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11日讯】 (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 毋庸置疑，中共当局正面临着空前危机：政治上内外交困、波谲云诡，经济上局势窘迫、危机重重，社会矛盾激化已近临界点，官场腐败积重难返。为自保，中共当局不得不再次高调推行经济改革，同时祭出反腐重拳。然而，拒绝政治改革的经济改革之路还能走得通吗？杀几个贪官污吏能遏制住体制性腐败的滋长蔓延吗？当此宪政之争与意识形态分野使中共体制内各方势力无法达成任何“共识”之际，有体制内经济学家发文，向北京当局指陈了他们正面临的六大陷阱。
北京当局正面临六大陷阱
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而理念陷阱无处不在，梳理起来共有六大理念陷阱，正是这些理念陷阱严重阻碍着中国的改革之路。
第一个陷阱：“中国模式论”
文章表示，“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事实上，中国近35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
文章分析说，自由体制创造的很多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体制所使用，非自由体制在某个阶段可以有很好的经济增长，但不要以为没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续发展，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
第二个陷阱：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有人以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照样可以市场化，经济仍然可以高增长。当文章表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共当局真正面临的问题是现行的政治体制已没有了“正当性”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换言之就是没有新的正当性来源，执政党将得不到国人的拥护，当前的所有政治经济危机都难以化解。
文章写道：“过去中国人接受的一个权力的正当性是，不管你的权力怎么来，来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做得如何。如果你给人民带来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拥护你。”
文章认为，从民众的需求来讲，物质是一方面，物质生活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不会只满足于物质的东西。人还需要尊严，需要自由。
“人们天赋的一些基本权利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始终不承认个人的天赋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那我觉得任何统治的正当性都会受到怀疑。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寻找一种新的正当性来源。我想不管怎么样，中国要找到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的正当性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文章写道。
第三个陷阱：许多人认为现行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
文章表示，中共现行体制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好，包括既得利益者，他们以为这个体制对自己好是因为他们无知，没有看不明白。
文章分析道：“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双眼，一定要认识到：有人权比有特权好。今天有特权但没有人权，有特权保证你在位时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没有人权意味着随时处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虑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论他有多少财富和特权。”
第四个陷阱：当权者以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文章表示，苏联垮台前国有企业就是一统天下，但还是跨了。相反，中共当时之所以能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维持政权，是因为改革开放发展了私有企业，解放了生产力，让人们变得富有了。
文章写道：“国有企业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负资产，因为它们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财力，它们导致的不公平、腐败和道德堕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第五个理念陷阱:枪杆子里出政权
文章认为，政权的真正基础是人们有关权力正当性的观念。当人们认为某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已经丧失的时候，这种政权再多的枪杆子也没法维持，因为枪杆子会跟着理念走。“如果说枪杆子里能出政权的话，那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会被推翻，因为枪杆总是在现有的统治者手里。”
第六个陷阱: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强大
文章表示，这个观念混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和能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真正强大的政府是实行宪政和法治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国家的政府。
文章认为，宪政和法治可以理解为政府对老百姓做的承诺：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政府不仅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这些权利作为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在宪政体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强大。人治的政府看起来强大，其实很脆弱——至少从长期看是这样，因为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那么，中共当局能否走出上述这六大陷阱，从而走出其面临的严重危机呢？
