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0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着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三 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二千三百万,莫舍估计一九六零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千一百万至三千万之间。希尔估计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三千万,同时有三千三百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千七百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有二千七百万人过量死亡,有二千九百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一九六零年,死亡人口为四千零九十万。(注五)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二十三•四。
【资料来源】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本书作者杨继绳 (网路图片)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一九六四年的人口普查在一九五三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一九八二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九八三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一百万人口中的约三十万名十五至六十七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一九四零年以来的四十一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着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一九五二-一九八二》)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二十三•五。
【资料来源】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Ansley J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 一九五二-一九八二》,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D•C 一九八四。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一九五五-一九五七 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一九六四-一九六六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二十二点三三加上二十点一一加上十八点一二)除以三加上(十二点四五加上一十一点六一加上一十一点一二)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一十五点九六
正常出生率为:
{(四十三点零四加上三十九点八九加上四十三点二五)除以三加上(四十点二九加上三十八点九八加上三十九点八三)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四十点八八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八年为三百点一万人,一九五九年为三百八十六点八万人,一九六零年为一千八百三十三点五万人,一九六一年为四百五十六点七万人。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二千八百八十七点一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一九五八年一百九十九点七万,一九五九年为八百零三点四万,一九六零年为九百二十一点三三万,一九六一年为一千一百九十五点一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三千一百一十九点五万人。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二千九百八十七点一加上三千一百一十九点五)万人,即六千一百零六点六万人。
【资料来源】彭尼•凯恩:《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中国大饥荒》,郑文鑫、毕建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四页。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一十六点二,正常出生率为千分之四十点二。即:
正常死亡率:
{(二十二点四加上二十点八加上一十九点零)除以三加上(十三点五加上一十一点一加上一十点四)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一十六点二
正常出生率:
{(四十一点三加上四十点二加上四十一点一)除以三加上(四十点七加上三十九点七加上三十八点三)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四十点二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一九五四年底总人口六万零二百六十六万为基数)。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八年:六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乘以(二十点四减去一十六点二)乘以千分号等于二百七十一万人;同样可以算出一九五九年为四百六十三万人;一九六零年为一千四百六十八万人,一九六一年为二百七十八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千四百八十一万人。
少出生人口:一九五八年:六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乘以(四十点二减去三十七点七)乘以千分号等于 一百六十一点三万人,同样可以算出一九五九年为七百七十六点三万人,一九六零年为九百七十四点九万人,一九六一 年为一千一百五十五点八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三千零六十八点三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五千五百四十九点三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一九五四年底总人口六万零二百六十六万为基数)。
