显地走向威权政治，或转化为所谓“半民主”（semidemocracy）、“半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ism）或“伪民主”（pseudo democracy）的“混合制度”。这就是说，中国今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就会必然地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演进，它完全可能按照执政党既定或预定的方案（即顶层设计）打造出一个与西方宪政体制相抗衡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准专制”（如新加坡）模式来，或走向如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肯•A•威（Lucan A.Way）所称的那种“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在这种政体中， 执政者频繁地违反民主规则，致使民主制度最低的标准都难以达到）。
习李中央的这一政治发展规划，是否反映或切合中国现实政治发展的实际状况，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的平稳和顺利发展，以及是否有益于各种社会矛盾与问题的解决？笔者将试图从政治学的一些理论和视角，即从政治文化、结构主义和（个人、群体或精英）决策理论出发，对中共决策意志的来源、决策产生的方式、决策与现实发展的关系以及其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问题的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对本文论题的一个基本观点（命题）或预设是：习李新政“顶层设计”在其来源和产生过程中有着明显的政治心理、文化与结构的固化特征，在内容和方向上与中国现实政治及社会发展存在着诸多相抵触和不适应之处，等等。
习李中央“顶层设计”的基础
中共18大后，习李新班子上台，在政治上开启了一条先是忽右忽左、尔后是主要偏左的道路，让社会和外界一时间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中共第五代领导层到底要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习近平上台之前和初期，曾向外界透露出一些列“开明和右倾”的改革资讯，如与中共体制内改革派领军人物胡德平商讨政治改革等问题，提“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等。然而，在习李主政后，中共高层却忽然急刹车（以“南周事件”为分水岭），从改革的轨道上“退下来”，迅速向左的方向掉头，推出一系列反宪政、反民主改革的倒退措施，如：提“中共两个30年互不能否定”，发起倒宪攻势，搞所谓的“七不讲”，打击网路“谣言”（杜绝民众对政府公权力的监督等），重提所谓的“舆论斗争”（“夺取互联网的麦克风”）等。一时间，中国政坛一片肃杀之气，到处弥漫着文革式的语言与火药味。
习近平中央企图和正在走的是什么样的一条政治道路？其“顶层设计”是不是一时即兴的产物？它是在什么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产生的？其（主要理由或）背景原因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就得在中国现实的政治文化、社会政治结构等环境因素和执政党决策途径等方面做一个分析。
中共高层现阶段在政治上的设计方案，大致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一、实现“两个一百年计画”（或“中国梦”），二、坚持所谓“三个自信”的原则，三、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相对于华盛顿模式的中国模式）。习李这一“顶层设计”的核心价值是：反对接纳西方民主理念与政治模式，继续坚持中国式的一党专制即“新党国体制”。北京提出的“两个一百年计画”，即是要让中共的一党执政至少或起码能维持到中共建党一百周年的2021年和中共建国一百周年的2049年。“中国梦”计画，是两个一百年计画的延伸，即要达到在本世纪末（即第三个百年）实现中共治下的所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所谓的“三个自信”（即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则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计画”和“中国梦”所需要的精神支撑和行动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或谓“中国式发展道路”，即是中共让其一党专制制度百年不变和拒绝民主宪政改革的统治路径。综观中共这些顶层设计方案，不难得出的一个结论：中共基本不打算在本世纪（至少在本世纪上半叶）之内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制度改革，或渐行民主宪政，而是企图在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之外发展出一个所谓的“第三条道路”，即间于西方民主和东方专制之间的一种“准专制”（有民主制度的框架而无实质上的民主）或“半民主”、“半自由”的制度（关于其界定尚有待学界的进一步讨论，目前在西方学界中学者们对这种提法有争议）。
