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1月30日讯】 中国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因此生育指标就成了中国的“稀缺资源”。中国的规律是：任何资源只要稀缺，立刻会成为一条食物链，估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改革措施“单独二胎”生育政策，也即将如此。
以下是我对计划生育这条食物链的分析，当然也会顺便展望一下正在呼之欲出的“二胎生育指标交易平台”。
“单独二胎”只是对生育权不平等的矫正
首先我得肯定，这次的“单独二胎”政策，即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与原来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的政策是个进步。只是我的理由有点不同，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生育权不平等的矫正，此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农业户口有两个生育指标，非农业户口一个生育指标，现在总算让部分城市人口享受了与农村人口同等的权利。这一点许多国外的人权工作者并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想知道。
早在前几年的文章中，我就说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只限制了部分优质人口的生育权，这部分人口是党政事业机关、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工作者、公司白领阶层与国企职工的生育权。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抚养能力，这几大阶层应该是中国对子女最愿意尽心也有能力尽责的人群，只是这些阶层受到失去工作与社会抚养费等超重罚款的限制，一般不敢生二胎。如果有人敢于生，有杨支柱这一例子为证。
但在农村地区，多年前就实行了头胎是女儿允许生二胎的生育政策，后来事实上头胎是男孩也获准生二胎，只是可能要罚款，数量多少因地区差异没有统一标准。富裕人群早就采取以罚款换生育权的方式，不少都是二胎或者更多。有权有势者的生育方法更多，比如利用生育政策的相关规定，如头胎有残疾或各种疾病（病种有详细列明）的，可以合法生育二胎，于是不少人就想方设法通过关系证明自己的头胎子女有病，合法获取生育二胎的指标；还有的干脆通过情妇生育；有的则钻法律空子，例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未生育过的可生育二胎，于是有人通过离婚并与未生育过的女子结婚，以便合法生育二胎。
因此，不管计划生育政策形式看起来多么严厉，真正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人口当中。这次的“单独二胎”政策，只是让他们拥有了与农村人口同等的生育权。
计划生育形成一条巨大的食物链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极其严格，生育指标就成了“稀缺资源”，因此围绕计划生育，中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以下是我蒐集到的官方数据：
1、计划生育部门提供了特别多的就业机会
2010年3月公开发布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指出，截至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
鉴于这类就业不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与迅速衰退，大约代入5%的偏差值，应该接近现在的计生工作人员总数，即5000至5500万之间。
不知中国是否还能找到一个能够为50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至少我想不出来。
2、计划生育部门的经费来源
上述5000多万人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1000多万人有财政供养，另外那4000多万则必须自收自支。这么巨额的行政开支从何而来？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就在11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长文“全国每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 挪用时有发生”，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超生罚款的由来及数量。
该报导介绍，所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后称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当作常例，并由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设置了详细规定。目前全国在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方面，按地区大致可分为四类标准，相差很大，有兴趣者可去查看。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在公开信息中查找到的单笔社会抚养费最高金额为109.58 万元。
尽管这些费用的去向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未纳入财政供养范围的4000多万人的工资福利奖金，全由这200多亿社会抚养费中开销。“去向成谜”与“挪用时有发生”意味着腐败，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这几乎不可避免。
正在热议中的“二胎指标交易平台”
“二胎指标交易平台”的讨论并非始于今天。早在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在搜狐微博上已很有前瞻性地知道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呼吁建立“生育指标交易平台”，获得不少人响应。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使不少合条件的城市夫妻很高兴。1980年后生的人许多是独生子女，因此大部分城市家庭都符合条件。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生养二胎。在政策公布后的第二天，新浪在微博上做了一个调查，在26000名参与调查的用户中，大多数表示将会生育二胎，但有约37%的人表示他们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
这就使李兴浩首倡的“二胎指标交易平台”的成立成为可能。已经有人在网上说“二胎生育指标转赠”，其实是在为穷人说话，似乎这个交易平台一成立，穷人可以通过转让生育指标获利。我查了一下，以往一些地方生育部门出卖生育指标的价格是一个2万元，也就是说，交易平台的设置，大部分地区不可能比这个价码高多少，北京上海等地因为户口值钱，价格也许要高不少。但可以确定，转让生育指标不可能让穷人致富，最多只短暂地改善生活而已。
接下来的具体问题是：生育指标转让是否能够合法化？因为只有合法化才能产生“生育指标交易平台”。但中国地方政府现在都害有金钱饥渴症，一旦合法化，计生部门又怎愿意将这一交易平台让民间自办？