依据表二十三•八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一九五四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一十五点九六,正常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九点八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二千八百五十点九万(一九五八年为一百三十点三万,一九五九年二百一十四点零万,一九六零年一千六百三十二点八万,一九六一年七百二十一点四万,一九六二年为一百五十二点四万)。四年少出生人口三千一百九十七点八五万(一九五八年为二百三十七点八万,一九五九年八百三十四点五万,一九六零年九百三十六点二万,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八十四点一万,一九六二年为五点二五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六千零四十八点八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注解:
[注五] 以上均转引自彭尼•凯恩:《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中国大饥荒》,郑文鑫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九十九-一百零一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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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国外人口学家的研究结果
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饥荒引起的人口减少作了很多研究,提出了种种不同的数字。艾德尔认为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二千三百万,莫舍估计一九六零年非正常死亡人数在一千一百万至三千万之间。希尔估计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三千万,同时有三千三百万婴儿没有出生或延迟出生。科尔认为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千七百万。杰勒德•卡罗特认为,一九五八-一九六三年有二千七百万人过量死亡,有二千九百万婴儿没有出生,他后来在另一篇论文中重新估算,认为在一九六零年,死亡人口为四千零九十万。(注五)
国外学者在研究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时,首先用人口学的方法,对《中国统计年鉴》上的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中国统计年鉴》上公布的各年底人口总数、出生率和死亡率,是户籍管理部门统计的,具体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三局(治安局)四处(户政处)提供的。户政处有关人口的数字是省公安厅和县公安局逐级报上来的。据当年在公安部户政处工作的张庆五和王维志向本书作者介绍,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他们不专门从事这项工作,上报的数字就不太准确。当时生产队人口报表上有总人口,出生数,死亡数,迁出、迁入数。总人口是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基本是回顾的:生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所以,按粮、油、布的供应人口统计的总人口数相对准确一些,但死人过多的年份总人口有多报的情况。死亡率和出生率是根据上述三个数字计算出来的。考虑人口调出和调入以后,总人口增加数(当年底人口总数减去上年底人口总数)和自然人口增加数(出生人数减去死亡人数)应当是相等的。但是,各省报上来的这两个数字汇总后却有不小的差别。见表二十三•四。
年份 | 总人口增加数(一) | 自然增长人数(二) | (二)减去(一)理论上应为零 |
一九五三 | 一千三百一十四 | 一千三百三十七 | 正二十三 |
一九五四 | 一千四百七十 | 一千四百六十六 | 正四 |
一九五五 | 一千一百九十九 | 一千二百三十三 | 正三十四 |
一九五六 | 一千三百六十三 | 一千二百七十 | 负九十三 |
一九五七 | 一千八百二十五 | 一千四百七十九 | 负三百四十六 |
一九五八 | 一千三百四十一 | 一千一百二十四 | 负二百一十七 |
一九五九 | 一千二百一十三 | 六百七十七 | 负五百三十六 |
一九六零 | 负一千 | 负三百零四 | 正六百九十六 |
一九六一 | 负三百四十八 | 二百四十九 | 正五百七十九 |
一九六二 | 一千四百三十六 | 一千七百九十四 | 正三百五十八 |
一九六三 | 一千八百七十七 | 二千二百七十 | 正三百九十三 |
一九六四 | 一千三百二十七 | 一千九百二十七 | 正六百 |
一九六五 | 二千零三十九 | 二千零二十六 | 负一十三 |
【资料来源】王维志手稿:《关于解放后我国总人口增加同自然增长人数差数的情况》,一九八一年三月七日。
《中国统计年鉴》上出入最大的是出生率和死亡率。主要原因是出生和死亡人数漏报。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人口漏报较多。在生活物资按人头定量供应的年代,出生人口漏报不多,但死亡漏报很多。对家庭和生产队来说,这个人死了,如果销了户口,一切生活物资供应就停止了。如果死亡不报,其它人还可以享用这份资源。死亡不报还有政治原因。死亡过多,对地方官员来说,影响他的仕途。对中央政府来说,死亡人数过多,有损其政治形象。王维志说,基层人口数字报到县里、省里以后,上面看到死亡人数太多,就问:“你的数准不准?再核一核!”经过这种暗示,把数字改到上级满意时为止。在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二年间,死亡普遍少报,而出生少报的情况较少。这就造成自然增长人口(出生人口减去死亡人口)高于总人口(是按分配生活资源统计的,相对准确一些)的增长。
本书作者杨继绳 (网路图片)
鉴于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的不准确,人口学家则采用人口学的方法来修正。
相对于年度人口数据(即户籍数)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要准确得多。中国一九五三年和一九六四年进行了两次人口普查。一九五三年的人口普查项目较少,主要调查年龄、姓别、民族等基本特征。一九六四年的人口普查在一九五三年普查的基础上增加了三个项目,成为九项。一九八二年进行了第三次人口普查,这次普查比前两次规模更大,普查项目更多。除了原有的人口数、性别、年龄等项目外,还新增了普查前一年内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等。
在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一九八三年公布了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结果。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大约一百万人口中的约三十万名十五至六十七岁的妇女进行了抽样调查,即对一九四零年以来的四十一年的婚姻和生育史的回顾性调查。这一调查是由计划生育人员挨家挨户进行访问。可靠性较高。
