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6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着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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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 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一九五八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一九六二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一九五八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周伯萍 (网路图片)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一九六一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注一)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一九八三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一九八二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一九六零年人口总数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一九五九年六万七千二百零七万人,一九六零年为六万六千二百零七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注二)
一九六零年人口比一九六五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一九八六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一九八四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一九六零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一九八三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二十三•一。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八十三页。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加上本年底人口)除以二。
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二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大跃进”,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三、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一九五八年前三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的平均数为起点,取一九六二年后三年(一九六四-一九六六)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一九六二年而取一九六四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八百二十多万人口,使得一九六四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十二点二八加上一十一点四零加上一十点八零)除以三加上(一十点零四加上九点零五加上八点八三)除以三}除以千分之二=千分之一十点四七
正常出生率={(三十二点六零加上三十一点九零加上三十四点零三)除以三加上(三十九点一四加上三十七点八八加上三十五点零五)除以三}除以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十五点一零
表二十三•一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六万五千三百二十四乘以(一十一点九八减去一十点四七)乘以千分号=九十八点六四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二百七十四点四万人,一九六零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九百九十七点九四万人,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四十八点九四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一千六百意识九点九二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一九六零年的死亡率为千分之六点八比一就五七年的千分之六点零上升不多。但一九六零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二十七点六,一九六一年的出生率只有千分之二十二点四,比一就五七年的千分之四十五点六下降了很大的幅度。(注三)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十四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一九五八年少出生人口为:六万五千三百二十四乘以(三十五点一零减去二十九点二二)乘以千分号=三百八十五点四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一九五九年少出生人口为六百八十七点三万人,一九六零年少出生人口为九百四十九点九万人,一九六一年少出生人口为一千一百二十七点八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三千一百五十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六百一十九点九加上三千一百五十)万人,即四千七百七十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二十三•一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一九五七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一九六一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一九六一年底只有六万五千八百五十九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二十四点三八。以一九五七年底人口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一九六一年底应有人口为七万一千一百九十二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七万一千一百九十二减去六万五千八百五十九)万人,即五千三百三十三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五百六十三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注四)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图二十三•一 一九八二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金字塔图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二十三•一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注解:
