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2月24日讯】(新唐人记者公孙觉综合报导)1985年大陆一青年男子收听广播歌曲后，给台湾当红歌星邓丽君写了一封信，结果丧失政治前途，从此整个人生命运被改变，但他并不言悔⋯⋯
时年51岁的一大陆男子何军，2月24日在台湾《旺报》刊登一篇文章《我给邓丽君写过一封信》,当年21岁的他喜欢在广播中收听邓丽君的歌曲，以为邓丽君是一名普通歌唱演员，“应该写封信鼓励鼓励她”，于是写了一封信。几天后中共国安人员气势汹汹找上门来严厉审问，斥责他收听敌台还给敌台的邓丽君主动写信，成了巨大的政治污点，最后“以工转干”的机会就这样彻底的画上了句号。
大陆网民敬称为“国民歌后”的邓丽君，2009年被中共《中国网》评选为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但在1983年前后，中共领导人积极推行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宣称邓丽君的歌曲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认为歌词里的“男欢女爱”是重大的精神污染，在舆论界展开严厉的批评。邓丽君的录音带被彻底清除，当局恐吓说如果发现有私藏，绝对没收并且罚款。作者当年所处的正是那场运动的高峰期。
其实邓丽君是文艺界公认的德艺双馨华语女歌星，她的唱片销量达4800万张，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她的正义勇敢精神也没有那个港台艺人可以相比。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后，邓丽君在香港参加了抗议集会，颈上挂着“反对军管”的牌子，在30万人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中，演唱她特创歌曲。她还当众宣布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她说到做到，至死没有登上中共独裁的大陆土地。
她也非常关爱大陆人民的命运，1991年在金门前线马山观测所时，邓丽君向大陆喊话说：“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
邓丽君的许多情歌现在大陆已经是家喻户晓，可她那些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歌曲，至今在大陆文艺舞台上被禁唱，这些歌曲有《梅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中华民国颂》、《台湾好》等。
以下附上何军的《我给邓丽君写过一封信》全文：
1985年5月的一个初夏，那时，我才21岁，像往常一样，到了晚上，又打开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一个叫《为你歌唱》的电台节目，这个电台播出的都是台湾歌曲，那天晚上，电台刚好又播了邓丽君的歌，播音员还告诉大家，如果喜欢邓丽君的歌，可给邓丽君写信，她会寄歌碟给大家，并播出了收信的地址。
那时，对邓丽君的了解并不多，知道邓丽君，还是一次偶然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她的歌，当时还以为她只是一位很普通的歌唱演员，正因如此，自己常常想，应该写封信鼓励鼓励她，告诉她，她的歌是如此的动听，好多人都喜欢听。于是，在1985年5月的一个初夏，我给邓丽君写了一封信。
爱听小邓唱歌
信中，并没有向邓丽君索要歌碟，从小父母都教导我们，不要随便向人家要东西，虽然播音员告诉听众，邓丽君会将歌碟寄给大家，但我仍没有去索要，我只是想写信鼓励她，告诉她，不仅我很喜欢听她的歌，我周围的许多人，也都很喜欢听她的歌，是她的歌声，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快乐，并希望她再接再厉，唱出更好听的歌。
信寄出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单位的书记，叫我去他办公室一下，我以为，我的转干被批准了，心中大喜。
当时在单位，我一直是以工人的身分，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工代干”。干部家庭出身的我，一直都将进入政府部门去从政，努力工作争取当领导，视为我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奋斗目标，但没有干部身分，是进不了政府部门，更谈不上去从政当领导了。但就在给邓丽君写信的不久前，单位给我说，准备向上级为我申请干部指标，并说，这是国家最后一批的“以工转干”指标，以后不会再有。
兴冲冲的走进门，却发现两个陌生人很严肃的看着我，气氛也有些紧张，书记说，这两位是国家安全部门的，说完，就离开了办公室。
“国家安全部门的？”我正在纳闷，对方发话了：
“为什么给敌台写信，是自己主动写的，还是有人教唆你写的。”
“给敌台写信？”我听到之后，脑子一下都懵了。
“你父母的姓名，工作单位，兄弟姐妹的姓名，工作单位？”
