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3日讯】共产党压制新闻自由已经伸展到香港了。前一阵子我讲过一个题目，就是香港一个出版家姚文田因为出版了反共的书、几个月前在深圳被抓，到现在还没有消息。这个事情在香港引起很大的震动。但是在这个事情不久，马上又发生了一件更大的事情，就是香港《明报》的主编刘进图、在明报里得到其他同事和员工支持的一位先生，他秉着《明报》独立报导、调查研究然后做公证报导的作风，于是开罪了共产党。他最近报导了一些共产党官员贪污的事情，同时也追踪了香港特首梁振英的某些不适当的作为，都公布在报纸上。因为这个原因他受到共产党目前的注视，当然共产党没有办法直接用中宣部的办法来控制《明报》，也没有办法从广州派人来抓刘进图来坐监狱或者审判，所以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我们都知道这个方式基本上就是找到《报纸》的老板、马来西亚的一个中国华侨，本来他从金庸手上把《明报》买过去的时候就承诺表示要办一个独立的、不受政治干扰的报纸，所以在《明报》工作的员工我想绝大多数的都是支持这个原则的。他买了《明报》以后基本上作风没有改变，要批评大陆也可以批评。但是现在因为这十几年来共产党对于香港的新闻界暗中有许多压力，有些报纸已经不大敢说话了。就是《明报》本身有时候某些编辑也要注意用词，不要太激烈，但是基本上还保持独立的作风。
但是这次《明报》的撤换震动了整个香港。当时就有《明报》内部的员工也就是刘进图的同事、跟他合作了几十年的人出来在街头说话，有100多人正式出面控诉这件事情，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像报纸老板所宣说的只是把他调到另外一个部门或者给他加以更重要的任务，那是假话，主要是不要他主持香港《明报》的言论。所谓不能主持《明报》的言论，就是不准他再继续对中共高官有所批评，对中共的政策有严厉的批评，或者对梁振英的调查继续不断地追下去。这些都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因为不能直接干涉，所以就采取另外一个方式。《明报》的老板是一个华侨商人，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有很多实业贸易是在大陆的。他经济上的来源多多少少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上。所以共产党如果决心如何如何，他也不能不遵从。所以北京的高层官员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意。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反应极为强烈，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的《环球日报》社论认为这是很可笑的，他们与此毫无关系，要撇清这件事情。这实际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实际上是在后面进行干扰。所以《明报》这件事情闹得如此之大。《纽约时报》也报导了几百群众在《明报》报社前面抗议，是非常惊人的。所以香港的普通民众和评论家都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控制新闻自由，不止光在大陆普遍实行，而且要延伸到香港，因为香港的东西是所谓“出口转内销”的一个地方，就是国内许多东西不能登的就在香港登出来，在香港登出来以后就由互联网慢慢把它传回去。虽然很快就被禁止，但是一传就一传十，十传百。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把香港的新闻自由严厉地控制，那么在国内的控制就是一大部分失效了。所以共产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正式开始干涉了。
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是对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2012上台以后所谓的“开放”跟“改革”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们的开放最多是在市场上的都非常有限，其他方面的改革偶尔也有一点，“一胎化”稍微松一点，但是还是没有普遍地有效地执行。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外的人还是对习近平有很大的希望，我看香港有些《明报》的月刊也有人写文章表示对习近平有所期待。当然也有持相反意见的人。换句话说，这就是说习近平不可能在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方面有任何放松。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这一年共产党对于中国的“新公民运动”的打击，“新公民运动”在十年以前由许志永、滕彪等这些维权律师提倡出来的。一路都有许多有组织的活动，非常有效。比如说2011年的茉莉花运动就是他们发起的。然后这个运动被镇压了。所以“新公民运动”的几位领袖现在就滕彪一个人没有被抓，但最近一年多来已经有20个左右的各地“新公民运动”的领袖人物被抓进监牢了。用法律手段把他们关四年、五年、六年不一定，其中包括许志永，另外还有丁家喜、赵常青，王功权等，还有刘萍是江西的。这些人都是在各地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努力，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响应习近平“打老虎也要打苍蝇”要消灭贪污的号召。所以他们这些“新公民运动”的领袖们就要求共产党官员把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公开出来。共产党也宣布要做这事情，始终没有做，所以这个“新公民运动”是响应习近平的号召，也许知道习近平的号召只是一个表面的动作，但是他们假戏真唱，所以这就引起共产党内部对这个“新公民运动”的不满。“新公民运动”同时推广一般的社会教育，帮人民了解自己的权益，有时候还要调查公布大贪官的种种内幕。这些都犯了共产党的大忌，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共产党就把“新公民运动”的所有人都抓起来了。
