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2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着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一九五八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注一）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三百六十九亿美元，日本只有二百九十七 亿美元。一九六一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 农业跃进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一九六七年粮食总产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亿斤。一九九六年才突破一万亿斤，以后一直在一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三十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一九五七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一九五七年十月的两三千万人，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增加到一亿人左右。到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一百三十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二百五十 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一米厚、六十六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注二）
一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九五八年，全国人口为六万五千九百九十四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五万五千三百零三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二点六五亿人，即每二点六五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三万五千三百三十四万亩，比解放后八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百分之二十九点三。（注三）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八十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一九五八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一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成了炼钢的原料1，这是北京居民把家里的铁制生活用品送去炼钢。 （书中图片）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二十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一点二，三种油料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中小农具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注四）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一九五二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一九六零年农业总产值低于一九五二年。详见表二十四•一。
【资料来源】一九八零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一九八三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 以钢为纲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一九五七年钢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一九五八年计划六百二十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七百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二五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十五年赶上美国后，于十一月十八日，就在六十四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十五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八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五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注五）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六百二十四点八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一十六点七。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又把指标提高到七百七十一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但这个指标还是认
为太低。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八百万-八百五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五-百分之五十八点九。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五月底，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八 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八百万吨，华北六百万吨，西南三百一十万吨，东北一千一百万吨，西北一百五十万吨，并预计到一九六二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六月十七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一十五 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注六）
