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3日讯】(新唐人记者陈洁综合报导)日前有港媒指，希腊神话中的西西弗斯（Sisyphus）足智多谋，曾经一度蒙骗死神，最后西西弗斯触怒众神，被惩罚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每每接近山顶时，巨石就会滚下山去，前功尽弃。西西弗斯必须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这种毫无希望与意义的劳动异常严厉，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当中慢慢消耗殆尽。
现在，中共当局严控网络言论，也让一些粉丝及众多民间意见领袖成为西西弗斯，多年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但是，若中国有千千万万个西西弗斯，中共将堵不住庞大的言论水坝，崩溃之日就不远了。
香港明镜杂志《大事件》刊登《习优先处理两个冲突》一文指出，中共当局消除异议的决心十分坚强，让一些粉丝和众多民间意见领袖成为西西弗斯，多年经营成果毁于一旦，其中一位西西弗斯正是慕容雪村。
文章说，2013年5月11日，慕容雪村在新浪、腾讯、网易和搜狐的微博帐号同时被封杀，各个网站工作人员给他的解释是：上级部门下的命令。这令慕容雪村感到沮丧和愤怒，他写道：“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写了1900多条微博，共计20馀万字，每一个字都经过细心的推敲，然而转瞬之间，它们就全部化为乌有。”
追究原因，慕容雪村认为有二：第一，他曾对“七不讲”提出批评，或许因此激怒官方；第二，与何兵事件有关。何兵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新浪微博的粉丝40馀万，但5月10日新华社发布新闻指称何兵“故意转发谣言”而被国信办禁言，慕容雪村为何兵辩护，仅仅20分钟后就轮到他的微博遭殃。
1957年的整风运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无一不是知识分子的恶梦。慕容雪村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新一轮整治言论的行动开始了，像1957年、1966年和1989年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又感觉到‘山雨欲来’的恐惧，这恐惧不仅关乎禁言、销号或是坐牢，更是那种无力的不确定感 -- 你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一切没有程式、没有标准。”
据《纽约时报》统计，中共当局这一轮“微博整治行动”中，一度被禁言的知名人士有：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作家李承鹏、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学者冉云飞、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等，而来自台湾的艺人伊能静也曾因声援《南方周末》遭到禁言和“请喝茶”。在此之前的牺牲者则有：维权律师浦志强、为李庄辩护的律师斯伟江，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有些人选择注册新帐号继续发言，被网民称作“转世帐号”，但转世帐号同样或多或少受到打击。
文章指出，习近平为首的新政府看似作风开放，一系列的举措却显示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政策，除了实名制，政府还依所谓法律重处散播谣言者，更有甚者，还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罪”。习近平一方面要满足公众对政府更廉洁、更有效率的呼吁，另一方面必须维持绝对控制，如政治分析家裴敏欣（Minxin Pei）向《纽约时报》表示，习的脑袋中有两个冲突的优先事项，“当务之急是保住中共统治，但同时他也要展示他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领导者，两个重点明显相互矛盾。”
文章援引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对《卫报》表示，目前的状况让他联想起十年前的胡锦涛，当时他试图遏制新兴的商业媒体，毕竟舆论控制一向是“一党专政底下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至于中国网上谣言和非理性讨论满天飞的原因出自于“没有媒体足够专业可以确认或否定谣言”，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缺乏专业的新闻人才，而是审查作祟。随着民智渐开，大家对官媒的可信度大多抱持怀疑态度，不轻易相信官方说法，他们倾向自己去挖掘真相，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海外独立媒体可以蓬勃发展的条件。
历史学者章立凡则指出，对民间舆论的镇压表明当局缺乏信心，“公民除享有言论自由外，也应享有说错话的自由，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官媒也时常‘散布谣言’再加以纠正，如果上位者想处罚乱放谣言者，理应从官媒下手才是。”他同时警告，如果官方进一步限制微博，人们越来越少在网上讨论，街头巷尾流传的谣言将变得更猖獗。
打击微博知名人士之外，中共还掀起一波“七不讲”运动，即在大学教育中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以及司法独立不要讲，试图增加箝制人民思想的深度。
