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梁东综合报导）一直以来，中国式腐败让很多民众深受其害，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经济学家郎咸平日前发表文章，认为根治腐败需要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和政府下放权力。但是，也有评论指出，废除共产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才真正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式腐败。
转型期经济体容易滋生腐败
从30多年前中共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转型阶段，贪污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郎咸平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
他以墨西哥和俄罗斯两国在所谓“私有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例，指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败。
郎咸平指出腐败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最易滋生腐败；第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开放同时存在，给了官员权力寻租制造了机会；第三，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设定让企业觉得循规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过行贿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业会主动行贿。
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
身为经济学家，郎咸平从经济方面给出建议，比如说，建立一种完善的预算制度。
他以美国为例，美国既没有实行“高薪养廉”，又没有搞过“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廉政公署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廉洁度很好，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其实100年前，美国官员也很腐败，但现今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善的预算制度，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
其预算制度有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须列在预算里面，没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试想如果有一部份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随意支配的话，一是难以统计，二是难全面监督，这就会给腐败创造条件。而现在在中国，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份预算外政府收支，确实还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既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也不在财政部门的统筹之列，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支，这部份钱由于没有监督，当然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具体。大陆官员也写预算案，但是坦白地讲，不要说老百姓，就连身为专家的他都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比如说，预算上写一个“办公室装修”，就可以列支了。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国，你必须把列支的内容，比如说为了装修办公室买2个灯泡、3个茶杯等都要写清楚，只有做到这种详细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国的预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还有《反非效率法案》、《联邦政府阳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给予了有力保障，这让美国预算执行的规则和各个环节的程序，都能做到公开透明，并受到非常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点，美国做得特别好，就是真实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权。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最详细的财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从网站上下载各级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政府预算情况，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去向。除此之外，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也是公开的，除属于国家机密之外的，都要通过互联网公开，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状况。
至于位列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国家—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有严格的《预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体、透明。这些国家都值得中国效仿，从预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
清楚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
除了预算，郎咸平还指出，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因此，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在今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显示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
可想而知，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因此，如果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郎咸平提到，权力的下放一定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能否把市场自己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中国式腐败根源在制度
不过，郎咸平在文章在也承认，腐败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甚至中共官媒目前也公开承认，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也意识到，政治体制不改革，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治不了本，包括反腐。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得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调查称，中国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部份高收入居民之中，并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这种现象说明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加剧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其实，想想中国愈演愈烈的腐败，灰色收入巨大并落入少数人囊肿题的答案在中国可以说不言自明，因为灰色收入在中国常常与腐败的产生根源相同，与不受监管的权力密不可分、与四处蔓延到腐败相依相伴。
