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6日讯】（新唐人记者唐音采访报导）台湾警察24日凌晨暴力清场中打伤学生，震惊了世界。40岁以上的很多中国人立刻回忆起1989年大陆学生运动以大屠杀收场。25日，台湾总统马英九放出口风，愿意和学生对话，又使大陆人想起25年前学生们跪在北京的人大会堂前，递交请愿信，而当时的中共总理李鹏拒绝接收。
25日，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总统马英九愿意在不设任何前提的条件下，邀请反对服贸协议的学生代表，到总统府对话。抗议学生的发言人、台湾大学的研究生林飞帆同意，并提出希望讨论的具体问题。
这让关心台湾学运的人士、尤其是大陆人松了一口气。因为24日凌晨台湾警察暴力驱赶行政院里的学生时，造成包括警察、记者和学生在内174人受伤。而学生满脸鲜血的照片，刺痛了许多大陆民众的心，令他们立刻想起了25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遭到中共用机枪和坦克屠杀的青年学子们。
相对于这次太阳花学运，有媒体翻出台湾上一次学运，1990年3月16日到3月22日的野百合学运，当时来自全台湾最多时有6000名学生，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静坐，提出了“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和“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项诉求。
时任总统的、民进党籍的李登辉邀请学生代表50多人，到总统府对话。然后不仅召开国是会议，而且在1991年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促使台湾更加民主。
1989年民主运动中三位学生代表曾跪在人大会堂东门前，递交学生的请愿书，时任中共总理李鹏拒不接信。（网络图片）
维权律师：两岸社会制度有巨大差别导致学生命运完全不同
大陆维权律师、公民不合作运动发起人唐荆陵认为：“像野百合学运所遭遇的命运和中国大陆八九的学生运动的命运的差别，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基础不同。”
“台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的社会基础已经是一个半民主社会了，不是一个完全独裁专制社会，它是处在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当中的。如果我们看它那个时候关于结社、言论自由，各个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政治权利方面，它的开放度是比中国的89年要高很多的。”他具体分析。
“就是因为这种社会制度上跟社会条件上有巨大的差异，所以学生命运也发生了比较大区别。”说到海峡两岸的学生运动，结局竟如此天差地别，唐荆陵唏嘘不已。
对于马英九愿意与学生对话，唐荆陵表示：“虽然说没有使用枪枝、坦克，像中共那样，但是还是使用了暴力手法将学生趋离，引起来很大的争议。但是现在马英九先生愿意跟学生方面进行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转向。”
而1989年4月22日中午12点45分左右，民主运动的三位学生代表北大研究生张智勇﹑郭海峰和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曾跪在人大会堂东门前，递交学生的请愿书。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就在大会堂里，却始终不肯出来接信。
“一个不好制度它会让掌握权力的人身上的恶会被恶化，但是一个好的制度会让人身上善良的成份有机会可以发挥。”唐荆陵认为体制的性质和个人的选择，在这种时刻都起作用。
他解释说：“跟民众的互动和回应，这样一个程序进入专制的体制里面去，专制的这一套体系是无法维持的。因为他们权力本身来源于一种垄断，来源于就是独占，现在如果它的权力是来源于和人民的互相的接受，那么最终原来的专制体制一定会没有办法存续，这是肯定的。”
“因为民主要求民众和政府权力之间是互相认可，但是独裁专制权力不是这样。专制权力它本身是靠压制、靠欺骗、靠它自己的垄断来维持的。它会形成一种约束机制，避免受到民主和自由的‘干扰’。”唐荆陵分析。
反服贸抗议学生的发言人、台湾大学的研究生林飞帆 （网络图片）
大陆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权力是民众给予的官员就应与民对话
浙江温岭市人大独立竞选人李加富认为，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官员与民众对话，是很自然的事情。“权为民所用的话，那当然人民提出的要求，他必须要回复的，因为这个权力不是他的，是人民赋予给他的。所以说，他必须的给人民一个交代。”
