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26日讯】89、“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1902—1985)，我国着名的评论家、诗人和翻译家。
早在30年代初，胡风便在日本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参加了左翼东京支部。回国后，他跟随鲁迅继续在左翼文艺工作。在40年代重庆国统区，他从来被视为进步文艺的重要人物，并长期领导了全国文抗的工作，与周恩来、乔冠华、邵荃麟等共产党人，都有密切往来。
1949年中共夺得政权后，胡风创作了大量新诗，由衷地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然而，这并不代表胡风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合拍，恰恰相反，两者间一向存在着明显差距。因此，当毛泽东为了确立自己在文化领域的独裁地位，准备向异端思想开刀时，敢于坚持己见的胡风自然就成了他选中的靶子。
1955年初夏，毛泽东在他亲自为《人民日报》所写的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等人因此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共建制后文坛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据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32人。 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重新审查了胡风一案。1979年1月，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中共决定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 1月，中共公开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中共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共为胡风三次平反，历时整整7年9个月。
90．章罗联盟
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但政见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经常争吵，更谈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的这种关系依然如故，这是民主党派中的许多领导人都清楚的，就是他们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鸣放观点也是各说各的，不可能沟通商量。但毛泽东出于整人的政治需要，却在反右运动中将他们俩钦定为“章罗联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绝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的倡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联）盟”。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章伯钧、罗隆基是右派分子的总后台老板，当然也是总裁，总代表，所以，《章罗联盟》和反党右派是同义不同词，反右派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对“章罗联盟”的斗争，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是打败“章罗联盟”的胜利。“文革”结束后，众多知情人方道出真相，“章罗联盟”纯属毛泽东凭空捏造的政治谎言。以下就是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多年后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对当年这段被谎言扭曲了的历史的回忆。
“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划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
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5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22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鉴于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6月2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飞赴锡兰访问的前一天，对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打了个招呼：‘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都在变。’
罗隆基说对了，当他还在可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时候，国内形势果然风云骤变，由整风转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国，等候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严酷的斗争。
最初，面对报纸刊载的有关他的批判文章，罗隆基是镇静的。25日下午，即回国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一脸惊慌的赵文璧说：‘你何必那样慌嘛。’
赵文璧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明：“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 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份子的倡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罗是否联盟？或是否有过联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统战部的人，当一清二楚。因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若答此问，则必追溯到民盟的缘起和构成，而决非个人因素所能解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党三派，是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共的积极支援下，1941年于重庆成立。三党是指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即今日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抗战胜利后，民盟的这个疾症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大有发展。当时在民盟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1947年在上海，黄炎培去医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罗隆基的时候，曾同他商议要把盟内个人份子（在重庆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同救国会、第三党并列、且相互制衡。