伍凡认为，习李体制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与制肘，他们举步维艰的所谓“改革”挽救不了中共的政权危机。
伍凡：在中共统治下任何改革都无法解决严重的中国问题
《希望之声》11月9日发表的《伍凡评论》第367期表示，习近平、李克强政权正面临着经济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税收减少、债台高筑、通胀上升、物价高涨、楼市抛售、资金外流、移民遽增、生态恶化、雾霾不断等等严重危机。同时，中共党内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中共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和国营企业集团抵制和反对经济改革。习近平以反腐败为手段，打老虎来制衡或者打击中共党内的反对派，但是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反抗。所以外界认为习近平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掌握大权。
伍凡表示，从1978年由邓小平开始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和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低效率又腐败的垄断、资金效率低下、资源巨大的浪费、人口红利终结。这条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已经走到了尽头。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的前总裁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访问了北京，他同时在世界银行经济报告的一个会议上特别警告，中国的经济成长将面临突然减缩的危险，而且不会有太多的预警。同年，世界银行的行长金墉（Jim Yong Kim）访问了中国，他与李克强做了交流。世界银行提出了两条改进的意见，一条是将国有的商业银行私有化；第二个是将土地私有化。
伍凡指出，这就等于是要中共把65年前抢来的农民的土地，掠夺来的资本家的资产跟金融要退回去。也也就意味着要把共产党的整个政治、经济、政策、制度全要改变了。所以习近平、李克强没有接受。于是习近平信任的智囊刘鹤带头来搞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就叫做“383”方案。这个方案“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如果你去深入研究它，你就会发现“他们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传而已，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他分析到：首先，在中共这个专制政治体制下，“383”方案提出的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三位一体”根本就做不到。中国的现状是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分别处在不同的地位上，中共领导的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市场和企业是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企业这一块里头，国营企业是代表中共特权阶级的利益，而众多的民营中小微型企业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在这种现状底下，怎么能够三位一体推行改革呢？所以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传而已。
而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个个都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的特权垄断范畴：电信，由江泽民家族垄断；石油是周永康、曾庆红家族垄断；天然气、电力由李鹏家族垄断……这些硬骨头习近平啃得动吗？
伍凡指出，因为一旦打破上述垄断以后，中共当局很可能因丧失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等而导致丧失政权，所以习李不敢对国营企业、土地和金融等垄断做出重大的改革。事实上，也正因为这一点，习近平不但拒绝政治改革，反而加强了专制统治。习、李政权一方面要想用经济增长来维持中共政权，而另一方面又用法西斯化的政权来打压老百姓。事实证明，在中共统治下，任何改革都无法解决严重的中国问题。
北京当局正面临六大陷阱
北京大学教授、经济学家张维迎认为，中国下一步变革有两个因素非常重要：一个是理念，一个是领导力，而理念陷阱无处不在，梳理起来共有六大理念陷阱，正是这些理念陷阱严重阻碍着中国的改革之路。
第一个陷阱：“中国模式论”
文章表示，“中国模式论”是一个非常错误的理念，事实上，中国近35年来经济上的高速发展其实是一种寄生经济，“别人在修路，我们在走路，我们走得快是自然的，并不证明我们比别人伟大，也不证明我们的体制优越。”
文章分析说，自由体制创造的很多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被非自由体制所使用，非自由体制在某个阶段可以有很好的经济增长，但不要以为没有自由仍然可以持续发展，抄别人的作业得高分，并不证明自己聪明。
第二个陷阱：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有人以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照样可以市场化，经济仍然可以高增长。当文章表示，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共当局真正面临的问题是现行的政治体制已没有了“正当性”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换言之就是没有新的正当性来源，执政党将得不到国人的拥护，当前的所有政治经济危机都难以化解。
文章写道：“过去中国人接受的一个权力的正当性是，不管你的权力怎么来，来路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做什么、做得如何。如果你给人民带来了利益，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我就拥护你。”
