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14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着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着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着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着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九章 中国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失败
七、失去土地的农民出路何在？
每个国家迈向现代化都必然要经历农村城市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但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受的煎熬毫无疑问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也更漫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煎熬并不会随着这一代农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为命运的符咒传递给人数成倍增长的下一代。
这种煎熬来自于多方面：第一，中国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无法容纳如同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过剩农业劳动力；第二，在城市里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维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无法在城市里扎根。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们无法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乡下那少得可怜的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后一线指望。
但是中国20世纪后十年开始的“新圈地运动”将农民们这点可怜的希望击得粉碎。因为这次“新圈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标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旧城”，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这次新圈地运动涵盖之处，都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三无状态：无业可就，无田可耕，无处可去。所以每一次征地都导致非常激烈的冲突，地方政府往往需要依靠出动大量军警才能将农民的反抗勉强镇压下去。（注61）浙江省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略有提高，农民的不满应该较之其它省份要低。但据浙江省农村调查队的调查，只有6.8％的农户对此表示满意，有22％的农户认为补偿标准严重偏低，53.2％的农户认为偏低。（注62）
类似的事例在全中国都有发生，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暴露无遗。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7．8万件，立案查处12．7万件，但这么多违法案件中，只有925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2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注63） 中央政府处罚这些地方官员的兴趣显然在于罚款，而不在于杜绝这类行为。因为在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土地收入时，中央政府事实上没有办法杜绝这类行为。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4年上半年这将近三年的时间当中，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注64）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中国农民终于可以“出走”了，但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生存状态，实在无法让人不感到悲伤：新华社记者曾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跟踪采访 115天，发现在这段日子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3个月内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注65）而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几年前，对重庆的綦江彩虹桥垮塌遇难者进行的赔偿中，公然实施了一种羞辱农民的赔偿办法：有城市户口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2.2万元！（注66）
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与90年代不同，农民们捍卫土地的决心大得多，他们的维权行动付诸实施后，各地流血冲突不断。2004年一年全国发生各种大规模反抗事件高达58,000多起，其中主要是农民与工人的反抗活动。（注67）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最突出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为此，农业部于2003年8月派出6个检查组，分赴黑龙江、浙江、河北等12个省份，重点检查12类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行为。（注68）但是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情况下，这种检查一般都流于形式。只要中国当局维持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败，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农民面临他们的前辈们从未遇见过的问题：1949年以前，农民们能够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土地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在他们被“解放”后的50多年后，他们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松，城市贫民窟化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状态。
这些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将成为中国大地的震源。这种来自地底的吼声已经越来越清晰可闻。
美国着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Ｐ•亨廷顿曾说过两句言简意赅的话：“真正毫无希望的社会，不是受到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中国农村社会现在这种格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将起到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中，而不让城市文明被农村文化吞没。近20多年来，探讨什么是“落后”，己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热门话题。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着作，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往往都是关于如何识别“落后”的学术讨论。在总产值、人均产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等一系列指标后面，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于造成“落后”的原因，认识倒也渐趋一致：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
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工业化之后，世界上只有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巨型国家的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宣称自己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文化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整合的积极因素早就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残酷消灭，留下的只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负面因素，这就导致中国农村社会目前这种基层官员流氓化、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局面。中国现代化的列车无法甩开农村社会这节庞大的车厢。无论是从社会组织、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农村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水平来看，广大农村都将成为中国21世纪发展的最大包袱。
（29,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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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1：Thousands riot in China, attack police, burn cars，Reuters，Jun 29，2005 07:28:38 GMT；“河北定州血案采访手记”，燕南社区 ，http://bbs.yannan.cn；China's 'Haves' Stir the 'Have Nots' to Violence，By JOSEPH KAHN，NY Times，December 31, 2004。
注62：“国土资源部的‘改革路线图’”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2月18日。
注63：“2003年国土资源部公报”，新华网 2004年4月12 日。
注64：“国有土地出让金年流失百亿以上，谁获利最大？”华夏经纬网，2004年8月5日。
注65：人民网，2003年11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