后黄炎培转到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当负责人，便放弃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则由罗隆基去实践了。当然，退出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此时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内以形成一个力量。这样，从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曾昭抡、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像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直至反右前夕，这种情况依旧。1956年的8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谈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会议由黄药眠主持，一整天的会，共提出一百条意见。其中针对民盟中央领导的意见，就是宗派问题。
与会者说：‘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须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谁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这几年不特未消灭，而且更发展，不过形式更隐蔽更深入更巧妙罢了，事实俱在，不承认是不行的。’
‘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他们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利于谁；不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不利于谁。’
‘他们小宗派之间的妥协，表面上像团结，实际上是分赃。’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问：‘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团，盟里为什么派黄琪翔去？根据什么原则？’黄琪翔来自第三党，显然，这个质问是针对父亲的。而言者为‘无形组织’成员，自属罗隆基手下。可见，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了解以上的历史情况，对罗隆基看到父亲承认章罗联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态度，便不足为奇了。
个性强直的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认章罗联盟，在会上不但面无惧色，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
然而“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非让你把不曾有的结拜兄弟帖子交出来不行，于是那些明知道实情的批判者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向章罗杀过去。无数次的穷追猛攻使章罗两人身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最后不得不违心 “投降”，“承认” 他们是大右派联盟，“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据章诒和透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下发一个档，说章罗联盟不存在，可惜这个档不为大家所知。八十年代末又分别为章罗举行了九十周年诞辰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领导人也出席，肯定了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最高当局还没有为“章罗联盟”正式改正，彻底否定那个早该否定的反右派斗争。
91．彭德怀反党集团
1958年，毛泽东发起三面红旗运动，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共中央从四方八面收到生产捷报，形势一片大好。但一向实事求是的彭德怀却怀疑实际情况，亲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乌石镇彭家围子，步行数里在田边数稻秆，又询问乡民，发觉地方干部都虚报产量，“吹得很厉害”！所谓大炼钢，是“大兵团作战”，炼一点铁，集中了全社人力，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甚至拆毁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后，他又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跟着他又去了30年前起义的地方--平江县。他吃惊地发现当地干部竟把1957年的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产量当作是1957年的，从而向外证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庐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员认知大跃进之不切实际，地方上已有灾情出现，若不纠正，将成灾难，但却无人敢向毛泽东直陈。彭在分组讨论会议上已多次直言，列举地方上报农业生产数字之浮夸，炼钢之浪费。但小组工作人员把彭最尖锐的言词都删去了。彭为了人民，不希望大跃进使中国陷于灾难，于是单独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了一封信作参考，希望毛能注意大跃进的失误，及时纠正。怎料这封私人信件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他把庐山会议延长，把这封“私人信”广为印发，让与会者讨论，最后发动对彭的批判，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 1971年，毛泽东又把这定为中共党内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举行了彭德怀追悼会。当年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终于恢复了“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领导人”的面目，被赞颂为 “热爱党，热爱人民”，“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世人感叹，以上种种，本是彭德怀“四十年如一日”的行为，为何到他死后四年才得公认？
胡风(1902—1985)，我国着名的评论家、诗人和翻译家。
早在30年代初，胡风便在日本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并参加了左翼东京支部。回国后，他跟随鲁迅继续在左翼文艺工作。在40年代重庆国统区，他从来被视为进步文艺的重要人物，并长期领导了全国文抗的工作，与周恩来、乔冠华、邵荃麟等共产党人，都有密切往来。
