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5日讯】（新唐人记者刘惠采访报导）近日四位中国律师第三次到黑龙江佳木斯一农场洗脑班办营救被长期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并且到相关司法监管部门申诉黑监狱的违法事实，因而遭到当地公安局绑架，事后律师声援团和公民声援团前往事发地声援，民众纷纷捐款，网上呼吁不断，为此《新唐人》记者采访了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记者：有四位律师到东北一洗脑班，要求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后遭到拘留，现在律师声援团有100名律师发表声明向中共政府呼吁，释放这些律师和法轮功学员，请问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夏明：首先的话，我想律师他是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一个梁柱，因为律师他首先保护公民的一个权利，变成说他是跟公权、跟对方进行一个对辩，这样的话法庭能处于比较中立的地位，再来就是公诉方和律师之间寻求一个公正的法律的一个裁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应该说在公诉方，就是检察院和法院和律师的三个关系中，很显然律师会倾向于个人权利和保护民权的。
虽然我们一点也不奇怪，就是在维护法治原则的历史的进程中，律师总会站在前面，因为最根本的就是说，因为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就是一个律师的基本工作，那么如果他不担负起基本的责任的话，也就是说律师就是自己在自废武功，让自己的职业根本受到抛弃，我觉得这点是应该很清楚。
也就是说律师他对政权的反抗，在全世界是非常典型的，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几个例子，那印度的独立战争中，就是一些律师来推动的，最有名的两个律师一个就是圣雄甘地，另外一个就是尼赫鲁，尼赫鲁也是一个律师，而尼赫鲁的爸爸也是一个律师。所以我们看到在印度的民主化的进程中，反殖民主义和推动民主的进程中，律师成为一个自由社会的主要的中间力量和领导力量，最后建立一个政党，给印度带来了民主。
在美国也很清楚，在50年代以后，为了推动反对种族歧视，来促进黑人和有色人种，包括以后还有妇女、同性恋、残疾人他们的权利，我们看到律师发挥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个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美国有色人种促进委员会，它就是法律基金会。他们的法律部当然有白人律师也有很多的黑人律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黑人律师，就是以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圣彼德‧马歇尔。
马丁•路德金也是具有法律背景的，尽管他是一个教师，在推动民权运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怎么样利用法律，通过一场一场的法律上的战斗，逐渐的把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给推翻了，功劳应该说主要来自于律师。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走向这一步，一方面是标志着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的增加了，另一方面呢，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随着法学院的恢复和建立，越来越多的法学院的毕业生出来了，他们就是说现在他们的职业本身就是要守护法治原则的。
而中共在最近也宣布他要废除劳改制度，那么如果劳改制度和劳教条例已经被废除的话，他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来继续保护这些黑监狱。我觉得黑监狱是介于正式的司法局、司法部领导下正式的监狱体制下以外的非正式的，是由公安他们随意设置和随意建立的。这种情况下，律师他可以有法律依据来捍卫国民的权力的。
我觉得这个当然非常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且我觉得这种挑战对中国政府应该会形成很大的压力。这里边就像我以前在文章这边写到了，这里边就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历史趋势，就是说如果你培养个工程师，那么他们一定会要求推动社区化，那么你培养出工商管理的这些MBA的毕业生，他们一定会推动市场经济，而且他们一定也会指有在市场的经济中会找到自己的价值。同样的如果你建立了法学院，那么培养出律师、法官，那么这些人他们就一定会成为法治原则和法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的捍卫者和堆动者。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继续延伸，如果你培养出很多政治学的毕业生，和公众型的毕业生等，如果有很多像中国有各种政治学系，甚至科学系，也都建立了，如果你这么多政治科学的这些毕业生毕业出来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推动选举政治、推动民主政治，那么我觉得这恐怕是历史不可避免的一个潮流。
记者：您是说中国的律师也会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先锋吗 ？
