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6日讯】埃及革命三周年大庆的参加者，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庆祝穆巴拉克军政府倒台的革命青年。塞西元帅在未来的选举中当选埃及总统似乎毫无疑义，军政府当家已经隐然成形。埃及青年希望通过革命所有解决的问题，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再次被枪炮逼回地下状态之外，政权还是军政府，失业问题比革命前更严重，经济困境更甚于革命前。
用路径依赖学说来解释，就是埃及进入了制度锁定状态。
*埃及军方离权力最近*
埃及军政府轮回转世，其实是埃及政治势力结构所决定。2011年1月31日，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军方手握最大的政治砝码，离权力的距离最近；其次则是成立于1928年、存在80多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其社会基础广泛，选举政治中具有优势。
事实的演化确实如此。作为革命主体的埃及青年，革命中的临时聚合并非有效的组织资源，选举政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与竞选经费几乎为零。在革命中崭露头角的青年领袖，包括2013年4月底发动“反抗”运动的巴德尔（Mahmoud Badr），非常年轻（22到30岁之间），他们的最大实力是能够发动民众，并导引民气促进政治改变；最大弱点是，他们无法将街头运动转型成长久的组织。他们拥有的临时性政治团体，欠缺明确的政治规划，“只知道不要什么，却不知道要什么”。这种团体过去在埃及2012年的大选中无法胜选，今后更不是军方候选人塞西元帅的对手。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埃及革命青年没有办法由“扔石头的人”变身为职业政治家。
这一切固然与青年人长于街头运动、短于选举政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其结果之一是“结构锁定”，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势力结构决定了军方离权力最近，也最容易在适当的时候攫取政权。
*“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的渊源*
1月下旬，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表示，支援军队最高统帅塞西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理由是“必须遵循人民对塞西将军的信任。这是人民自由的选择”。为了让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更具夺目光彩，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宣布授予其“元帅”军衔。
考诸埃及政治，“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这句话并非全是宣传用语， 这一“人民选择”形式上是去年埃及街头运动的诉求，实质上是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实力。
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埃及军方自命为“埃及人自由的守护者”，一直是主导埃及政坛的隐形力量。与它国军队不同，埃及军队除了每年能从美国得到1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外，本身更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收入。埃及军队办企业这一传统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埃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的资料，当时埃及军队数量是敌方以色列的5倍之多。 战争结束后，大量退役的年轻男子无处可去，军队决定自己解决退役军人的生活问题，于是开始办企业，从此将商业触角伸至埃及的每个角落。这个军方商业帝国有多庞大？据维基解密提供的数据：军方在埃及建立了30多家工厂和公司，约占国家经济总量的15%到40%，为埃及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没有人能确知军方资产数量，但却确知一点：埃及人的衣食住行与军方企业息息相关。
埃及军队干政的传统形成于埃及国父纳赛尔时期。纳赛尔本人就是军人，直接领导了数次中东战争。此后的萨达特、穆巴拉克等无一不是军事强人，能有效控制军方，让军方成为其执政的后台力量。但在民众意志过于强大或领导人处于弱势之时，军方就会显示出独立的意志，2011年以来就是如此。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方掌握了埃及的实际控制权。由于军方对待示威者的克制态度，埃及的革命青年对军队非常信任，其时解放广场上“军民手拉手、心连心”的标语触目皆是。只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埃及军方才极不情愿地将最高权力移交给穆尔西。但实际上埃及军方只是暂时蛰伏，当民众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并要求军方接管政权之时，埃及军方迅速抓住机会走上前台，并抓捕穆尔西，结束了短命的民选政府。
