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见:东莞风波与官场腐败

2014年03月16日评论
【新唐人2014年3月16日讯】腐败的官场与色情业市场

东莞大规模“扫黄”,密切关注打“大老虎”的人们,对“鸡中枪”甚是不以为然;众多网民于是矛头直指央视,性交易非罪化或合法化的呼声也再次响起。中共当局自然不示弱,开动宣传机器反击网上舆论的批评。

有意思的是,《人民日报》连发数篇署名“钟新文”的评论文章,先是指责人们“对‘莞式服务’叫好,为色情业张目”,将“莞式服务”与东莞色情业等同,遭到反驳后不得不改口,承认“莞式服务”的现实合理性,转而指责“色情业的泛滥让‘莞式服务’蒙羞”。

这一变化很是微妙。“莞式服务”发展起来,色情业的“莞式标准”也能够独具特色,折射出色情业与市场化进程之间的确存在着一定关系。

中共政权曾经相当彻底地禁绝了色情业,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复兴,这一古老行业也逐渐死灰复燃。而这一次,中共政权对它却是屡禁不止,其与中共本身的腐败之势相映生辉。

色情业在中国不合法,不过,中国法律在中共治下屈从于权力,而权力可以默认色情业的生存空间,于是难以理直气壮地对其实施“市场监管”。这样一来,就造成了现实中的千差万别:或者状态极差,从业者极其屈辱地生存;或者曲折发展,甚至可以逐渐形成相当的市场规模与较为规范的市场规则。

色情业有其市场需求,政府对它不能完全禁绝,又难以实施监管,于是,它的市场发展就呈现一种较为自然的状态。而在东莞这样产业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方,情况表明,其色情业也相应地形成了产业链及其“莞式标准”,与其它地方相比,其模式以规范化与标准化为特色。

当然,公权力仍然会介入其间,只不过因为羞于公开介入,它俨然作为一种特殊的力量在起作用。至少,它似乎不敢公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名义寻求垄断,而这就为色情市场留下了较多的竞争空间。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中共领导层表态,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他们不会想到,在中国,色情业是极少数能够较多地体现市场“决定性作用”的行业之一。

色情业存在的社会基础

考茨基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论述国家消亡,论及国家没落的时候,曾谈到统治者因为沉溺于安乐而失去其治国能力的自然规律,其中,后宫制度和娼妓制度,是“两种强有力的手段”。考茨基写道,据他考察,“异乡人在城市中的出现,是娼妓制度的最初起因”,有关习俗“表明了索取报酬的性爱和异乡人的大批涌来之间的关系”,而“娼妓制度一旦存在,那么本地人,只要他们的社会条件许可他们享乐,就也要求娼妓了”。

“异乡人在城市中生存”的论述,在今天的中国,有鲜明的社会意义,因为中国社会中的城乡二元状态仍然存在。户籍制度的不合理性已暴露无遗,然而,要对其改革或者取消,却还是阻力重重,困难很大。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在城市里艰难谋生,每年春节都出现一场数亿人次的大迁徙,已成常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色情业畸形生长,就有极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也不可避免地向中高端生长,面向中产阶级和权贵,出现更为复杂的生态。

城镇化进程,涉及两大要素,一是土地,一是农民工。后者,文革前的身份是临时工、合同工或外包工,城市工业萧条时就被遣散回乡;文革后改革开放,农民进城谋生规模越来越大,其身份成为农民工。他们先前在城市曾属于“暂住”,后来进化为“居住”,再进化为自由迁徙的居民,则还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对于这一庞大群体,中共表态要关心他们的就业,保证他们得到劳动报酬,还要关心其居住条件和子女教育,至于他们的性生活状态,似乎那是一件羞于启齿之事,对他们的生活与色情业之间的联系,则假装看不见。

“扫黄”为官场反腐划句号?

网上舆论关注东莞“扫黄”,批评央视对性工作者暗访及报道的偏颇,并非偶然,因为人们密切关注打“大老虎”进展,关注楼堂馆所、血汗工厂;而对色情业,则因为权力庇护和运动式打击并行不悖,人们早有不满。舆论反应中出现色情业非罪化的议论,其实更多体现的是对性工作者生存状态的忧虑。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官方微博上迅速做出反应,表明了文明社会的态度──性工作者不应当因为工作选择而受到歧视和侮辱性对待。而“钟新文”之类喉舌文章,号称对“‘东莞扫黄风波’的思考”,其实只会侈谈“是非界限”、“文明底线”、“媒体责任”及“治理责任”,对色情业现实状态及其社会环境,根本不敢具体分析。

中国党政官僚集团的贪腐,在它羽翼下隐然发展的后宫制度,乃至于它对色情业的支持与纵容,是以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为制度基础。在这样一种亦红亦黑的现实之上,无论怎样打黑。无论怎样扫黄,承受更多损失、痛苦和屈辱的,总是那些缺乏权力支持的弱势群体。中共自身肮脏黑暗,专注于一己之私,还厚颜无耻地吟诵道德高调,当然使恼火网民呐喊“东莞挺住”──毕竟东莞色情业因为处于市场化之中而得以规范化与标准化,而中共之痴迷后宫与娼妓,则仍然散发出数千年专制的那种腐烂气味。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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