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4日讯】【导读】1997年，一本后来被称为是“改变世界对中国经济改革评价”的书稿，在历经一年多，辗转中国九家出版社后，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在香港出版。次年在被删去了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这本书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着作中罕见的畅销书，并很快在中国大陆被列为禁书。何清涟女士在这部着作中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以及改革后的社会状况做了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可以说这是一部中国的改革史，但与官方的歌颂版完全不同。2003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的修订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由美国博大出版社在海外出版，作者结合她到海外后所获得的最新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更新了全书近三分之一的内容。2005年何清涟女士为德国版再次对《中国现代化的陷阱》进行了修改。
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着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着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 结语：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三、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出台的每项“改革”都反覆证明一点，这些措施最终都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因为整个社会等级秩序还未从法律上完全到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彷彿“保守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下半年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近几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着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注26）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中国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注27）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但这种“鸵鸟政策”只是当局的“面子工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在现实生活中，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镇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念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保守”也罢，“改革”也罢，只不过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高层人物，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从来都不拒斥让自己的子女及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式来实行变相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始终只是广大下层人民。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与自由主义涉及各领域、主张过于宽泛有关。自由主义政治学主张的民主与宪政真正指向的批判对象其实就是中共现在的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提出经济学家应该与利益集团相结合，主张“腐败有理”等言论，在中国其实正是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不但政治上没有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不少还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互相唱和，在90年代蔚为壮观，俨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的学说。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之间这种差别，但他们聪明地利用了双方话语权不对等这一情况，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所以这场争论的结果不免流于滑稽，因为在“新左派”的批判声中，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似乎在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而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反而逃过了他们声色俱厉的批判。而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在孤军奋战，缺乏后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争论双方回避了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进行争论，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四、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注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他们一生的文学建树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路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路媒体继续施以故智。2002年8月，中国政府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注29）将网路舆论控制公然纳入国家法律控制范畴。一个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正在建立过程当中，用每个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来类别这个方案，那么这个“金盾”监视网路的目的就是能够“看见”、“听到”、和“思想”。所谓“听到”，就是通过自动监听电话对话，搜寻关键词和字句，进行言语讯息处理。同样地，视像讯号处理能够令监视摄影机有能力“看见”；即是在一群人中认出某个人的面貌。这两种“侦测”，其实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应用，被称为“监视运演算法则”，是通过复杂的运演算法则来分析数据，从而模拟人类神经系统。“金盾工程”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在公众场所建立一个全国性闭路电视或 CCTV 摄影机网路，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施越来越微妙和复杂的镇压。（注30）
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是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苏联的写照，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全面监视、失去尊严的环境里，但那种监控还主要是依靠人工与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用全新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大的警察国家里。《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里所宣布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中国人为这一权利奋斗了很长时间，但似乎离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两个半世纪以内，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注31）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共政府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潜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轻而易举地算到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头上，但这种历史观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无裨益。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时写过一篇文章，（注32）其中谈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只能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了挑战。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注33）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注34）据中国学者胡鞍钢在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受到惩处。（注35）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注36）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的制度性腐败的困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已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等。政府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从此不让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28日发布的第五次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注37）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受当局控制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这样的严厉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注38）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注39）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有9,000多万民工流向城市，（注40）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铤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注41）《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贡献”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们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大陆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权力部门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张畏领导的“红色黑帮”。（注42）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注43）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注44）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注45）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注46）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注47）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统治。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在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注48）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20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5％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中共当局目前为肯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共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务似乎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防止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
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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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6：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
注27：《三秦都市报》2002年1月30日，“亲朋推断是黑社会报复杀人:陕西一记者神秘死亡”； www.jwb.com.cn2002，《今晚报》（天津）网路版；《中国社会导刊》2001年第1期：“一名记者的功罪是非”；《南方周末》200 年1月11日：“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
《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头版：“一本奇书的奇遇”；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03年年度报告http://www.cpj.org/.