*埃及形成制度锁定的两大结构性力量*
埃及军方的整垮穆尔西除了审判时提到的政治理由之外，经济上的理由是穆尔西在其执政的短短一年内未能解决失业，经济持续恶化。据公开数据： 2011年革命前失业率为9%，2013年高达31%。在350万失业人口中，有72%在革命前有工作，有33%的人有大学文凭。
未来的塞西政府，能够为埃及人民同时带来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吗？考察埃及的人口与资源，答案是很不乐观。
穆巴拉克1981年10月上台，2011年2月下台。在其执政的近30年期间，埃及人口由1981年的3,500万左右上升至2011年的9,100-9,300万人，其中一半处于24岁以下，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
埃及的资源无法支撑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埃及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但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的热带沙漠，90%的人口居住在宽约16公里的尼罗河谷及开罗以下的三角洲绿洲带（约为埃及国土总面积的1/30）。全国实际耕地5,000万亩，每人平均耕地仅为0.55亩（相当于中国每人平均耕地1.37亩的2/5），自产粮食只能勉强养活一半人口，因此，埃及每年需进口小麦9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
穆巴拉克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穆巴拉克下台后，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革命前的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1%下降为2011年的不到1%；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缩水至135亿美元，仅能维持3个月的进口。同时，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
自由不是免费的，除了革命中的流血之外，革命后经济萧条几乎是必然现象，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埃及的革命青年们却希望革命使一切都迅速变好，穆尔西政府因此百谤集身。
中国舆论认为，埃及的现状标志“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突尼西亚与埃及两国的革命与革命后的重建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像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原有路径走下去。
我希望北京正确认识埃及经验，是出于以下考虑：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力、资源与人口面临的“马尔萨斯陷阱”，最后交织成“结构锁定”力量，使埃及在经历了三年的革命与动乱之后，又回到原处。中国的资源与人口同样面临“马尔萨斯陷阱”，如果今后当局者为了巩固权力之需，将军方培养成埃及军方这种持有武装的经济怪兽，中国将会成为埃及的难兄难弟。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用路径依赖学说来解释，就是埃及进入了制度锁定状态。
*埃及军方离权力最近*
埃及军政府轮回转世，其实是埃及政治势力结构所决定。2011年1月31日，我在《埃及政治局势的“场景想定”》一文中指出，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军方手握最大的政治砝码，离权力的距离最近；其次则是成立于1928年、存在80多年的穆斯林兄弟会，由于其社会基础广泛，选举政治中具有优势。
事实的演化确实如此。作为革命主体的埃及青年，革命中的临时聚合并非有效的组织资源，选举政治所需要的社会基础与竞选经费几乎为零。在革命中崭露头角的青年领袖，包括2013年4月底发动“反抗”运动的巴德尔（Mahmoud Badr），非常年轻（22到30岁之间），他们的最大实力是能够发动民众，并导引民气促进政治改变；最大弱点是，他们无法将街头运动转型成长久的组织。他们拥有的临时性政治团体，欠缺明确的政治规划，“只知道不要什么，却不知道要什么”。这种团体过去在埃及2012年的大选中无法胜选，今后更不是军方候选人塞西元帅的对手。在可预见到的未来，埃及革命青年没有办法由“扔石头的人”变身为职业政治家。
这一切固然与青年人长于街头运动、短于选举政治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现象，其结果之一是“结构锁定”，革命前埃及的政治势力结构决定了军方离权力最近，也最容易在适当的时候攫取政权。
*“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的渊源*
1月下旬，埃及最高军事委员会表示，支援军队最高统帅塞西作为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理由是“必须遵循人民对塞西将军的信任。这是人民自由的选择”。为了让这位未来的埃及总统更具夺目光彩，埃及临时总统曼苏尔宣布授予其“元帅”军衔。