在这种气氛之下，六月十九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注七）一九五八年钢产指标为一千一百万吨（对外公布是一千零七十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六月十九日到八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八月十六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八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八月二十一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一百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注八）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二十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八月三十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二千五百万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其中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二百万-二百五十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注九）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九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六百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一千零七十”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九月四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九月是要命的一个月。”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九月三十日，要达到日产钢六万吨，铁十万吨。（注十）九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八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五千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六十多万座。十月，达六千多万人，最高达九千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十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九十三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毛泽东在观看中南海里的炼钢炉 （书中图片）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注十一）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注十二）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着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一千零七十”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六千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十月十四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八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四十二 个营，一百七十四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一千六百五十三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七万一千七百八十六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注十三）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一千零七十”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一千零七十”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五十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一十三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一百六十八个，炼铁炉二千八百四十六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九点三四吨，铁三千零七十八吨，实际多为废渣。（注十四）这一十三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九月十四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一万四千吨，提前完成了九月份的九千吨生产计划。
九月十七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九月十五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九点二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八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四千三百九十六吨。
河南信阳市郊五里墩荒丘上的大炼钢铁的炉群。 （书中图片）
十月一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九月二十九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六万吨，铁的日产量近三十万吨，出现了九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七十三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五千吨钢、一个日产四千吨钢的省。
十月十八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六千三百多吨。
十月二十六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十四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三百零三。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十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三十七万多吨。
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零七零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十二月十九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累计产钢一千一百零八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百分之九十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注十五）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九五八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三十七年以后的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斜体字）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结束）（注十六）
