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原中共中顾委委员于光远9月逝世，享年98岁。他的女儿于小康近日撰文表示，父亲这一走，她便名实相符地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关系。她在文章中透露，她的母亲孙历生被定为右派，惨死于文革，残害她母亲的人，至今无一人忏悔道歉。不要对她说“向前看”，她要坚持寻找母亲死亡的真相。
于小康在香港《开放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对我说“向前看”》的文章，文章说，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于小康在文章中说，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父亲走了，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向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 （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无论生死，我们作证）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孙历生的遭遇
孙历生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书中659名文革受难者之一。书中写道，孙历生是北京女三中的学生，毕业留校当政治教员，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不到20岁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她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去劳改农场劳动。丈夫和她离婚，3个孩子送到她母亲家里抚养。
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批斗和迫害。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被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挨斗，校革委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要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同事不见她来吃午饭，有人来报告说她吊死在厕所里了。女三中革委会宣布她“自杀”。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
王友琴在《开放网》发表的一篇题为《孙历生和于光远》的文章中说，于光远就是和孙历生离了婚的丈夫。书稿原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妻子被丈夫抛弃的成分在内，但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迫害造成的。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受难者”的共同命运。
文章说，在追念于光远的报导中，提到他晚年出版了近百本书，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坦然回顾人生所有经历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回避？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谅，只能回避。
王友琴说，很遗憾，《文革受难者》一书出版后，才认识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员陈寿仁老师。陈做了仔细的回忆和调查，写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斗争”直至被杀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
陈寿仁说，1960年代初她问过孙历生：“你为什么反党成了右派啊？”孙历生说，她看到了一些内部资料，和人议论了，被报告上去，成了右派。陈老师又问：“你为什么离婚啊？”孙历生说：“他要离。我也愿意离，免得影响他。”红八月“斗争”和打死了校长沙坪时，孙历生和她都是“劳改二队”的，跪在沙坪的东边。
1968年，学校革委会领导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一批老师被作为“特务”“现行反革命”遭到关押和“斗争”。所谓“特务”，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所谓“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体育老师在家中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针别到贴在墙壁的报纸上的毛泽东照片的空白边上。
在孙历生去世前，化学老师方婷芝也被关在学校，说她是国民党“特务”。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对她召开全校“斗争大会”。12日中午她走出校门穿 过马路时被公共汽车撞死。革委会宣布她“畏罪自杀”。陈寿仁认为方婷芝并非自杀，是因为神经紧张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钢铁学院教授高诒善知道妻子死讯后，于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杀了。家破人亡。
北京女三中，一个中学，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七名家属被害死，至少两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还未知）。可见，文革对学校、对社会有多大规模的伤害和杀戮！
于小康在香港《开放网》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要对我说“向前看”》的文章，文章说，我和父亲告别，也和我这个“共产党高干子女”的身份作最后的告别。在美国居住了三十三年，什么事都是自力更生，平等待人平等被人待。这个身份早就只用在自我调侃的时候了。父亲这一走，如今我便名实相符地和共产党没一毛的关系了。
于小康在文章中说，我还剩下一个自我懂事以来就令我不舒服的身份，一个梦魇般让我从小就学会躲藏掩盖的身份。父亲走了，让我告诉这个世界我的另一个身份：“右派子女”的身份。我的母亲孙历生，14岁加入了地下党，23岁在中央党校学习时被定为右派，34岁惨死于文化大革命，死因不明。在学者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里，细写了孙历生和她女三中同事们的血淋淋的遭遇。她是一个典型的庶民右派，残害她的人，没有一个人忏悔道歉过。不要对我说向前看，我不相信掩盖过去会有益于现在有益于未来。艾利•维索 （Elie Wiesel）的名句：“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无论生死，我们作证）即使我不能做什么事，我也决不放弃我这个身份，而且要把这个身份的来源留传下去，为历史作证。
孙历生的遭遇
孙历生是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书中659名文革受难者之一。书中写道，孙历生是北京女三中的学生，毕业留校当政治教员，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不到20岁和一名高级干部结婚。1957年反右派运动中，她被划成“右派分子”，送去劳改农场劳动。丈夫和她离婚，3个孩子送到她母亲家里抚养。
1966年文革开始，她再次遭到批斗和迫害。在“第二劳改队”中，红卫兵用细铁丝在她脖子上挂了四块砖头，强迫她和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8月20日上午，该校校长沙坪在全校斗争会上被打死，当时她也和沙坪跪在一起被打。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她被关在学校审查。7月11日晚，她跪在地上挨斗，校革委会主任董光苔宣布她是“没改造好的右派”，要在第二天下午开全校大会给她“重新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第二天中午，同事不见她来吃午饭，有人来报告说她吊死在厕所里了。女三中革委会宣布她“自杀”。她的母亲和女儿一直怀疑她是被打死后吊起来的。
王友琴在《开放网》发表的一篇题为《孙历生和于光远》的文章中说，于光远就是和孙历生离了婚的丈夫。书稿原本没有写出于光远的名字。这样做的道理是，孙历生的悲惨遭遇中，虽然也有妻子被丈夫抛弃的成分在内，但她的命运主要是反右派和文革这两场大迫害造成的。被劳改，受酷刑，惨死于校园中，那不只是孙历生一个人的命运，而是上百万教育工作者和其他“受难者”的共同命运。
文章说，在追念于光远的报导中，提到他晚年出版了近百本书，但为什么他从来没有写到孙历生？崇高的社会地位，98岁高龄，应该是一个可以坦然回顾人生所有经历的时候，他为什么还要回避？反右派，文革，中国人遭到的迫害和荼毒，规模之大，手段之多，史无前例。显然，曾经是他最亲近的人的孙历生的遭遇，使他无法解释也无法自谅，只能回避。
王友琴说，很遗憾，《文革受难者》一书出版后，才认识了女三中的退休教员陈寿仁老师。陈做了仔细的回忆和调查，写出了女三中文革的全貌和所有被侮辱、被折磨、被“斗争”直至被杀害的人的名字和故事。
陈寿仁说，1960年代初她问过孙历生：“你为什么反党成了右派啊？”孙历生说，她看到了一些内部资料，和人议论了，被报告上去，成了右派。陈老师又问：“你为什么离婚啊？”孙历生说：“他要离。我也愿意离，免得影响他。”红八月“斗争”和打死了校长沙坪时，孙历生和她都是“劳改二队”的，跪在沙坪的东边。
1968年，学校革委会领导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一批老师被作为“特务”“现行反革命”遭到关押和“斗争”。所谓“特务”，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所谓“现行反革命”，是一位体育老师在家中做完针线活后，顺手将针别到贴在墙壁的报纸上的毛泽东照片的空白边上。
在孙历生去世前，化学老师方婷芝也被关在学校，说她是国民党“特务”。6月11日晚上宣布第二天下午要对她召开全校“斗争大会”。12日中午她走出校门穿 过马路时被公共汽车撞死。革委会宣布她“畏罪自杀”。陈寿仁认为方婷芝并非自杀，是因为神经紧张一夜未睡而出了事，但是方婷芝的丈夫钢铁学院教授高诒善知道妻子死讯后，于第三天（6月15日）真的自杀了。家破人亡。
北京女三中，一个中学，就有一名校长加四名教员被害死，还有一名教员被迫害成疯子，七名家属被害死，至少两名校外人在校中被打死（该校红卫兵在外面打死北京居民还未知）。可见，文革对学校、对社会有多大规模的伤害和杀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