文章引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我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如果法律不讲公民权利，那就不是法律了，法的功用正是保护权利。”
文章说，中共打压表达自由的举措清楚说明了，随着社会上迎面而来的挑战不断增加，压迫程度势必提高。可以说，就算习近平心中存在改革意愿，他并不想按照公众期待来走，中共有自己的玩法。或许在高压统治下，一个西西弗斯的石头被打落，两个西西弗斯的石头被打落，但若有千千万万个西西弗斯呢？当中共再也堵不住中国这座庞大的言论水坝时，崩溃之日就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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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中共当局严控网络言论，也让一些粉丝及众多民间意见领袖成为西西弗斯，多年经营成果毁于一旦。但是，若中国有千千万万个西西弗斯，中共将堵不住庞大的言论水坝，崩溃之日就不远了。
香港明镜杂志《大事件》刊登《习优先处理两个冲突》一文指出，中共当局消除异议的决心十分坚强，让一些粉丝和众多民间意见领袖成为西西弗斯，多年经营成果毁于一旦，其中一位西西弗斯正是慕容雪村。
文章说，2013年5月11日，慕容雪村在新浪、腾讯、网易和搜狐的微博帐号同时被封杀，各个网站工作人员给他的解释是：上级部门下的命令。这令慕容雪村感到沮丧和愤怒，他写道：“三年多的时间里，我一共写了1900多条微博，共计20馀万字，每一个字都经过细心的推敲，然而转瞬之间，它们就全部化为乌有。”
追究原因，慕容雪村认为有二：第一，他曾对“七不讲”提出批评，或许因此激怒官方；第二，与何兵事件有关。何兵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新浪微博的粉丝40馀万，但5月10日新华社发布新闻指称何兵“故意转发谣言”而被国信办禁言，慕容雪村为何兵辩护，仅仅20分钟后就轮到他的微博遭殃。
1957年的整风运动，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的“六四”事件，无一不是知识分子的恶梦。慕容雪村接受《卫报》采访时指出：“新一轮整治言论的行动开始了，像1957年、1966年和1989年一样，中国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又感觉到‘山雨欲来’的恐惧，这恐惧不仅关乎禁言、销号或是坐牢，更是那种无力的不确定感 -- 你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一切没有程式、没有标准。”
据《纽约时报》统计，中共当局这一轮“微博整治行动”中，一度被禁言的知名人士有：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作家李承鹏、创新工场董事长李开复、学者冉云飞、北京理工大学法学教授徐昕等，而来自台湾的艺人伊能静也曾因声援《南方周末》遭到禁言和“请喝茶”。在此之前的牺牲者则有：维权律师浦志强、为李庄辩护的律师斯伟江，以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有些人选择注册新帐号继续发言，被网民称作“转世帐号”，但转世帐号同样或多或少受到打击。
文章指出，习近平为首的新政府看似作风开放，一系列的举措却显示越来越严格的控制政策，除了实名制，政府还依所谓法律重处散播谣言者，更有甚者，还可能被冠上“颠覆国家政权罪”。习近平一方面要满足公众对政府更廉洁、更有效率的呼吁，另一方面必须维持绝对控制，如政治分析家裴敏欣（Minxin Pei）向《纽约时报》表示，习的脑袋中有两个冲突的优先事项，“当务之急是保住中共统治，但同时他也要展示他不是一个停滞不前的领导者，两个重点明显相互矛盾。”
文章援引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David Bandurski）对《卫报》表示，目前的状况让他联想起十年前的胡锦涛，当时他试图遏制新兴的商业媒体，毕竟舆论控制一向是“一党专政底下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至于中国网上谣言和非理性讨论满天飞的原因出自于“没有媒体足够专业可以确认或否定谣言”，这并非意味着中国缺乏专业的新闻人才，而是审查作祟。随着民智渐开，大家对官媒的可信度大多抱持怀疑态度，不轻易相信官方说法，他们倾向自己去挖掘真相，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海外独立媒体可以蓬勃发展的条件。
历史学者章立凡则指出，对民间舆论的镇压表明当局缺乏信心，“公民除享有言论自由外，也应享有说错话的自由，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官媒也时常‘散布谣言’再加以纠正，如果上位者想处罚乱放谣言者，理应从官媒下手才是。”他同时警告，如果官方进一步限制微博，人们越来越少在网上讨论，街头巷尾流传的谣言将变得更猖獗。
打击微博知名人士之外，中共还掀起一波“七不讲”运动，即在大学教育中普世价值不要讲、新闻自由不要讲、公民社会不要讲、公民权利不要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权贵资产阶级不要讲以及司法独立不要讲，试图增加箝制人民思想的深度。
文章引述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指出：“我可以谈论任何事情，没有什么是不能说的。如果法律不讲公民权利，那就不是法律了，法的功用正是保护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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