吴冷西在一九五八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一九五八年四季度和一九五九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有的高达百分之六。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一九五八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百分之九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一九五九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三千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一百五十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二百五-三百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一九五八年九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二百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注十七）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五八年十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一九五九年“为生产三千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二千万吨，对外公布一千八百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一九五九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年末实际完成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一九六零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一千八百万吨，而是要搞二千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着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注解：
[注一]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七页。
[注二] 同上，第一三七页。
[注三] 同上。
[注四] 谢渡扬：《回顾六十年代初的农业调整》，载柳随年等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五十四页。
[注五]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六九三-六九四页。
[注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七八页。
[注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百页。
[注八] 同上，第七零五页。
[注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五页。
[注十]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六零页。
[注十一]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一九页。
[注十二]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注十三]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启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八三-三八六页。
[注十四] 《浠水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二页。
[注十五]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二四-二二七页。
[注十六] 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七十二页。
[注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一零-七一二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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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第二十四章 大跃进狂澜中的国民经济
尽管粮食生产非常重要，但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更为重要，如果国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一旦出现饥荒，国家可以从国外购买粮食。所以解决饥荒问题的关键是整个经济的增长，而不能仅限于增加粮食生产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间中国国民经济的总体状况。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到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对一九五八年的形势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十七个问题，其中，重点讨论了当年的钢铁生产和人民公社。正是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李锐说，如果说大跃进是狂风巨浪，那么，北戴河会议就是洪峰的最高峰。八月三十一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上作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成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成四个美国。（注一）一般的超英赶美已经不够气魂了， 要变成四个美国，还要成为老大哥苏联的一倍。人们的思想更加狂热。
这次会议不仅就人民公社和大炼钢铁作出了具体的规定，还提出了保证工作顺利进行的办法，这就是“拔白旗”和“插红旗”。所谓“拔白旗”，落实到基层就是对大跃进有不同看法的人施加政治压力，甚至批判斗争。“插红旗”就是对那些激进分子进行表彰。这样做的结果，形成了“正反馈”机制，使大跃进越来越向激进的方向偏移。