习李中央在政治上炮制这些左倾保守顶层设计的深层原因，首先可以从中共高层领导人的政治观点、政治价值追求和政治感情及态度（即从政治文化的角度）上去探究。因为，政治人物作出什么样的政治决定（或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决策）是与其政治认知、价值追求和态度等密切相关的。这就是政治社会学上所谓的“观念决定行为”以及人的“社会化决定其观念”的一般论式。中共现阶段决策层的主要人物或人群，是现任政治局及其常委成员和已退位的各届政治局及常委成员。此外，对这些决策人物有直接影响的人群，则是中共地方各级党政军要员、各届知识精英（或称智囊团）和大型企业及财团的高管等。而对中共顶层设计起关键作用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王岐山等新政治局常委多为太子党系，其人格和思想的形成均囿于中共长期的正统教育和灌输，他们在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很难摆脱其“毛式”社会化的桎梏。即使是那些不属于太子党的常委成员（如所谓的团派系等），其成长过程和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也与其太子党系的同僚们有相近之处，他们的价值观和政治感情亦受其体制内思想的铸就和所处的政治地位的制约，很难在中共正统的思维框架外自由地作出政治评判和选择。而且，同样对中共顶层设计扮演重要角色的已退位的中共大脑们，更是在政治认知和态度上倾向保守和毛式正统（即中共的道统、学统与政统）。另外，从利益和权力持守的层面来看，中共决策层人物或人群均属于现存制度（新党国体制）的最大受益者和利益集团，要他们轻易或自动地放弃保障其利益和权力的一党执政体制，是难以想像的。况且，前苏联的崩溃，亦让中共高层引以为戒，并从中汲取了教训，中共绝不会通过像前苏联那样的改革而让自己“人亡政息”。正如习近平去年年底在其“新南巡讲话”中警告的那样，中共万不可重蹈前苏共的覆辙。
其次，还可以从中国政治及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产生的机制上（即从结构主义的角度）来探究习近平中央“顶层设计”的社会政治基础。政治学和社会学中“结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社会和政治结构或其他的环境因素决定人们的意志和选择（与认为人的决策是影响环境的因素的“理性主义”相反，结构主义则强调环境决定人的选择）。自邓小平之后，中共高层权力和决策层产生的方式或机制，从传统的毛式指定转变为高层“集体决定”（即权力核心层内部共同推举和选拔），执政党中央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需获得其核心层的集体共识（即“中常委新老双层制”和“高层集体领导制”下的“党权非个人化”）
，那种个人（如毛邓）拍板的决策模式（即“一人领导制”）已经被弱化。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习近平和李克强等新常委即使有政治改革的心愿，也很难力排众议而背离中共集体维护其正统（道、法、政三统）的政治路线。现实中共高层的决策均是各派系博銮与协商的产物，是一种利益平衡与理念较量的结果，不单纯是党的主席或某一两个政治局常委的意志和个人的选择。在这一制度架构中，任何与中共正统思想和基本价值相悖的极端（不管是左的还右的）思想或方案都难以在其决策层内找到足够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领导人个人的选择服从或受制于中央的集体（包括在位和已退位的领导人团体）意志。如果某个人破坏了这个规则，就会受到“集体中央”的制裁或排挤（如薄熙来等案列）。但是，中共传统的权力结构即中央集权式的组织架构，并未由于其新的集体领导制的形成而被削弱。这个传统的集权体制不允许在中共内部存在任何一个“第二中央”或地方割据等分权现象，各级官员及其权力均受到至上而下的全面或全能控制，他们很难在中央权力之外另辟蹊径或另立山头（即使有其可能但最终也会被消除），一个像蔡锷或安禄山式的人物是很难在中共权力体系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从这个视角来看，目前在中共高层则几乎不可能出现一个像戈巴契夫或蒋经国式的、与中共正统路线和思想相抗衡的“改革人物”。
另外，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等环境（即结构）因素，也应对中共的政治顶层设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首先，近年来，西方发达和老牌民主国家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式微，使中国不打算走西方式发展道路的思想得到强化。美国2003年以“伪证据”（即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让布希政府在国际上失去信誉和信任。2008年在美国和欧洲各发达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世界经济的衰退与萧条，使西方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面前失去其制度上优越感。