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6日讯】腐败的官场与色情业市场
东莞大规模“扫黄”，密切关注打“大老虎”的人们，对“鸡中枪”甚是不以为然；众多网民于是矛头直指央视，性交易非罪化或合法化的呼声也再次响起。中共当局自然不示弱，开动宣传机器反击网上舆论的批评。
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连发数篇署名“钟新文”的评论文章，先是指责人们“对‘莞式服务’叫好，为色情业张目”，将“莞式服务”与东莞色情业等同，遭到反驳后不得不改口，承认“莞式服务”的现实合理性，转而指责“色情业的泛滥让‘莞式服务’蒙羞”。
这一变化很是微妙。“莞式服务”发展起来，色情业的“莞式标准”也能够独具特色，折射出色情业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关系。
中共政权曾经相当彻底地禁绝了色情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复兴，这一古老行业也逐渐死灰复燃。而这一次，中共政权对它却是屡禁不止，其与中共本身的腐败之势相映生辉。
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不过，中国法律在中共治下屈从于权力，而权力可以默认色情业的生存空间，于是难以理直气壮地对其实施“市场监管”。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现实中的千差万别：或者状态极差，从业者极其屈辱地生存；或者曲折发展，甚至可以逐渐形成相当的市场规模与较为规范的市场规则。
色情业有其市场需求，政府对它不能完全禁绝，又难以实施监管，于是，它的市场发展就呈现一种较为自然的状态。而在东莞这样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情况表明，其色情业也相应地形成了产业链及其“莞式标准”，与其它地方相比，其模式以规范化与标准化为特色。
当然，公权力仍然会介入其间，只不过因为羞于公开介入，它俨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在起作用。至少，它似乎不敢公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寻求垄断，而这就为色情市场留下了较多的竞争空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共领导层表态，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在中国，色情业是极少数能够较多地体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行业之一。
色情业存在的社会基础
考茨基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国家消亡，论及国家没落的时候，曾谈到统治者因为沉溺于安乐而失去其治国能力的自然规律，其中，后宫制度和娼妓制度，是“两种强有力的手段”。考茨基写道，据他考察，“异乡人在城市中的出现，是娼妓制度的最初起因”，有关习俗“表明了索取报酬的性爱和异乡人的大批涌来之间的关系”，而“娼妓制度一旦存在，那么本地人，只要他们的社会条件许可他们享乐，就也要求娼妓了”。
“异乡人在城市中生存”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状态仍然存在。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已暴露无遗，然而，要对其改革或者取消，却还是阻力重重，困难很大。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艰难谋生，每年春节都出现一场数亿人次的大迁徙，已成常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色情业畸形生长，就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向中高端生长，面向中产阶级和权贵，出现更为复杂的生态。
城镇化进程，涉及两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农民工。后者，文革前的身份是临时工、合同工或外包工，城市工业萧条时就被遣散回乡；文革后改革开放，农民进城谋生规模越来越大，其身份成为农民工。他们先前在城市曾属于“暂住”，后来进化为“居住”，再进化为自由迁徙的居民，则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对于这一庞大群体，中共表态要关心他们的就业，保证他们得到劳动报酬，还要关心其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至于他们的性生活状态，似乎那是一件羞于启齿之事，对他们的生活与色情业之间的联系，则假装看不见。
“扫黄”为官场反腐划句号？
网上舆论关注东莞“扫黄”，批评央视对性工作者暗访及报道的偏颇，并非偶然，因为人们密切关注打“大老虎”进展，关注楼堂馆所、血汗工厂；而对色情业，则因为权力庇护和运动式打击并行不悖，人们早有不满。舆论反应中出现色情业非罪化的议论，其实更多体现的是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忧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官方微博上迅速做出反应，表明了文明社会的态度──性工作者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对待。而“钟新文”之类喉舌文章，号称对“‘东莞扫黄风波’的思考”，其实只会侈谈“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及“治理责任”，对色情业现实状态及其社会环境，根本不敢具体分析。
中国党政官僚集团的贪腐，在它羽翼下隐然发展的后宫制度，乃至于它对色情业的支持与纵容，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为制度基础。在这样一种亦红亦黑的现实之上，无论怎样打黑。无论怎样扫黄，承受更多损失、痛苦和屈辱的，总是那些缺乏权力支持的弱势群体。中共自身肮脏黑暗，专注于一己之私，还厚颜无耻地吟诵道德高调，当然使恼火网民呐喊“东莞挺住”──毕竟东莞色情业因为处于市场化之中而得以规范化与标准化，而中共之痴迷后宫与娼妓，则仍然散发出数千年专制的那种腐烂气味。
