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平度杜家村民耿福林，用自己的性命为代价，令自己的家乡名扬了天下。虽然这场“火灾”仍是“疑案”，或者最终也是“疑案”，但耿福林是因为抗拒“征地”而住到那简易棚里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虽然平度方面声称“征地”过程合法，征地补偿均已到位，不存在非法征地、非法拆迁问题，但从民众情绪来看，官民间肯定未就“征地”达成和谐一致，肯定存在利益矛盾。
据现有资讯来看，平度警方仍作“有纵火嫌疑”的判断；主流媒体也在深入追查；甚至有村民称中纪委已经电话受理了村民举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姑且秉持最后一丝理智期望事件能有个明确的结局。
但是笔者近日看到一些文章，为国内的“土地财政”辩护，为“强征强迁”辩护，其观点无外如下几点：一，土地国有，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以差价维持政府各类开支；二，征地补偿，有理有据，过程中虽有贪腐现象，与整体制度无关。三，百姓贪心，得陇望蜀，尤善以死争利，迫政府就范，基层政府不得不以非常手段“先兵后礼”。笔者学识有限，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说词，且就以上几个观点，说点自己的见解。
其一，在不探讨土地国有制、私有制利弊的前提下，试问，国家土地的征收、出让，即使是依照现有体制，是否经过特定机构审议，哪怕是让各级人大走个形式也好。国家的征地补偿有明确的标准，而据笔者所知，国家标准与实际执行标准间相差十几倍都是保守的说法，为何底层百姓压根找不到国家制定的各类征地补偿标准。既然是国有土地，经营性拍卖也好、划拔出让也好，其过程又为何仅由特定部门执行，又不见人大表决，向原土地所有者公示细节呢？
原因应该很简单，涉及的部门、人员越多，分蛋糕的人越多，就无法保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详尽的补偿标准，哪怕是印发至基层公务人员，令百姓随处可查，则各级政府在拍地收入、补偿支出之间的巨大利益差，已经足以减少无数起官民冲突，只是如此这般，又失去了基层政府为中央效力的“动力”。国有土地拍卖、划拔过程公开透明，哪怕是由现有的人大走个形式，都将令各级地方长官失去执政优越感，更莫谈继续效忠党国了吧。
其二，各地频现征地冲突，民说官“非法强征”、官说民“闹补偿”。抛开“暗箱征地”的因素，客观的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但唯独“红朝”治下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普遍性的官民冲突。以笔者之见，最主要的原因是“限期征地、限期拆迁”的政策所致。在西方社会，普遍有征地遇到“钉子户”造成双方打官司、谈条件，拖延数年甚至十数年的例子，但在“红朝”内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案例，因为主管“征地、拆迁”的所谓“一把手”，都是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灰色利益”，也就是必须在自己任职期内完成一系列操作，若一块地皮拖上几年，岂不是给下任做了嫁衣裳。所以在国内经常看到一个现象，上一任领导开发城东，下一任领导便去开发城西，而决不会继续上一任市长的“工程”。而正是由于任期决定“征地期”，所以在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时，便不可能给予解决问题的时间，而必然采取“非常手段”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笔者亦有相识在征迁部门工作，亦曾与之探讨：若政府制定出征地、拆迁标准公示于众，民众去留时间自便，但补偿标准不再随时间变化，征迁范围内人物两清方告土地征收过程结束，如何？答案观者自知。
其三，言百姓贪心，得陇望蜀。殊不言在征迁过程中，百姓应得的利益、国家利益被各级蛀虫侵吞之巨。平度实例，征地125亩补偿944万卖给开发商123万/亩，馀下经费完美其名曰转入财政，实际去向如何呢？若出现耿福林类似状况，再从财政支出各类维稳经费，更是堂而皇之的流向私人腰包。而若可以搭上主管征迁的领导关系，便按国标上限补偿，则一笔惊人的“财富”便垂手而得。难怪有人总结如今“红朝”维稳方式：1、要你死(逼迫、谋杀)；2、威胁家属；3、抢尸，灭迹；4、造谣惑众，搅扰视听；5、花公共财政消灾(安抚侩子手，堵受害者的嘴)。真个是官家可以随意杀人放火，民众却只能甘当案上鱼肉。
那么回头说，征地拆迁出现流血事件已经不是新鲜事，即便是从四年前的“乐清钱云会”至今，中共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去出台相应的政策去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而实际上中共中央对此问题基本是不闻不问，是因为忙着“打老虎”吗？还是说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基层政府的掌控力，只好依靠巨大的利益，诱使各级政府、官员为中央效命，只要能帮助中央维持稳定，那么牺牲多少百姓利益、流多少平民之血都在所不惜呢？而各级政府、官员亦是看明了此点才敢肆意妄为，鱼肉百姓呢？而手无寸铁的百姓，最后只能落得以命相争的地步呢？