注28：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书屋》，2001年第6期。
注29：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令(第17号)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经2001年12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第20次署务会和2002年6月27日资讯产业部第10次部务会审议通过，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注30：Greg Walton，“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揭秘”（“ 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原文见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 ShieldEng.html。
注31：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注32：何清涟，“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
注33：《人民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3版。
注34：《人民日报》，2001年3月11日第2版。
注35：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贴于“陈岩锋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当前论坛”。
注36：出处同注11。
注37：“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
注38：《南方周末》编辑鄢烈山，“舆论监督不是狗”，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贴出日期为2001年11月28日。该文说：“‘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干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果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带着偷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注39：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3期。
注40：新华社消息，2003年7月31日。
注41：“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注42：“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注43：“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国1998第1号黑社会案大揭秘”，《深圳商报》，2000年8月18日。
注44：“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注45：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2001年5月17日。
注46：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5日。
注47：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
注48：“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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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10月8日美国《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8, 1998）亦发表长篇评论China, The Great Leap Backward，推介了这本书。随之美国《远东经济评论》、《新闻周刊》、《时代周刊》等二十余家报刊杂志也予以报道。英国、法国、挪威、纽西兰、瑞典、荷兰等国的报刊杂志电视台等也都采访过本人，并对此书做过报道。该书当年被全国众多报刊列为中国畅销书榜首，亦被席殊书屋举办的一次由全国五十位着名学者担任评委的民间学术评奖活动评为1998年度中国十大好书之一。该书在2000年中国的“长江《读书》奖”读者评选中被评选为最佳书而获“读者着作奖”。 2002年11月，《现代化的陷阱》日文版一书由日本草思社出版。
2003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即《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由香港博大出版社出版。TaiwanNews 出版社于2004年1月以《中国的陷阱》为名出版修订版。2006年10月，《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修订版）德文版由德国汉堡研究所出版社（Hamburger Edition）出版。 这里连载的是何清涟2005年为德国版出版而重新修订的版本。
（接上期） 结语： 中国改革的得与失
三、关于“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政治神话
遭受了种种“改革”痛苦的中国目前陷入了两难处境：在现有的软政权化状态下开出更多的改革处方，有如在难以愈合的伤口上继续撒盐，90年代以来出台的每项“改革”都反覆证明一点，这些措施最终都成为贪污腐败的官员们牟取私利的最佳借口；但停止改革也困难重重，因为整个社会等级秩序还未从法律上完全到位，如果不继续“改革”，只是用“三个代表”与“七一讲话”之类的说词从意识形态上为现存的社会利益格局“正名”并营造合法性，那么社会将继续为这种“跛足改革”付出更多的代价。因为不公正的改革制造了大批边缘化阶层，而这些边缘化阶层为了要活下去，必然要以种种铤而走险的形式为这个社会的上中层制造种种不安。所以有识之士早就看清了一点：改革是找死，不改革是等死。