目前有关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细则还未出来，网上这么热烈的讨论，可能会使这一交易平台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因此，相关政策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否允许这种二胎指标交易合法化？不将其合法化，肯定会出现黑市交易，为计生部门提供寻租空间。因此这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是利归政府还是利归私人的问题。二、合法化后，这一平台是由政府操办，还是民间操办？三、交易平台的定价原则，以及平台掌控者与指标出让者的分成问题。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度，环境生态已经接近崩溃边缘，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水、空气、土地均已经严重污染，形成了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状态。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考虑维护政权，普通人则只考虑如何多生孩子或者转让生育指标，无论在朝在野之士，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均无长策。这种情况倒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未有之局。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以下是我对计划生育这条食物链的分析，当然也会顺便展望一下正在呼之欲出的“二胎生育指标交易平台”。
“单独二胎”只是对生育权不平等的矫正
首先我得肯定，这次的“单独二胎”政策，即其中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与原来夫妻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的政策是个进步。只是我的理由有点不同，认为这是对中国人生育权不平等的矫正，此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农业户口有两个生育指标，非农业户口一个生育指标，现在总算让部分城市人口享受了与农村人口同等的权利。这一点许多国外的人权工作者并不知道，或者说他们不想知道。
早在前几年的文章中，我就说过：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事实上只限制了部分优质人口的生育权，这部分人口是党政事业机关、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行业工作者、公司白领阶层与国企职工的生育权。无论从受教育程度还是抚养能力，这几大阶层应该是中国对子女最愿意尽心也有能力尽责的人群，只是这些阶层受到失去工作与社会抚养费等超重罚款的限制，一般不敢生二胎。如果有人敢于生，有杨支柱这一例子为证。
但在农村地区，多年前就实行了头胎是女儿允许生二胎的生育政策，后来事实上头胎是男孩也获准生二胎，只是可能要罚款，数量多少因地区差异没有统一标准。富裕人群早就采取以罚款换生育权的方式，不少都是二胎或者更多。有权有势者的生育方法更多，比如利用生育政策的相关规定，如头胎有残疾或各种疾病（病种有详细列明）的，可以合法生育二胎，于是不少人就想方设法通过关系证明自己的头胎子女有病，合法获取生育二胎的指标；还有的干脆通过情妇生育；有的则钻法律空子，例如计划生育政策规定，夫妻双方有一方未生育过的可生育二胎，于是有人通过离婚并与未生育过的女子结婚，以便合法生育二胎。
因此，不管计划生育政策形式看起来多么严厉，真正的独生子女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人口当中。这次的“单独二胎”政策，只是让他们拥有了与农村人口同等的生育权。
计划生育形成一条巨大的食物链
因为计划生育政策极其严格，生育指标就成了“稀缺资源”，因此围绕计划生育，中国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以下是我蒐集到的官方数据：
1、计划生育部门提供了特别多的就业机会
2010年3月公开发布的《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指出，截至2005年底统计，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公务员有1048万人。
鉴于这类就业不可能出现爆发式增长与迅速衰退，大约代入5%的偏差值，应该接近现在的计生工作人员总数，即5000至5500万之间。
不知中国是否还能找到一个能够为5000万人提供就业机会的行业？至少我想不出来。
2、计划生育部门的经费来源
上述5000多万人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1000多万人有财政供养，另外那4000多万则必须自收自支。这么巨额的行政开支从何而来？最直接的方法当然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就在11月25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长文“全国每年200亿超生罚款去向成谜 挪用时有发生”，非常详细地介绍了超生罚款的由来及数量。
该报导介绍，所谓“超生罚款”，是对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人群征收的一笔款项，后称为“社会抚养费”，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当作常例，并由国务院颁布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设置了详细规定。目前全国在对超生一个子女者征收社会抚养费方面，按地区大致可分为四类标准，相差很大，有兴趣者可去查看。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在公开信息中查找到的单笔社会抚养费最高金额为109.58 万元。
尽管这些费用的去向不明，但可以确定的是，未纳入财政供养范围的4000多万人的工资福利奖金，全由这200多亿社会抚养费中开销。“去向成谜”与“挪用时有发生”意味着腐败，在中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这几乎不可避免。
正在热议中的“二胎指标交易平台”
“二胎指标交易平台”的讨论并非始于今天。早在去年，全国人大代表、志高集团控股董事局主席李兴浩在搜狐微博上已很有前瞻性地知道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呼吁建立“生育指标交易平台”，获得不少人响应。
“单独二胎政策”出台后，使不少合条件的城市夫妻很高兴。1980年后生的人许多是独生子女，因此大部分城市家庭都符合条件。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愿意生养二胎。在政策公布后的第二天，新浪在微博上做了一个调查，在26000名参与调查的用户中，大多数表示将会生育二胎，但有约37%的人表示他们不会再要第二个孩子。
这就使李兴浩首倡的“二胎指标交易平台”的成立成为可能。已经有人在网上说“二胎生育指标转赠”，其实是在为穷人说话，似乎这个交易平台一成立，穷人可以通过转让生育指标获利。我查了一下，以往一些地方生育部门出卖生育指标的价格是一个2万元，也就是说，交易平台的设置，大部分地区不可能比这个价码高多少，北京上海等地因为户口值钱，价格也许要高不少。但可以确定，转让生育指标不可能让穷人致富，最多只短暂地改善生活而已。
接下来的具体问题是：生育指标转让是否能够合法化？因为只有合法化才能产生“生育指标交易平台”。但中国地方政府现在都害有金钱饥渴症，一旦合法化，计生部门又怎愿意将这一交易平台让民间自办？
目前有关单独二胎政策的实施细则还未出来，网上这么热烈的讨论，可能会使这一交易平台纳入政策考虑范围。因此，相关政策需要解决几个问题：一、是否允许这种二胎指标交易合法化？不将其合法化，肯定会出现黑市交易，为计生部门提供寻租空间。因此这不仅是个管理问题，而是利归政府还是利归私人的问题。二、合法化后，这一平台是由政府操办，还是民间操办？三、交易平台的定价原则，以及平台掌控者与指标出让者的分成问题。
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度，环境生态已经接近崩溃边缘，人类赖以生存的三大基本要素水、空气、土地均已经严重污染，形成了资源对外高度依赖状态。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考虑维护政权，普通人则只考虑如何多生孩子或者转让生育指标，无论在朝在野之士，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均无长策。这种情况倒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未有之局。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