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1月27日讯】（新唐人记者隋念综合报导）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无论石油或煤炭。但地球上的能源有限，所以中国开始致力开发所谓可再生资源，其中水利发电首当其冲。数以千计万计的各种水坝在中国的河流水面上竖立起来。那么水利发电真的一劳永逸了吗？大坝带来的弊端是什么？现在有中外水利专家们担忧：“大坝正在杀死中国”。
日前，香港《明镜杂志》转载一篇《中国密报》的译文中称，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查尔顿‧路易斯（Charlton Lewis）发表于网站“耶鲁环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大坝热潮其实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即那些建坝宣导者，就跟浮士德一样，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他们只看了大坝能储水发电的一项功能，却不顾阻断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坏宝贵的自然环境以及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等等相应危害。
路易斯指出，自1950年以来，中国已建造2.2万个高度超过15公尺的水坝，约占世界总数50%。1990年开始，由于经济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的缘故，令中国对绿色能源的需求大增，便将眼光投向水电。尽管最近几年不断有环保人士抗议水坝带来的环境破坏，但从十二五规划来看，中共毫无让步打算，甚至压制反对声音，水坝建造者仍不受拘束地大兴土木。
但大坝的危害极其巨大。首先，它破坏自然环境，引发干旱或洪涝。以三峡大坝为例，旅德水利专家王洛维曾对本台表示，三峡大坝建设者错误计算了它的防洪蓄水能力，同时导致张江淡水湖干旱，严重威胁着长江的水生动植物。
1981年四川、重庆洪水时并没有导致长江中游沙市或者武汉的洪灾，就是因为长江三峡河段本身有很大的自然调蓄洪能力，能够吸纳上游洪水。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减去消失起码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净增加只有119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2010年7月中旬，长江流域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场洪水过程检验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王维洛的结论是：纵有三峡工程，长江洪水依然呈凶狂。三峡工程没有达到工程目标，防洪效益被夸大。
2011年3月，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出现干旱，处于历史同期的最枯水位。5月以来，长江流域多省遭遇数年来最严重干旱。长江枯萎水位太低，航道变窄；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萎缩成沟。一时间民怨鼎沸，三峡工程再次陷入激烈争议。洞庭湖水体锐减，比历年同期平均面积偏小六成，湿地生态受到严重影响。而在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000多亩水面只剩下1000多亩，鄱阳湖湿 地9个子湖中已有8个干涸。原本一望无际的湖面变成大草原。大面积水生植物面临灭顶之灾，位于鄱阳湖的大湖池是每年越冬候鸟栖息的核心地区。鄱阳湖周边的 农田都是干枯的状态。湖里的死鱼随处可见，5月20日，湖底裂痕10公分以上，鱼类、蚌类、植物大面积死亡，湖底可以行驶汽车。
三峡大坝也进一步威胁着长江濒危鱼类的种群繁殖。长江生态系统也在不断退化，物种减少、国宝白鱀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长江流 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42.7万吨下降到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态学家和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刘建国在广泛研究了中国的生态多样性后指出，由水库蓄水所形成的洪水威胁着这些物种超过400处以上的栖息地。
第二，大坝增加了地震频率。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地震和大坝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称其为“水库引发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地质学家发现，距离汶川5.5公里的水库的蓄水行为，诱发了断层中一系列的小地震，从而触发大地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望平在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网站上发表的报告显示，这个地区在2006年9月蓄水水位提高后的七个月里，有记录的小型地震多达822次。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大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高185米，设计正常蓄水水位枯水期为l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2008年三峡水库首次175米试验性蓄水时，曾导致重庆市大量桥梁、道路被淹，并诱发大量滑坡等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21亿元。