笔者近年来所到之处，尤其是在海外，总遇到不同的人问同一个问题：党内高层的“改革派”推行改革措施时是否遇到了“保守派”的阻挠？彷彿“保守派”是装“改革”错失的“垃圾桶”。笔者以为，从近年情况看，党内的“保守派”与“改革派”其实只是大家幻想出来的一种对立。可能在某一具体政策上，总书记与总理的看法不完全一致，总理与副总理的看法也有差别；但在面对下层骚乱时采取专制手段维护社会安定，在面对少数有识之士对社会的深刻批评时采用钳制舆论与人身迫害的手法上，高层其实无所谓“保守”与“改革”之分。
90年代以来的改革史证明：所谓“保守派”代表左的势力，“改革派”代表前进的方向，其实只是个政治幻觉而已。就维护极权政治这一点而言，所谓的“保守势力”与“改革势力”所起的作用完全一致。“保守派”总是以防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借口，要求赋予他们更大的权力，以便由他们来坚持“正确的”方向。他们怀念毛时代的专制与思想禁锢，并宣称这种“怀念”代表着广大人民的独立思考。而“改革派”则总是以发展经济为由，拒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热衷的只是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瓜分社会资源，而这种瓜分永远是有利于改革派归属于其中的利益集团。大量附属于他们的学者尤其是部份经济学家，则总是在论证这种“市场经济加威权政治”（他们一向避免用“极权政治”这个词）的合理性，渲染“中国人的素质低、与民主政治无缘”之类说法。
当局固然可以向本国民众和世界撒谎，宣称中国的经济如何在世界上一枝独秀，但事实是自1989年以来，中国经济除了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由“开发区热”造成的经济“虚热”之外，经济增长与社会状况一直不如人意。所有的改革措施在这十余年中都处于“雷声大、雨点小”的状态。不管政府控制下的传媒向世人公布的改革“成就”是如何巨大，也不管中国政府怎样将“申奥”与“入世”炒作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像征，无可否认的是：失业者越来越多，边缘化阶层越来越庞大；无法进入现代化生活的广大农民与处于破产半破产状态的农村经济已经成为中国一个无法摆脱的梦魇；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阴影也日益迫近；无法克服的制度性腐败与使社会越来越不安的黑社会化现像更使公共生活缺乏安全感；越到后来，为政者越感到自己虚弱不堪。
2001年下半年云南省省长李嘉廷案发后，当局对贪污腐败已无法直接面对，只好在内部规定，以后公布贪污腐败数额不得超过2,000万元，以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像。与此同时，近几年又整肃了好些媒体，其中最着名的是《南方周末》报与《书屋》杂志，（注26）还整肃了一些知识分子，逮捕了一些敢说真话的记者，中国因此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记者监狱”，（注27）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但这种“鸵鸟政策”只是当局的“面子工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出，这个政府的本质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体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人民”的尊崇地位只是体现在宣传当中；在现实生活中，一旦“人民”要为自己受到的压迫与不公而抗议时，他们就立刻成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敌人”。无论“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毫不犹豫地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镇压。现实表明，与其说所谓的“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存在政治理念的差别，还不如说仅仅存在政治口号的差别。“保守”也罢，“改革”也罢，只不过是政治利益集团内部争夺利益的旗号而已。在利益的占有方式上，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尤其是高层人物，无论是被视为“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从来都不拒斥让自己的子女及亲属用占有经济资源的方式来实行变相的权力继承。而为社会改革付出代价的，始终只是广大下层人民。
笔者认为，由于言论空间的狭窄，由于争论的真正主题被有意掩盖，20世纪末中国最引人注意的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是一场看起来非常热闹，其实混乱不堪的所谓“思想争论”。许多问题不是越争论越清楚，而是越争论越糊涂。其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新左派”刻意回避对专制政体的必要批判，相反却对现存专制政体的“母体”──毛体制与“文革”、大跃进赞不绝口。虽然当局不再奉行毛体制及“文革”路线，但目前的专制制度与毛体制在政治上有非常亲密的血缘关系，因此尽管“新左派”对毛体制与“文革”的称颂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却为当局所宽容，“新左派”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变相的“帮闲”而赢得了他们的话语空间。其次，与自由主义涉及各领域、主张过于宽泛有关。自由主义政治学主张的民主与宪政真正指向的批判对象其实就是中共现在的专制政体，因之也是“六四”以后中共意识形态战略加以禁止并长期加以丑化的对象，根本不可能公开讨论。而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们提出经济学家应该与利益集团相结合，主张“腐败有理”等言论，在中国其实正是适应权势集团需要、为目前利益格局张目的“理论”，不但政治上没有遭受打压之虞，反而受到一些浅薄的传媒追捧，加之持这些主张的学者们不少还以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传人自命，互相唱和，在90年代蔚为壮观，俨然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观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社会公众尤其是大学生们认为自由主义学说就是为腐败张目、为权势集团服务的学说。