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1日讯】前些日子，听到崔健要上春晚，一时失语，就像猛然听闻初恋情人，突然变身为倚门卖笑女，个中滋味，难以言表。直到这两天，他的经纪人接受采访明确称，由于崔健无法接受节目组审查，明确表示“崔健不会上春晚”，才有了评说的欲望。
一来二去的审查，历来是春晚过年前的预热大戏，难辨真假。春晚原本是除夕夜的一个消遣，却总有人盼着它能销魂，于是大腊月，节目被“枪毙”的新闻，总会成为娱乐头条。明星们筋骨欲断也好，满腔幽怨也罢，只能强作欢颜。只要你想上春晚这艘潜艇，就得服从潜艇的规则，有小品说过，这就叫潜规则。
我想崔健不反对上春晚，与他特别在意年轻人有关，但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在意崔健上不上春晚。因为春晚对他们来说，早变得可有可无了。倒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尤其是曾经的摇滚迷，对崔健上不上春晚很在意。稍微懂点摇滚的人，都会明白“摇滚教父”四字的含义，崔健能有今天的江湖影响，与他所代表的反叛精神及对主流舞台的拒绝，有很大关联。一旦上了春晚，崔健在当下“符号”价值自然减弱。
40多岁的中国人，或许到前些年才真正理解，崔健所唱的“一无所有”四字，对那个年代的意义。那时的人们，虽有一腔快意恩仇的激情，有狂热而朦胧的内心躁动，但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仍然是茫然而混沌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就像一团火球，投在了国人精神与情感的干柴上，引起任何电光火石的反应，我看都应被视作正常。
还记得从录影中，第一次看到崔健亮相的经典镜头。1986年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崔健蹦上了舞台，他穿着一件显长的黄军装，敞胸露怀，里面白衬衫随意翻到外面，像脖子搭了条白毛巾。白裤管一高一低，一只裤脚嵌在袜子里，似乎没来得及拽出来。就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头发遮住双眼的家伙，用声嘶力竭的呐喊发出了那一年的最强音。台下的一万多名观众，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但都跟在后面齐声高呼：“我这就跟你走！”
这吵哑的歌声，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那是对历史的诘问、对自由的呼唤，也是对现实的不平，对自我的信任。这粗犷的歌声，因有一句：“你何时跟我走？”也让无数女性听得柔肠寸断。一时间，街头巷尾的老人孩子，张口都能来上一句“一无所有”。连路边钉鞋掌的鞋匠，敲锤子的节奏，也得跟上嘴里哼哼的“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当时多数人不知道摇滚这个词，只觉得这首歌表达的精神尊严，与此前表达浪漫和梦想的流行歌曲不同。一直到1990年前，这歌声都被视为一种力量，它反叛的是整个文化氛围的压抑。这首歌所透出的永不妥协的劲道，为其后的中国摇滚乐定下了一个基调。
从此，摇滚乐，这种非主流的、反抗主流意识及商业建制的音乐，开始有了更多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把歌声和乐器的这种独特的倾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等，所带来的真实和震憾，对那代人一直有着唤醒心灵的力量。年轻人不仅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也通过“打口带”爱上了这种来自西方的陌生音乐。
那些追随者，如今已不会像以前那样呐喊奔跑了，时光俘虏了大多数人的激情。他们或沉浸在体制的甜蜜中，或成了财富的盟友。很多人只在听到崔健的歌声时，才能重新回忆起那些年少轻狂的日子。前几年还与朋友一起，给崔健做过一个专访，感觉他仍保持着精神的硬朗和爆发力。今天，崔健的歌不仅被视为中国音乐的良心，也代表了一代人对自己青春与心灵的祭奠。