第三，由于大坝建设而搬迁人口，使老百姓遭受搬离祖居的苦难。《中国青年报》指出，过去50年来，约有1600万人因水电站远离家乡，其中1000万人生活贫困。每当有新的水坝专案通过，不只生物的栖息地，人的居住地也将变得支离破碎，他们往往拿不到赔偿金和工作培训，必须不断流浪、不断打工维生。拿三峡大坝来说，它淹没了13个城市、140个乡镇以及1350个村庄，截至2007年，140万人被迫搬迁，这些人的不满积累越多，就越容易爆发群体事件。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坝如此“弊大于利”，各地大坝还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被批准建设呢？在中国，什么事情都要看背后的政治意义及利益集团。该杂志还引用《经济学人》的文章举例说，在重庆近郊、斥资52亿美元的小南海水电站的缺点显而易见，地势平缓不利发电，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水电地点，加上水库淹没区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盛产稻米，而小南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有下游三峡大坝的1/10，却可能摧毁稀有鱼类如长江鲟的栖息地。尽管如此，小南海水电站不可能不盖，因为它关系到中共庞大的政经利益，无论环评怎么说，也无论抗议人士如何反对，小南海水电站势在必行。中国的水坝建造者和地方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规划及核准水电专案，反观环保官员几乎无权阻止。因此，问题从最初的河川规划就已浮现，河流经过的每块区域就像封地般被国营电力公司所瓜分。对地方政府而言，像水电这类的基础建设是很好刺激经济的工程，拥有贷款特权的水坝开发者会去融资，建成以后的电力可支援工业扩张，在中国，地方官员升迁与否的主要判断标准是绩效，一旦官员有能力缴出漂亮的经济成绩单，要获得拔擢轻而易举；同一时间，水电工程也提供官员与建商勾结牟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环评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水电公司会贿赂环评顾问以求他们“高抬贵手”。
三峡大坝背后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是都被官员瓜分。据王维洛计算，到2010年仅中国百姓从电费中缴纳的三峡基金(包括其后续基金)已经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一半以上。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一个股份公司。三峡工程的一些决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则是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到现在，三峡工程早在2009年竣工，摊到电费中的工程款仍然被强加在老百姓头上。今年5月经济学家马光远在微博质疑：三峡工程早于2009年全部完工，为什么今天在电费里，每度电还要收取0.7分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民众质问“中国老百姓为三峡工程买单，发电赚了钱他们却不参与分红，政府还要继续收费，继续涨电价，有这样黑心的吗？”
《中国密报》中写道：“中国众多水坝里，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三峡大坝，当时反对声浪极大，专家纷纷提出警告，称大坝将改变长江流量与生态以及导致地震，水库淤沙也会威胁大坝的稳定性，可是到头来政治力量终究凌驾于环境考虑之上，只有近1/3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对或弃权票，于是，时任总理的李鹏拍板定案，决定兴建这座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坝，而李鹏的家族事业也一飞冲天，儿子李小鹏长期担任华能集团领导职务，女儿李小琳则是中国电力国际董事长。”
“大坝正在杀死中国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为了降低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中国反而扼杀河流的可持续性，现在政府如同挖东墙补西墙，西墙补好了，东墙却垮了，等到哪天两面墙都倒了，领导人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四川地质研究员范晓说：“这些大型工程是这个时代最恶劣的暴行，它们遗留下的历史伤痛很难抹平，将是未来几代人永远的悲痛和遗憾。”
日前，香港《明镜杂志》转载一篇《中国密报》的译文中称，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教授查尔顿‧路易斯（Charlton Lewis）发表于网站“耶鲁环境360”（Yale Environment 360）的文章认为，中国的大坝热潮其实是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即那些建坝宣导者，就跟浮士德一样，出卖国家灵魂以换取经济增长，他们只看了大坝能储水发电的一项功能，却不顾阻断河流、增加地震可能、破坏宝贵的自然环境以及让数百万人无家可归等等相应危害。
路易斯指出，自1950年以来，中国已建造2.2万个高度超过15公尺的水坝，约占世界总数50%。1990年开始，由于经济迅速增长和污染加剧的缘故，令中国对绿色能源的需求大增，便将眼光投向水电。尽管最近几年不断有环保人士抗议水坝带来的环境破坏，但从十二五规划来看，中共毫无让步打算，甚至压制反对声音，水坝建造者仍不受拘束地大兴土木。
但大坝的危害极其巨大。首先，它破坏自然环境，引发干旱或洪涝。以三峡大坝为例，旅德水利专家王洛维曾对本台表示，三峡大坝建设者错误计算了它的防洪蓄水能力，同时导致张江淡水湖干旱，严重威胁着长江的水生动植物。
1981年四川、重庆洪水时并没有导致长江中游沙市或者武汉的洪灾，就是因为长江三峡河段本身有很大的自然调蓄洪能力，能够吸纳上游洪水。由于三峡工程的建设，减去消失起码102亿立方米自然河流的蓄洪能力，净增加只有119亿立方米的防洪库容。2010年7月中旬，长江流域出现了1998年以来的最大洪水。这场洪水过程检验了三峡工程的防洪效益。王维洛的结论是：纵有三峡工程，长江洪水依然呈凶狂。三峡工程没有达到工程目标，防洪效益被夸大。