大跃进不仅没有使国民经济实现超越式发展，反而使国民经济落后于其它国家和地区。一九五七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总值为三百六十九亿美元，日本只有二百九十七 亿美元。一九六一年，日本的国民收入总值超过了中国，从此以后两国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
一 农业跃进粮食减产
大跃进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的跃进就是要完成《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具体目标是，到一九六七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将达到一万亿斤。如本书“粮食问题”一章所述，共和国成立以前粮食（包括大豆）最高年产量是一九三六年的三千亿斤，事后的实际情况是，一九六七年粮食总产量只有四千三百七十四亿斤。一九九六年才突破一万亿斤，以后一直在一万亿斤上下徘徊。可见，这个指标“冒进”了三十年，当时却作为政治任务层层下达，非完成不可。
为了完成高产任务，各地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如，深翻土地，密植，开荒，大兴水利。而这些都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大兵团作战。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极为荒唐的瞎指挥和骇人听闻的强迫命令。其中的具体情况，在本书介绍各省情况中有详尽的陈述。
农业大跃进的前奏是水利化运动。一九五七年冬，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以后，各地投入了大量劳动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兴修水利是应该的，但要求过高过急，超过了社会的承受能力，在修水利过程中，又不讲科学，强迫命令，蛮干，好的出发点，就造成了坏的结果。
据统计，全国各地农村兴修农田水利每天的出工人数，从一九五七年十月的两三千万人，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增加到一亿人左右。到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全国农民投入兴修水利的劳动日共计一百三十多亿个，完成土石方量二百五十 多亿立方米。有人计算，如果将这些土方铺成一米厚、六十六米宽的路，可以从地球铺到月球。（注二）
一亿农村劳动力兴修水利是个什么概念呢？一九五八年，全国人口为六万五千九百九十四万人，其中农村人口为五万五千三百零三万人，农村劳动力约有二点六五亿人，即每二点六五个劳动力中，就有一个人上了水利工地。这是全国平均而言，那些有大型水利工程的地方，投入的劳动力远远超出了这个数比例。在很多地方，每家都有人长期在水利工地上。
据水利部门当年统计，从一九五七年十月到一九五八年四月，全国扩大灌溉面积三万五千三百三十四万亩，比解放后八年增加的灌溉而积还多百分之二十九点三。（注三）显然，这个数是夸大了很多，是不可信的。不过，当年建设的水利设施，有一些到八十年代还起作用。所以，对一九五八年的水利建设，不能全盘否定。但是，相当多的水利工程，有的没有考虑当时科技和经济能力，有的缺乏科学的勘探和设计，结果半途而废，既劳民伤财，又破坏了生态环境。一亿人上工地，消耗了大量的粮食，这是民饥荒的原因之一。
兴修水利是大兵团作战。在工地上的劳动者按军事编制。不分天晴下雨，不分白天黑夜，劳动都不停止。在水利工地上，干部摧残农民的情况相当普遍，特别是任务难以完成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打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当时搞水利化运动实行的是“三边方针”：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使很多工程仓促上马，半途而废。修成了的，也留下了很多后患。
家里的锅碗瓢盆也成了炼钢的原料1，这是北京居民把家里的铁制生活用品送去炼钢。 （书中图片）
在耕作上，一反农民千百年的犁耕的习惯，要农民用铁锨搞深翻。过去农民犁耕的深度二十厘米左右，现在用铁锨深翻深度要求一米以上，不仅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还把上面的熟土埋到深处，把深处的生土翻了上来，影响农作物的生长。深翻时候，田头红旗招展，上百个劳动力，每人一把铁锨，站成一横排，像运动场上短跑比赛一样向前挖掘。领导人还组织学生们在田头敲锣打鼓助威。
水利化运动和积肥运动，使得运输任务重。上级要求各地在搬运土方和肥料时，用手推车取代扁担。于是，各地又大搞“车子化”的群众运动。为了造车子，不仅砍树，还把农民家里的板凳也拿来做车子。有了车子，为了提高速度，上级要求给车子装上轴承。于是又搞起了“轴承化”。轴承哪里来？发动农民自己制造。于是，千家万户拿起铁锤砸铁珠子。农村铁匠把这些珠子镶嵌在大小两个铁圈之间就算是轴承。显然，这样的轴承是不能用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浪费了。
农业大跃进，不但没有跃上去，反而大幅度下降。和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六一年粮食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三（按中央档案馆保存的粮食部的数字，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六点四――本书作者注），棉花产量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一点二，三种油料下降了百分之五十七点一，林牧副渔也大幅度下降。耕畜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八点八，中小农具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旧式中型农具减少了百分之四十左右。（注四）一九五九-一九六一年，农业总产值连续三年下降。按可比价格计算，一九六零年和一九六一年的农业总产值低于一九五二年。按当年价格计算，一九六零年农业总产值低于一九五二年。详见表二十四•一。
| 年份 | 农业总产值（亿元） | 以一九五二年为一百 | 以上一年为一百 |
| 一九五二 | 四百六十一 | 一百 | 一百一十五点二 |
| 一九五三 | 五百一十 | 一百零三点一 | 一百零三点一 |
| 一九五四 | 五百三十五 | 一百零六点六 | 一百零三点四 |
| 一九五五 | 五百七十五 | 一百一十四点八 | 一百零七点六 |
| 一九五六 | 六百一十 | 以一百二十点四 | 一百零五点零 |
| 一九五七 | 五百三十七 | 一百二十四点八 | 一百零三点六 |
| 一九五八 | 五百六十六 | 一百二十七点八 | 一百零二点四 |
| 一九五九 | 四百九十七 | 一百一十点四 | 八十六点四 |
| 一九六零 | 四百五十七 | 九十六点四 | 八十七点四 |
| 一九六一 | 五百五十九 | 九十四点零 | 九十七点六 |
| 一九六二 | 五百八十四 | 一百 | 一百零六点二 |
| 一九六三 | 六百四十二 | 一百一十一点六 | 一百一十一点六 |
【资料来源】一九八零年《中国经济年鉴》第五部分和一九八三年《中国经济年鉴》第六部分。
本表中农业总产值为当年价格。农业总产值不变价格曾有三次变动，因此表中的指数按可比价格计算。从指数可以年出各年农业发展速度。
二 以钢为纲搞乱全局
“以钢为纲”的指导思想及全民大办钢铁的作法，搞乱了国民经济全局。对国民经济影响最大，危害最深。