1949年中共夺得政权后，胡风创作了大量新诗，由衷地歌颂共产党和毛泽东。然而，这并不代表胡风在文艺思想上与毛泽东和中共完全合拍，恰恰相反，两者间一向存在着明显差距。因此，当毛泽东为了确立自己在文化领域的独裁地位，准备向异端思想开刀时，敢于坚持己见的胡风自然就成了他选中的靶子。
1955年初夏，毛泽东在他亲自为《人民日报》所写的按语中断言：胡风等人是“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胡风等人因此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中共建制后文坛第一大冤案，这桩长达25年的冤案一度使数以千计的人入狱受审。据统计，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一共涉及2100多人，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3人。到1956年底，绝大部分人都作为“受胡风思想影响”予以解脱。正式定为“集团分子”的有78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32人。 这78人中“骨干分子”23人，到1958年5月，予以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等处理的共61人。
文革结束后，中共重新审查了胡风一案。1979年1月，胡风被释放出狱。1980年9月，中共决定撤销“胡风反革命集团案”。1986年 1月，中共公开撤销了强加于胡风的政治历史问题方面的不实之词。1988年6月，中共为胡风的文艺问题与文艺活动问题平了反，撤销加在胡风身上的个人主义、唯心主义、宗派主义等罪名。从1980年9月到1988年6月，中共为胡风三次平反，历时整整7年9个月。
90．章罗联盟
章伯钧与罗隆基都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但政见不同，早在一九四九年前就经常争吵，更谈不上私人交情，一九四九年后，两人的这种关系依然如故，这是民主党派中的许多领导人都清楚的，就是他们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鸣放观点也是各说各的，不可能沟通商量。但毛泽东出于整人的政治需要，却在反右运动中将他们俩钦定为“章罗联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指出，右派分子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绝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他们的倡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联）盟”。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论断，章伯钧、罗隆基是右派分子的总后台老板，当然也是总裁，总代表，所以，《章罗联盟》和反党右派是同义不同词，反右派斗争归根到底就是对“章罗联盟”的斗争，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就是打败“章罗联盟”的胜利。“文革”结束后，众多知情人方道出真相，“章罗联盟”纯属毛泽东凭空捏造的政治谎言。以下就是章伯钧女儿章诒和多年后在《一片青山了此身——罗隆基素描》一文中对当年这段被谎言扭曲了的历史的回忆。
“我对罗隆基的认识和记忆，准确地说是从他划为右派的前后开始的。
那是在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并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整风。
5月，中央统战部举行座谈会，罗隆基应邀参加。22日，他在会上发言，建议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失误偏差，它还要公开鼓励大家有什么冤枉委屈都来申诉。这个委员会应由执政党、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组成。中央如此，地方人代会和政协也相应成立这样的委员会，使之成为一个系统。 ——罗隆基的这个发言，引起一片震动。
他的意见被概括为‘平反委员会’，和父亲的‘政治设计院’、储安平的‘党天下’并称为中国右派的三大‘反动’理论。
鉴于储安平‘党天下’言论在社会上产生的强大冲击，6月2日，时任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的罗隆基，作为中国友好代表团成员飞赴锡兰访问的前一天，对办公厅副主任赵文璧打了个招呼：‘部中鸣放要注意，不要过火。共产党政策随时都在变。’
罗隆基说对了，当他还在可伦坡街头的商店，兴致勃勃地给干女儿挑选丝巾和香水的时候，国内形势果然风云骤变，由整风转为反右了。6月21日，他如期回国，等候他的不是热烈的欢迎，而是严酷的斗争。
最初，面对报纸刊载的有关他的批判文章，罗隆基是镇静的。25日下午，即回国后的第四天，他坐在家中客厅的沙发上，对一脸惊慌的赵文璧说：‘你何必那样慌嘛。’
赵文璧的确担心，且提醒罗隆基：‘你的群众关系太坏，部内、部外都坏。”还特别点明：“你在生活作风方面，也太不注意了。’
罗隆基立即打断他的话头：‘你不要谈我的生活作风，我的脾气不好，这些都是小事，一百条也不要紧，现在主要是政治立场问题……，所以，你要冷静地分析问题，不要沉不住气。’
7月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文中，在批判该报为资产阶级右派充当‘喉舌’ 的同时，指责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农工民主党‘在百家争鸣过程和整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恶劣。’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的，都是自外于人民，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而右派份子的倡狂进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后被称章罗联盟）’。
父亲阅后大惊，说：‘我这次讲话（指5月21日在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帮助中共整风提意见的座谈会上的发言）是上了大当。’并从文笔、语调、气势上一口断定，这篇社论必为毛泽东所书。
他怃然良久，又道：‘毛是要借我的头，来解国家的困难了’。
罗隆基读罢，也沉不住气了，最受不了的一个名词，就是‘章罗联盟’。他两次跑到我家，质问父亲：‘伯钧，凭什么说我俩搞联盟？’
父亲答：‘我也不知道，我无法回答你。’
是的，对罗隆基来说，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就是‘章罗联盟’。为了表达愤懑之气与决绝之心，平素不持手杖的他，在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特意带上一根细木手杖，进门便怒颜相对，厉言相加，所有的话都是站在客厅中央讲的，整座院子都能听见咆哮之声。父亲则沉默，他也只有沉默。因为章罗联盟’之于他，也是最最不能理解和万万不能接受的。
临走时，发指眦裂的罗隆基，高喊：‘章伯钧，我告诉你，从前，我没有和你联盟！现在，我没有和你联盟！今后，也永远不会和你联盟！’遂以手杖击地，折成三段，抛在父亲的面前，拂袖而去。