注66：《法制日报》，2001年3月21日，www.legaldaily.com.cn/gb/ content/2001-03/21。
注67：何山：“华府之窗：‘十字路口’上的中国解放军”，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5月8日引美国国防部《2005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数据。
注68：新华社北京2003年8月20日电：“侵害农民土地权益成为当前侵害农民利益的最突出问题”，http://www.he.xinhuanet.com/ 2003年08月21日 09:04。
（待续）
（作者授权发表 转载请注明出处）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着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着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第九章 中国农村社会再组织过程的失败
七、失去土地的农民出路何在？
每个国家迈向现代化都必然要经历农村城市化这一社会转型过程，但中国农民在这一过程中所受的煎熬毫无疑问比任何国家都要剧烈，也更漫长，更重要的是，这种煎熬并不会随着这一代农民的老去而消失，而是作为命运的符咒传递给人数成倍增长的下一代。
这种煎熬来自于多方面：第一，中国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无法容纳如同天文数字般庞大的过剩农业劳动力；第二，在城市里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工中，其微薄收入只能维持本人的低水平生存，无法在城市里扎根。由于以上两个原因，他们无法割断与农村的联系，乡下那少得可怜的土地是他们生存的最后一线指望。
但是中国20世纪后十年开始的“新圈地运动”将农民们这点可怜的希望击得粉碎。因为这次“新圈地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耕地――另一目标是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的“旧城”，然而不管是农村的耕地还是城市居民的旧房，这次新圈地运动涵盖之处，都导致许多人的生存状态严重恶化。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面临三无状态：无业可就，无田可耕，无处可去。所以每一次征地都导致非常激烈的冲突，地方政府往往需要依靠出动大量军警才能将农民的反抗勉强镇压下去。（注61）浙江省由于经济相对发达，其对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略有提高，农民的不满应该较之其它省份要低。但据浙江省农村调查队的调查，只有6.8％的农户对此表示满意，有22％的农户认为补偿标准严重偏低，53.2％的农户认为偏低。（注62）
类似的事例在全中国都有发生，中国土地制度的缺陷在土地征用问题上暴露无遗。各地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7．8万件，立案查处12．7万件，但这么多违法案件中，只有925人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32人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注63） 中央政府处罚这些地方官员的兴趣显然在于罚款，而不在于杜绝这类行为。因为在地方财政主要依靠土地收入时，中央政府事实上没有办法杜绝这类行为。据统计，从2002年到2004年上半年这将近三年的时间当中，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累计达9,100多亿元。一些市、县、区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占到财政收入的一半，有的作为预算外收入甚至超过同级同期的财政收入。（注64）
农民失去土地，意味着被拔去生存根基。大多数失地农民无法找到工作，因为城市居民的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那里根本没有农民们的生存空间。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总是迟到：在户口对改变农民经济地位已经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些省市才开始“改革”城乡户口制度，撤除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中国农民终于可以“出走”了，但农民们进入城市以后的生存状态，实在无法让人不感到悲伤：新华社记者曾对湖北农民工彭红平跟踪采访 115天，发现在这段日子中，彭红平有工作的日子只有45天，一共只拿到现钱415元；3个月内为11个老板打过工，没有一个老板兑现过工钱上的承诺。（注65）而目前全中国流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有1.4亿，像彭红平这样住不起房、吃不饱饭的农民工不在少数。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如果因工伤事故死亡，获得的赔偿要比城市居民少得多。几年前，对重庆的綦江彩虹桥垮塌遇难者进行的赔偿中，公然实施了一种羞辱农民的赔偿办法：有城市户口者每人赔4.845万元；农民出身者则仅赔2.2万元！（注66）
如此一来，土地对农民的生存意义更加重要。与90年代不同，农民们捍卫土地的决心大得多，他们的维权行动付诸实施后，各地流血冲突不断。2004年一年全国发生各种大规模反抗事件高达58,000多起，其中主要是农民与工人的反抗活动。（注67）中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已成为当前侵害农民权益的最突出问题，而且呈现加重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土地征用中，低价强征强占农民承包地，截留、扣缴农民的补偿安置费用，不解决失地农民的就业安置；在土地承包和流转中，强制调整或收回农民承包地，强迫农民流转承包地，非法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截留农民土地流转收益等方面。为此，农业部于2003年8月派出6个检查组，分赴黑龙江、浙江、河北等12个省份，重点检查12类严重侵害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益的行为。（注68）但是在利益集团盘根错节的情况下，这种检查一般都流于形式。只要中国当局维持现有的农村土地制度，不治理政府腐败，失去土地的农民将会越来越多。
中国农民面临他们的前辈们从未遇见过的问题：1949年以前，农民们能够以家庭为单位，依靠土地维持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而在他们被“解放”后的50多年后，他们将成为彻底的无产者：无地可种；无业可就；无处可去。一旦城市管制放松，城市贫民窟化现象将成为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状态。
这些失去土地的“三无”农民，将成为中国大地的震源。这种来自地底的吼声已经越来越清晰可闻。
美国着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Ｐ•亨廷顿曾说过两句言简意赅的话：“真正毫无希望的社会，不是受到革命威胁的社会，而是无法进行革命的社会。”中国农村社会现在这种格局，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将起到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对中国来说，最大的难题在于如何将农村纳入现代化进程中，而不让城市文明被农村文化吞没。近20多年来，探讨什么是“落后”，己成为发展经济学家的热门话题。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着作，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往往都是关于如何识别“落后”的学术讨论。在总产值、人均产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生活质量、人口素质……等一系列指标后面，发展经济学家们对于造成“落后”的原因，认识倒也渐趋一致：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
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
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工业化之后，世界上只有印度与中国这两个巨型国家的小农阶级异常顽强、艰难竭蹶地存活下来。不管这两个国家的政府宣称自己如何努力，这两个国家的小农阶级始终高居总人口的70％以上，这就使得这两个国家与以往历史时代相连的文化脐带始终不曾完全断开。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社会整合的积极因素早就被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残酷消灭，留下的只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负面因素，这就导致中国农村社会目前这种基层官员流氓化、基层政权黑社会化的局面。中国现代化的列车无法甩开农村社会这节庞大的车厢。无论是从社会组织、人口与资源的比例、农村人口受教育的平均水平来看，广大农村都将成为中国21世纪发展的最大包袱。
（29,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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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61：Thousands riot in China, attack police, burn cars，Reuters，Jun 29，2005 07:28:38 GMT；“河北定州血案采访手记”，燕南社区 ，http://bbs.yannan.cn；China's 'Haves' Stir the 'Have Nots' to Violence，By JOSEPH KAHN，NY Times，December 31, 2004。
注62：“国土资源部的‘改革路线图’” ，《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2月18日。
注63：“2003年国土资源部公报”，新华网 2004年4月12 日。
注64：“国有土地出让金年流失百亿以上，谁获利最大？”华夏经纬网，2004年8月5日。
注65：人民网，2003年11月11日。http://www.people.com.cn/
注66：《法制日报》，2001年3月21日，www.legaldaily.com.cn/gb/ content/2001-03/21。
注67：何山：“华府之窗：‘十字路口’上的中国解放军”，自由亚洲电台2005年5月8日引美国国防部《2005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数据。
注68：新华社北京2003年8月20日电：“侵害农民土地权益成为当前侵害农民利益的最突出问题”，http://www.he.xinhuanet.com/ 2003年08月21日 09:04。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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