新左派们并非不明白在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与其他学科的自由主义之间这种差别，但他们聪明地利用了双方话语权不对等这一情况，将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最容易在中国引起非议的“腐败有理论”作为自由主义学说的“精髓”加以批评，因此似乎抢占了“道义制高点”。所以这场争论的结果不免流于滑稽，因为在“新左派”的批判声中，中国产生腐败的根源似乎在于自由主义学者鼓吹“腐败有理”，而专制政体这一制度性因素反而逃过了他们声色俱厉的批判。而自由主义阵营的团结精神也远不如新左阵营，常常是被视为代表人物的人在孤军奋战，缺乏后援。在一个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国度里，争论双方回避了当下中国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与真正应该批判的批判对像进行争论，除了模糊人们的视线之外，充其量表示了在社会急剧商品化过程中，中国人文知识分子不甘于被迅速边缘化的一种缺乏力度的抗争。
四、20世纪的中国革命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持续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给人们的启示是：仅有经济改革是远远不够的。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证明：任何大规模的社会变迁都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与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以此标准考察中国就会发现，中国在政治旷野里漂泊了整整一个半世纪以后，只不过还在历史轮回中苦苦挣扎：一个半世纪的革命与现代化历程，除了一片混乱的北洋军阀政府时期，中国总共经历了3个形式完全不一样的政府：帝制的清政府、国民党政府与中国共产党政府。统治形式虽然有变，但专制本质却一脉相承。清政府是“自然经济＋专制政治”，国民党政府是半资本主义半自然经济＋专制政治”，而中共政府改革前是“计划经济＋极权政治”，改革后是“市场经济＋极权政治”。
至于经济制度的变迁，中国只不过在半个世纪里完成了一个从“化私为公”到“化公为私”的轮回。整个世界从1917年以后的历史，包括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历史只证明了一点：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类经过千百年自然选择而形成的经济制度；凡想改变这一制度的国家与民族，在21世纪还得继续为当初这一选择付出代价。中国在1949年以后用暴力消灭了有产阶级，而在1978年以后的“改革”进程当中，掌权者们却利用权力将自己及其家族变成了一个暴富阶级。“革命”的全部意义就是用无数的人头将一部份社会的边缘者送到了权力中心位置，用“红色新权贵”代替了旧权贵而已。
而意识形态的控制，从思想自由方面来说，除了80年代有一段短暂的放松之外，很难说现在就比1949年以前的舆论环境宽松。一些经历过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政府的文化人的命运就说明这一点：敢于议论风生批评国民政府的新闻记者如浦熙修、彭子冈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却成了只会写歌功颂德文章、写悔过书与认罪书的文史馆资料员而苟活着。（注28）而巴金、老舍等优秀的文化人在中共建国后再也写不出任何像话的作品了，他们一生的文学建树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中国政府在控制思想方面永远乐此不疲，虽然21世纪有了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但当局同样有办法应付，在全国大量招聘电脑专业人员充当“网路警察”，对技术上不易控制的网路媒体继续施以故智。2002年8月，中国政府实施《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注29）将网路舆论控制公然纳入国家法律控制范畴。一个旨在全面监控公民行动的“金盾工程”正在建立过程当中，用每个人都能明白的语言来类别这个方案，那么这个“金盾”监视网路的目的就是能够“看见”、“听到”、和“思想”。所谓“听到”，就是通过自动监听电话对话，搜寻关键词和字句，进行言语讯息处理。同样地，视像讯号处理能够令监视摄影机有能力“看见”；即是在一群人中认出某个人的面貌。这两种“侦测”，其实是一种数字信号处理（DSP）的应用，被称为“监视运演算法则”，是通过复杂的运演算法则来分析数据，从而模拟人类神经系统。“金盾工程”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在公众场所建立一个全国性闭路电视或 CCTV 摄影机网路，对中国公民，尤其是要求民主与自由的人士实施越来越微妙和复杂的镇压。（注30）
乔治•奥威尔的名作《1984》是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苏联的写照，那里的人们生活在一个受到全面监视、失去尊严的环境里，但那种监控还主要是依靠人工与处于起步阶段的科技手段。而“金盾工程”一旦完成，中国人将生活在一个用全新科学技术装备起来的最大的警察国家里。《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里所宣布的“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中国人为这一权利奋斗了很长时间，但似乎离这一目标越来越遥远。
20世纪的历史轮回表明：这种由新专制政体取代旧专制政体的“革命”，无非是让人闭着眼睛往黑暗里一跳，前途何如，只能听天由命。在这段历史中，中国人民有如枯枝败叶在狂风中翻滚的苦难命运，只再次证明了元代诗人张养浩在他的曲子《山坡羊》中所感叹的：“望西都，意踟蹰，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化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将中国当代的“改革”放置在已经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来看，也许对中国今后面临的问题容易理解一些。
