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继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夏业良和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忠因言获罪，被逼离开自己辛勤耕耘的讲台之后，目前，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谌洪果为了维护自己的“教学底线”与“法律人尊严的底线”也被逼公开辞职。这个事件立刻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界的关注。
为了坚守学术独立和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而辞职
12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谌洪果在其个人的博客上发表了一份“辞职声明”。该声明表示，自己“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但是，为了坚守“学术独立”和“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为了“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为了“选择自由尊严的生活”，他决意付出辞职的代价来维护自己做人的底线。
事情起因于12月初，谌洪果教授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去机场的路上突遭学校原因不明的劝阻。谌洪果坚持前往，然而参加完会议回来后，他却被学校以“找人代课违反教学纪律” 为由，予以通报批评处分。
尽管谌洪果教授本人对于这一处分，表示完全接受，但很快他却发现自己的港澳通行证突然被吊销了。在他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再次申请补办一个港澳通行证和因私护照时，却处处遭遇推脱。从学院的职能部门、党政办、校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到相关领导的家门口，他跑了无数的路，费尽心思口舌，主动沟通交流。结果是每个人都态度很好，甚至没有人说他不能申请港澳通行证和护照，却也没任何人说你可以办理，没有任何实质回应，没有下文，就是无法正常办理。
多方沟通无效后，几经内心的痛苦挣扎，绝望的谌洪果教授最终做出公开辞职的决定。
他在自己的公开辞职信中写道：“这些年，我在大学里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热衷于教学相长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和学生互动交流；不过是坚持请一些学者律师到学校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的知识渴求；不过是坚持和学生开展读书讨论会，而公开正当坦然地做出过抗争；不过是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我一向坚守理性、善意、坦诚的原则，坚守学术独立、师生平等、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公开言说，却都是从学术专业的视角出发；我做出过一些底线抗争，但从没能力并且也本能地拒绝成为一个斗士。我只是一个想保持独立和说说真话的个体，只是一个想好好上上课看看书写写文字的学者。然而，我的路却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信中声明，自己“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只是为了“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到哪里，我都有权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独立自由尊严的空间，那是我珍爱的精神家园。”
信中质问：“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觉与体制保持某种独立和距离，这种姿态，难道能叫反体制，跟体制过不去吗？我不喜欢那种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维。”
谌洪果教授悲愤地写道：“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为什么在剥夺一个人的权利时，各个机构部门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为什么当事人想申请恢复或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却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谁是决策者，谁为此负责，所有机构部门都显得如此无奈和忙碌，顾不上孤独的当事者的苦痛艰难？我认为这样不好，这对很多很多底层挣扎的人们太残忍。”
“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后，我还是意识到自己付出如此代价坚守的位置，是最适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选择，无论体制内外。我不反对任何东西，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我虽然怀疑自己的辞职选择是否正确，是否给我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须回归，回归到那个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辞职理由，是我无颜再面对学生。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如此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如此喜欢跟学生在一起，这是我一直眷恋于此的缘由。但现在，我扛不住 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小事，一项如此普通的权利，作为法学教师，我都无能争取，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给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们讲什么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正义的底线、权利的重要？”