前不久出现的斯诺顿暴露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及西方国家（如英法等）“非法”监控本国和世界网路的事件，又暴露了西方民主国家滥用公权力和侵犯本国公民权益的制度弱点。其次，发展中国家民主进程的受阻和不尽如人意（政体转型中出现的“多向性”，即非单一地向民主制转化），如：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在90年代世界民主潮之后走向明显的威权政治，俄罗斯和乌克兰则推行“不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或“选举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等（参见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卢肯•A•威Lucan A.Way：《没有民主的选举：竞争性威权主义的兴起》），“阿拉伯之春”后在埃及和利比亚等国出现的政治动乱，以及在印度和南美等新兴国家凸显的民主发展等问题。西方老牌民主国家的这些“失误”和世界民主化进程的坎坷与复杂性，给中共体制内的保守势力和民族主义者在道德和“制度优越性”上提供了反宪政民主发展模式的理由和支援（至少从中共体制内的视角来看是这样的）。
在这一发展趋势下，中国乃至西方国家的一些反西方现行制度的思潮和理论便应运而生或死灰复燃，如在东西方流行的“民主终结”论、中国的“后民主时代”论和“新制度模式”论等（其中也包括一些提法如“增量民主”、“增量改革”和“儒家社会主义”等）。今年8月，李世默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的生命力：后民主时代在中国开启》（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Post-Democratic Future Begins in China）的文章，对中共体制的“合理之处”和西方“民主的困境”作了分析。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在目前西方民主处于困境（其自我修正能力丧失，选举胜利不是为了良政善治，而只是为了获取权力而已，等等）的“后民主时代”，中共（至少在未来十年或更长的时间内）不会改革其政治制度，而将继续完善其一党执政的政治模式，中共的执政历史将挑战西方多党选举式的传统政治理念，云云。而《民主终结论》的核心观点则是（参见：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题为 《国家资本主义的崛起——新兴世界的新模式》The Rise of State Capitalism – The Emerging World’s New Model的报导，以及2012年达沃斯论坛有关“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西方民主主义正在“下跌”（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不稳定与经济不景气为标志），与此同时，国家资本主义正在“上升”，如中国、俄罗斯、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正在发挥其“体制优势”，实现高速增长，提升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话语权，等等。这一理论，还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否会替代西方民主主义且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主流模式甚至价值观”的问题，这即是所谓后民主时代“新制度选择论”讨论的课题之一。为此，着名的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甯（Daniel A. Bell）也声称，“民主不是最好的道路”，并主张“离开西方民主框架，选择中国贤能政治”。在他看来，西方民主体制是有缺陷的，而这可以由中国的“贤能政治”来弥补，且认为，中共在过去的30多年里“正变得越来越崇尚贤能”。也就是说，在贝淡宁眼里，中共的“一党贤能政治”可被看作是完善或替代西方民主政体的一种选择。这些中、西方的观念和理论，为中共高层坚持其现行的“新党国体制”（即“增量民主”下的“一党限任制”）提供了思想和理论的支撑。
中国政治发展中的问题
从战略决策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在政治上的“顶层设计”，应该切合或顺应该国政治与社会等发展的实际状况，具有整体性、全局性和长远性，并聚焦于解决存在的各种问题，为国家治理提供一个较为长期的、考虑到各种利益要求的全方位规划，等等。“顶层设计”（一个由系统工程学衍生到管理学甚至政治学上的概念），从字面含义上来讲，是指一种由最高决策层订定的总体或战略构想，它包括目标、措施与施行等内涵。其要义是，完成从全局出发的系统谋划，避免以偏概全、缺乏前瞻性的“摸着石头过河”等短期性或近利性的治理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对中共现阶段“政治顶层设计”的评判的一个重要参数应是，该设计是否与中国现实的政治和社会等发展情况相契合，即：它是否真正有利于解决长期存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问题，是否反映或考虑到了不同社会阶层或族群的利益和诉求，是否被全社会大多数族群接受或认可，等等。