[注一] 周伯萍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二]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波动》,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注三] 胡焕庸:《中国人口•上海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注四] 据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中分析,中国解放后的人口统计和其他国家不同,把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口同时统计。由于大饥荒年间多报人口,自然增长数多于总人口增加数。多出量为:一九六零年为六百八十六万,一九六二年为三百五十八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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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
在六十年代大饥荒期间,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大饥荒发生期间,由于饿死人是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级政府极力隐瞒和缩小人口死亡数字,没有留下完整可靠的资料。再加上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比较混乱,很难用公布的人口数据推算。所以,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一种估计,而各种估计之间相差很大。我在这里先介绍中外学者的估计,再提出自己的看法。
这一章数字计算很多,读者在读这一章时必须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最好手拿计算器,一边看,一边算,否则一头雾水。
一 用国家统计局数据计算的结果
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公安部报送的,其根据是户口登记。这是中央政府承认的官方数据。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虽然比实际死亡人数少得多,但指出的这几年的人口变化的趋势是可信的。从人口统计数据上看,说是三年大饥荒,实际上从一九五八年冬天就开始了。官方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一九五八年死亡率高于正常状态,出生率低于正常状态。到了一九六二年,除四川等个别省份以外,全国的死亡率已经恢复到正常状态,由于饥荒以后的恢复性增长,出生率高于正常的状态。所以,本书对全国数据的分析计算中,从一九五八年算起。个别省份的起止年份,视其情况而定。
周伯萍 (网路图片)
中国官方对大饥荒期间饿死人的问题讳莫如深。据当年在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的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由于死亡人口过多,成了敏感的政治问题,各省的人口统计数字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的人口数只能五个人看:省委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当年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晚年对本书作者说:一九六一年,粮食部陈国栋、周伯萍和国家统计局贾启允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看到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等三人共同监督销毁了材料和印刷板。事后周恩来还打电话追问周伯萍:销毁了没有?周伯萍回答销毁了,周恩来才放心。(注一)在这以后,没有公布人口数字。从生产队到公社到县,都尽可能隐瞒或少报饿死人口。少报饿死人口不仅可以减小领导干部的政治责任,还可以领取这些已死的人的口粮,这种“吃空额”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一九八三年,经国务院批准,除了公布一九八二年普查数据以外,还公布了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两次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公布数字中,一九六零年人口总数比一九五九年减少一千万(一九五九年六万七千二百零七万人,一九六零年为六万六千二百零七万人),这个数字曾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强烈反响。日本共同社说“这是和平时期最大的人口事件”。(注二)
一九六零年人口比一九六五年整整少了一千万。这个数字是不是人造的?为此我访问了公安大学的张庆五教授。张教授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八六年一直在公安部三局从事人口统计工作,一九八六年以后才到公安大学任教。他说,一九八四年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都来自公安部三局。公安部每年出一本人口年报。有总户数、总人口、男、女、城市人口、乡村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数、迁入数。公安部的数字是各省公安厅所上来的,各省公安厅是各县公安局上报的。而县的数字是由公社、大队、小队逐级上报的。下面报多少,就写多少,除了明显的技术错误以外,公安部三局一般对下面来的数据不加改动。一九六零年人口比上一年减少一千万,就是根据各省报上来的数字汇总的,没有进行加工。由于基层干部怕死人多担政治责任,不愿多报死人数。再加上一个人一份口粮,死一个人口粮就减少一份。所以死亡数是偏小的。在生产队里并没有真正的人口统计,大队要数字,小队的几个干部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多少人,生了多少人,其中男女各多少,会计记录下来就上报。小队的总人口是与粮食供应相关的,和出生、死亡数比,相对准确一些。
一九八三年还公布了历年的人口总数、死亡率、出生率。详见表二十三•一。
年份 | 年末总人口 | 出生率 | 死亡率 | 自然增长率 |
一九五三 | 五万八千七百九十六 | 三十七点零零 | 一十四点零零 | 二十三点零零 |
一九五四 | 六万零二百六十六 | 三十七点九七 | 一十三点一八 | 二十四点七九 |
一九五五 | 六万一千六百四十五 | 三十二点六零 | 一十二点二八 | 二十点三二 |
一九五六 | 六万二千八百二十八 | 三十一点九零 | 一十一点四零 | 二十点五零 |
一九五七 | 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 | 三十四点零三 | 一十点零八 | 二十三点二三 |
一九五八 | 六万五千九百九十四 | 二十九点二二 | 一十一点九八 | 一十七点二四 |
一九五九 | 六万七千二百零七 | 二十四点七八 | 一十四点五九 | 一十点一九 |
一九六零 | 六万六千二百零七 | 二十点六八 | 二十五点四三 | 负四点五七 |
一九六一 | 六万五千八百五十九 | 一十八点零二 | 一十四点二四 | 三点七八 |
一九六二 | 六万七千二百九十五 | 三十七点零一 | 一十点零二 | 二十六点九九 |
一九六三 | 六万九千一百七十二 | 四十三点三七 | 一十点零四 | 三十三点三三 |
一九六四 | 七万零四百九十九 | 三十九点一四 | 一十一点五零 | 二十七点六四 |
一九六五 | 七万二千五百三十八 | 三十七点八八 | 九点五零 | 二十八点三八 |
一九六六 | 七万四千五百四十二 | 三十五点零五 | 八点八三 | 二十六点二二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八十三页。
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即:
某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当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当年平均人口
