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8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今年1月中旬，一个在青年时期为中共喉舌媒体新华社工作，中年以后又为中共做了30年的党报工作，晚年终于成为一个对中共历史有深入反思的老人——丁弘，去世了。在他过世前三年，时年84岁的丁弘给时任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写了一封长信，以第一任中共宣传部长李达和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以及中共前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的惨痛经历，结合自身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观察，向刘云山提出了谆谆告诫。
丁弘过世前致刘云山的信
江苏南通大学离休教授丁弘于1月17日去世，终年87岁。尽管老人临终前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通知亲朋，但了解并尊敬这位老人的同事与晚辈们，仍然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令他们敬重的长者。
近日，有海外媒体转发了丁弘过世前写给刘云山的一封长信。这封信最早在2013年8月《北京之春》的8月号上以特稿刊发。2013年11月7日，博主夏韵把这封长信全文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这篇博文保持至今未被当局“和谐”封杀也算是个奇迹。
在长信中，丁弘以已至耄耋之年的“过来者”身份，首先向刘云山讲述了中共建政以来，几位主管宣传部的中共喉舌干将，在中共“人治”体制内遭受残酷打击的历史事实。
据长信回忆，参与并主持了中共“一大”的李达是中共第一任宣传部长，他当时被称为 “哲学界的鲁迅”。在“大跃进”启动时，李达本着“唯物主义哲学”提醒说：“不能头脑发热呀，否则中国人民要受难了。”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后来“文革”爆发时，李达被批斗致死。
中共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经主张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并于l956年撰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让中国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以为看到了“春天的信息”。然而，他面临的后果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中共当权者投入秦城监狱多年，在里面“吃了苦头”。“文革”结束之后，陆定一对这段历史“有深刻的反思”。
长信还提到，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中南海内被打得皮青脸肿后，举起《宪法》，认为应得到它的保护，但是来不及了”。而作为中共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一直在其工作中维护“人治”，忽视“法治”，而他自己到最后也受到“人治”的打击，当众跳楼自杀，尽管跌断了腿，还是被人用箩框抬着去接受批斗，惨绝人寰。
鉴于对上述历史事实的反思，丁弘在信中写道：“事实证明没有‘法治’，人人没有保障，看来是越在上层，越危险。”
丁弘表示，他自己就是因为跟着宣传部的要求，而在“文革”中被称为 “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而被“打翻在地”的。他写道：“我总是想，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建设“法治”，中宣部下一个李达，下一个陆定一不知是谁了。”
丁弘在长信中表示，言论出版自由是《宪法》授予人民的基本的权利，他批评中宣部“这些年管得太多太细”，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
丁弘认为，中共出版部门明确发通知，要求对涉及当代史实的着作“不作安排”，这是公开对历史“主张遗忘”。他写道：“一个不能和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是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的。说到底一个国家兴衰成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自由的程度。所谓‘国贵自主，民贵自由’。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法制’，而不是维持‘专制’、‘人治’”。
长信还批评了公权的滥用和不作为，批评中宣部“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滥用了公权，这不是加强法制，而是削弱了法制。”
针对中宣部封杀一些回顾中共历史事实的书籍，丁弘表示：扼杀一本书，其性质是剥夺了作者的“公民权”。中宣部未经法院判决就暗箱操作，随意性剥夺公民的公权，这是对法治的破坏。他告诫刘云山，“对历史只能是虔诚地面对；对错误应有真诚忏悔的态度，才能取信于民。”
长信比较了中共实行的“预审制”和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追惩制”：“追惩制”的特点是保障个人自由，最后由“法律”把关；而“预审制”是人治，能否通过要看审查者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于他的学养、政治倾向，甚至兴趣。
最后，丁弘表示 ，中宣部这样的机构“权力大，责任也大”，他希望刘云山 “能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做出贡献”，而不要“殃及苍生万民”。
丁弘其人其书
据公开的资料，丁弘青年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的鼓动与安排下，由上海偷渡长江进入苏北中共的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参与创办《江海报》（《南通日报》前身）。中共建政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弘受到冲击与批判。
南通大学教授徐应佩今年1月28日发表在香港《东方日报 》的纪念文章《一盏思想明灯熄灭了——悼念丁弘老》中写道：“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丁弘不敢思想、也不会思想、更不容他思想了。直到‘文革’爆发这漫长的时间，丁弘努力做党的‘驯服工具’，成为《南通日报》这部机器上‘一颗螺丝钉’，领导定什么调，他就吹什么号。上级指什么路，他就跨什么步。他不能思想，不必思想。丁弘兢兢业业地写了许多社评、言论，都不署丁弘的名，也不是丁弘的思想”。
即使这样，当“文革”爆发时，丁弘和他的家人依然未能逃脱被迫害的命运。他的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丁弘携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被下放到如皋南乡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革”结束，丁弘回到南通中学工作。此后30年，丁弘逐渐成为一个不断反思历史的学者。撰文500馀万字，着有《闲话党史》、《探访陈独秀》、《流年回眸》、《晚晴之旅》、《我的三十年》等等。其中内容丰赡、分量最重、影响最广，出书富有传奇色彩的当推《在历史的天平上》。