一九五七年钢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一九五八年计划六百二十万吨。如果不搞大跃进，实现七百万吨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翻一番，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是不可能的事。
| 年份 | 一九五零 | 一九五一 | 一九五二 | 一九五三 | 一九五四 | 一九五五 | 一九五六 | 一九五七 |
| 钢 | 六十一 | 九十 | 一百三十五 | 一百七十七 | 二百二十三 | 二百八十五 | 四百四十七 | 五百三十五 |
| 钢材 | 三十七 | 六十七 | 一百零六 | 一百四十七 | 一百七十二 | 二百一十六 | 三百一十四 | 四百一十五 |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四》，中国统计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第二二五页。
毛泽东早就把大话说出去了。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率团访苏期间，得知赫鲁晓夫计划苏联十五年赶上美国后，于十一月十八日，就在六十四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提出了中国用十五年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金口一出，就成为全国上下铁打不动的任务。
一九五八年三月初，冶金部长王鹤寿组织治金部党组“务了八天虚”向毛泽东提出了钢铁“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的报告。这比毛泽东在莫斯科提出所目标又提前了五年，毛十分高兴，多次表扬了这个报告，还说这个报告是“一首抒情诗”。（注五）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在一届人大五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钢产量为六百二十四点八万吨的指标，比上一年增长百分之一十六点七。但是，这个指标被认为太低。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四日，又把指标提高到七百七十一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四点一。但这个指标还是认
为太低。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政治局会议又把钢产计划提高到八百万-八百五十万吨。比上年增长百分之四十九点五-百分之五十八点九。这个指标还是认为太低。
五月底，中央政治局第四十八 次扩大会议时，华东局柯庆施提出争取明年华东区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被认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建议指标。”随后，各大协作区纷纷召开钢铁规划会议，各自提出明年钢产指标：华东八百万吨，华北六百万吨，西南三百一十万吨，东北一千一百万吨，西北一百五十万吨，并预计到一九六二年将达到八、九千万吨。
六月十七日，薄一波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六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此件印发给军委会议各同志，将题目改为《两年超过英国》，毛泽东批示说：
超过英国，不是一十五 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达到英国了。（注六）
在这种气氛之下，六月十九日晚上在中南海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毛泽东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了中央一些领导人，冶金部长王鹤寿也参加了，毛问他：去年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注七）一九五八年钢产指标为一千一百万吨（对外公布是一千零七十万吨）就是这样的确定下来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就在游泳池边三言两语决定了。
但是，从六月十九日到八月中旬，钢铁完成任务的情况不理想，八月十六日，在北戴河会议召开的那一天，毛泽东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在北戴河会议的前几天，毛泽东听取了钢铁生产情况的汇报以后，给陈云打电话，作了八点指示，其中谈到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处分措施后来写进了北戴河会议的文件中）。并让陈云把各省工业书记召到北戴河开一次会议。八月二十一日，陈云向参加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传达了毛的指示，并提议，要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薄一波插话说，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一百个土炉子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注八）从此，“小、土、群”（小炉子，土炉子，遍地成群）在中国大地到处风行，危害极深。一向被人们誉为讲究科学、头脑冷静的陈云也出此下策，可能当时人们头脑热到什么程度。在北戴河的工业书记会上，按月落实了钢铁的生产进度，还按地区分配了钢铁生产任务，连几乎没有钢铁工业的广西，也必须生产二十万吨生铁，其它省市的任务就更重了。北戴河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而奋斗》的公报。全民的大炼钢铁运动迅速展开。
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在八月三十日的总结报告中说：
死与活的问题。不是死人之“死”，是统死统活的问题，世界上没“死”是不行的。一千一百万吨钢，少一吨也不行，这是“死”的。明年二千五百万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其中二千五百万吨是“死”的，是“死钢”，另外二百万-二百五十万吨是“活”的，归地方支配。（注九）
北戴河会议的精神传达下去已经九月份了。在剩下两三个月时间内，还要完成六百多万吨的任务，才能实现全年的一千零七十万吨。按常规这是不可能的，只好发动全民蛮干。九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铁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九月五日，《人民日报》再发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这一“停车让路”，使各顶工作停顿，各个部门为钢铁行业作出牺牲，造成的损失是无法计算的。当时，一千零七十万吨这个数字用巨字写在全国各地的墙壁上，“为钢铁元帅升帐”“为钢铁元帅让路”的宣传品遍及各地。全国上下，不分工农商学兵，不分男女，“一千零七十”而奋斗。工厂，农村，学校，机关，都搭起了炉子，找来矿石，不分昼夜地大炼钢铁。九月四日的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传达说：“主席提出，明年粮食再翻一番，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也不能少，少了就是失败。”彭真说：“主席要求在九月十五日钢铁有一个大跃进，因为九月是要命的一个月。”九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召开电话会议，要求到九月三十日，要达到日产钢六万吨，铁十万吨。（注十）九月，全国参加大炼钢铁的人数由八月份的几百万人增加到五千万人，建立了大小土高炉六十多万座。十月，达六千多万人，最高达九千万人。加上其它战线直接或间接支援的，全国投入大炼钢铁的人数超过了一亿。