文章来源：《争鸣》
东莞大规模“扫黄”，密切关注打“大老虎”的人们，对“鸡中枪”甚是不以为然；众多网民于是矛头直指央视，性交易非罪化或合法化的呼声也再次响起。中共当局自然不示弱，开动宣传机器反击网上舆论的批评。
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连发数篇署名“钟新文”的评论文章，先是指责人们“对‘莞式服务’叫好，为色情业张目”，将“莞式服务”与东莞色情业等同，遭到反驳后不得不改口，承认“莞式服务”的现实合理性，转而指责“色情业的泛滥让‘莞式服务’蒙羞”。
这一变化很是微妙。“莞式服务”发展起来，色情业的“莞式标准”也能够独具特色，折射出色情业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关系。
中共政权曾经相当彻底地禁绝了色情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复兴，这一古老行业也逐渐死灰复燃。而这一次，中共政权对它却是屡禁不止，其与中共本身的腐败之势相映生辉。
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不过，中国法律在中共治下屈从于权力，而权力可以默认色情业的生存空间，于是难以理直气壮地对其实施“市场监管”。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现实中的千差万别：或者状态极差，从业者极其屈辱地生存；或者曲折发展，甚至可以逐渐形成相当的市场规模与较为规范的市场规则。
色情业有其市场需求，政府对它不能完全禁绝，又难以实施监管，于是，它的市场发展就呈现一种较为自然的状态。而在东莞这样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情况表明，其色情业也相应地形成了产业链及其“莞式标准”，与其它地方相比，其模式以规范化与标准化为特色。
当然，公权力仍然会介入其间，只不过因为羞于公开介入，它俨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在起作用。至少，它似乎不敢公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寻求垄断，而这就为色情市场留下了较多的竞争空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共领导层表态，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在中国，色情业是极少数能够较多地体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行业之一。
色情业存在的社会基础
考茨基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国家消亡，论及国家没落的时候，曾谈到统治者因为沉溺于安乐而失去其治国能力的自然规律，其中，后宫制度和娼妓制度，是“两种强有力的手段”。考茨基写道，据他考察，“异乡人在城市中的出现，是娼妓制度的最初起因”，有关习俗“表明了索取报酬的性爱和异乡人的大批涌来之间的关系”，而“娼妓制度一旦存在，那么本地人，只要他们的社会条件许可他们享乐，就也要求娼妓了”。
“异乡人在城市中生存”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状态仍然存在。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已暴露无遗，然而，要对其改革或者取消，却还是阻力重重，困难很大。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艰难谋生，每年春节都出现一场数亿人次的大迁徙，已成常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色情业畸形生长，就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向中高端生长，面向中产阶级和权贵，出现更为复杂的生态。
城镇化进程，涉及两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农民工。后者，文革前的身份是临时工、合同工或外包工，城市工业萧条时就被遣散回乡；文革后改革开放，农民进城谋生规模越来越大，其身份成为农民工。他们先前在城市曾属于“暂住”，后来进化为“居住”，再进化为自由迁徙的居民，则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对于这一庞大群体，中共表态要关心他们的就业，保证他们得到劳动报酬，还要关心其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至于他们的性生活状态，似乎那是一件羞于启齿之事，对他们的生活与色情业之间的联系，则假装看不见。
“扫黄”为官场反腐划句号？
网上舆论关注东莞“扫黄”，批评央视对性工作者暗访及报道的偏颇，并非偶然，因为人们密切关注打“大老虎”进展，关注楼堂馆所、血汗工厂；而对色情业，则因为权力庇护和运动式打击并行不悖，人们早有不满。舆论反应中出现色情业非罪化的议论，其实更多体现的是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忧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官方微博上迅速做出反应，表明了文明社会的态度──性工作者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对待。而“钟新文”之类喉舌文章，号称对“‘东莞扫黄风波’的思考”，其实只会侈谈“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及“治理责任”，对色情业现实状态及其社会环境，根本不敢具体分析。
中国党政官僚集团的贪腐，在它羽翼下隐然发展的后宫制度，乃至于它对色情业的支持与纵容，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为制度基础。在这样一种亦红亦黑的现实之上，无论怎样打黑。无论怎样扫黄，承受更多损失、痛苦和屈辱的，总是那些缺乏权力支持的弱势群体。中共自身肮脏黑暗，专注于一己之私，还厚颜无耻地吟诵道德高调，当然使恼火网民呐喊“东莞挺住”──毕竟东莞色情业因为处于市场化之中而得以规范化与标准化，而中共之痴迷后宫与娼妓，则仍然散发出数千年专制的那种腐烂气味。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