2009年接近年底时，《在历史的天平上》在香港出版后，11月下旬被中共当局查扣。该书的代理发行人、江苏省政协离休干部强剑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地文化和公安部门抄走了约4000本，在场的6名退休教授也被公安传唤。
当时，代理该书的江苏省前政协离休干部强剑称：“（查扣书）盖的公章是南京是新闻出版局，这个新闻出版局机构已经不存在了，根本没有这个机构，要合并成南京市文化广播电视出版局，一个作废的图章怎么能执法？我们向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告新的机构”。
丁弘过世前致刘云山的信
江苏南通大学离休教授丁弘于1月17日去世，终年87岁。尽管老人临终前留下遗嘱，不开追悼会，不通知亲朋，但了解并尊敬这位老人的同事与晚辈们，仍然用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令他们敬重的长者。
近日，有海外媒体转发了丁弘过世前写给刘云山的一封长信。这封信最早在2013年8月《北京之春》的8月号上以特稿刊发。2013年11月7日，博主夏韵把这封长信全文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中，这篇博文保持至今未被当局“和谐”封杀也算是个奇迹。
在长信中，丁弘以已至耄耋之年的“过来者”身份，首先向刘云山讲述了中共建政以来，几位主管宣传部的中共喉舌干将，在中共“人治”体制内遭受残酷打击的历史事实。
据长信回忆，参与并主持了中共“一大”的李达是中共第一任宣传部长，他当时被称为 “哲学界的鲁迅”。在“大跃进”启动时，李达本着“唯物主义哲学”提醒说：“不能头脑发热呀，否则中国人民要受难了。”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不快”。后来“文革”爆发时，李达被批斗致死。
中共前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曾经主张新闻必须完全真实，并于l956年撰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文，让中国的很多新闻工作者以为看到了“春天的信息”。然而，他面临的后果是，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就被中共当权者投入秦城监狱多年，在里面“吃了苦头”。“文革”结束之后，陆定一对这段历史“有深刻的反思”。
长信还提到，曾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在中南海内被打得皮青脸肿后，举起《宪法》，认为应得到它的保护，但是来不及了”。而作为中共公安部长的罗瑞卿一直在其工作中维护“人治”，忽视“法治”，而他自己到最后也受到“人治”的打击，当众跳楼自杀，尽管跌断了腿，还是被人用箩框抬着去接受批斗，惨绝人寰。
鉴于对上述历史事实的反思，丁弘在信中写道：“事实证明没有‘法治’，人人没有保障，看来是越在上层，越危险。”
丁弘表示，他自己就是因为跟着宣传部的要求，而在“文革”中被称为 “执行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而被“打翻在地”的。他写道：“我总是想，如果我们的国家不建设“法治”，中宣部下一个李达，下一个陆定一不知是谁了。”
丁弘在长信中表示，言论出版自由是《宪法》授予人民的基本的权利，他批评中宣部“这些年管得太多太细”，甚至“超过了毛泽东时代”。
丁弘认为，中共出版部门明确发通知，要求对涉及当代史实的着作“不作安排”，这是公开对历史“主张遗忘”。他写道：“一个不能和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科学的历史观，是谈不到科学的发展观的。说到底一个国家兴衰成败取决于这个国家的个人自由的程度。所谓‘国贵自主，民贵自由’。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法制’，而不是维持‘专制’、‘人治’”。
长信还批评了公权的滥用和不作为，批评中宣部“该管的没有管，不该管的滥用了公权，这不是加强法制，而是削弱了法制。”
针对中宣部封杀一些回顾中共历史事实的书籍，丁弘表示：扼杀一本书，其性质是剥夺了作者的“公民权”。中宣部未经法院判决就暗箱操作，随意性剥夺公民的公权，这是对法治的破坏。他告诫刘云山，“对历史只能是虔诚地面对；对错误应有真诚忏悔的态度，才能取信于民。”
长信比较了中共实行的“预审制”和西方民主国家实行的“追惩制”：“追惩制”的特点是保障个人自由，最后由“法律”把关；而“预审制”是人治，能否通过要看审查者的态度，而态度决定于他的学养、政治倾向，甚至兴趣。
最后，丁弘表示 ，中宣部这样的机构“权力大，责任也大”，他希望刘云山 “能为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做出贡献”，而不要“殃及苍生万民”。
丁弘其人其书
据公开的资料，丁弘青年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的鼓动与安排下，由上海偷渡长江进入苏北中共的根据地，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参与创办《江海报》（《南通日报》前身）。中共建政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弘受到冲击与批判。
南通大学教授徐应佩今年1月28日发表在香港《东方日报 》的纪念文章《一盏思想明灯熄灭了——悼念丁弘老》中写道：“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丁弘不敢思想、也不会思想、更不容他思想了。直到‘文革’爆发这漫长的时间，丁弘努力做党的‘驯服工具’，成为《南通日报》这部机器上‘一颗螺丝钉’，领导定什么调，他就吹什么号。上级指什么路，他就跨什么步。他不能思想，不必思想。丁弘兢兢业业地写了许多社评、言论，都不署丁弘的名，也不是丁弘的思想”。
即使这样，当“文革”爆发时，丁弘和他的家人依然未能逃脱被迫害的命运。他的夫人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丁弘携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被下放到如皋南乡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文革”结束，丁弘回到南通中学工作。此后30年，丁弘逐渐成为一个不断反思历史的学者。撰文500馀万字，着有《闲话党史》、《探访陈独秀》、《流年回眸》、《晚晴之旅》、《我的三十年》等等。其中内容丰赡、分量最重、影响最广，出书富有传奇色彩的当推《在历史的天平上》。
2009年接近年底时，《在历史的天平上》在香港出版后，11月下旬被中共当局查扣。该书的代理发行人、江苏省政协离休干部强剑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当地文化和公安部门抄走了约4000本，在场的6名退休教授也被公安传唤。
当时，代理该书的江苏省前政协离休干部强剑称：“（查扣书）盖的公章是南京是新闻出版局，这个新闻出版局机构已经不存在了，根本没有这个机构，要合并成南京市文化广播电视出版局，一个作废的图章怎么能执法？我们向南京中级人民法院告新的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