章罗是否联盟？或是否有过联盟？——民盟中央的人和统战部的人，当一清二楚。因为自打成立民盟的第一天起，他俩就是冤家对头、对头冤家。何以如此？物有本末，事有始终。若答此问，则必追溯到民盟的缘起和构成，而决非个人因素所能解释。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即中国民主同盟之前身，原是三党三派，是为组成最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共的积极支援下，1941年于重庆成立。三党是指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即今日之中国农工民主党）、左舜生领导的青年党、张君劢领导的国家社会党；三派是指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梁漱溟建立的乡村建设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后有沈钧儒、史良领导的救国会加入）。这样的一个结构组合，就注定它自成立之日即患有先天性宗派行为症。抗战胜利后，民盟的这个疾症非但没有消弭，反而大有发展。当时在民盟得势的，是沈钧儒领导的救国会和父亲领导的第三党。因为国家社会党和青年党被赶走，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原本在民盟的人就不多。1947年在上海，黄炎培去医院看望患有肺病的罗隆基的时候，曾同他商议要把盟内个人份子（在重庆是以组织单位加入民盟的）团结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同救国会、第三党并列、且相互制衡。后黄炎培转到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当负责人，便放弃了民盟，而他的打算则由罗隆基去实践了。当然，退出国家社会党的罗隆基，此时也正想拉住一些人，在盟内以形成一个力量。这样，从1946年的上海到1949年的北京，在民盟终于有了一个人称‘无形组织’的小集团，其基本成员连罗隆基在内共有十位。他们是：潘光旦、曾昭抡、范朴斋、张志和、刘王立明、周鲸文、叶笃义、罗德先、张东荪。这个‘无形组织’的宗旨，用罗隆基自己的话来说，它的‘主要对像是章伯钧，是不让章伯钧独霸民盟的组织委员会。’而此时，代表第三党的父亲又是与救国会的史良亲密合作。于是，民盟中央内部便形成了楚汉相争的局面。一边是章史联手的当权派，因统战部的支持，他们自命为左派；一边是罗隆基、张东荪为首领的非当权派，英美文化的背景和自由主义者色彩，被人理所当然地视为右派。而民盟领袖沈钧儒、张澜，对这两派也是各有侧重。这个情况，别说是具体管理民主党派的中央统战部，就连毛泽东、周恩来也是心知肚明。1949年，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前，周恩来拿着民盟出席会议的名单，都是先和沈钧儒、章伯钧商量，再与罗隆基、张东荪讨论，而决不把这水火不容的章罗两派搅和在一起。因为周公知道：他俩碰面只有吵，什么事情也讨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直至反右前夕，这种情况依旧。1956年的8月，民盟中央和民盟北京市委召集了一些在京的中委座谈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讲话。会议由黄药眠主持，一整天的会，共提出一百条意见。其中针对民盟中央领导的意见，就是宗派问题。
与会者说：‘民盟中央的最大特征，就是宗派。大家只须闭上眼睛，就能知道谁是哪一派。’
‘民盟的宗派，这几年不特未消灭，而且更发展，不过形式更隐蔽更深入更巧妙罢了，事实俱在，不承认是不行的。’
‘表现在人事安排上，他们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利于谁；不要谁，就订出几条原则便不利于谁。’
‘他们小宗派之间的妥协，表面上像团结，实际上是分赃。’
有的人指名道姓地问：‘到西藏去的中央代表团，盟里为什么派黄琪翔去？根据什么原则？’黄琪翔来自第三党，显然，这个质问是针对父亲的。而言者为‘无形组织’成员，自属罗隆基手下。可见，章罗关系形同冰炭，在民盟可谓无人不知。了解以上的历史情况，对罗隆基看到父亲承认章罗联盟的消息所持暴烈态度，便不足为奇了。
个性强直的他拒不承认自己是右派，拒不承认章罗联盟，在会上不但面无惧色，还敢指天发誓：‘即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也找不到反党阴谋。’”
然而“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非让你把不曾有的结拜兄弟帖子交出来不行，于是那些明知道实情的批判者们，一个个摩拳擦掌，争先恐后地向章罗杀过去。无数次的穷追猛攻使章罗两人身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最后不得不违心 “投降”，“承认” 他们是大右派联盟，“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据章诒和透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曾下发一个档，说章罗联盟不存在，可惜这个档不为大家所知。八十年代末又分别为章罗举行了九十周年诞辰座谈会，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书记处领导人也出席，肯定了他们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十几年过去了，最高当局还没有为“章罗联盟”正式改正，彻底否定那个早该否定的反右派斗争。
91．彭德怀反党集团
1958年，毛泽东发起三面红旗运动，实行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共中央从四方八面收到生产捷报，形势一片大好。但一向实事求是的彭德怀却怀疑实际情况，亲身前往地方考察。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乌石镇彭家围子，步行数里在田边数稻秆，又询问乡民，发觉地方干部都虚报产量，“吹得很厉害”！所谓大炼钢，是“大兵团作战”，炼一点铁，集中了全社人力，丢开农业生产，让稻谷烂在地里，甚至拆毁住房，砍伐大片山林作燃料。其后，他又去了毛泽东的故乡韶山公社，所见所闻与乌石大队大同小异。跟着他又去了30年前起义的地方--平江县。他吃惊地发现当地干部竟把1957年的高产数字公布为1958年的产量．而把1958年较低的产量当作是1957年的，从而向外证明“人民公社”的成功！彭感叹地说：“如此造假，真令人害怕！”
1959年7月，中共在庐山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已有不少中常委委员认知大跃进之不切实际，地方上已有灾情出现，若不纠正，将成灾难，但却无人敢向毛泽东直陈。彭在分组讨论会议上已多次直言，列举地方上报农业生产数字之浮夸，炼钢之浪费。但小组工作人员把彭最尖锐的言词都删去了。彭为了人民，不希望大跃进使中国陷于灾难，于是单独再给毛泽东本人写了一封信作参考，希望毛能注意大跃进的失误，及时纠正。怎料这封私人信件却引起毛泽东的雷霆大怒，他把庐山会议延长，把这封“私人信”广为印发，让与会者讨论，最后发动对彭的批判，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打成“反党集团”。 1971年，毛泽东又把这定为中共党内的第八次路线斗争。彭德怀因此而被迫害致死，受牵连者更是不计其数。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所作的错误结论，决定为彭德怀平反。12月24日，在首都隆重举行了彭德怀追悼会。当年的“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终于恢复了“优秀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领导人”的面目，被赞颂为 “热爱党，热爱人民”，“作战勇敢，耿直刚正，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关心群众，从不考虑个人得失。”世人感叹，以上种种，本是彭德怀“四十年如一日”的行为，为何到他死后四年才得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