笔者曾研究过清代中叶以来的历史，自从人口超过4亿以后，中国就形成了人口与资源关系紧张这一特殊的资源秉赋，以后两个半世纪以内，中国所有危机的核心问题其实都是一个如何养活庞大人口的问题；而所有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的成果，大部份都被用来养活新增人口。（注31）对这一问题的历史思考虽然不少，却始终未成为一种全民族的共识。而另一种认识却通过教科书深深地沉淀于民族意识当中，并时不时地成为一种社会动员的口号，那就是我们所有的不幸都是外来侵略造成的。所有的历史教科书当中，凡涉及到鸦片战争前夕的状态，都先列举一连串资本主义萌芽的表现，然后再用一句这样的“经典名言”加以总结：“如果不是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断了中国社会的自然发展进程，中国社会也会缓慢地、逐渐地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通过教育强行灌输了几十年的虚假知识最后化成一种民族潜意识，在20世纪末2次中美冲突(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中，轻而易举地成为中共政府反对美国的精神动员资源。到2001年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大学生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情绪，更说明这种潜意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然而历史不止一次地告诉人类，只有正确地认识问题才能找到问题的解决之道，中国的这种流行历史观将社会的不发展、人民所遭受的种种灾难轻而易举地算到所有的外国侵略者头上，但这种历史观只有为统治者开脱责任的功能，于解决中国本身的问题却并无裨益。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就是如此，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遭受的命运就是一个最好的注脚。
笔者曾于1998年戊戌变法100周年纪念时写过一篇文章，（注32）其中谈到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的中国除了面临西方列强的侵略之外，还有几个亟待解决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社会的过度不平等（包括政治、经济）、农业内卷化、人口过多、教育水平低下、政府的极端腐败；只是当时的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没有适当的解释工具，只能将这些问题均概括为“积贫积弱”。比较一下100年来解决前述五大问题的办法（即反贫困的总体战略）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作为世纪性的难题，历经100多年的努力，却并未获得解决，反而以更复杂、更严峻的形式向中国人提出了挑战。
若清醒地观察中国问题，就会发现中国社会已出现“拉美病”的五大症状：
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服的政治之癌，从每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公布的数据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贪污受贿的官员人数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1999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38,382件，比上年增加9.4％；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干部2,200人，其中厅局级干部136人，省部级干部3人。（注33）2000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45,113件，比上年又增加了17.5％；因职务犯罪被立案侦查的县处级干部2,680人，厅局级干部184人，省部级以上干部7人。（注34）据中国学者胡鞍钢在接受中国新闻社采访时表示，目前每5个涉及腐败的公务员中，只有1人受到惩处。（注35）
面对这种局面，当局为自己开出的“药方”就是拒不承认腐败的泛滥和制度根源。2000年3月笔者在湖南的《书屋》杂志上发表了“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一文，（注36）尖锐批评了中国现在陷入的制度性腐败的困境；认为在现行政治体制下进行“事后惩治型反腐败”已起不到遏制腐败的作用；并指出整个统治精英集团已集体堕落，贪污腐败成了政治运转的“润滑剂”等。政府对这种批评的回应是，下令从此不让中国的任何报刊杂志登载笔者的文章，强迫笔者工作单位找各种理由整肃笔者，并动用国家安全局的特工实行24小时监控。更为荒谬的是，中纪委在2000年12月28日发布的第五次全会公报中竟针对笔者的批评作如此表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反腐败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明显成效；理直气壮地阐明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绝不是根本制度性的腐败；理直气壮地肯定我们党和干部队伍的主流是好的，我们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注37）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动用从宣传机器直到安全部的所有专政手段，严厉打击不受当局控制的批评腐败者。各地政府更是把有点正义感的记者视为大敌，采用各种手段防堵他们对腐败现象的揭露，以致于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防火防盗防记者”；在这样的严厉管制下，新闻工作者不敢理直气壮地讲自己是人民的喉舌，而只能充当“党的喉舌”，结果时下在新闻业界内外出现了一首流传甚广的顺口溜：“舆论监督是条狗，天天蹲在‘长’门口，‘长’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咬几口”（这里的“长”是指长官）。（注38）