说某年饿死多少人,除了当年的死亡率、当年的总人口(由于年初和年终人口数不同,计算时取平均人口)以外,正常死亡率也很重要。正常死亡定得高,则非正常死亡就少;正常死亡率定得低,非正常死亡人口就多。在计算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时,有些学者将一九五七年的死亡率当作正常死亡率。
我在计算的时候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由于死亡率和出生率都是用每年平均人口计算的,所以先要算出每年平均人口:(上年底人口加上本年底人口)除以二。
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和平年代,如果没有特别情况,出生率逐年提高,死亡率逐年下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一九七二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所以,如果没有“大跃进”,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间的人口趋势是连续的。在这期间,死亡率趋势是一条略微向下倾斜的直线,出生率是一条略微向上倾斜的直线。其间各年的死亡率和出生率都应分布在这条线上。这是估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依据。
三、为了更好地排除偶然因素的干扰,我取一九五八年前三年(一九五五-一九五七)的平均数为起点,取一九六二年后三年(一九六四-一九六六)的平均数为终点。终点不取一九六二年而取一九六四年,是为了减少大饥荒以后有两年人口补偿性增长的不正常因素。但是,一九六四年人口普查,一次性地冲销了前两年多报的八百二十多万人口,使得一九六四年的死亡率有不正常的偏高。所以,计算正常死亡率时,后三年我取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
由上述数字,我们可以算出:
正常死亡率={(十二点二八加上一十一点四零加上一十点八零)除以三加上(一十点零四加上九点零五加上八点八三)除以三}除以千分之二=千分之一十点四七
正常出生率={(三十二点六零加上三十一点九零加上三十四点零三)除以三加上(三十九点一四加上三十七点八八加上三十五点零五)除以三}除以千分之二=千分之三十五点一零
表二十三•一中列出了各年度的实际死亡率。当年的实际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当年的非正常死亡率。用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平均人口,就是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
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六万五千三百二十四乘以(一十一点九八减去一十点四七)乘以千分号=九十八点六四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一九五九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二百七十四点四万人,一九六零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九百九十七点九四万人,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百四十八点九四万人。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总共为一千六百意识九点九二万人。
此外,在三年大饥荒期间,由于严重营养不良,大批妇女闭经和子宫脱垂,男子精子减少,失去了生育能力,加上饥饿使得夫妻生活减少,因而出生率普遍下降。从三年大饥荒的实际情况来看,饥饿对生育率下降的影响远胜于死亡率的提高。例如,上海市一九六零年的死亡率为千分之六点八比一就五七年的千分之六点零上升不多。但一九六零年的出生率为千分之二十七点六,一九六一年的出生率只有千分之二十二点四,比一就五七年的千分之四十五点六下降了很大的幅度。(注三)所以,上海在三年大饥荒期间,很少饿死人,但有约十四万正常年景下应当出生的人口没有出生。
有了正常年景的出生率和各年的实际出生率,可以算出各年因饥荒少出生的人口数。例如:
一九五八年少出生人口为:六万五千三百二十四乘以(三十五点一零减去二十九点二二)乘以千分号=三百八十五点四万人。同样可以计算出一九五九年少出生人口为六百八十七点三万人,一九六零年少出生人口为九百四十九点九万人,一九六一年少出生人口为一千一百二十七点八万人。大饥荒期间共少出生人口三千一百五十万人。
也就是说,按照国家公布的数据,由于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一千六百一十九点九加上三千一百五十)万人,即四千七百七十多万人。
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计算三年大饥荒造成全国总人口的减少。由表二十三•一中各年度的自然增长率,我们采用计算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的办法,算出正常年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有了正常自然增长率,有了一九五七年年底的总人口,就可以推算出,如果没有大饥荒,一九六一年底应当有多少人口。而由于大饥荒,使得一九六一年底只有六万五千八百五十九万人。应有人口和实际人口的差额,就是大饥荒造成总人口的减少。
我采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一九六六年,两个三年的平均自然增长率,计算出的正常自然增长率是千分之二十四点三八。以一九五七年底人口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万人为基数,按这个自然增长率,一九六一年底应有人口为七万一千一百九十二万人。所以,三年大饥荒使全国总人口减少(七万一千一百九十二减去六万五千八百五十九)万人,即五千三百三十三万人。这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两部分。
为什么用后一种计算办法得出的总人口减少比分年度计算出来的要多五百六十三万?这是因为,第一,在分年度计算时,由于上一年的影响,一九五九年、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总人口比正常年景少,总人口少了,得出的死亡人数和少出生人数也就少了。第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总人口的自然增长数和按自然增长率算出来的人口增长数对不上。(注四)以上两种计算中,都用了总人口数和自然变动数,把原来人口统计中的误差转移过来了。
图二十三•一 一九八二年中国人口性别年龄构成金字塔图
人口金字塔是以条形图的形式直观地表现某一年人口的年龄结构与性别结构的组合图形。它以纵轴表示年龄,横轴表示人口数量或比重。横轴的左边表示男性人口,横轴的右边表示女性人口。年龄最小的放在底层,然后逐一将相邻各年龄组向上叠加。中国三次人口普查都绘出了人口金字塔图。从图二十三•一中可以看出,在与大饥荒相应的年龄组上都留下了可怕的缺口。
注解:
[注一] 周伯萍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二] 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波动》,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
[注三] 胡焕庸:《中国人口•上海分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注四] 据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情况》中分析,中国解放后的人口统计和其他国家不同,把总人口和自然增长人口同时统计。由于大饥荒年间多报人口,自然增长数多于总人口增加数。多出量为:一九六零年为六百八十六万,一九六二年为三百五十八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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