“要知道，我们总能为自己的妥协找到说辞。但是，我很清楚，当我抱着委屈求全的姿态，继续站在讲台上，我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为茍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经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我内心不安，不愿如此分裂。”
最后，公开信声明：“我知道，体制无处不在，我无处可逃。所以，请相信，我的辞职，不是在逃避退缩，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严、底线和原则。失去这些，我的生命就没有依托， 我就是行尸走肉，我不再是我。”
学者：思想禁锢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个最大的失误
日前，谌洪果教授在接受新唐人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其实挺想留下来的，因为他喜欢学生，喜欢当老师，但却发现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
当记者问及他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时，他无可奈何地说：“这种压力有形无形，包括直接、间接的，我文章里面写的很清楚，当然也是日积月累，多年来我以为是一些非政治化的，学术性的活动，可能由于这样的大环境，会被人认为是一些政治化的活动，给协调人带来很大压力。”
谈到近年来频频的出现一些优秀的大学教授被逼迫被辞退的现象， 谌洪果教授表示，当局对高校的管控比以前严，这个大家都能看见。但这些辞职的教授各自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也许说别的老师可能被开除的原因中，你能找到明显的一些所谓政治的理由，但是自己其实不是为了政治考量，只是在一个教学的层面上来讲，为了维护自己的教学底线，维护法律人一种尊严的一种底线。
对谌洪果教授辞职一事，李和平律师对新唐人记者表示：“谌洪果教授就是一直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很独立的，很有教授风范，很值得人敬佩的一个人。我看了他的辞职信，感觉当中表现出来他对这个体制很失望，甚至是绝望。这种体制对人的思想、良知的限制，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他的辞职真的是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谌洪果教授就是一个学者，他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在课堂上。离开课堂，他等于把自己的半条命都拿出去了。如果不是在一个极端恶劣，极端令人不能忍受的处境下，我觉得他是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的（指辞职）。我很能理解，他应该是感到真的很绝望了，没有什么奔头了，他才这样做的。”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对此表示，根源在于中国司法不独立，不允许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观点，只能按照中共党文化的观点来培养和教育学生，而这一点是很多老师都不能接受的。
他说：“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个最大的失误。人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主义，思想应当是自由的。在教学上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只能崇尚什么马列主义等等，这个是对中国学生，也就是对后代的一种摧残。所以在这种教育体制下，中国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一个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学生，也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
为了坚守学术独立和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而辞职
12月23日，西北政法大学教授谌洪果在其个人的博客上发表了一份“辞职声明”。该声明表示，自己“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但是，为了坚守“学术独立”和“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为了“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为了“选择自由尊严的生活”，他决意付出辞职的代价来维护自己做人的底线。
事情起因于12月初，谌洪果教授前往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却在去机场的路上突遭学校原因不明的劝阻。谌洪果坚持前往，然而参加完会议回来后，他却被学校以“找人代课违反教学纪律” 为由，予以通报批评处分。
尽管谌洪果教授本人对于这一处分，表示完全接受，但很快他却发现自己的港澳通行证突然被吊销了。在他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再次申请补办一个港澳通行证和因私护照时，却处处遭遇推脱。从学院的职能部门、党政办、校长办公室、书记办公室，到相关领导的家门口，他跑了无数的路，费尽心思口舌，主动沟通交流。结果是每个人都态度很好，甚至没有人说他不能申请港澳通行证和护照，却也没任何人说你可以办理，没有任何实质回应，没有下文，就是无法正常办理。
