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2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中共政权一向被外界称为“重重铁幕掩盖下的政权”，其权力真实的内部运作方式，与其蓄意呈现给外界的表象完全不同。然而，王立军与薄熙来的反目，这个事件如闪电撕裂天空一样，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黑幕撕开了一道大口子，让外界得以一窥“铁幕”后面的一点真相。日前，中国着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上撰文指出，薄熙来案的主要意义就是，让其国内国外的人都更明白了中共内部是怎样运作的。
茅于轼：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是权力不受监督
12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茅于轼撰写的题为《回看2013年大事》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茅于轼表示，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不在民生，而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权，在于特权侵犯了人权。因此当局要想从根本上来“维稳”，应该把重点放在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方面，也就是说实行宪政。
文章表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大陆虽然经济方面的发展非常显着，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最失败的是法治的松懈，特权的横行。而这种法治的松懈，特权的横行恶果的爆发则体现在薄熙来案中。薄熙来一直是伴随着不断被人检举告发而“带病”升迁的。
“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谁也告不倒他。只有王立军跑到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去，成为国际事件，再也瞒不住了，事情才被立案侦查。可见法治松懈到了什么地步，或者特权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文章写道：“薄熙来案可说是中共自林彪出逃案之后的第一大案。和林彪案一样它暴露了中共内部掩盖得最深的方面。而且它们都是把内部斗争暴露成为国际事件，把中共搞得很狼狈，最狼狈的是那些过去大力支持林彪和薄熙来的人。”
“但这两件事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都推进了中国走向比较开放的时代，让国内国外的人都更明白中共内部是怎样运作的，它和表面的宣传完全不同。这才是薄熙来案的主要意义。”
文章表示，审薄案最大的不足是避重就轻。薄熙来最重要的罪行是利用特权侵犯人权，为了私利破坏法治，用家法代替国法。他在重庆干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严重罪行，许多企业家，警察，平民百姓受摧残，财产被掠夺，留下一大堆错案冤案。但是，中共当局在审薄时这方面的事却一字未提。
文章最后表示，其实薄熙来只是一个典型，全国各地都有大小薄熙来式的人物。他们横行不法，漠视道德和正义。审薄而不解决滥用权力，破坏法治的风气，使得大家对薄熙来结案的期待有点失望。
王薄事件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部分真相曝光在世界面前
2012年 2月王立军出逃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后，薄熙来的滥权以及中共党内的权力内斗问题，立刻成为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2012年 2月 18日 ‘纵横中国’总编陈奎德接受《法广》的采访，谈到了王立军事件所揭示出的中共权力斗争的特点。
陈奎德说：“中共类似这样的事件过去发生过很多起，特别是在毛时代，将来也还会发生。当然，目前这个事件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权力交接问题。中共一直在吹嘘，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正常化的制度性的交接权力的方式，比如说，自从邓小平去世以后，邓小平交接给江泽民，然后胡锦涛，然后习近平。好像已经有了一种正常的权力交接方式。
但是大家知道，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并不是公开透明的政治竞争和竞选，而是内部的黑箱操作，有大老安排或者某个人的安排。这里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阳光下的游戏规则。当然更没有像西方式的、竞选的、公开的、用老百姓的选票来说话。所以它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离奇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所以一个被捧成打黑英雄的、副部级的警官居然跑到了外国的，也就是被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领事馆要求庇护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且，披露出来的消息说他指被称为中国最红的他的上司的薄熙来其实是最黑最黑的黑老大。”
陈奎德分析说，王立军作为一个中共官员，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薄熙来以及中共体制的那种黑社会的性质。很显然，王立军和薄熙来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薄已经准备要抛弃他了。但是，王立军却是一个不甘于这种情况的人。王立军很清楚，尽管他已经掌握了包括薄熙来的众多的资料，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有人要全力保薄熙来的话，他掌握的资料完全是可以被在黑箱中消化掉的，完全被蒙蔽起来。所以他的想法是一定要诉诸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材料，那么中共这边就有所忌惮，使中共内部不致恣意把他杀死、灭口等等。他这样做等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人身保险。