突然，这个有精神象征意味的人物，要登上另一个带着象征意味的舞台——春晚，很多人表示不适，完全是正常的。在很多人看来，崔健如果上春晚，不是代表春晚开明了，而是说明崔健也有被时光俘虏的时候。明白人都知道春晚的象征意味，它一直表达与塑造的是国家意志与政府权威。在今天中国，很多表演性的宏大仪式，不只是政府统治民众的手段，甚至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国家是看不见的，它只有在各种象征性的仪式、会议或庆典上，才能被民众感知。于是，各种仪式因此成为传播政治神话的最佳方式，它用情感力量，来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可。
30多年来，春晚早被成功改造成为一个国家仪式，国家意志将这台晚会中的团圆变成团结、家庭富裕变成国家繁荣、亲人祥和变成民族复兴，亲情爱情变成爱国之情。中国人最看重的民间节日除夕，就这样被春晚染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由于现代生活中公共仪式越来越少，春晚便成了中国每年最隆重的一个公共仪式。在这里空间似乎消失，天涯海角的人守着一台机器，在心理上加入到这场仪式中。在这里，亲身参与变成了即时旁观，自主体验变成了被动感受，民众对家庭的期望变成了对国家的想像。
哪怕用再多的多媒体技术，舞台再眩目、宏大，春晚的修辞方式从来不会有任何改变。任何表达和情感，只有符合了国家意志，才能在民众面前得以展示。春晚中那些欢笑歌舞的个体，努力塑造的不过是一种经过修饰的公共情感。由于它刻意营造的是没有任何瑕疵的盛世景象，这种程式化表达，多年重复之后，让民众越来越觉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我们可以想像，在那些极尽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歌曲中，如果突然间冒出崔健沙哑的歌喉，会是怎样一番滑稽和诡异的景象。它表明的不是春晚对民间话语的尊重，而是民间话语对国家意志的服从，终于，一代“摇滚教父”也拜倒在这个盛大的国家仪式中，春晚再度展示了它强大的“统一思想”的能量。
崔健的经纪人尤尤在微博写道：“坚持他想坚持的，改变他想改变的，反正他不低头，他是崔健”。这确是崔健曾经的特征。低不低头的标志，就是参不参与到这种对国家意志塑造的仪式中去。我想起一个牧师对当年德国人生活的描绘：“一个人将会一步步被推得越来越远，直至他跨过某一界限，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脊椎正在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弯曲了。”或许有些人是没意识到自己的低头，但脊椎已经慢慢变得弯曲。
演艺明星对春晚的态度不外乎三种：义无反顾的，多为宣传奴仆；小心谨慎的，是因名声不够；拒之千里的，才是大彻大悟。像陈佩斯朱时茂等笑星，早就明白了拒上春晚的意味，我想崔健不会不明白。过去坊间说，冤上访，闷上网，央视春晚如战场。对这个如战场一般的春晚秀场，崔健当然没必要去凑这个热闹。
那一群人的狂欢，不过是为了让所有人在除夕夜，感受到自己的孤单。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一来二去的审查，历来是春晚过年前的预热大戏，难辨真假。春晚原本是除夕夜的一个消遣，却总有人盼着它能销魂，于是大腊月，节目被“枪毙”的新闻，总会成为娱乐头条。明星们筋骨欲断也好，满腔幽怨也罢，只能强作欢颜。只要你想上春晚这艘潜艇，就得服从潜艇的规则，有小品说过，这就叫潜规则。
我想崔健不反对上春晚，与他特别在意年轻人有关，但其实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在意崔健上不上春晚。因为春晚对他们来说，早变得可有可无了。倒是40岁以上的中年人，尤其是曾经的摇滚迷，对崔健上不上春晚很在意。稍微懂点摇滚的人，都会明白“摇滚教父”四字的含义，崔健能有今天的江湖影响，与他所代表的反叛精神及对主流舞台的拒绝，有很大关联。一旦上了春晚，崔健在当下“符号”价值自然减弱。
40多岁的中国人，或许到前些年才真正理解，崔健所唱的“一无所有”四字，对那个年代的意义。那时的人们，虽有一腔快意恩仇的激情，有狂热而朦胧的内心躁动，但对即将到来的一切，仍然是茫然而混沌的。崔健的《一无所有》就像一团火球，投在了国人精神与情感的干柴上，引起任何电光火石的反应，我看都应被视作正常。
还记得从录影中，第一次看到崔健亮相的经典镜头。1986年的北京工人体育馆，崔健蹦上了舞台，他穿着一件显长的黄军装，敞胸露怀，里面白衬衫随意翻到外面，像脖子搭了条白毛巾。白裤管一高一低，一只裤脚嵌在袜子里，似乎没来得及拽出来。就这样一个其貌不扬、头发遮住双眼的家伙，用声嘶力竭的呐喊发出了那一年的最强音。台下的一万多名观众，很多人并不知道他是谁，但都跟在后面齐声高呼：“我这就跟你走！”