中国广东湛江知名博客李俊表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目前高调打击腐败，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过大，无所不在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权力有限的政府，腐败和灰色收入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这就像人们常说，一个好的制度可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的制度可能使很好人变成坏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忠告之一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甚么都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制。如此说来，灰色收入和腐败在中国这一根绳上的蚂蚱还是由体制问题牵着。
转型期经济体容易滋生腐败
从30多年前中共提出改革开放到现在，整个社会一直处于转型阶段，贪污腐败现象也愈演愈烈。郎咸平认为，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
他以墨西哥和俄罗斯两国在所谓“私有化”改造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为例，指出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在经济制度上存在漏洞，容易滋生腐败。
郎咸平指出腐败猖獗的共同特性：第一，处于转型期的经济体最易滋生腐败；第二，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期间，政府行政干预和市场开放同时存在，给了官员权力寻租制造了机会；第三，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制度的设定让企业觉得循规蹈矩付出的成本太高，如果透过行贿这种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可能花的成本反而更少，所以企业会主动行贿。
建立完善的预算制度
身为经济学家，郎咸平从经济方面给出建议，比如说，建立一种完善的预算制度。
他以美国为例，美国既没有实行“高薪养廉”，又没有搞过“运动式反腐”，也没有廉政公署这类的机构。但是它的廉洁度很好，在透明国际的排行榜上排到了19位。其实100年前，美国官员也很腐败，但现今的结果主要是因为它采用了完善的预算制度，杜绝了政府官员的权力寻租。
其预算制度有三个特点。
第一，全面。所有收支必须列在预算里面，没有列在上面的，就不能收支。试想如果有一部份政府收支游离于预算之外，由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随意支配的话，一是难以统计，二是难全面监督，这就会给腐败创造条件。而现在在中国，制度外的政府收支和部份预算外政府收支，确实还没有纳入预算管理范围，既不受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也不在财政部门的统筹之列，属于非规范性的政府收支，这部份钱由于没有监督，当然会成为腐败的温床。
第二，具体。大陆官员也写预算案，但是坦白地讲，不要说老百姓，就连身为专家的他都不一定能看懂，因为写得太笼统了。比如说，预算上写一个“办公室装修”，就可以列支了。这在美国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是在美国，你必须把列支的内容，比如说为了装修办公室买2个灯泡、3个茶杯等都要写清楚，只有做到这种详细的程度，你才可以列支。
第三，透明。美国的预算透明度非常高，而且还有《反非效率法案》、《联邦政府阳光法案》等配套法律给予了有力保障，这让美国预算执行的规则和各个环节的程序，都能做到公开透明，并受到非常有效的监督。还有一点，美国做得特别好，就是真实保障了老百姓的知情权。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都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了最详细的财政支出信息，老百姓可以从网站上下载各级政府的预算报告，并且可以随时查询政府预算情况，了解自己缴纳的税款去向。除此之外，总会计办公室的报告也是公开的，除属于国家机密之外的，都要通过互联网公开，让老百姓了解真实状况。
至于位列世界排名前十的廉政国家—丹麦、芬兰、新西兰、新加坡、瑞典、冰岛、荷兰、瑞士、加拿大、挪威，它们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都有严格的《预算法》，都做到了全面、具体、透明。这些国家都值得中国效仿，从预算方面入手，有效防止腐败的发生。
清楚划分市场和政府的界限
除了预算，郎咸平还指出，中国改革的核心思路是：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因此，治理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就是把市场和政府的界限划清楚，市场自己能做的事，政府就不要多插手。少了权力这一载体，自然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广州新城市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曹志伟在今年年初广州“两会”上，展出一张投资项目审批流程，显示出一个投资项目从立项到审批，要跑20个委办局、53个处室，盖108个章，需要799个审批工作日。
可想而知，如果有的企业等不了这么久，想快一点拿下审批，怎么办，只能去找手里握着盖章大权的20个委办局和53个处室，给点好处请他们通融通融。于是，腐败就发生了。因此，如果能最大程度地减少这些审批环节，或者说干脆就取消，让企业根据市场规律来办事，还会产生腐败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不单单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而且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好方式。
郎咸平提到，权力的下放一定会触动一大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每一步都不会容易，但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一定会倒逼着我们这样做，到那时，我们就会陷入一种完全的被动。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能否把市场自己能办好的事，逐步交给市场呢？铲除行政审批权力的寻租空间，才是防止腐败的釜底抽薪之策。
中国式腐败根源在制度
不过，郎咸平在文章在也承认，腐败问题的产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制度的问题。甚至中共官媒目前也公开承认，十八大后中共中央也意识到，政治体制不改革，其他的任何改革都治不了本，包括反腐。所谓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得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巩固和发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调查称，中国灰色收入主要集中在部份高收入居民之中，并有向某些中高收入阶层蔓延的趋势；这种现象说明腐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面正在扩大，加剧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其实，想想中国愈演愈烈的腐败，灰色收入巨大并落入少数人囊肿题的答案在中国可以说不言自明，因为灰色收入在中国常常与腐败的产生根源相同，与不受监管的权力密不可分、与四处蔓延到腐败相依相伴。
中国广东湛江知名博客李俊表示，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目前高调打击腐败，其实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限制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过大，无所不在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建立权力有限的政府，腐败和灰色收入问题才会迎刃而解”。
这就像人们常说，一个好的制度可能使坏人变好人，一个坏的的制度可能使很好人变成坏人。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不久前去世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知名经济学家科斯生前曾对中国发出十大忠告。忠告之一是，不管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还是体制重建，叫甚么都无所谓，中国必须让其政治权力服从于法制。如此说来，灰色收入和腐败在中国这一根绳上的蚂蚱还是由体制问题牵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