有了几次人口普查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人口学家们就采用人口学的方法,对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行修正。
美国普查局中国科科长班尼斯特(J•Bannister,她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班久蒂)是一位国际着名的人口学家。据李成瑞和她接触时的印象,这位学者没有政治偏见,对中国比较友好。她也用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的数据,重新对出生率进行估计。并用人口普查数据重估死亡率。她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人口出生率及死亡率的总趋势。她的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对估计中国三年大饥荒期间的人口变动提供了基础数据。
美国人口与人口学委员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斯利•科尔(Ansley Coale)对中国人口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发表在《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八二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一九五二-一九八二》)一书上。他依据我国计生委的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和三次人口普查资料,重估历年出生率。再根据他推算出来的历年出生人数,减去实际存活人口,重新估计了死亡率。
法国国立人口研究所所长卡洛(G•Calot)(又译杰•卡罗特)也用他自己的办法重新修订了中国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
现将几位人口学家对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修订结果列如表二十三•五。
年份 | 出生率(千分号) | 死亡率(千分号) | ||||
---|---|---|---|---|---|---|
班尼斯特数 | 科尔数 | 卡洛数 | 班尼斯特数 | 科尔数 | 卡洛数 | |
一九五四 | 四十三点四四 | 四十四点四 | 四十一点九一 | 二十四点二 | 二十九点一 | 一十九点九六 |
一九五五 | 四十三点零四 | 四十一点三 | 四十一点三七 | 二十二点三三 | 二十二点四 | 二十二点三一 |
一九五六 | 三十九点八九 | 四十点零二 | 三十八点二八 | 二十点一一 | 二十点八 | 一十六点八五 |
一九五七 | 四十三点二五 | 四十一点一 | 四十一点四五 | 一十八点一二 | 一十九点零 | 一十三点二四 |
一九五八 | 三十七点七六 | 三十七点七 | 三十六点二二 | 二十点六五 | 二十点四 | 一十五点九八 |
一九五九 | 二十八点五三 | 二十八点三 | 二十七点二四 | 二十二点零六 | 二十三点三 | 一十九点二 |
一九六零 | 二十六点七六 | 二十五点二 | 二十五点六五 | 四十四点六 | 三十八点八 | 四十点七六 |
一九六一 | 二十二点四三 | 二十二点三 | 二十一点七零 | 二十三点零一 | 二十点五 | 二十七点零三 |
一九六二 | 四十一点零二 | 四十点九 | 三十九点七九 | 一十四点零二 | 一十三点七 | 一十八点二八 |
一九六三 | 四十九点七九 | 四十七点三 | 四十八点六九 | 一十三点八一 | 一十三点零 | 二十一点二二 |
一九六四 | 四十点二九 | 四十点七 | 三十九点八二 | 一十二点四五 | 一十三点五 | 二十点八二 |
一九六五 | 三十八点九八 | 三十九点七 | 三十八点七七 | 一十一点六一 | 一十一点一 | 一十点二六 |
一九六六 | 三十九点八三 | 三十八点三 | 三十九点五二 | 一十一点一二 | 一十点四 | 一十二点二七 |
【资料来源】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七年第二期;Ansley J •Coale :《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 一九五二-一九八二》, NATIONAL ACADEMY PRESS Washington,D•C 一九八四。
有了以上各位人口学家修正的死亡率和出生率,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数,就可以算出三年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少出生人口。计算办法是,用一九五五-一九五七 年的三年平均数作为起始点,用一九六四-一九六六三年平均数为另一点。如果不发生三年大饥荒,出生率和死亡率是连续的。即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的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在这两个点的连线上。为简单起见,取这两个点的平均数为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
用班久蒂的数据计算:正常死亡率为:
{(二十二点三三加上二十点一一加上十八点一二)除以三加上(十二点四五加上一十一点六一加上一十一点一二)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一十五点九六
正常出生率为:
{(四十三点零四加上三十九点八九加上四十三点二五)除以三加上(四十点二九加上三十八点九八加上三十九点八三)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四十点八八
用班久蒂提供的各年度死亡率减去正常死亡率,就是各年度的非正常死亡率。非正常死亡率乘以各年的平均人口(用班久蒂修正后的总人口数字,见下表),即各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八年为三百点一万人,一九五九年为三百八十六点八万人,一九六零年为一千八百三十三点五万人,一九六一年为四百五十六点七万人。一九五八-一九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二千八百八十七点一万人。
同样办法,计算出各年少出生人口:一九五八年一百九十九点七万,一九五九年为八百零三点四万,一九六零年为九百二十一点三三万,一九六一年为一千一百九十五点一万。四年共少出生人口总数为三千一百一十九点五万人。用班久蒂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期间中国人口减少总数为(二千九百八十七点一加上三千一百一十九点五)万人,即六千一百零六点六万人。
年份 | 修正后的平均人口(百万) | 修正后的总人口(百万) |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千分号) |
一九五五 | 六百零六点五 | 二十点七 | |
一九五六 | 六百一十九点一 | 一十九点八 | |
一九五七 | 六百三十三点二 | 二十五点一 | |
一九五八 | 六百三十八点八五 | 六百四十六点七 | 一十七点一 |