双方一问一答几个回合后，他们也觉得，我还真的不像给敌台写信的特务，于是，善意的提醒我，是不是给国外的地址写过信？
这下，我忽然想起，给邓丽君写信的地址，是日本东京，中央邮局的某个信箱，于是我将给邓丽君写信的事，如实的告诉了对方。
给敌台写信
审问持续了数小时，临走时，他们告诉我，我不仅收听敌台，而且还主动给敌台的邓丽君写信，属于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本是准备来我们单位，抓我去国家安全部门审问的，但我们单位的书记说，我在单位表现不错，也很有发展前途，来单位抓我去审问，对我影响不好，于是，才改在书记办公室对我进行审问，对我的处理结果，到时会通知单位。
于是，我在惴惴不安的日子里，等待着处理结果的到来。
几天过去了，数十天过去了，处理的结果没等到，反而听到了，与我同时填转干表的同事和同学，都已经正式转为国家干部的消息。我匆忙找到党办具体办事的同事，他告诉我，转干，对政治审查很严，因为我收听敌台，还主动给敌台的邓丽君写信，属于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的转干指标取消了，并且还告诉我，这是国家下发的最后一批“以工转干”指标，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不相信，这是最后一批的“以工转干”指标，总以为，等我给邓丽君写信而遭到审问这一风头过后，单位会给我转干的。我痴痴的，仍旧满怀希望的等待着。
从此人生转向
一年过去了，数年也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了，便找对我还不错的书记询问，书记很吃惊的说道：你还在等呀，不是给你说了吗，你的转干指标早就取消了，继而又很心痛的对我说，你不该给邓丽君写信，那可是最后一批的转干呀。
转不了干，就进不了政府机关，更谈不上去从政，去努力工作争取当领导了，自己人生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工作奋斗目标，算是彻底破灭了。
怎么办？从政的路堵上了，那就从商吧，痛定思痛，我毅然从内地去了广东，投入了商海。
如今，与我同时填转干表，并成功转干的同事和同学，许多都已是局长或书记了，偶尔相见，他们都会感慨的说：“如果你当初不给邓丽君写信，现在也是书记了”。
至今不后悔
是呀，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写信时，我还是一个21岁多的小青年，如今，已是51岁的中老年人了，但我并不后悔，我为自己至今仍保留着，年轻时面对社会和陌生人都充满着真诚的感情而骄傲。
只是，难免觉得一些遗憾，遗憾的是，邓丽君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她并不知道，在三十年前，有一个大陆的小青年，曾经为了鼓励她，而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告诉她，她的歌，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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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年51岁的一大陆男子何军，2月24日在台湾《旺报》刊登一篇文章《我给邓丽君写过一封信》,当年21岁的他喜欢在广播中收听邓丽君的歌曲，以为邓丽君是一名普通歌唱演员，“应该写封信鼓励鼓励她”，于是写了一封信。几天后中共国安人员气势汹汹找上门来严厉审问，斥责他收听敌台还给敌台的邓丽君主动写信，成了巨大的政治污点，最后“以工转干”的机会就这样彻底的画上了句号。
大陆网民敬称为“国民歌后”的邓丽君，2009年被中共《中国网》评选为最有影响力文化人物，但在1983年前后，中共领导人积极推行所谓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宣称邓丽君的歌曲是“黄色歌曲”“靡靡之音”，认为歌词里的“男欢女爱”是重大的精神污染，在舆论界展开严厉的批评。邓丽君的录音带被彻底清除，当局恐吓说如果发现有私藏，绝对没收并且罚款。作者当年所处的正是那场运动的高峰期。
其实邓丽君是文艺界公认的德艺双馨华语女歌星，她的唱片销量达4800万张，至今无人能够超越；她的正义勇敢精神也没有那个港台艺人可以相比。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天安门屠杀事件后，邓丽君在香港参加了抗议集会，颈上挂着“反对军管”的牌子，在30万人的《民主歌声献中华》活动中，演唱她特创歌曲。她还当众宣布过：“我回大陆演唱的那一天，就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那一天。”她说到做到，至死没有登上中共独裁的大陆土地。
她也非常关爱大陆人民的命运，1991年在金门前线马山观测所时，邓丽君向大陆喊话说：“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唯有在自由、民主、富庶的生活环境下，才能拥有实现个人理想的机会；也唯有全体青年都能够自由发挥聪明才智，国家的未来才能充满光明和希望。”
