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胡适为何痛恨联合国

2013年11月15日曹长青
【新唐人2013年11月15日讯】 最近,沙特阿拉伯做出一个不寻常的外交动作,虽被联合国成员票选为“安理会成员”,但却拒绝接受;以此表达对联合国在伊朗发展核武、叙利亚用毒气杀害平民等问题上的无能与不作为。

联合国被世人嘲讽为花瓶摆设,根本不能真正解决国际事务中的问题。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是因为联合国原始设计的荒谬。对这个问题,当年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的中国代表(驻美大使)、着名学者胡适早就看出来,他当时对此非常失望,甚至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胡适口述自传》)。

是什么导致胡适——这位温文儒雅的外交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发了这么大的火呢?就是因为他感觉和认识到了,这个刚诞生的国际机构,在原始设计上有严重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影响六十多年来联合国对国际事务的真正解决。

柔不能克刚 弱无法胜强

胡适原是非常支持成立“联合国”这种国际机构的,期待它可以制约强权、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联合国的前身“国联”,胡适就非常赞同,他不仅是支持国联的中国机构发起人,还是第一个把“国联章程”译成中文的。

对于支持国联和联合国,胡适有过一段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作为饱读经书的学者,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原来他非常信奉墨子的《非攻》(不打仗),认为“它是一本着名的反战着作”;还信奉老子的《非争》(不抵抗),尤其对老子的柔弱之水却能穿透岩石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哲学非常信服;再加上他刚抵美接触到《新约圣经》的“对邪恶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义”、“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也让他打”等理论,使年轻的胡适成为“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跟美国一帮“极端反战者”为友。

后来日本逼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时,胡适才认知到:柔不能克刚。他说,站在康奈尔大学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他一下子醒悟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用流水穿石。”胡适甚至认为这个发现“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至死拒签联合国宪章

但中国当时积弱不振,哪有更强的力量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胡适转而赞成他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师杜威的以力量制约强权的理论,所以支持成立“国联”,并寄望“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二战胜利时他在美国,作为前驻美大使和中国代表,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成立大会(当时国共和谈,代表中还有中共的董必武等)。

但胡适从纽约抵达旧金山后得知苏联有“否决权”时就对联合国非常失望,因而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胡适说这番话是五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已成立十多年。以后也没有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的任何信息,说明他至死(1962年)都没有签。

历史证明胡适对联合国这个“预感”是正确的。至2003年的记录显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英美法中俄)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就用了120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

当初的设计即使给五大国否决权,如果是三分之二多数制,就会好很多,毕竟五大国中,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也是亲美亲西方的,只要在安理会表决,以多数原则,当然会是西方国家主导。斯大林显然也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持五大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这就等于任何联合国的议案,不管多少国家赞成,只要苏联不同意,就无法通过。后来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跟苏联,就可以合法地否决联合国的一切决议。所以,联合国的这种少数大国否决制(而五个大国中就有两个是独裁国家),就决定了这个机构绝不会是主持正义之地。

蚊子与大象 票票不等值

按照民主的原则,应该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果当初联合国的设计是没有五大国的否决权,而是采取全部成员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种“票选”结果,可能弊端更加严重。

首先,大国小国,差别太大。像美国是三亿人口,面积982万平方公里,而太平洋岛国诺鲁(Nauru)国土仅21平方公里,人口才一万二千,两者简直比蚊子和大象的差别还大。就更别说中国是13亿人口了。让美国、中国跟诺鲁等小国都是一国一票,这票票当然不等值,明显不合理。除了国土人口,还有国力,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已达七千亿美元,而另一联合国成员喀麦隆的年度军费只有20万美元。喀麦隆跟美国都是一国一票,这根本不合基本常理。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的很多成员国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形成多数,完全可能通过议案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从联合国记录来看,美国动用过的76次否决权,其中35次是否决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不公正决议。

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

在联合国的一些下属机构中,其成员国席位是实行一国一票选举的,结果,像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竟然一度把美国的会员席位给“选”掉了,而把苏丹这样臭名昭着的人权恶劣国家纳补进来;还曾把卡扎菲的利比亚“选”为人权委员会轮值主席。让苏丹、(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主导人权委员会,就如同让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一样荒唐。

所以,如果当初的设计是只有民主的国家才可以参加联合国,那还有点可能避免上述那种荒谬。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罪犯、或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不到法定年龄的青少年等,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才有投票权,这种议案,无论在当年或今天都不可能通过。所以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无能天性。

原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与胡适一样,也对联合国非常失望,他甚至公开撰文谴责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这个现象至今也没法改变。所以,指望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维护道德、主持正义,这本身不仅是奢望,而是荒唐的。如果胡适今天还活着,他完全可能继续拒绝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他是对的。(caochangqing.com)


——原载《看》杂志2013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