因此，在对中共第五代领导层政治“顶层设计”做评价（见下一节）之前，首先得对中国政治及社会的发展现实做一个概略的描述。综合各种分析和资料，中国目前的发展状况基本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从政治上来看，人们的利益和诉求呈日益现分化和多元的状态（利益结构分化加剧），政治意识形态中出现相互差异和对立的左、中、右派别（从毛左、渐进主义到宪政自由派），思想理论呈多样化与分裂状（如左、右两派的势不两立）；党大于法（即人治当道）、公权力寻租和官员腐败（已发展到“不能治理的地步”）、政府“授权作恶”（孙立平观点）等问题已达到其“临界点”；权力高度集中，党政严重不分，权贵集团独掌设计权，决策缺乏党外（即民间）各阶层的参与和监督，等等。
二、在社会层面上，财富分配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各阶层（即贫困者和权贵者或获益者和失益者）之间的裂痕加深，社会走向分裂性失控，各利益族群处于“零和博銮”或“负和博銮”的对决状态（社会溃败或分裂）；道德沦丧，官民冲突日深，政府公信力或诚信度剧降（即中共已深陷所谓的“塔西陀困境”）。
三、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上，政府控制市场，市场沦为政府的工具，市场经济遭到压制，缺乏自由竞争机制，形成国家垄断经济的局面，为权力寻租和官商掠夺整个社会资源和财富提供了结构基础。
上述这些问题，皆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中所谓的“民主的缺失”或“民主滞后”的有关（这是国内学术圈中的一个基本共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或停摆，为其社会的动荡、溃败和分裂提供了支持。中共决策和执政在政治制度改革上的停滞或倒退（重新祭出毛式桎梏和坚持并强化一党专制体制等），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难以实现，公权力得不到社会（体制外）的有效监督和制衡，社会内部的紧张无法释放，各种矛盾、问题和危险（如腐败、官民冲突和社会不公等）无从化解和消除，这就为社会的溃败和分裂增加了机率和可能。尽管，在最近传出的中共18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中包含有一些在政治层面上的改革，如：建立以地方法院独立出地方政府、监察局和反贪局从行政序列中独立出来、加强人大代表豁免权的新型的反腐机制，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和减少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的权力，鼓励社区组织、行业同业组织和社会服务组织的发展等；但是，这些改革方案均未触及中共现存的一党专制政体的病根，没有传递出任何政治民主转型的信号，而只是一个为提高政府公信力和稳固现行政权所施行的一种加强中央集权机制的“善治”（俞可平提法）和纯粹技术性的“创新”而已。
中共政治顶层设计在民主和宪政改革上的滞后，也表现在对社会多元发展、各种改革理论和模式的无视与规避上。在经济市场和自由化的环境下，人们对民主的要求与日俱增，“党内民主”、“基层民主”、“网路民主”等政治形式或模式不仅成为政治理念，而且也被要求付诸实践。而这些基本和低级的民主形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对政治及其制度所提出的要求，于是“社会民主”、“高层民主”或“选举民主”等政治形式则（在学术与舆论界）被提上了中国政治的议事日程，各种对民主的理论、主张和流派便应运而生，纷纷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模式或理念”的问题提出各自的见解和看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张有如下这些：增强人民代表大会立法权和限制公权力的“宪政民主”，促进政府预算公开透明的“预算民主”，主张劳动者参与生产决策并分享经济成果的“经济民主”，发挥公民的社会作用以推动民主的“社团民主”，通过法治先行来推进民主的“法治民主”，借助公民在网路中的政治参与来增强民主机制的“网路民主”，以增加行政过程中的民主因素来推动民主的“行政民主”，以及“资讯公开民主”、“权力专业化民主”（贺卫方）和“纵向民主”等（见胡伟：《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应有顶层设计》）。这些民主政治的主张，涉及民主政治的各个方面，内容上有各自的侧重，即从直接民主到代议民主，从民主的方式和路径到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以及民主化的影响与后果。