考诸埃及政治，“人民选择了塞西将军”这句话并非全是宣传用语， 这一“人民选择”形式上是去年埃及街头运动的诉求，实质上是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实力。
1952年纳赛尔革命后，埃及军方自命为“埃及人自由的守护者”，一直是主导埃及政坛的隐形力量。与它国军队不同，埃及军队除了每年能从美国得到10多亿美元的经济援助之外，本身更拥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收入。埃及军队办企业这一传统起于20世纪70年代以埃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的资料，当时埃及军队数量是敌方以色列的5倍之多。 战争结束后，大量退役的年轻男子无处可去，军队决定自己解决退役军人的生活问题，于是开始办企业，从此将商业触角伸至埃及的每个角落。这个军方商业帝国有多庞大？据维基解密提供的数据：军方在埃及建立了30多家工厂和公司，约占国家经济总量的15%到40%，为埃及提供了数十万个就业岗位。没有人能确知军方资产数量，但却确知一点：埃及人的衣食住行与军方企业息息相关。
埃及军队干政的传统形成于埃及国父纳赛尔时期。纳赛尔本人就是军人，直接领导了数次中东战争。此后的萨达特、穆巴拉克等无一不是军事强人，能有效控制军方，让军方成为其执政的后台力量。但在民众意志过于强大或领导人处于弱势之时，军方就会显示出独立的意志，2011年以来就是如此。
2011年穆巴拉克下台之后，军方掌握了埃及的实际控制权。由于军方对待示威者的克制态度，埃及的革命青年对军队非常信任，其时解放广场上“军民手拉手、心连心”的标语触目皆是。只是由于美国的压力，埃及军方才极不情愿地将最高权力移交给穆尔西。但实际上埃及军方只是暂时蛰伏，当民众的示威浪潮愈演愈烈并要求军方接管政权之时，埃及军方迅速抓住机会走上前台，并抓捕穆尔西，结束了短命的民选政府。
*埃及形成制度锁定的两大结构性力量*
埃及军方的整垮穆尔西除了审判时提到的政治理由之外，经济上的理由是穆尔西在其执政的短短一年内未能解决失业，经济持续恶化。据公开数据： 2011年革命前失业率为9%，2013年高达31%。在350万失业人口中，有72%在革命前有工作，有33%的人有大学文凭。
未来的塞西政府，能够为埃及人民同时带来面包、自由与社会正义吗？考察埃及的人口与资源，答案是很不乐观。
穆巴拉克1981年10月上台，2011年2月下台。在其执政的近30年期间，埃及人口由1981年的3,500万左右上升至2011年的9,100-9,300万人，其中一半处于24岁以下，约每6个月就增加100万人。
埃及的资源无法支撑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长。埃及国土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但绝大部分均为酷热少雨的热带沙漠，90%的人口居住在宽约16公里的尼罗河谷及开罗以下的三角洲绿洲带（约为埃及国土总面积的1/30）。全国实际耕地5,000万亩，每人平均耕地仅为0.55亩（相当于中国每人平均耕地1.37亩的2/5），自产粮食只能勉强养活一半人口，因此，埃及每年需进口小麦900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品进口国之一。
穆巴拉克任期内曾大力发展埃及经济，因此埃及拥有较完整的工业和农业体系，但由于严峻的资源限制，服务业在经济中占很大比重，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50%，其中旅游业收入占GDP的13%，吸纳就业人数400万，约占劳动力总人口的14.6%。穆巴拉克下台后，由于革命后暴力冲突持续不断，外国游客和投资者望而却步，革命前的2010年，旅游业年收入125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1,480万人次，而2012年全年旅游收入仅90亿美元，外国游客总数仅1,050万人次。实际GDP增长率从2010年的5.1%下降为2011年的不到1%；革命前多达36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至2012年底缩水至135亿美元，仅能维持3个月的进口。同时，贸易逆差达创纪录的317亿美元。
自由不是免费的，除了革命中的流血之外，革命后经济萧条几乎是必然现象，这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但埃及的革命青年们却希望革命使一切都迅速变好，穆尔西政府因此百谤集身。
中国舆论认为，埃及的现状标志“华盛顿共识”的破产，这完全是一种无稽之谈。突尼西亚与埃及两国的革命与革命后的重建经历，很好地证明了“路径依赖”理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不管是否有效，都会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存在并影响其后的制度选择，就好像进入一种特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只能按照原有路径走下去。
我希望北京正确认识埃及经验，是出于以下考虑：埃及军方拥有的政治控制力、资源与人口面临的“马尔萨斯陷阱”，最后交织成“结构锁定”力量，使埃及在经历了三年的革命与动乱之后，又回到原处。中国的资源与人口同样面临“马尔萨斯陷阱”，如果今后当局者为了巩固权力之需，将军方培养成埃及军方这种持有武装的经济怪兽，中国将会成为埃及的难兄难弟。
文章来源：《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