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5日讯】 最近，沙特阿拉伯做出一个不寻常的外交动作，虽被联合国成员票选为“安理会成员”，但却拒绝接受；以此表达对联合国在伊朗发展核武、叙利亚用毒气杀害平民等问题上的无能与不作为。
联合国被世人嘲讽为花瓶摆设，根本不能真正解决国际事务中的问题。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是因为联合国原始设计的荒谬。对这个问题，当年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的中国代表（驻美大使）、着名学者胡适早就看出来，他当时对此非常失望，甚至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胡适口述自传》）。
是什么导致胡适——这位温文儒雅的外交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发了这么大的火呢？就是因为他感觉和认识到了，这个刚诞生的国际机构，在原始设计上有严重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影响六十多年来联合国对国际事务的真正解决。
柔不能克刚 弱无法胜强
胡适原是非常支持成立“联合国”这种国际机构的，期待它可以制约强权、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联合国的前身“国联”，胡适就非常赞同，他不仅是支持国联的中国机构发起人，还是第一个把“国联章程”译成中文的。
对于支持国联和联合国，胡适有过一段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作为饱读经书的学者，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原来他非常信奉墨子的《非攻》（不打仗），认为“它是一本着名的反战着作”；还信奉老子的《非争》（不抵抗），尤其对老子的柔弱之水却能穿透岩石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哲学非常信服；再加上他刚抵美接触到《新约圣经》的“对邪恶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义”、“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也让他打”等理论，使年轻的胡适成为“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跟美国一帮“极端反战者”为友。
后来日本逼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时，胡适才认知到：柔不能克刚。他说，站在康奈尔大学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他一下子醒悟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用流水穿石。”胡适甚至认为这个发现“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至死拒签联合国宪章
但中国当时积弱不振，哪有更强的力量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胡适转而赞成他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师杜威的以力量制约强权的理论，所以支持成立“国联”，并寄望“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二战胜利时他在美国，作为前驻美大使和中国代表，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成立大会（当时国共和谈，代表中还有中共的董必武等）。
但胡适从纽约抵达旧金山后得知苏联有“否决权”时就对联合国非常失望，因而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胡适说这番话是五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已成立十多年。以后也没有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的任何信息，说明他至死（1962年）都没有签。
历史证明胡适对联合国这个“预感”是正确的。至2003年的记录显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英美法中俄）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就用了120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
当初的设计即使给五大国否决权，如果是三分之二多数制，就会好很多，毕竟五大国中，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也是亲美亲西方的，只要在安理会表决，以多数原则，当然会是西方国家主导。斯大林显然也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持五大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这就等于任何联合国的议案，不管多少国家赞成，只要苏联不同意，就无法通过。后来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跟苏联，就可以合法地否决联合国的一切决议。所以，联合国的这种少数大国否决制（而五个大国中就有两个是独裁国家），就决定了这个机构绝不会是主持正义之地。
蚊子与大象 票票不等值
按照民主的原则，应该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果当初联合国的设计是没有五大国的否决权，而是采取全部成员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种“票选”结果，可能弊端更加严重。
首先，大国小国，差别太大。像美国是三亿人口，面积982万平方公里，而太平洋岛国诺鲁（Nauru）国土仅21平方公里，人口才一万二千，两者简直比蚊子和大象的差别还大。就更别说中国是13亿人口了。让美国、中国跟诺鲁等小国都是一国一票，这票票当然不等值，明显不合理。除了国土人口，还有国力，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已达七千亿美元，而另一联合国成员喀麦隆的年度军费只有20万美元。喀麦隆跟美国都是一国一票，这根本不合基本常理。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的很多成员国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形成多数，完全可能通过议案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从联合国记录来看，美国动用过的76次否决权，其中35次是否决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不公正决议。
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
在联合国的一些下属机构中，其成员国席位是实行一国一票选举的，结果，像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竟然一度把美国的会员席位给“选”掉了，而把苏丹这样臭名昭着的人权恶劣国家纳补进来；还曾把卡扎菲的利比亚“选”为人权委员会轮值主席。让苏丹、（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主导人权委员会，就如同让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一样荒唐。
所以，如果当初的设计是只有民主的国家才可以参加联合国，那还有点可能避免上述那种荒谬。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罪犯、或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不到法定年龄的青少年等，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才有投票权，这种议案，无论在当年或今天都不可能通过。所以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无能天性。