这些民主发展模式和主张尽管在理论与操作上尚不完善和成熟，甚至不切实际或有些不着边际，但却标明中国民主思潮的泛起和汹涌，丰富了政治民主化的多元讨论，并为政治顶层设计提供了各种思想和理论建构的参考和选项可能，有益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然而，在执政党决策层中，这些模式和主张却不占主导地位，并受到代表执政党意志的主流观点的质疑和排斥。在中共主流思想看来，上述关于民主化的多元讨论，使中国的民主理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给决策者和民众造成了困惑，甚至产生了误导”，并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对公民参与的不适当的动员大大超出目前制度化水准的吸纳能力”，其“理论上过高的民主定位与实际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严重滞后”不相适应，等等（胡伟：同上）。中共主流思想界所宣扬和追寻的“民主发展模式”即是一种“可控的民主”，一种所谓“以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为突破口渐次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模式，即“保持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以党际竞争为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谓“一种非西方式党际竞争的民主理论模式”。这里，民主及民主建设仅仅被限制在其“党内民主模式”之内，被解释为所谓的“一党多元主义”，如在一党专制或领导下的“基层自治民主”、“社团民主”和“协商民主”等。换句话说，“民主制不一定要与多党制画等号”，“民主并不取决于某一种政党制度”。总之，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施政上，中共的政治治理都呈现出一种严重的“民主滞后”或“民主缺失”的病症，都与中国政治及社会的发展事实不相吻合。
“两个一百年计画”的误区
上述的“两个一百年计画”是中共第五代领导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一个长期战略考量，正如外界分析所指出，其初衷和基本宗旨是：尽可能长久地确保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地位，以此维护执政党自身及其所代表的精英族群的特权与利益。也就是说，中共现阶段政治顶层设计的基本思路是：在政治上基本不改，亦即不搞宪政民主改革，不走西方式的邪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改革不管怎么搞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在经济上作适当的调整和修改，如由增加出口和投资的发展型向提高内需与市场自由化的模式转变（上海自贸区的设立等），减少地方政府对市场干预的程度和杜绝地方企业垄断地方行业的现象，以防止经济出现硬着陆、低速发展和停滞等危险；在社会管控上，借鉴西方国家治理经验，采用所谓“疏导”与威慑兼施的两手治理策略（如施行在政府有效控制下的社区和行业等组织参与的所谓“官民共治”），有效而全能地对民众实行控制。
中共试图建立的“中国模式”，目前并未完善或最后完成，尚处于设计的初级阶段，党内对具体建设怎样一个具体的“中国模式”还存在着争论和不同的考量，但却有一个占主流地位的思考方向。也就是，在西方以分离和制衡政府权力来实现其政治公正与社会公平的模式之外，建立一个以“一党内部民主化”和所谓“贤能政治”（如贝淡宁Daniel A. Bell所称的任人唯贤的政体，即一个以专业能力和道德标准而选拔治国人才的制度）为特征的“清廉公正”和执政高效的政治模式。在中共目前的顶层设计中，有两种模式同时成为其参照系：一种是毛式的原教旨模式，即：中共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阶级的“精英政治”，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清教徒式的共产主义精神教化，等等；另一种是所谓“新威权主义”模式，即一种以一党专权制度为体和西方政治经济发展经验为用的所谓“中体西用”模式，如类似新加坡的一种制度模式（一个集合整个社会精英力量的“人民行动党”永远在民选中获得执政权的、介于西方民主和东方威权制之间的模式）。这两种模式均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当前中共高层的政治顶层设计方案中，它们既相互区别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共性，即都具备极权或精英“贤能政治”（以儒家伦理本位思想为基础的德政或德治）的特性。这里，与前一种模式比较起来，“新加坡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共着重参考的一个中长期模式，即：一个以推崇精英“贤能政治”为其主要特征的相对“高效而廉洁的政体”（也是一个对于目前的中共来说极富乌托邦色彩的模式）。
然而，中共这些政治“顶层设计”及其考量的实践，却面临着深层次的矛盾与疑难。在不搞三权鼎立、不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即党管媒体）等政治改革（而推行“七不讲”等）和经济不断市场化的状况下，对国家政治生活具有绝对主导权的执政党，是不可能在缺乏政党和社会监督的情况下自觉地尊重宪法权威和依法执政的，也不可能在没有制度和媒体监督的保证下通过“群众运动”式的整风来达到有效惩治和制止腐败的目标，其政权的“纯洁性”和所推崇的“贤能政治”（即持有善愿和行德政的独裁政治）则难以得到保证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无法以此而得到真正的建立和维护（因为在执政党和民众之间不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基础）。