为了配合大办钢铁，还大办地质，全国上千万人上山找矿；大办煤炭，到处设法挖煤，仅小煤窑就开挖了十万多个；大办运输，组成了数以千万计的运输大军，各行各业，男女老少，既有现代化的运输车辆，又有牛车马车和肩挑背驮。
这上亿人的大办钢铁的大军中，绝大多数人不仅从来没有炼过钢铁，连高炉也没有见过。对他们能不能炼出钢来，是有人怀疑的。怀疑是要受到批评的。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在介绍湖南邵阳专区的经验中说：“他们组织全民大辩论，驳倒‘农民炼不出铁来’的’‘怀疑论’、‘条件论’等右倾保守思想，在全区组织了万余名干部、九十三万群众投入炼铁运动。没有矿，他们说，把地球挖穿，也要挖出矿来。”
毛泽东在观看中南海里的炼钢炉 （书中图片）
“全民大办钢铁”，的确到了全民的程度。中南海也架起了炼钢炉，建立了小型钢铁厂，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叶子龙被任命为厂长。叶子龙对钢铁生产一窍不通。毛泽东还到这个“钢铁厂”视察，听取叶子龙汇报。（注十一）在中南海的带动下，中央机关和各省委机关也都架起了炼铁炉：
在国家计委在三里河的办公楼的院子里炼钢炉火冲天，把铁丝网剪成一段一段去炼铁，炼出几块铁疙瘩，还绑上红布报喜，把有用的铁炼成无用的铁。（注十二）
文化部也成立了炼钢指挥部，副部长、着名戏剧家夏衍担任炼钢总指挥，倒是颇有戏剧性。
外交部也在院里筑起了小土炉，燃起了熊熊烈火。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她家的院子里也搭起了炼铁炉，秘书、司机、炊事员一齐上阵，孙夫人也亲自动手，也在努力为“一千零七十”作贡献。
中央命令一下，到地方就变成了荒唐的行动。河南省遂平县提出了口号：“建百厂，设万炉，日产千吨”。后来以发展到：“社社建炉，乡乡建厂，三天准备三天建，五天投入生产，日产万吨钢”。为了找矿报矿，他们提出：“向深山进军，向高山要宝，白天山河一片人，黑夜山河一片明，撒下天罗地网，围剿山中宝藏，不漏一个山头，为找到六千万吨铁矿石而奋斗！”矿石还没有找到，遂平县嵖岈山公社就接受到县里分配的钢铁生产指标，十月十四日，公社就把钢铁生产指标到各大队。经过千辛万苦，人们终于在歪尖山下红石崖发现了铁矿，品位很低。但人们已经顾不得品位高低了，疯了一样到红石崖挖矿石。几天时间，红石崖、柴王台的山野里，就建起了一座座炼铁炉子，八万钢铁大军聚集在这里，全县建立了三个战区、四十二 个营，一百七十四个连队，开始了大炼钢铁的战斗。原来这里满山遍野是树林，林子里有老虎、豹子、野猪，这一大炼钢铁，树全砍光了。县委还嫌进度太慢，高炉太少，要求村村建高炉，几户建小炉。建炉的砖从哪里来？扒房子。先扒没人住的，夫妻双双上占战区去了，房子空了，拆了再说。据统计，在大炼钢铁期间， 嵖岈山公社共扒房屋一千六百五十三间。煤烧完了，树砍光了，可钢铁指标还是上不去，急坏了公社书记陈炳寅。后来公社党委决定“六找、七查”：床下找，墙上找，墙内找，大人小孩一起找，找光，找净，不放过一根铁钉。查古老山寨，挖古炮；查古庙古寺，找大钟香炉；查武举人后代，挖古代兵器；查地富分子，挖埋藏铁器；查光，查净，家家不能有铁锅。一夜间，千家万户没有锅，古庙寺院再没有钟声，石磨石碾挖去了铁轴，门没有铁鼻。这一夜，嵖岈山公社共缴“废铁”七万一千七百八十六斤，全部投进了炼铁炉里。（注十三）
全国各地都像嵖岈山公社一样，机关、学校、公社、商店，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钢铁生产指标，搜集各种铁件，化成铁锭，向上级交差。老百姓真正成了“手无寸铁”。
当时，我所在湖北省浠水一中也为“一千零七十”而奋斗。在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运动中，青年学生们是很真诚的。浠水县，既没有铁矿，也不产煤。我们这些中学生到四十里外的兰溪港去挑从外地运来矿石和煤炭。那时我们热情很高，虽然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挑了上百斤的担子。学校请人在校园后面的空地上搭了一个很大的土炉子，请木匠做了一个很大的风箱。拉风箱是四个人，他们以同一节奏，以跑步的速度前进，后退，前进，后退，不到几分钟就满身大汗。因此组织了几个小组，十几分钟就轮换一次。物理老师，化学老师也在炉子边忙碌着。忙了几天，没见出铁。有人说，必须用铁做“引子”，新炼的铁水才会出来。于是，毕业班陈武安、范炳文、雷伯轩、侯耀等同学把学校上下课报时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炉子里。不久，红红的铁水果然出来了，大家欢呼“总路线万岁！三面红旗万岁！”铁水流进模型里铸出了几块“钢锭”，还不等完全冷却，就给它扎上红绸，敲锣打鼓地抬到县委会去报喜。大家心情非常激动，认为在“一千零七十”中也有我们的一份贡献。当时只有五十多万人口的浠水县，组织了一十三万多人的“大兵团”砍树烧炭，建炼钢炉一百六十八个，炼铁炉二千八百四十六个，在城关、兰溪两地各建钢铁厂一个，职工上千人。据当时上报共炼钢九点三四吨，铁三千零七十八吨，实际多为废渣。（注十四）这一十三万砍树烧炭的“大兵团”使全县所有的山林都变成一片光秃。
像农业上大放高产卫星一样，各地也大放钢铁的高产卫星。《人民日报》在鼓吹钢铁生产“放卫星”中，又一次大显身手，除了发表大量的新闻报道以外，还在一版显蓍位置不停地发表社论：
九月十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紧紧地抓，狠狠地抓》中介绍，九月十四日，贵州省首放卫星，宣布生产生铁一万四千吨，提前完成了九月份的九千吨生产计划。
九月十七日，《祝河南大捷》的社论中说，仅在九月十五日这一天，全省就产铁一万八千九百三十九点二吨，日产千吨以上的县出现了八个，其中禹县日产生铁高达四千三百九十六吨。
河南信阳市郊五里墩荒丘上的大炼钢铁的炉群。 （书中图片）
十月一日，《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的社论中说，九月二十九日，是中央确定放卫星的日子。这一天，各种卫星一齐上天，全国钢的日产量近六万吨，铁的日产量近三十万吨，出现了九个日产生铁超过万吨的省，七十三个日产生铁超过千吨的县，出现了两个日产五千吨钢、一个日产四千吨钢的省。
十月十八日，《祝广西大捷》的社论中介绍，毫无钢铁生产基础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反而后来居上，接连放了几颗特大的卫星。其中，环江县日产生铁六千三百多吨。
十月二十六日，《“钢铁生产周”胜利以后》的社论中说，十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中央确定的“钢铁生产高产周”，在这一周内，钢铁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十四天的平均日产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五，生铁的平均日产量比以前增加了百分之三百零三。其中钢的最高日产量曾达到十万多吨，生铁最高日产量达到三十七万多吨。