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注39）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中国每年有9,000多万民工流向城市，（注40）他们当中不少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结果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比如2000年夏轰动中国的张君凶杀集团一案，其参与者基本上出身于多子女贫困农民家庭，没受过教育，也未受过任何技能训练，在城市里根本找不到工作，最后只好铤而走险，以抢劫杀人为业。（注41）《南方周末》就是因为发表了“张君案件反思”与“张君案件再反思”，指出只要产生张君的社会土壤还存在，就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张君”，成为社会毒瘤，因而被当局指为“否定了湖南省政府改革20多年来为湖南人民所做的巨大贡献”遭到整肃。
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从各种调查材料与已破大案来看，这些黑社会组织之所以能在短短时间内迅速崛起，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早已与当地的政要们──首先是公安部门的官员们沆瀣一气，形成了一种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与西方的黑社会组织相比，中国大陆的“黑白合流”还有个特点：西方黑社会组织结纳的权力部门主要是警察及司法部门，而中国的黑社会组织的触角更深，不少干部都成了黑社会组织的有力靠山，部份黑社会组织头目还具有各种官方身份，戴上了“红帽子”。例如，浙江温岭市张畏领导的“红色黑帮”。（注42）2000年处决的吉林最大的黑社会组织的头目梁旭东、（注43）辽宁黑白两道声名显赫的黑帮头子刘涌、（注44）广西百色黑帮头子周寿南，（注45）所有这些披露的材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正是在这些官员的关系网强有力的保护下，这些黑帮才得以在各地发展成为一种呼风唤雨的社会另类权力。
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富人一席酒，穷人一年粮”的情况在中国已非常普遍。1999年，中国城乡居民储蓄为58,000多亿，有人根据城镇居民收入抽样调查的资料推算，其中47％的存款属于3％的富裕人口所有。（注46）此外，反映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前的0.15上升到2001年的0.458。（注47）由于中国的统计数据历来有“掺水”问题，所以人们普遍怀疑，真实的基尼系数可能远大于这一数据。
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统治。
此外，中国的生存基础已被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高度劣化。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面积约为36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在有的地方民众已无生存之地。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蒋有绪尖锐地指出，中国国土的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时加以治理，人民则有祸于旦夕之虞。（注48）中国农民人均占有土地资源的状况也非常严峻。20世纪中国的人口与资源问题是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让资源平均化得到了暂时缓解；而这个世纪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为数亿没受过多少教育与技能训练的农村人口找到“饭碗”，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是“天字第一号”的难题。
今后的中国社会必将经历又一次深刻的社会危机。一个社会如果纵容5％的权势者利用权力抢钱，最终很可能是95%的受剥夺者运用暴力将被抢去的钱再抢回来，这是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复上演的“戏剧”。从中共当局目前为肯定现有社会利益格局所作的“不懈”努力来看，腐败还将继续蔓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以权力支撑的国内垄断资本将会继续发展，并与国际资本内外融合，共同支撑着中国的政治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外国资本三者联合统治的格局。而随着社会危机的逐渐加深，政府的主要任务似乎又回到历史老路上来：运用武装力量与政治专制手段防止中国一个半世纪以来不断重复出现的传统危机：下层动乱。
中国历史转了一个圈后，又进入了一次历史轮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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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6：参见任不寐发表于美国《民主中国》期刊2002年第1期的系列文章（www.chinamz.org）。
注27：《三秦都市报》2002年1月30日，“亲朋推断是黑社会报复杀人:陕西一记者神秘死亡”； www.jwb.com.cn2002，《今晚报》（天津）网路版；《中国社会导刊》2001年第1期：“一名记者的功罪是非”；《南方周末》200 年1月11日：“耗费亿元制造抗旱神话样板工程原来漏洞百出”。
《南方周末》2000年10月12日头版：“一本奇书的奇遇”；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2003年年度报告http://www.cpj.org/.