文章认为，从民众的需求来讲，物质是一方面，物质生活到一定程度后，人们不会只满足于物质的东西。人还需要尊严，需要自由。
“人们天赋的一些基本权利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始终不承认个人的天赋权利，包括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那我觉得任何统治的正当性都会受到怀疑。这就涉及到民主化，民主化本身就寻找一种新的正当性来源。我想不管怎么样，中国要找到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的正当性能被人们普遍接受。这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含义。”文章写道。
第三个陷阱：许多人认为现行体制对既得利益者好
文章表示，中共现行体制其实对所有人来说都不好，包括既得利益者，他们以为这个体制对自己好是因为他们无知，没有看不明白。
文章分析道：“既得利益者不要被眼前利益遮住了双眼，一定要认识到：有人权比有特权好。今天有特权但没有人权，有特权保证你在位时可以得到别人得不到的东西，没有人权意味着随时处在高度不安全中。在焦虑中生活的人不可能是幸福的人，不论他有多少财富和特权。”
第四个陷阱：当权者以为国有企业是共产党执政的基础
文章表示，苏联垮台前国有企业就是一统天下，但还是跨了。相反，中共当时之所以能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维持政权，是因为改革开放发展了私有企业，解放了生产力，让人们变得富有了。
文章写道：“国有企业已经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负资产，因为它们的低效率降低了人民的生活和政府的财力，它们导致的不公平、腐败和道德堕落引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
第五个理念陷阱:枪杆子里出政权
文章认为，政权的真正基础是人们有关权力正当性的观念。当人们认为某一种政权的合法性或者正当性已经丧失的时候，这种政权再多的枪杆子也没法维持，因为枪杆子会跟着理念走。“如果说枪杆子里能出政权的话，那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政权会被推翻，因为枪杆总是在现有的统治者手里。”
第六个陷阱:政府的权力越大，政府越强大
文章表示，这个观念混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和能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真正强大的政府是实行宪政和法治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人治国家的政府。
文章认为，宪政和法治可以理解为政府对老百姓做的承诺：政府依法行事，接受老百姓的监督；政府不仅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其他人的侵犯，而且要把尊重这些权利作为对政府行为的限制。“在宪政体制下，政府更受到老百姓的信任，所以政府的力量反倒更强大。人治的政府看起来强大，其实很脆弱——至少从长期看是这样，因为它得不到老百姓的真正信任。”
那么，中共当局能否走出上述这六大陷阱，从而走出其面临的严重危机呢？
伍凡认为，习李体制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与制肘，他们举步维艰的所谓“改革”挽救不了中共的政权危机。
伍凡：在中共统治下任何改革都无法解决严重的中国问题
《希望之声》11月9日发表的《伍凡评论》第367期表示，习近平、李克强政权正面临着经济下滑、企业倒闭、失业增加、税收减少、债台高筑、通胀上升、物价高涨、楼市抛售、资金外流、移民遽增、生态恶化、雾霾不断等等严重危机。同时，中共党内的斗争也非常激烈，中共党内的既得利益者和国营企业集团抵制和反对经济改革。习近平以反腐败为手段，打老虎来制衡或者打击中共党内的反对派，但是他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和反抗。所以外界认为习近平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掌握大权。
伍凡表示，从1978年由邓小平开始的经济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扩张和上升，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环境污染、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低效率又腐败的垄断、资金效率低下、资源巨大的浪费、人口红利终结。这条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经济发展道路已经走到了死胡同、已经走到了尽头。
2012年2月27日，世界银行的前总裁佐立克（Robert Zoellick）访问了北京，他同时在世界银行经济报告的一个会议上特别警告，中国的经济成长将面临突然减缩的危险，而且不会有太多的预警。同年，世界银行的行长金墉（Jim Yong Kim）访问了中国，他与李克强做了交流。世界银行提出了两条改进的意见，一条是将国有的商业银行私有化；第二个是将土地私有化。
伍凡指出，这就等于是要中共把65年前抢来的农民的土地，掠夺来的资本家的资产跟金融要退回去。也也就意味着要把共产党的整个政治、经济、政策、制度全要改变了。所以习近平、李克强没有接受。于是习近平信任的智囊刘鹤带头来搞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就叫做“383”方案。这个方案“听起来很好听”，但是如果你去深入研究它，你就会发现“他们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传而已，实际上根本做不到”。
他分析到：首先，在中共这个专制政治体制下，“383”方案提出的政府、市场和企业的“三位一体”根本就做不到。中国的现状是政府、市场、企业三者分别处在不同的地位上，中共领导的政府处于绝对的优势，市场和企业是处于被领导的地位，企业这一块里头，国营企业是代表中共特权阶级的利益，而众多的民营中小微型企业是处于一种自生自灭的状态，在这种现状底下，怎么能够三位一体推行改革呢？所以这只是自欺欺人的宣传而已。
而八个重点改革领域个个都是中共高层领导家族的特权垄断范畴：电信，由江泽民家族垄断；石油是周永康、曾庆红家族垄断；天然气、电力由李鹏家族垄断……这些硬骨头习近平啃得动吗？
伍凡指出，因为一旦打破上述垄断以后，中共当局很可能因丧失财政支持、金融支持等而导致丧失政权，所以习李不敢对国营企业、土地和金融等垄断做出重大的改革。事实上，也正因为这一点，习近平不但拒绝政治改革，反而加强了专制统治。习、李政权一方面要想用经济增长来维持中共政权，而另一方面又用法西斯化的政权来打压老百姓。事实证明，在中共统治下，任何改革都无法解决严重的中国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