这吵哑的歌声，喊出了一代人的心声，那是对历史的诘问、对自由的呼唤，也是对现实的不平，对自我的信任。这粗犷的歌声，因有一句：“你何时跟我走？”也让无数女性听得柔肠寸断。一时间，街头巷尾的老人孩子，张口都能来上一句“一无所有”。连路边钉鞋掌的鞋匠，敲锤子的节奏，也得跟上嘴里哼哼的“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当时多数人不知道摇滚这个词，只觉得这首歌表达的精神尊严，与此前表达浪漫和梦想的流行歌曲不同。一直到1990年前，这歌声都被视为一种力量，它反叛的是整个文化氛围的压抑。这首歌所透出的永不妥协的劲道，为其后的中国摇滚乐定下了一个基调。
从此，摇滚乐，这种非主流的、反抗主流意识及商业建制的音乐，开始有了更多的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把歌声和乐器的这种独特的倾诉，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信仰方式。那是个理想主义的时代，崔健的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等，所带来的真实和震憾，对那代人一直有着唤醒心灵的力量。年轻人不仅开始组建自己的乐队，也通过“打口带”爱上了这种来自西方的陌生音乐。
那些追随者，如今已不会像以前那样呐喊奔跑了，时光俘虏了大多数人的激情。他们或沉浸在体制的甜蜜中，或成了财富的盟友。很多人只在听到崔健的歌声时，才能重新回忆起那些年少轻狂的日子。前几年还与朋友一起，给崔健做过一个专访，感觉他仍保持着精神的硬朗和爆发力。今天，崔健的歌不仅被视为中国音乐的良心，也代表了一代人对自己青春与心灵的祭奠。
突然，这个有精神象征意味的人物，要登上另一个带着象征意味的舞台——春晚，很多人表示不适，完全是正常的。在很多人看来，崔健如果上春晚，不是代表春晚开明了，而是说明崔健也有被时光俘虏的时候。明白人都知道春晚的象征意味，它一直表达与塑造的是国家意志与政府权威。在今天中国，很多表演性的宏大仪式，不只是政府统治民众的手段，甚至成为国家的政治目标。国家是看不见的，它只有在各种象征性的仪式、会议或庆典上，才能被民众感知。于是，各种仪式因此成为传播政治神话的最佳方式，它用情感力量，来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理解和对国家合法性的认可。
30多年来，春晚早被成功改造成为一个国家仪式，国家意志将这台晚会中的团圆变成团结、家庭富裕变成国家繁荣、亲人祥和变成民族复兴，亲情爱情变成爱国之情。中国人最看重的民间节日除夕，就这样被春晚染上了浓烈的政治色彩。由于现代生活中公共仪式越来越少，春晚便成了中国每年最隆重的一个公共仪式。在这里空间似乎消失，天涯海角的人守着一台机器，在心理上加入到这场仪式中。在这里，亲身参与变成了即时旁观，自主体验变成了被动感受，民众对家庭的期望变成了对国家的想像。
哪怕用再多的多媒体技术，舞台再眩目、宏大，春晚的修辞方式从来不会有任何改变。任何表达和情感，只有符合了国家意志，才能在民众面前得以展示。春晚中那些欢笑歌舞的个体，努力塑造的不过是一种经过修饰的公共情感。由于它刻意营造的是没有任何瑕疵的盛世景象，这种程式化表达，多年重复之后，让民众越来越觉出一种强烈的不真实感。我们可以想像，在那些极尽歌功颂德的主旋律歌曲中，如果突然间冒出崔健沙哑的歌喉，会是怎样一番滑稽和诡异的景象。它表明的不是春晚对民间话语的尊重，而是民间话语对国家意志的服从，终于，一代“摇滚教父”也拜倒在这个盛大的国家仪式中，春晚再度展示了它强大的“统一思想”的能量。
崔健的经纪人尤尤在微博写道：“坚持他想坚持的，改变他想改变的，反正他不低头，他是崔健”。这确是崔健曾经的特征。低不低头的标志，就是参不参与到这种对国家意志塑造的仪式中去。我想起一个牧师对当年德国人生活的描绘：“一个人将会一步步被推得越来越远，直至他跨过某一界限，然而却没有注意到脊椎正在以几乎无法察觉的速度弯曲了。”或许有些人是没意识到自己的低头，但脊椎已经慢慢变得弯曲。
演艺明星对春晚的态度不外乎三种：义无反顾的，多为宣传奴仆；小心谨慎的，是因名声不够；拒之千里的，才是大彻大悟。像陈佩斯朱时茂等笑星，早就明白了拒上春晚的意味，我想崔健不会不明白。过去坊间说，冤上访，闷上网，央视春晚如战场。对这个如战场一般的春晚秀场，崔健当然没必要去凑这个热闹。
那一群人的狂欢，不过是为了让所有人在除夕夜，感受到自己的孤单。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