原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与胡适一样，也对联合国非常失望，他甚至公开撰文谴责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这个现象至今也没法改变。所以，指望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维护道德、主持正义，这本身不仅是奢望，而是荒唐的。如果胡适今天还活着，他完全可能继续拒绝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他是对的。（caochangqing.com）
——原载《看》杂志2013年11月号
联合国被世人嘲讽为花瓶摆设，根本不能真正解决国际事务中的问题。之所以导致这种状况，是因为联合国原始设计的荒谬。对这个问题，当年参加联合国制宪大会的中国代表（驻美大使）、着名学者胡适早就看出来，他当时对此非常失望，甚至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公布的《胡适口述自传》）。
是什么导致胡适——这位温文儒雅的外交官和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人物——发了这么大的火呢？就是因为他感觉和认识到了，这个刚诞生的国际机构，在原始设计上有严重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影响六十多年来联合国对国际事务的真正解决。
柔不能克刚 弱无法胜强
胡适原是非常支持成立“联合国”这种国际机构的，期待它可以制约强权、维护世界和平。对于联合国的前身“国联”，胡适就非常赞同，他不仅是支持国联的中国机构发起人，还是第一个把“国联章程”译成中文的。
对于支持国联和联合国，胡适有过一段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作为饱读经书的学者，他在口述自传中提到，原来他非常信奉墨子的《非攻》（不打仗），认为“它是一本着名的反战着作”；还信奉老子的《非争》（不抵抗），尤其对老子的柔弱之水却能穿透岩石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哲学非常信服；再加上他刚抵美接触到《新约圣经》的“对邪恶魔鬼不抵抗的基督教义”、“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也让他打”等理论，使年轻的胡适成为“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跟美国一帮“极端反战者”为友。
后来日本逼迫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签署丧权辱国的21条时，胡适才认知到：柔不能克刚。他说，站在康奈尔大学工学院后面峡谷上的吊桥，“俯视这一为水冲刷而成、景色非凡的千年幽谷”，他一下子醒悟到，“并不是水之弱终能胜强；而是力——真正的力——才能使用流水穿石。”胡适甚至认为这个发现“实在是我智慧上变动的起点”。
至死拒签联合国宪章
但中国当时积弱不振，哪有更强的力量对付咄咄逼人的日本？胡适转而赞成他的哥伦比亚大学老师杜威的以力量制约强权的理论，所以支持成立“国联”，并寄望“国联”制止日本侵略中国。二战胜利时他在美国，作为前驻美大使和中国代表，到旧金山参加联合国制宪成立大会（当时国共和谈，代表中还有中共的董必武等）。
但胡适从纽约抵达旧金山后得知苏联有“否决权”时就对联合国非常失望，因而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他在“口述自传”中说，“时至今日，我始终拒绝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名”。胡适说这番话是五十年代中期，联合国已成立十多年。以后也没有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过字的任何信息，说明他至死（1962年）都没有签。
历史证明胡适对联合国这个“预感”是正确的。至2003年的记录显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英美法中俄）共动用过251次否决权，其中苏联就用了120次。冷战时的苏联外长葛罗米科被称为“否决先生”。
当初的设计即使给五大国否决权，如果是三分之二多数制，就会好很多，毕竟五大国中，当时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也是亲美亲西方的，只要在安理会表决，以多数原则，当然会是西方国家主导。斯大林显然也是看清了这一点，所以坚持五大国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否决权。这就等于任何联合国的议案，不管多少国家赞成，只要苏联不同意，就无法通过。后来毛泽东的红色中国取代了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中国跟苏联，就可以合法地否决联合国的一切决议。所以，联合国的这种少数大国否决制（而五个大国中就有两个是独裁国家），就决定了这个机构绝不会是主持正义之地。
蚊子与大象 票票不等值
按照民主的原则，应该是一人一票，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如果当初联合国的设计是没有五大国的否决权，而是采取全部成员一国一票，少数服从多数，那么这种“票选”结果，可能弊端更加严重。
首先，大国小国，差别太大。像美国是三亿人口，面积982万平方公里，而太平洋岛国诺鲁（Nauru）国土仅21平方公里，人口才一万二千，两者简直比蚊子和大象的差别还大。就更别说中国是13亿人口了。让美国、中国跟诺鲁等小国都是一国一票，这票票当然不等值，明显不合理。除了国土人口，还有国力，美国年度军费开支已达七千亿美元，而另一联合国成员喀麦隆的年度军费只有20万美元。喀麦隆跟美国都是一国一票，这根本不合基本常理。
另外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联合国的很多成员国都不是民主国家，它们形成多数，完全可能通过议案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从联合国记录来看，美国动用过的76次否决权，其中35次是否决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不公正决议。
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
在联合国的一些下属机构中，其成员国席位是实行一国一票选举的，结果，像联合国的人权委员会，竟然一度把美国的会员席位给“选”掉了，而把苏丹这样臭名昭着的人权恶劣国家纳补进来；还曾把卡扎菲的利比亚“选”为人权委员会轮值主席。让苏丹、（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等主导人权委员会，就如同让强奸犯主导“保护妇女委员会”一样荒唐。
所以，如果当初的设计是只有民主的国家才可以参加联合国，那还有点可能避免上述那种荒谬。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选举虽然是一人一票，但罪犯、或被剥夺公民权的人、不到法定年龄的青少年等，都是没有投票权的。但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联合国成员，或者才有投票权，这种议案，无论在当年或今天都不可能通过。所以这个机构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的无能天性。
原苏联持不同政见作家索尔仁尼琴与胡适一样，也对联合国非常失望，他甚至公开撰文谴责说，“在一个不道德的世界里，联合国也变得不道德了，它的很多成员国政府不是自由选举产生的，而是暴力强加的，有些是用武器夺取的。”
这个现象至今也没法改变。所以，指望一个“不道德”的机构在国际事务中维护道德、主持正义，这本身不仅是奢望，而是荒唐的。如果胡适今天还活着，他完全可能继续拒绝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他是对的。（caochangqing.com）
——原载《看》杂志2013年11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