2011年3月，位于江西省北部、长江南岸的中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出现干旱，处于历史同期的最枯水位。5月以来，长江流域多省遭遇数年来最严重干旱。长江枯萎水位太低，航道变窄；两湖洞庭湖和鄱阳湖萎缩成沟。一时间民怨鼎沸，三峡工程再次陷入激烈争议。洞庭湖水体锐减，比历年同期平均面积偏小六成，湿地生态受到严重影响。而在鄱阳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000多亩水面只剩下1000多亩，鄱阳湖湿 地9个子湖中已有8个干涸。原本一望无际的湖面变成大草原。大面积水生植物面临灭顶之灾，位于鄱阳湖的大湖池是每年越冬候鸟栖息的核心地区。鄱阳湖周边的 农田都是干枯的状态。湖里的死鱼随处可见，5月20日，湖底裂痕10公分以上，鱼类、蚌类、植物大面积死亡，湖底可以行驶汽车。
三峡大坝也进一步威胁着长江濒危鱼类的种群繁殖。长江生态系统也在不断退化，物种减少、国宝白鱀豚难觅踪迹，长江鲥鱼不见多年，中华鲟、白鲟数量急剧减少。长江流 域天然捕捞产量从1954年42.7万吨下降到90年代的10万吨左右。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态学家和中国科学院客座教授刘建国在广泛研究了中国的生态多样性后指出，由水库蓄水所形成的洪水威胁着这些物种超过400处以上的栖息地。
第二，大坝增加了地震频率。很多科学家都认为地震和大坝之间是有联系的，他们称其为“水库引发地震”。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地质学家发现，距离汶川5.5公里的水库的蓄水行为，诱发了断层中一系列的小地震，从而触发大地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望平在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网站上发表的报告显示，这个地区在2006年9月蓄水水位提高后的七个月里，有记录的小型地震多达822次。三峡大坝为混凝土重力坝，大坝坝顶总长3,035米，坝高185米，设计正常蓄水水位枯水期为l75米。总库容393亿立方米，其中防洪库容221.5亿立方米。2008年三峡水库首次175米试验性蓄水时，曾导致重庆市大量桥梁、道路被淹，并诱发大量滑坡等地质灾害，直接经济损失约21亿元。
第三，由于大坝建设而搬迁人口，使老百姓遭受搬离祖居的苦难。《中国青年报》指出，过去50年来，约有1600万人因水电站远离家乡，其中1000万人生活贫困。每当有新的水坝专案通过，不只生物的栖息地，人的居住地也将变得支离破碎，他们往往拿不到赔偿金和工作培训，必须不断流浪、不断打工维生。拿三峡大坝来说，它淹没了13个城市、140个乡镇以及1350个村庄，截至2007年，140万人被迫搬迁，这些人的不满积累越多，就越容易爆发群体事件。
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坝如此“弊大于利”，各地大坝还如雨后春笋般源源不断地被批准建设呢？在中国，什么事情都要看背后的政治意义及利益集团。该杂志还引用《经济学人》的文章举例说，在重庆近郊、斥资52亿美元的小南海水电站的缺点显而易见，地势平缓不利发电，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水电地点，加上水库淹没区是中国最肥沃的土地之一，盛产稻米，而小南海水电站的发电量仅有下游三峡大坝的1/10，却可能摧毁稀有鱼类如长江鲟的栖息地。尽管如此，小南海水电站不可能不盖，因为它关系到中共庞大的政经利益，无论环评怎么说，也无论抗议人士如何反对，小南海水电站势在必行。中国的水坝建造者和地方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规划及核准水电专案，反观环保官员几乎无权阻止。因此，问题从最初的河川规划就已浮现，河流经过的每块区域就像封地般被国营电力公司所瓜分。对地方政府而言，像水电这类的基础建设是很好刺激经济的工程，拥有贷款特权的水坝开发者会去融资，建成以后的电力可支援工业扩张，在中国，地方官员升迁与否的主要判断标准是绩效，一旦官员有能力缴出漂亮的经济成绩单，要获得拔擢轻而易举；同一时间，水电工程也提供官员与建商勾结牟利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环评不过只是一种形式，水电公司会贿赂环评顾问以求他们“高抬贵手”。
三峡大坝背后巨大的经济效益更是都被官员瓜分。据王维洛计算，到2010年仅中国百姓从电费中缴纳的三峡基金(包括其后续基金)已经达到1100亿元人民币，超过三峡工程总投资的一半以上。但是三峡工程的发电利润并不属于中国老百姓。三峡工程的所有水轮发电机已经被私有化，全部发电利润属于一个股份公司。三峡工程的一些决策者、中央部委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以及主要工程技术人员则是这个股份公司的原始股持有者。到现在，三峡工程早在2009年竣工，摊到电费中的工程款仍然被强加在老百姓头上。今年5月经济学家马光远在微博质疑：三峡工程早于2009年全部完工，为什么今天在电费里，每度电还要收取0.7分的三峡工程建设基金？民众质问“中国老百姓为三峡工程买单，发电赚了钱他们却不参与分红，政府还要继续收费，继续涨电价，有这样黑心的吗？”
《中国密报》中写道：“中国众多水坝里，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三峡大坝，当时反对声浪极大，专家纷纷提出警告，称大坝将改变长江流量与生态以及导致地震，水库淤沙也会威胁大坝的稳定性，可是到头来政治力量终究凌驾于环境考虑之上，只有近1/3的人大代表投下反对或弃权票，于是，时任总理的李鹏拍板定案，决定兴建这座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水坝，而李鹏的家族事业也一飞冲天，儿子李小鹏长期担任华能集团领导职务，女儿李小琳则是中国电力国际董事长。”
“大坝正在杀死中国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话，为了降低对燃煤发电的依赖，中国反而扼杀河流的可持续性，现在政府如同挖东墙补西墙，西墙补好了，东墙却垮了，等到哪天两面墙都倒了，领导人后悔也就来不及了。”
四川地质研究员范晓说：“这些大型工程是这个时代最恶劣的暴行，它们遗留下的历史伤痛很难抹平，将是未来几代人永远的悲痛和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