邓丽君的许多情歌现在大陆已经是家喻户晓，可她那些关心中华民族前途和人民命运的歌曲，至今在大陆文艺舞台上被禁唱，这些歌曲有《梅花》、《我的家在山的那一边》、《中华民国颂》、《台湾好》等。
以下附上何军的《我给邓丽君写过一封信》全文：
1985年5月的一个初夏，那时，我才21岁，像往常一样，到了晚上，又打开家中的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一个叫《为你歌唱》的电台节目，这个电台播出的都是台湾歌曲，那天晚上，电台刚好又播了邓丽君的歌，播音员还告诉大家，如果喜欢邓丽君的歌，可给邓丽君写信，她会寄歌碟给大家，并播出了收信的地址。
那时，对邓丽君的了解并不多，知道邓丽君，还是一次偶然在收听广播的时候，听到了她的歌，当时还以为她只是一位很普通的歌唱演员，正因如此，自己常常想，应该写封信鼓励鼓励她，告诉她，她的歌是如此的动听，好多人都喜欢听。于是，在1985年5月的一个初夏，我给邓丽君写了一封信。
爱听小邓唱歌
信中，并没有向邓丽君索要歌碟，从小父母都教导我们，不要随便向人家要东西，虽然播音员告诉听众，邓丽君会将歌碟寄给大家，但我仍没有去索要，我只是想写信鼓励她，告诉她，不仅我很喜欢听她的歌，我周围的许多人，也都很喜欢听她的歌，是她的歌声，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快乐，并希望她再接再厉，唱出更好听的歌。
信寄出不久后的一天上午，单位的书记，叫我去他办公室一下，我以为，我的转干被批准了，心中大喜。
当时在单位，我一直是以工人的身分，从事干部岗位的工作，就是人们常说的“以工代干”。干部家庭出身的我，一直都将进入政府部门去从政，努力工作争取当领导，视为我人生最理想的工作奋斗目标，但没有干部身分，是进不了政府部门，更谈不上去从政当领导了。但就在给邓丽君写信的不久前，单位给我说，准备向上级为我申请干部指标，并说，这是国家最后一批的“以工转干”指标，以后不会再有。
兴冲冲的走进门，却发现两个陌生人很严肃的看着我，气氛也有些紧张，书记说，这两位是国家安全部门的，说完，就离开了办公室。
“国家安全部门的？”我正在纳闷，对方发话了：
“为什么给敌台写信，是自己主动写的，还是有人教唆你写的。”
“给敌台写信？”我听到之后，脑子一下都懵了。
“你父母的姓名，工作单位，兄弟姐妹的姓名，工作单位？”
双方一问一答几个回合后，他们也觉得，我还真的不像给敌台写信的特务，于是，善意的提醒我，是不是给国外的地址写过信？
这下，我忽然想起，给邓丽君写信的地址，是日本东京，中央邮局的某个信箱，于是我将给邓丽君写信的事，如实的告诉了对方。
给敌台写信
审问持续了数小时，临走时，他们告诉我，我不仅收听敌台，而且还主动给敌台的邓丽君写信，属于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本是准备来我们单位，抓我去国家安全部门审问的，但我们单位的书记说，我在单位表现不错，也很有发展前途，来单位抓我去审问，对我影响不好，于是，才改在书记办公室对我进行审问，对我的处理结果，到时会通知单位。
于是，我在惴惴不安的日子里，等待着处理结果的到来。
几天过去了，数十天过去了，处理的结果没等到，反而听到了，与我同时填转干表的同事和同学，都已经正式转为国家干部的消息。我匆忙找到党办具体办事的同事，他告诉我，转干，对政治审查很严，因为我收听敌台，还主动给敌台的邓丽君写信，属于很严重的政治问题，我的转干指标取消了，并且还告诉我，这是国家下发的最后一批“以工转干”指标，以后不会再有了。
我不相信，这是最后一批的“以工转干”指标，总以为，等我给邓丽君写信而遭到审问这一风头过后，单位会给我转干的。我痴痴的，仍旧满怀希望的等待着。
从此人生转向
一年过去了，数年也过去了，我终于忍不住了，便找对我还不错的书记询问，书记很吃惊的说道：你还在等呀，不是给你说了吗，你的转干指标早就取消了，继而又很心痛的对我说，你不该给邓丽君写信，那可是最后一批的转干呀。
转不了干，就进不了政府机关，更谈不上去从政，去努力工作争取当领导了，自己人生所追求的，最理想的工作奋斗目标，算是彻底破灭了。
怎么办？从政的路堵上了，那就从商吧，痛定思痛，我毅然从内地去了广东，投入了商海。
如今，与我同时填转干表，并成功转干的同事和同学，许多都已是局长或书记了，偶尔相见，他们都会感慨的说：“如果你当初不给邓丽君写信，现在也是书记了”。
至今不后悔
是呀，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写信时，我还是一个21岁多的小青年，如今，已是51岁的中老年人了，但我并不后悔，我为自己至今仍保留着，年轻时面对社会和陌生人都充满着真诚的感情而骄傲。
只是，难免觉得一些遗憾，遗憾的是，邓丽君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她并不知道，在三十年前，有一个大陆的小青年，曾经为了鼓励她，而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告诉她，她的歌，很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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