但是不是有效？最近我看到滕彪在一次访问中表示，他很有信心，虽然他并不认为他们能抵抗共产党的暴力，不能阻止共产党把他们关进监牢。共产党采取一个手段，“新公民运动”也用宪法的合法形式出来在街头抗议，组织几个人说话。他们现在就不是用政治上的理由来抓你们，而是说你们犯了法，犯了扰乱公共秩序的法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就表示共产党在国内要完全控制自由言论、异议分子的言论。但是是不是有效？滕彪认为再过一些时候就可以澄清一些事情，很快会有其他方式出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把“新公民运动”和香港新闻自由渐渐地被扼杀联系起来看，就可以了解共产党最近的动向。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但是这次《明报》的撤换震动了整个香港。当时就有《明报》内部的员工也就是刘进图的同事、跟他合作了几十年的人出来在街头说话，有100多人正式出面控诉这件事情，认为这件事情不是像报纸老板所宣说的只是把他调到另外一个部门或者给他加以更重要的任务，那是假话，主要是不要他主持香港《明报》的言论。所谓不能主持《明报》的言论，就是不准他再继续对中共高官有所批评，对中共的政策有严厉的批评，或者对梁振英的调查继续不断地追下去。这些都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因为不能直接干涉，所以就采取另外一个方式。《明报》的老板是一个华侨商人，是马来西亚人，但是他有很多实业贸易是在大陆的。他经济上的来源多多少少控制在共产党的手上。所以共产党如果决心如何如何，他也不能不遵从。所以北京的高层官员对这个事情非常不满意。这件事情出来以后反应极为强烈，共产党的报纸《人民日报》的《环球日报》社论认为这是很可笑的，他们与此毫无关系，要撇清这件事情。这实际上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实际上是在后面进行干扰。所以《明报》这件事情闹得如此之大。《纽约时报》也报导了几百群众在《明报》报社前面抗议，是非常惊人的。所以香港的普通民众和评论家都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控制新闻自由，不止光在大陆普遍实行，而且要延伸到香港，因为香港的东西是所谓“出口转内销”的一个地方，就是国内许多东西不能登的就在香港登出来，在香港登出来以后就由互联网慢慢把它传回去。虽然很快就被禁止，但是一传就一传十，十传百。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不把香港的新闻自由严厉地控制，那么在国内的控制就是一大部分失效了。所以共产党对香港的新闻自由也正式开始干涉了。
这件事情我们要注意到，是对共产党尤其是习近平2012上台以后所谓的“开放”跟“改革”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他们的开放最多是在市场上的都非常有限，其他方面的改革偶尔也有一点，“一胎化”稍微松一点，但是还是没有普遍地有效地执行。在这种情况之下，海外的人还是对习近平有很大的希望，我看香港有些《明报》的月刊也有人写文章表示对习近平有所期待。当然也有持相反意见的人。换句话说，这就是说习近平不可能在共产党一党专政这方面有任何放松。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这一年共产党对于中国的“新公民运动”的打击，“新公民运动”在十年以前由许志永、滕彪等这些维权律师提倡出来的。一路都有许多有组织的活动，非常有效。比如说2011年的茉莉花运动就是他们发起的。然后这个运动被镇压了。所以“新公民运动”的几位领袖现在就滕彪一个人没有被抓，但最近一年多来已经有20个左右的各地“新公民运动”的领袖人物被抓进监牢了。用法律手段把他们关四年、五年、六年不一定，其中包括许志永，另外还有丁家喜、赵常青，王功权等，还有刘萍是江西的。这些人都是在各地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努力，他们的目标就是希望中国响应习近平“打老虎也要打苍蝇”要消灭贪污的号召。所以他们这些“新公民运动”的领袖们就要求共产党官员把他的财产到底有多少公开出来。共产党也宣布要做这事情，始终没有做，所以这个“新公民运动”是响应习近平的号召，也许知道习近平的号召只是一个表面的动作，但是他们假戏真唱，所以这就引起共产党内部对这个“新公民运动”的不满。“新公民运动”同时推广一般的社会教育，帮人民了解自己的权益，有时候还要调查公布大贪官的种种内幕。这些都犯了共产党的大忌，所以在这一年当中，共产党就把“新公民运动”的所有人都抓起来了。
但是不是有效？最近我看到滕彪在一次访问中表示，他很有信心，虽然他并不认为他们能抵抗共产党的暴力，不能阻止共产党把他们关进监牢。共产党采取一个手段，“新公民运动”也用宪法的合法形式出来在街头抗议，组织几个人说话。他们现在就不是用政治上的理由来抓你们，而是说你们犯了法，犯了扰乱公共秩序的法律，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运动，这个运动就表示共产党在国内要完全控制自由言论、异议分子的言论。但是是不是有效？滕彪认为再过一些时候就可以澄清一些事情，很快会有其他方式出现。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要把“新公民运动”和香港新闻自由渐渐地被扼杀联系起来看，就可以了解共产党最近的动向。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