概括来讲：中国式的“顶层设计”，不是推动政治和社会的民主转型，而是以适当“改善执政方式”或执政能力（以提高其效力）的手段来保留中共原有的体制；习李中央的高层设计，没有完全反映中国目前存在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与中国社会发展现状不符；朝野上下在理论与利益要求上存在着严重的“左、右分裂”，社会诉求与利益的多元化未能在中共的“两个百年计画”中得到体现；其“打老虎捉苍蝇”反腐机制的建立，只是权斗工具和粉饰执政党形象的“广告”而已，一党专制下的“清廉政治”不能从制度和根本上解决官员贪腐和社会不公等问题；“两个百年计画”难以遏制中国社会溃败或分裂的进程，即贫富分化、公权力寻租、政府“授权作恶”、官民冲突和政府完全失去其公信力等现象难以在现存体制下得到真正的防治与克服。简而言之，中共现阶段的“顶层设计”，只是一个维护和保障精英和权贵集团利益的片面和小集团方案，而不是一个反映（或照顾到）中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现实的、具有整体性的战略设计；它蓄意无视执政党内外（以知识精英和中产阶级为代表）的“自由派”们对实行宪政民主改革的要求，以左为主，缺乏长远和宏观的视觉，不能被看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或富于生命力的“顶层设计”。
从笔者上述（借助政治文化、精英决策和结构主义等理论进行）的分析来看，中共第五代领导人的政治“顶层设计”，不是一个一时冲动或即兴的产物，而是一个由中共政治文化、权力及政策产生方式和结构、执政党利益权衡（个人、小群体或精英决策的结果）、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等因素而催生的一个“必然”的战略选择和考量，亦即是一个历史演进和积淀的逻辑结果。由于其在利益取舍上（狭隘）的自利性和在内容上的非现实性，中共的“两个百年计画”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平稳和顺利发展，无益于解决上述各种沉积的政治和社会矛盾与问题。
当然，这不等于说，习李中央的“顶层设计”就完全无助于中共政权的延续与稳固，从统治学（或大众控制论）的角度上来看（即统治者将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来掌控和愚民化被统治者），它甚至为中共政权的加固（至少是暂时地）提供了政策和方向上的基础，如对媒体和舆论的严控与引导（反宪政和开展“舆论斗争”等）、对中央集权机制的强化（倒薄削藩，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运动，削减地方政府在司法和行政方面的许可权等）和对新公民运动与网路大V的打压等，虽然逆社会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声而行，但却相对减少了政治异议力量的作用和地方分权的可能，使中共权力和中央之外的社会自治因素锐减，降低了民间和地方社会动员和组织的可能，等等。另外，习近平推行的反腐倡廉的整风运动，尽管从长远来看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但对一些高官及其附庸的惩治则会在舆论和民意中为执政党带来一些“正面”的效应，为其执政的“合法性”增加一点积分。
在一个民间自治力量几乎不存在和专制愚民文化长期盛行的国度，只要统治者能继续有效地掌握社会舆论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达到使民众在心里上的相对“诚服”或受到威慑而感到畏惧的效果）和控制所有的国家机器（员警、军队和官方及民间各种组织），有能力防止其权力内部不发生任何“颠覆性”的分裂和政治信念的丧失，一个掌握现代管治技能和最大社会资源的专制威权政体仍然有其延续和发展的可能。
正如杰夫瑞•赫布斯特(Jeffrey Herbst)和汤玛斯•瑟斯（Thomas Carothers）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一些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国家的政治转型，并非像许多研究所认为的那样都单一地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相反却呈现出一种向“混合政体”（hybridregime）转化的多向性趋势，即：除了一些国家成功地向民主政体转型外，一些或不少国家却明显地走向威权政治，或转化为所谓“半民主”（semidemocracy）、“半威权主义”（semi-authoritarianism）或“伪民主”（pseudo democracy）的“混合制度”。这就是说，中国今后政治和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就会必然地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演进，它完全可能按照执政党既定或预定的方案（即顶层设计）打造出一个与西方宪政体制相抗衡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的“准专制”（如新加坡）模式来，或走向如史蒂文•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和卢肯•A•威（Lucan A.Way）所称的那种“竞争性威权主义”政体（在这种政体中， 执政者频繁地违反民主规则，致使民主制度最低的标准都难以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