一九五九 | 六百五十点五 | 六百五十四点三 | 六点五 |
一九六零 | 六百五十二点五 | 六百五十点七 | 负一十七点八 |
一九六一 | 六百四十七点七五 | 六百四十四点八 | 负零点六 |
一九六二 | 六百五十三点三 | 二十七 | |
一九六三 | 六百七十四点二 | 三十五点九 | |
一九六四 | 六百九十六点一 | 二十七点八 | |
一九六五 | 七百一十五点五 | 二十七点四 |
【资料来源】彭尼•凯恩:《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中国大饥荒》,郑文鑫、毕建康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四页。
用同样的办法,根据科尔修订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计算出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一十六点二,正常出生率为千分之四十点二。即:
正常死亡率:
{(二十二点四加上二十点八加上一十九点零)除以三加上(十三点五加上一十一点一加上一十点四)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一十六点二
正常出生率:
{(四十一点三加上四十点二加上四十一点一)除以三加上(四十点七加上三十九点七加上三十八点三)除以三}乘以千分号除以二等于千分之四十点二
用科尔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科尔修订的总人口数(以一九五四年底总人口六万零二百六十六万为基数)。
年份 |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千分号 ) |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
一九五五 | 一十八点九 | 六万一千四百零五 | |
一九五六 | 一十九点二二 | 六万二千五百八十五 | |
一九五七 | 二十二点一零 | 六万三千八百六十八 | |
一九五八 | 一十七点三零 | 六万五千零七十五 | 六万四千五百二十二 |
一九五九 | 五点零零 | 六万五千四百 | 六万五千二百三十八 |
一九六零 | 负一十三点六零 | 六万四千五百一十 | 六万四千八百五十五 |
一九六一 | 一点八零 | 六万四千六百二十六 | 六万四千五百六十八 |
一九六二 | 二十七点二零 | 六万六千三百八十四 | 六万五千五百零五 |
一九六三 | 三十四点三零 | 六万八千六百六十一 |
有了各年的平均人口,有了正常死亡率和正常出生率,就可以计算出这几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和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口。
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八年:六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乘以(二十点四减去一十六点二)乘以千分号等于二百七十一万人;同样可以算出一九五九年为四百六十三万人;一九六零年为一千四百六十八万人,一九六一年为二百七十八万人。三年非正常死亡人数为二千四百八十一万人。
少出生人口:一九五八年:六万四千五百二十二乘以(四十点二减去三十七点七)乘以千分号等于 一百六十一点三万人,同样可以算出一九五九年为七百七十六点三万人,一九六零年为九百七十四点九万人,一九六一 年为一千一百五十五点八万人。四年少出生人口为三千零六十八点三万人。
用科尔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总影响为非正常死亡和少出生相加,即五千五百四十九点三万人。
用卡洛修订后出出率和死亡率,计算出他的自然增长率(出生率减去死亡率),可求出卡洛修订的总人口数(以一九五四年底总人口六万零二百六十六万为基数)。
年份 | 修正后的自然增长率(千分号) | 修正后的总人口(万) | 修正后的年平均人口(万) |
一九五五 | 一十九点零六 | 六万一千四百一十五 | |
一九五六 | 二十一点四三 | 六万二千七百三十一 | |
一九五七 | 二十八点二一 | 六万四千五百 | |
一九五八 | 二十点零四 | 六万五千八百零六 | 六万五千一百五十三 |
一九五九 | 八点零四 | 六万六千三百三十五 | 六万六千零七十 |
一九六零 | 负一十五点一一 | 六十五万三千四百三十 | 六万五千八百三十八 |
一九六一 | 负五点三三 | 六万四千九百九十四 | 六万五千一百六十七 |
一九六二 | 二十一点五一 | 六万六千三百九十二 | 六万五千六百九十三 |
一九六三 | 二十四点七七 | 六万八千零三十七 |
依据表二十三•八中列出的卡洛提供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用一九五四年总人口为基数,用卡洛的自然增长率,计算出卡洛的年平均人口,计算的结果是,正常死亡率为千分之一十五点九六,正常出生率为千分之三十九点八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五年非正常死亡人口为二千八百五十点九万(一九五八年为一百三十点三万,一九五九年二百一十四点零万,一九六零年一千六百三十二点八万,一九六一年七百二十一点四万,一九六二年为一百五十二点四万)。四年少出生人口三千一百九十七点八五万(一九五八年为二百三十七点八万,一九五九年八百三十四点五万,一九六零年九百三十六点二万,一九六一年一千一百八十四点一万,一九六二年为五点二五万)。
用卡洛修订的数据计算,大饥荒对中国人口的总影响为上述两项加,即六千零四十八点八万人。
现将依据三位国外学者的的修订数据计算的结果列下表。
年代 | 班久蒂 | 科尔 | 卡洛 | |
非正常死亡人口数 | 一九五八 | 三百点一 | 二百七十一点零 | 一百三十点三 |
---|---|---|---|---|
一九五九 | 三百九十六点八 | 四百六十三点二 | 二百一十四点零 | |
一九六零 | 一千八百三十三点五 | 一千四百六十八点九 | 一千六百三十二点八 | |
一九六一 | 四百五十六点七 | 二百七十七点九 | 七百二十一点四 | |
一九六二 | 一百五十二点四 | |||
总计 | 二千九百八十七点一 | 二千四百八十一 | 二千八百五十点九 | |
少出生人口 | 一九五八 | 一百九十九点七 | 一百六十一点三 | 二百三十七点八 |
一九五九 | 八百零三点四 | 七百七十六点三 | 八百三十四点五 | |
一九六零 | 九百二十一点三 | 九百七十四点九 | 九百三十六点二 | |
一九六一 | 一千一百九十五点一 | 一千一百五十五点八 | 一千一百八十四点一 | |
一九六二 | 五点二五 | |||
总计 | 三千一百一十九点五 | 三千零六十八点三 | 三千一百九十七点九 | |
人口总减少 | 六千一百零六点六 | 五千五百四十九点三 | 六千零四十八点八 |
注解:
[注五] 以上均转引自彭尼•凯恩:《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中国大饥荒》,郑文鑫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九十九-一百零一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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