夏明：对。我们可以看到，律师在中国大概有几十万，现在。当然我们看到，中共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他们，所以得司法局都有律师处，这样的话就通过司法局律师处把律师就给控制起来。而且我们看到律师毕竟现在在大城市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律师的主要的力量居住在北京、上海或广州这些大城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主要对暴政的反抗，对民权的维护，主要是来自于大城市的这些律师，他们敢到小地方去接案子。而这些案子的话，一般的小人物、小律师是不敢接手的，所以我们看到李庄，他从北京跑到重庆去办理这些所谓的黑社会案子。像四川地震了，那边办理这些律师也都是从上海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律师在起作用，另一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律师他往往在大城市里边，他们可以对很多的边缘城市，或者小地方的各种人权、民权问题，他的干预相对的就比较少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均衡。
但是另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国政府最主要的威胁和挑战，是在于这些律师他的主要的挣钱方式是必须要办案，而办案的话必须要做出声望，要办出大案，那么今天的大案都已经赢了，这样的话才会有人来找他办案。所以就是往往律师还没有建自己名望的律师，他一定有自己内在的动力，他想去找一些大案，能够赢得公众的关注，最后把自己的声望给建立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这种内在的机制会激烈很多的律师，尤其是年轻的律师，去在大的案件上去往前冲，那么对政府形成一种抵制和制约，这一点我觉得恐怕中国政府目前已经说已经把瓶子打开了，这个就是心灵已经逃出了那个瓶子，他已经没办法再让他给关回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办法再倒退的原因。
记者：在1999年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不敢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可是这次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声张正义被抓后，民众已经组织公民声援团前往东北，还有不少民众捐款赞助，您是怎么看的？
夏明：我们知道1999年对法轮功镇压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得民心，10几年前我在国内采访过，因为我也主编了两本书关于法轮功的，就是1999年在美国一个杂志叫作“中国政府与法律”上面我准备了两集专集，谈中国（共）政府和法轮功冲突，和法轮功的情况。当时在采访过程中，我就亲耳听到中国（共）公安给我介绍法轮功当时情况，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警署的一个署长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以前执行的各项专项任务，都有自己的辖区的老百姓会主动合作，提供各种信息来协助警察，他说但是在他们进行这个反法轮功的专项工作中，没有一个老百姓出来跟他们合作，给他们提供讯息来协助他们的查处法轮功。
这个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就是在反法轮功的专项斗争中，他们没有得到民心太多的支持。
那么当然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对法轮功的迫害，越来越引起更多的中国人的同情和共鸣。
其中涉及到一个最更本的东西是，法轮功涉及到信仰的自由，练功的自由，另外法轮功对中共社会最大的挑战是，现在中共社会道德沦丧，法轮功对道德的维护对中国人来说都会有许多的共鸣。
尤其我们看到中国在进行一种精神的大觉醒，也就是他们在逐渐的寻求一种真善美的东西，寻求一种精神的归宿，心灵上的超越，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教会还是佛教的反抗，都可以看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声援法轮功，因为他们认识到法轮功和他们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
记者：有四位律师到东北一洗脑班，要求释放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后遭到拘留，现在律师声援团有100名律师发表声明向中共政府呼吁，释放这些律师和法轮功学员，请问您对这件事是怎么看的？
夏明：首先的话，我想律师他是作为一个法治国家的一个梁柱，因为律师他首先保护公民的一个权利，变成说他是跟公权、跟对方进行一个对辩，这样的话法庭能处于比较中立的地位，再来就是公诉方和律师之间寻求一个公正的法律的一个裁决。所以我们可以看应该说在公诉方，就是检察院和法院和律师的三个关系中，很显然律师会倾向于个人权利和保护民权的。
虽然我们一点也不奇怪，就是在维护法治原则的历史的进程中，律师总会站在前面，因为最根本的就是说，因为保护当事人的利益，就是一个律师的基本工作，那么如果他不担负起基本的责任的话，也就是说律师就是自己在自废武功，让自己的职业根本受到抛弃，我觉得这点是应该很清楚。
也就是说律师他对政权的反抗，在全世界是非常典型的，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几个例子，那印度的独立战争中，就是一些律师来推动的，最有名的两个律师一个就是圣雄甘地，另外一个就是尼赫鲁，尼赫鲁也是一个律师，而尼赫鲁的爸爸也是一个律师。所以我们看到在印度的民主化的进程中，反殖民主义和推动民主的进程中，律师成为一个自由社会的主要的中间力量和领导力量，最后建立一个政党，给印度带来了民主。
在美国也很清楚，在50年代以后，为了推动反对种族歧视，来促进黑人和有色人种，包括以后还有妇女、同性恋、残疾人他们的权利，我们看到律师发挥很大的作用。其中一个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是美国有色人种促进委员会，它就是法律基金会。他们的法律部当然有白人律师也有很多的黑人律师，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黑人律师，就是以后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圣彼德‧马歇尔。