所以说，中国的好多问题，究根到底是因为中共的执政方式，视自己为民众的“主人”在“管理一切”，而不是如口头讲的“为人民服务”，而在这种“管理”过程中，实际接触百姓的“管理者”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走向疯狂状态时，“高层管理者”便注定要失去整体的“管控力”。现在“红朝”的状态，中央要想取信于民，就要打杀利益集团，而打杀力度过大又怕失去整体政权的向心力，现如今流行的“打老虎”一词正能说明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处于“骑虎难下”的地步才不得不“打虎”。
至于未来走向如何，习李组合能否走出中共以往的怪圈，还要拭目以待，只是“钱云会”、“耿福林”般的例子，不论情况如何变化，都不会少发生一些吧。
据现有资讯来看，平度警方仍作“有纵火嫌疑”的判断；主流媒体也在深入追查；甚至有村民称中纪委已经电话受理了村民举报。在这样的情况下，姑且秉持最后一丝理智期望事件能有个明确的结局。
但是笔者近日看到一些文章，为国内的“土地财政”辩护，为“强征强迁”辩护，其观点无外如下几点：一，土地国有，政府低价征地高价出让，以差价维持政府各类开支；二，征地补偿，有理有据，过程中虽有贪腐现象，与整体制度无关。三，百姓贪心，得陇望蜀，尤善以死争利，迫政府就范，基层政府不得不以非常手段“先兵后礼”。笔者学识有限，不知是否还有其他说词，且就以上几个观点，说点自己的见解。
其一，在不探讨土地国有制、私有制利弊的前提下，试问，国家土地的征收、出让，即使是依照现有体制，是否经过特定机构审议，哪怕是让各级人大走个形式也好。国家的征地补偿有明确的标准，而据笔者所知，国家标准与实际执行标准间相差十几倍都是保守的说法，为何底层百姓压根找不到国家制定的各类征地补偿标准。既然是国有土地，经营性拍卖也好、划拔出让也好，其过程又为何仅由特定部门执行，又不见人大表决，向原土地所有者公示细节呢？
原因应该很简单，涉及的部门、人员越多，分蛋糕的人越多，就无法保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详尽的补偿标准，哪怕是印发至基层公务人员，令百姓随处可查，则各级政府在拍地收入、补偿支出之间的巨大利益差，已经足以减少无数起官民冲突，只是如此这般，又失去了基层政府为中央效力的“动力”。国有土地拍卖、划拔过程公开透明，哪怕是由现有的人大走个形式，都将令各级地方长官失去执政优越感，更莫谈继续效忠党国了吧。
其二，各地频现征地冲突，民说官“非法强征”、官说民“闹补偿”。抛开“暗箱征地”的因素，客观的讲，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土地使用过程中，必定会出现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但唯独“红朝”治下会出现如此剧烈的、普遍性的官民冲突。以笔者之见，最主要的原因是“限期征地、限期拆迁”的政策所致。在西方社会，普遍有征地遇到“钉子户”造成双方打官司、谈条件，拖延数年甚至十数年的例子，但在“红朝”内却不可能出现这样的案例，因为主管“征地、拆迁”的所谓“一把手”，都是期望在这个过程中获取“灰色利益”，也就是必须在自己任职期内完成一系列操作，若一块地皮拖上几年，岂不是给下任做了嫁衣裳。所以在国内经常看到一个现象，上一任领导开发城东，下一任领导便去开发城西，而决不会继续上一任市长的“工程”。而正是由于任期决定“征地期”，所以在过程中遇到实际问题时，便不可能给予解决问题的时间，而必然采取“非常手段”追求立竿见影的成效。笔者亦有相识在征迁部门工作，亦曾与之探讨：若政府制定出征地、拆迁标准公示于众，民众去留时间自便，但补偿标准不再随时间变化，征迁范围内人物两清方告土地征收过程结束，如何？答案观者自知。
其三，言百姓贪心，得陇望蜀。殊不言在征迁过程中，百姓应得的利益、国家利益被各级蛀虫侵吞之巨。平度实例，征地125亩补偿944万卖给开发商123万/亩，馀下经费完美其名曰转入财政，实际去向如何呢？若出现耿福林类似状况，再从财政支出各类维稳经费，更是堂而皇之的流向私人腰包。而若可以搭上主管征迁的领导关系，便按国标上限补偿，则一笔惊人的“财富”便垂手而得。难怪有人总结如今“红朝”维稳方式：1、要你死(逼迫、谋杀)；2、威胁家属；3、抢尸，灭迹；4、造谣惑众，搅扰视听；5、花公共财政消灾(安抚侩子手，堵受害者的嘴)。真个是官家可以随意杀人放火，民众却只能甘当案上鱼肉。
那么回头说，征地拆迁出现流血事件已经不是新鲜事，即便是从四年前的“乐清钱云会”至今，中共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去出台相应的政策去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而实际上中共中央对此问题基本是不闻不问，是因为忙着“打老虎”吗？还是说中央政府已经失去了对基层政府的掌控力，只好依靠巨大的利益，诱使各级政府、官员为中央效命，只要能帮助中央维持稳定，那么牺牲多少百姓利益、流多少平民之血都在所不惜呢？而各级政府、官员亦是看明了此点才敢肆意妄为，鱼肉百姓呢？而手无寸铁的百姓，最后只能落得以命相争的地步呢？
所以说，中国的好多问题，究根到底是因为中共的执政方式，视自己为民众的“主人”在“管理一切”，而不是如口头讲的“为人民服务”，而在这种“管理”过程中，实际接触百姓的“管理者”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失去理智、失去人性的走向疯狂状态时，“高层管理者”便注定要失去整体的“管控力”。现在“红朝”的状态，中央要想取信于民，就要打杀利益集团，而打杀力度过大又怕失去整体政权的向心力，现如今流行的“打老虎”一词正能说明问题，就是中央政府处于“骑虎难下”的地步才不得不“打虎”。
至于未来走向如何，习李组合能否走出中共以往的怪圈，还要拭目以待，只是“钱云会”、“耿福林”般的例子，不论情况如何变化，都不会少发生一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