注28：朱正，“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书屋》，2001年第6期。
注29：新闻出版总署、信息产业部令(第17号) ，《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该规定经2001年12月24日新闻出版总署第20次署务会和2002年6月27日资讯产业部第10次部务会审议通过，2002年5月公布，自2002年8月1日起施行。
注30：Greg Walton，“金盾工程：庞大的中国电讯监控工程揭秘”（“ China’s Golden Shield: Corpor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原文见http://www.ichrdd.ca/english/commdoc/publications/globalization/golden ShieldEng.html。
注31：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走向未来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注32：何清涟，“一个世纪的飘泊──戊戌变法百年祭”，《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
注33：《人民日报》，2000年3月20日第3版。
注34：《人民日报》，2001年3月11日第2版。
注35：此消息2002年1月9日贴于“陈岩锋思想之家”（cyfgg.xilubbs.com）的“当前论坛”。
注36：出处同注11。
注37：“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00年12月28日。
注38：《南方周末》编辑鄢烈山，“舆论监督不是狗”，贴于《世纪中国》网站的“世纪沙龙”讨论区，贴出日期为2001年11月28日。该文说：“‘防’的手段有多种。首先是牢牢控制本地的新闻传媒，严令传媒老总这个不准报导那个不准披露，违者即摘掉乌纱帽或砸他的饭碗；对于上级和中央传媒的记者，则授意本地有关人员不得接受采访，有的地方甚至由政法委另外专门制了记者证，只认他们这个证，不信国家新闻出版署制发的证。文明的设防手段是封锁现场和消息来源，不文明的就干脆采用暴力驱赶殴打记者，抢夺记者拍摄的音像资料。当然，威胁受访的群众也是其中一招。记者的人身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揭发山西运城地区领导制造虚假的节水渗灌工程的记者高勤荣身陷囹圄；为主持正义曝光海南一起卖淫嫖娼案的记者刘洪以被逼疯；重庆女记者罗侠在采访现场被人打成重伤……一起接一起伤害记者案令人发指，也令从事舆论监督的人心寒。如果说‘新闻记者是条狗’，则毫不夸张地讲，从事舆论监督的记者在某些官员眼中是威胁他们官运的恶狗、野狗，无人保护的记者则很像一条条丧家狗。CCTV的记者在《偷拍实录》一书的后记中写道：‘很牛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带着偷窃般的心态，忍着内心的愤怒，以一名弱小平民百姓的身份，目击着欺骗、凌辱、威胁、谩骂、违法、乱纪等一系列精彩表演’，这是中国新闻史上很特殊的一种现象。”
注39：何清涟、程晓农，“已走到尽头的小农经济──关于中国农村、农民与农业的对话”，《当代中国研究》（美国），2001年第3期。
注40：新华社消息，2003年7月31日。
注41：“一个极端暴力集团的成长”，《南方周末》，2001年4月19日。
注42：“浙江温岭‘黑帮老大’张畏的最后自白”，中新网宁波2001年4月27日消息。
注43：“披着警服的黑社会老大”，《南方周末》，2000年9月28日；“中国1998第1号黑社会案大揭秘”，《深圳商报》，2000年8月18日。
注44：“沈阳：豪赌市长与黑帮人大代表的发迹没落”，《三联生活周刊》，2001年3月9日。
注45：新华社特稿，“疯狂作恶终有报──广西‘打黑第一案’纪实”，新华社记者程义峰，南阳新闻网，2001年5月17日。
注46：杨宜勇，“收入差距为何拉大”，《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5日。
注47：见《经济日报》2001年10月29日。
注48：“国土生态：一个沉重的话题”，《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3月14日第3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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