十二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零七零吨钢――党的伟大号召实现》。消息说，据治金工业部十二月十九日统计，全国已生产钢一千零七十三万吨。以后的报道说，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全年累计产钢一千一百零八万吨。
《人民日报》提供的这些钢铁产量的数字，和它提供的粮食产量的数字一样，完全是天方夜谈。但是，对这些谎言不容怀疑，谁怀疑，谁就要倒霉。时任中央工业部副部长的高扬到河南了解大炼钢铁的情况，他发现“小、土、群”炼铁炉炼出的根本不是铁，只是一些熏得乌黑的石头。高扬当即对禹县委书记刁文指出，这里有严重的弄虚作假现象，上报的数字百分之九十与实际不符。高扬还向中央工业部和中央监委写了报告。但是，他一回到北京就受到批评，后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注十五）
《人民日报》的这些假话比赛的恶果不仅是数字的浮夸，而是成天以中共中央的权威使荒唐更加扩大，逼迫人们在错误的路上走得更远。一九五八年同时兼任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家权威新闻单位第一把手的吴冷西，在三十七年以后的一九九五年，出版了《忆毛主席》的小册子，其中反省道：
（斜体字）
我主持的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也随大流，但因有毛主席的再三叮咛，开始还是比较谨慎，但到了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到处泛滥。对人民公社，开始还只限于典型报道，后来从河南全省公社化起，就刮起一股共产风。虽然不能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应对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共产风负有主要责任，但我主持这两个单位的宣传工作在这期间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仍深感内疚。（结束）（注十六）
吴冷西在一九五八年的行为是制度的必然，他像所有的人一样，逃不过制度的约束。所以，人们不能过多地追究他的责任。
不讲科学的蛮干，必然受到科学的惩罚。一九五八年四季度和一九五九年一季度，各钢厂调入的生铁，合格率不到一半。有的小高炉处产的生铁含硫量超过百分之二、百分之三，有的高达百分之六。生铁质量太低，用这种生铁作原料的大钢厂产品质量也下降。鞍钢一九五八年四季度一级钢在全部钢产量中的比重，由原来的百分之九十三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一九五九年初的几个月，鞍钢每天有三千多吨铁水不能炼成钢，只能铸成铁块。不仅质量差，成本也上升。原来生铁的调拨价每吨一百五十元，小高炉生铁的成本多数为二百五-三百元，为了鼓励群众炼铁的积极性，从一九五八年九月起，小高炉生铁的调拨价提高到二百元，亏损部分由国家财政补贴。仅这项补贴就占当年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注十七）
大炼钢铁只折腾了几个月时间，但给中国人留下的创伤是多少年也无法医治的。大量农业劳动力成了钢铁大军，使粮食烂在田里没人收获。在大炼钢铁第一线，一度“放开肚皮吃饭，甩开膀子大干”，吃掉了很多粮食，是造成一九五九年春天饥荒的原因之一。大炼钢铁还挤掉了轻工业，造成了日用品市场供应紧张。矿产资源遭到破坏，茂密的森林破砍光，古城墙的千年砖块拆下来砌了炼铁炉，价值连城的金属文物都化成了铁水。
但是，“以钢为纲”的方针并没有就此结束，一九五八年十月，在第七次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一九五九年“为生产三千万吨钢而奋斗”的口号。后来到武昌会议上定为二千万吨，对外公布一千八百百万吨。以后看到不行，一九五九年三、四月，在上海会议上降到一千六百五十万吨。年末实际完成一千三百八十七万吨。一九六零年钢产量的指标又定为一千八百万吨。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七月份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为了反击“苏修”，咬着牙要“争气钢”，要给毛主席争气，给我们国家争气。你赫鲁晓夫欺侮我们，我们要干个样子给你看。钢产量不是搞一千八百万吨，而是要搞二千万吨。就这样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情况越来越严重。
谁为这场灾难负责？现在几乎所有的着作中都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当然，作为国家第一把手，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始作俑者”。但是，仅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是肤浅的。在当时那个制度，没有民主决策机制，没有制度性的纠错机制，没有畅通的信息传送渠道，如果把别人放在毛泽东的位置，也会犯同样的错误。
注解：
[注一]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七页。
[注二] 同上，第一三七页。
[注三] 同上。
[注四] 谢渡扬：《回顾六十年代初的农业调整》，载柳随年等编《六十年代国民经济调整回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第五十四页。
[注五]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六九三-六九四页。
[注六]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七八页。
[注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百页。
[注八] 同上，第七零五页。
[注九]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二五页。
[注十]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一六零页。
[注十一] 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二一九页。
[注十二] 柳随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及执行情况》，载《中共党史研究》一九八零年第六期。
[注十三] 康健：《辉煌的幻灭——人民公社启示录》，中国社会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三八三-三八六页。
[注十四] 《浠水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第二十二页。
[注十五] 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 ，海口，南方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二二四-二二七页。
[注十六] 吴冷西：《忆毛主席》，北京，新华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七十二页。
[注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七一零-七一二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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