多方沟通无效后，几经内心的痛苦挣扎，绝望的谌洪果教授最终做出公开辞职的决定。
他在自己的公开辞职信中写道：“这些年，我在大学里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不过是热衷于教学相长的活动，以各种方式和学生互动交流；不过是坚持请一些学者律师到学校讲座，满足偏居一隅的西北学生的知识渴求；不过是坚持和学生开展读书讨论会，而公开正当坦然地做出过抗争；不过是就学校一些具体的有违大学法治精神的规定和做法，提出过就事论事的建设性批评。我一向坚守理性、善意、坦诚的原则，坚守学术独立、师生平等、价值中立的学者操守。这些年来，我发表过一些公开言说，却都是从学术专业的视角出发；我做出过一些底线抗争，但从没能力并且也本能地拒绝成为一个斗士。我只是一个想保持独立和说说真话的个体，只是一个想好好上上课看看书写写文字的学者。然而，我的路却越走越窄，进行教学探索和学术交流的空间也越来越小。”
信中声明，自己“从来不是反体制的人”，只是为了“要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所以到哪里，我都有权为自己保留一点点独立自由尊严的空间，那是我珍爱的精神家园。”
信中质问：“为了自主自在的人生，我一向自觉与体制保持某种独立和距离，这种姿态，难道能叫反体制，跟体制过不去吗？我不喜欢那种非此即彼的泛政治化思维。”
谌洪果教授悲愤地写道：“我一直在困惑在思考：为什么在剥夺一个人的权利时，各个机构部门可以通力合作，非常高效；但为什么当事人想申请恢复或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却突然找不到地方和方向，不知道谁是决策者，谁为此负责，所有机构部门都显得如此无奈和忙碌，顾不上孤独的当事者的苦痛艰难？我认为这样不好，这对很多很多底层挣扎的人们太残忍。”
“在经历痛苦的挣扎后，我还是意识到自己付出如此代价坚守的位置，是最适合自己的。我深深理解不同人的选择，无论体制内外。我不反对任何东西，也无法改变任何东西。我虽然怀疑自己的辞职选择是否正确，是否给我带来不可承受之重，但我必须回归，回归到那个不下跪的自我。”
“更重要的辞职理由，是我无颜再面对学生。我曾不止一次说过，我如此热爱教师这个职业，如此喜欢跟学生在一起，这是我一直眷恋于此的缘由。但现在，我扛不住 了。一个这么简单的小事，一项如此普通的权利，作为法学教师，我都无能争取，我还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给将来从事法律职业的学生们讲什么法治的信仰、法律的权威、程序的价值、正义的底线、权利的重要？”
“要知道，我们总能为自己的妥协找到说辞。但是，我很清楚，当我抱着委屈求全的姿态，继续站在讲台上，我不过是在自欺欺人，为茍且偷生而放弃自己曾经捍卫过的原则和底线。我内心不安，不愿如此分裂。”
最后，公开信声明：“我知道，体制无处不在，我无处可逃。所以，请相信，我的辞职，不是在逃避退缩，我只是害怕失去我所看重的尊严、底线和原则。失去这些，我的生命就没有依托， 我就是行尸走肉，我不再是我。”
学者：思想禁锢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个最大的失误
日前，谌洪果教授在接受新唐人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他其实挺想留下来的，因为他喜欢学生，喜欢当老师，但却发现自己实在“撑不下去了”。
当记者问及他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压力时，他无可奈何地说：“这种压力有形无形，包括直接、间接的，我文章里面写的很清楚，当然也是日积月累，多年来我以为是一些非政治化的，学术性的活动，可能由于这样的大环境，会被人认为是一些政治化的活动，给协调人带来很大压力。”
谈到近年来频频的出现一些优秀的大学教授被逼迫被辞退的现象， 谌洪果教授表示，当局对高校的管控比以前严，这个大家都能看见。但这些辞职的教授各自的处境是不一样的。也许说别的老师可能被开除的原因中，你能找到明显的一些所谓政治的理由，但是自己其实不是为了政治考量，只是在一个教学的层面上来讲，为了维护自己的教学底线，维护法律人一种尊严的一种底线。
对谌洪果教授辞职一事，李和平律师对新唐人记者表示：“谌洪果教授就是一直坚持学术自由的理念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很独立的，很有教授风范，很值得人敬佩的一个人。我看了他的辞职信，感觉当中表现出来他对这个体制很失望，甚至是绝望。这种体制对人的思想、良知的限制，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他的辞职真的是被逼无奈的一个选择。谌洪果教授就是一个学者，他的生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在课堂上。离开课堂，他等于把自己的半条命都拿出去了。如果不是在一个极端恶劣，极端令人不能忍受的处境下，我觉得他是不会做这样的选择的（指辞职）。我很能理解，他应该是感到真的很绝望了，没有什么奔头了，他才这样做的。”
东南大学法学教授张赞宁对此表示，根源在于中国司法不独立，不允许人有自己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观点，只能按照中共党文化的观点来培养和教育学生，而这一点是很多老师都不能接受的。
他说：“我认为这是中国最大的悲哀，也是教育上一个最大的失误。人不能只有一种思想、一种理念、一种主义，思想应当是自由的。在教学上对学生进行洗脑教育，只能崇尚什么马列主义等等，这个是对中国学生，也就是对后代的一种摧残。所以在这种教育体制下，中国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大师级的人物。一个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独立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国家，是不可能培养出真正优秀的学生，也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