而薄熙来谋求更高权位所采取的方式，包括搞唱红打黑，以及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贬抑前任汪洋、贺国强等等，他这样做，本身就是违反中共自己党内的游戏规则的。就是说薄熙来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指令就自作主张，自己发明的一套回归毛时代的东西。他觉得他的能力，他的聪明和才干可以压住风险，然后逼迫中央不得不把他放到中常委的位子上去。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像王立军这样的人物在政治上的冒险胆略，结果一招失败招致满盘皆输。
茅于轼：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是权力不受监督
12月24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了茅于轼撰写的题为《回看2013年大事》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茅于轼表示，中共政权最大的问题不在民生，而是权力不受监督。而且就民生而言，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也在特权，在于特权侵犯了人权。因此当局要想从根本上来“维稳”，应该把重点放在限制政府权力的滥用方面，也就是说实行宪政。
文章表示，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大陆虽然经济方面的发展非常显着，但是在这段时间里最失败的是法治的松懈，特权的横行。而这种法治的松懈，特权的横行恶果的爆发则体现在薄熙来案中。薄熙来一直是伴随着不断被人检举告发而“带病”升迁的。
“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谁也告不倒他。只有王立军跑到成都的美国领事馆去，成为国际事件，再也瞒不住了，事情才被立案侦查。可见法治松懈到了什么地步，或者特权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文章写道：“薄熙来案可说是中共自林彪出逃案之后的第一大案。和林彪案一样它暴露了中共内部掩盖得最深的方面。而且它们都是把内部斗争暴露成为国际事件，把中共搞得很狼狈，最狼狈的是那些过去大力支持林彪和薄熙来的人。”
“但这两件事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都推进了中国走向比较开放的时代，让国内国外的人都更明白中共内部是怎样运作的，它和表面的宣传完全不同。这才是薄熙来案的主要意义。”
文章表示，审薄案最大的不足是避重就轻。薄熙来最重要的罪行是利用特权侵犯人权，为了私利破坏法治，用家法代替国法。他在重庆干了一系列侵犯人权的严重罪行，许多企业家，警察，平民百姓受摧残，财产被掠夺，留下一大堆错案冤案。但是，中共当局在审薄时这方面的事却一字未提。
文章最后表示，其实薄熙来只是一个典型，全国各地都有大小薄熙来式的人物。他们横行不法，漠视道德和正义。审薄而不解决滥用权力，破坏法治的风气，使得大家对薄熙来结案的期待有点失望。
王薄事件把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部分真相曝光在世界面前
2012年 2月王立军出逃到成都美国领事馆后，薄熙来的滥权以及中共党内的权力内斗问题，立刻成为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2012年 2月 18日 ‘纵横中国’总编陈奎德接受《法广》的采访，谈到了王立军事件所揭示出的中共权力斗争的特点。
陈奎德说：“中共类似这样的事件过去发生过很多起，特别是在毛时代，将来也还会发生。当然，目前这个事件涉及到中共内部的权力交接问题。中共一直在吹嘘，说他们获得了一种正常化的制度性的交接权力的方式，比如说，自从邓小平去世以后，邓小平交接给江泽民，然后胡锦涛，然后习近平。好像已经有了一种正常的权力交接方式。
但是大家知道，这种权力交接方式并不是公开透明的政治竞争和竞选，而是内部的黑箱操作，有大老安排或者某个人的安排。这里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阳光下的游戏规则。当然更没有像西方式的、竞选的、公开的、用老百姓的选票来说话。所以它会发生很多稀奇古怪、荒诞离奇的事情，因为你不知道它的游戏规则是什么。
所以一个被捧成打黑英雄的、副部级的警官居然跑到了外国的，也就是被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的领事馆要求庇护或者怎么样，这个事情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而且，披露出来的消息说他指被称为中国最红的他的上司的薄熙来其实是最黑最黑的黑老大。”
陈奎德分析说，王立军作为一个中共官员，他更清楚地看到了薄熙来以及中共体制的那种黑社会的性质。很显然，王立军和薄熙来之间已经发生了一些冲突，一些矛盾，薄已经准备要抛弃他了。但是，王立军却是一个不甘于这种情况的人。王立军很清楚，尽管他已经掌握了包括薄熙来的众多的资料，但是在中国的体制下，如果有人要全力保薄熙来的话，他掌握的资料完全是可以被在黑箱中消化掉的，完全被蒙蔽起来。所以他的想法是一定要诉诸国际社会，让国际社会掌握了材料，那么中共这边就有所忌惮，使中共内部不致恣意把他杀死、灭口等等。他这样做等于是给自己买了一个人身保险。
而薄熙来谋求更高权位所采取的方式，包括搞唱红打黑，以及在内部的权力斗争中贬抑前任汪洋、贺国强等等，他这样做，本身就是违反中共自己党内的游戏规则的。就是说薄熙来没有得到中共最高层的指令就自作主张，自己发明的一套回归毛时代的东西。他觉得他的能力，他的聪明和才干可以压住风险，然后逼迫中央不得不把他放到中常委的位子上去。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像王立军这样的人物在政治上的冒险胆略，结果一招失败招致满盘皆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