马丁•路德金也是具有法律背景的，尽管他是一个教师，在推动民权运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清楚，就是怎么样利用法律，通过一场一场的法律上的战斗，逐渐的把美国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给推翻了，功劳应该说主要来自于律师。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走向这一步，一方面是标志着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的增加了，另一方面呢，中国在过去的20多年随着法学院的恢复和建立，越来越多的法学院的毕业生出来了，他们就是说现在他们的职业本身就是要守护法治原则的。
而中共在最近也宣布他要废除劳改制度，那么如果劳改制度和劳教条例已经被废除的话，他没有任何法理上的依据来继续保护这些黑监狱。我觉得黑监狱是介于正式的司法局、司法部领导下正式的监狱体制下以外的非正式的，是由公安他们随意设置和随意建立的。这种情况下，律师他可以有法律依据来捍卫国民的权力的。
我觉得这个当然非常具有正面的价值，而且我觉得这种挑战对中国政府应该会形成很大的压力。这里边就像我以前在文章这边写到了，这里边就是一个不可阻挡的一个历史趋势，就是说如果你培养个工程师，那么他们一定会要求推动社区化，那么你培养出工商管理的这些MBA的毕业生，他们一定会推动市场经济，而且他们一定也会指有在市场的经济中会找到自己的价值。同样的如果你建立了法学院，那么培养出律师、法官，那么这些人他们就一定会成为法治原则和法治制度的一个根本的捍卫者和堆动者。那么同样的我们可以继续延伸，如果你培养出很多政治学的毕业生，和公众型的毕业生等，如果有很多像中国有各种政治学系，甚至科学系，也都建立了，如果你这么多政治科学的这些毕业生毕业出来的话，那么他们一定会推动选举政治、推动民主政治，那么我觉得这恐怕是历史不可避免的一个潮流。
记者：您是说中国的律师也会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先锋吗 ？
夏明：对。我们可以看到，律师在中国大概有几十万，现在。当然我们看到，中共在通过各种方式控制他们，所以得司法局都有律师处，这样的话就通过司法局律师处把律师就给控制起来。而且我们看到律师毕竟现在在大城市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律师的主要的力量居住在北京、上海或广州这些大城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最主要对暴政的反抗，对民权的维护，主要是来自于大城市的这些律师，他们敢到小地方去接案子。而这些案子的话，一般的小人物、小律师是不敢接手的，所以我们看到李庄，他从北京跑到重庆去办理这些所谓的黑社会案子。像四川地震了，那边办理这些律师也都是从上海去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律师在起作用，另一面，我们必须意识到，律师他往往在大城市里边，他们可以对很多的边缘城市，或者小地方的各种人权、民权问题，他的干预相对的就比较少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均衡。
但是另一个最主要的，就是对中国政府最主要的威胁和挑战，是在于这些律师他的主要的挣钱方式是必须要办案，而办案的话必须要做出声望，要办出大案，那么今天的大案都已经赢了，这样的话才会有人来找他办案。所以就是往往律师还没有建自己名望的律师，他一定有自己内在的动力，他想去找一些大案，能够赢得公众的关注，最后把自己的声望给建立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这种内在的机制会激烈很多的律师，尤其是年轻的律师，去在大的案件上去往前冲，那么对政府形成一种抵制和制约，这一点我觉得恐怕中国政府目前已经说已经把瓶子打开了，这个就是心灵已经逃出了那个瓶子，他已经没办法再让他给关回去了。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没办法再倒退的原因。
记者：在1999年的时候，绝大部分人不敢站出来为法轮功说话，可是这次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声张正义被抓后，民众已经组织公民声援团前往东北，还有不少民众捐款赞助，您是怎么看的？
夏明：我们知道1999年对法轮功镇压的时候，其实就是没有得民心，10几年前我在国内采访过，因为我也主编了两本书关于法轮功的，就是1999年在美国一个杂志叫作“中国政府与法律”上面我准备了两集专集，谈中国（共）政府和法轮功冲突，和法轮功的情况。当时在采访过程中，我就亲耳听到中国（共）公安给我介绍法轮功当时情况，有一个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警署的一个署长他就告诉我，他说他们以前执行的各项专项任务，都有自己的辖区的老百姓会主动合作，提供各种信息来协助警察，他说但是在他们进行这个反法轮功的专项工作中，没有一个老百姓出来跟他们合作，给他们提供讯息来协助他们的查处法轮功。
这个我觉得很说明问题，就是在反法轮功的专项斗争中，他们没有得到民心太多的支持。
那么当然现在的话，我们看到对法轮功的迫害，越来越引起更多的中国人的同情和共鸣。
其中涉及到一个最更本的东西是，法轮功涉及到信仰的自由，练功的自由，另外法轮功对中共社会最大的挑战是，现在中共社会道德沦丧，法轮功对道德的维护对中国人来说都会有许多的共鸣。
尤其我们看到中国在进行一种精神的大觉醒，也就是他们在逐渐的寻求一种真善美的东西，寻求一种精神的归宿，心灵上的超越，由此我们看到，无论是教会还是佛教的反抗，都可以看到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在这种情况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声援法轮功，因为他们认识到法轮功和他们的利益是休戚相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