而大陆官员几十年要么拒绝与民对话，要么欺骗民众，对此李加富指出：“因为他们是集权的嘛，没有法治。”
他看到：“中国就是谁的权大谁的话就是法。想想今天的中国法律是谁定的？是官员定的。它的法（是）对付老百姓的，而不是对付他们的。”
看到台湾的民主制度下老百姓拥有人权，李加富深刻的认识到：“中国这块土地是没有法治，只有台湾是有法治的。民主的先提就是法治，因为有法治的地方才有民主，没有法治的地方就没有民主。”
25日，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总统马英九愿意在不设任何前提的条件下，邀请反对服贸协议的学生代表，到总统府对话。抗议学生的发言人、台湾大学的研究生林飞帆同意，并提出希望讨论的具体问题。
这让关心台湾学运的人士、尤其是大陆人松了一口气。因为24日凌晨台湾警察暴力驱赶行政院里的学生时，造成包括警察、记者和学生在内174人受伤。而学生满脸鲜血的照片，刺痛了许多大陆民众的心，令他们立刻想起了25年前，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遭到中共用机枪和坦克屠杀的青年学子们。
相对于这次太阳花学运，有媒体翻出台湾上一次学运，1990年3月16日到3月22日的野百合学运，当时来自全台湾最多时有6000名学生，在中正纪念堂的广场上静坐，提出了“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和“政经改革时间表”等四项诉求。
时任总统的、民进党籍的李登辉邀请学生代表50多人，到总统府对话。然后不仅召开国是会议，而且在1991年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促使台湾更加民主。
1989年民主运动中三位学生代表曾跪在人大会堂东门前，递交学生的请愿书，时任中共总理李鹏拒不接信。（网络图片）
维权律师：两岸社会制度有巨大差别导致学生命运完全不同
大陆维权律师、公民不合作运动发起人唐荆陵认为：“像野百合学运所遭遇的命运和中国大陆八九的学生运动的命运的差别，我觉得有一个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基础不同。”
“台湾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它的社会基础已经是一个半民主社会了，不是一个完全独裁专制社会，它是处在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当中的。如果我们看它那个时候关于结社、言论自由，各个基本自由和基本的政治权利方面，它的开放度是比中国的89年要高很多的。”他具体分析。
“就是因为这种社会制度上跟社会条件上有巨大的差异，所以学生命运也发生了比较大区别。”说到海峡两岸的学生运动，结局竟如此天差地别，唐荆陵唏嘘不已。
对于马英九愿意与学生对话，唐荆陵表示：“虽然说没有使用枪枝、坦克，像中共那样，但是还是使用了暴力手法将学生趋离，引起来很大的争议。但是现在马英九先生愿意跟学生方面进行对话，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转向。”
而1989年4月22日中午12点45分左右，民主运动的三位学生代表北大研究生张智勇﹑郭海峰和政法大学学生周勇军，曾跪在人大会堂东门前，递交学生的请愿书。时任中共总理李鹏就在大会堂里，却始终不肯出来接信。
“一个不好制度它会让掌握权力的人身上的恶会被恶化，但是一个好的制度会让人身上善良的成份有机会可以发挥。”唐荆陵认为体制的性质和个人的选择，在这种时刻都起作用。
他解释说：“跟民众的互动和回应，这样一个程序进入专制的体制里面去，专制的这一套体系是无法维持的。因为他们权力本身来源于一种垄断，来源于就是独占，现在如果它的权力是来源于和人民的互相的接受，那么最终原来的专制体制一定会没有办法存续，这是肯定的。”
“因为民主要求民众和政府权力之间是互相认可，但是独裁专制权力不是这样。专制权力它本身是靠压制、靠欺骗、靠它自己的垄断来维持的。它会形成一种约束机制，避免受到民主和自由的‘干扰’。”唐荆陵分析。
反服贸抗议学生的发言人、台湾大学的研究生林飞帆 （网络图片）
大陆人大代表独立参选人：权力是民众给予的官员就应与民对话
浙江温岭市人大独立竞选人李加富认为，对于一个民主国家，官员与民众对话，是很自然的事情。“权为民所用的话，那当然人民提出的要求，他必须要回复的，因为这个权力不是他的，是人民赋予给他的。所以说，他必须的给人民一个交代。”
而大陆官员几十年要么拒绝与民对话，要么欺骗民众，对此李加富指出：“因为他们是集权的嘛，没有法治。”
他看到：“中国就是谁的权大谁的话就是法。想想今天的中国法律是谁定的？是官员定的。它的法（是）对付老百姓的，而不是对付他们的。”
看到台湾的民主制度下老百姓拥有人权，李加富深刻的认识到：“中国这块土地是没有法治，只有台湾是有法治的。民主的先提就是法治，因为有法治的地方才有民主，没有法治的地方就没有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