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7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着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二 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二月二十六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注十七）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注十八）
西楼会议以及二月二十六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三月十四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西楼会议会址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调整经济的报告上的批示。（书中图片）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 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注十九）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注二十）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经减少了一千万，一九六二年再减少一千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注二十一）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一九五九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注二十二）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注二十三）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一九六二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 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一九五八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注二十四）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一九六一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一九六二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安徽达百分之八十，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百分之七十。（注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四月十一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注二十六）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注二十七）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二十八）陈云七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一月二十七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一千一百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馀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注二十九）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注三十）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一九七九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注三十一）
王稼祥 （网路图片）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一）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二）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三）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四）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五）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注三十二）
一九六二年七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注三十三）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一九六二年三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四天（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但预备会开了二十九天（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七月二十五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八月六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注三十四）。他又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八月五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八月六日）“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八月九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八月十一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八月十五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八月二十日）（注三十五）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八月五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八月六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八月九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他没有联系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注三十六）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六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八月二十二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八月五日，毛泽东说：“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九月一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注三十七）九月三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注三十八）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注三十九）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注四十）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一九五四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漱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注四十一）《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一九六二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九月八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藉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七十二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注四十二）。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注四十三）九月二十七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注四十四）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注四十五）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会后，各省都把抓阶级斗争当作头等大事，用阶级斗争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发现了很多“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及时将这些“新动向”上报中央，其实，这些“新动向”不是神经过敏，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信息的上下互动，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綳越紧，“三类队”的“民主革命补课”发展到全国的“四清运动”。（注四十六）
注解：
[注十七] 陈云：《目前的财政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页。
[注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五一-一零五二页。
[注十九] 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载《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四四四-四四五页。
[注二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三页。
[注二十一] 邓小平：《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载《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三一九页。
[注二十二]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九十页。
[注二十三] 周伯萍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二十四] 陈云：《目前的财政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页。
[注二十五]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七四页。
[注二十六] 邓子恢：《关于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问题》，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载《邓子恢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四四页。
[注二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八四-一零八五页。
[注二十八]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三二三页。
[注二十九]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北京，内部资料，一九六七年，第二零六-二零八页。
[注三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九九八页。
[注三十一] 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光明日报》。
[注三十二]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九六二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载《炎黄春秋》二零零六年第八期。
[注三十三]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载《炎黄春秋》二零零五年第五期。
[注三十四]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一-一九六八）第二十九-三十页。
[注三十五]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四-一零七七页。
[注三十六] 同上，第一零七四-一零八八页。
[注三十七] 同上，第一零九二-一零九三页。
[注三十八] 同上，第一零九三页。
[注三十九]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页。
[注四十] 高岗秘书赵家梁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四十一] 同上。
[注四十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九六页。
[注四十三] 同上，第一零九六页。
[注四十四]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页。
[注四十五]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文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九六-一九七页。
[注四十六]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载《领导者》二零零六年十月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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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二 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进一步触怒毛泽东
不少文献说七千人大会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实际上，这次会上，明显地加深了中共高层的裂痕。一散会，毛泽东就去武汉了。刘少奇又召开了“西楼会议”，研究克服困难的办法。
“西楼会议”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召开的，是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址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
西楼会议对形势的估计比七千人大会更严峻。陈云二月二十六日的讲话中把严峻形势归纳为五个方面：其一，农业近几年有很大幅度的减产；其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的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当时的工农业不相适应；其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其四，城市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其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注十七）刘少奇说，七千人大会上“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注十八）
西楼会议以及二月二十六日的国务院扩大会议和三月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了一整套进一步调整经济、克服困难的办法。三月十四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专程飞往武汉，向毛泽东汇报。毛同意常委多数人的意见，也赞成刘提议的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但认为不能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还说赤字是假的，要求再议。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西楼会议、国务院扩大会议、中央财经小组会议形成的文件，落实调整经济计划的部署。
西楼会议会址及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调整经济的报告上的批示。（书中图片）
鉴于前三年调整不力，当时一些干部又怕把困难估计过重而犯错误，刘少奇在讲话中认为“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 基础不巩固，在困难情况下，政治形势可能转坏。”他强调：“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些，危险性不大……我们多年就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慨，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注十九）毛泽东曾要求他们不要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刘却一再要求要充分估计困难。是不是刘有意和毛作对呢？不是。
在中国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下，财政统收统支，重要物资统收统配。“爱哭的孩子多吃奶”，为了从中央财政治和中央统配物资中多分一块蛋糕，各地经济业务部门总是向中央业务部门叫困难。就是省委第一书记，在毛泽东面前说形势大好，但向中央业务部门要东西，也是寸步不让的。例如，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在毛泽东面前说粮食够吃，但为了减少四川省的征购任务，曾和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多次讨价还价（见本书“天府饥魂”一章）。所以，主管实际工作的中央领导人，总觉得困难很大。毛泽东不管这些具体事，听的都是各省第一把手的意见，感受到困难的压力比刘少奇、周恩来要小一些。“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到上海、山东、杭州、武汉等地，征询过一些领导干部的意见，得到的回答几乎都是“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的回答。（注二十）
对形势的估计不同，采取的措施也就不同。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按照刘少奇“要退够”的指导思想，根据陈云的意见，采取了比较彻底的措施，即“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其一，摆脱大跃进的思想束缚和十年经济发展规划原定的框框，把工作基点放在恢复上，争取三到五年把国民经济由大跃进的状态调整到协调、持续、稳定的状态；其二，下决心减少城市人口。一九六一年已经减少了一千万，一九六二年再减少一千万。其三，压缩基本建设投资，降低生产建设的高指标；其四，恢复农业生产，搞好市场供应；其五，抑制通货膨胀。更重要的是，对近几年受过批评和处分的所谓右倾党员甄别平反，“五月会议”上邓小平发言说：要来个一揽子解决，统统摘帽子。（注二十一）邓子恢主张适当地扩大自留地。对各地的包产到户，实际也是采取默认的态度。
一九五九年春天，采取了一些“退回去”的措施，庐山会议后全都否定了，这一次“退够”的措施，毛泽东会同意吗？对一贯主张“冒进是马列主义”、“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要积极平衡，不要消极平衡”的毛泽东来说，他能容忍刘少奇等人的调整吗？刘少奇心里没底，还是要请示毛主席。
一九六二年七月，毛泽东从炎热的南方回到凉爽的北京。陈云立即拜见毛泽东，系统地谈了各位常委都赞成的意见。毛泽东当时只问了几个问题，未置可否。陈云感觉毛不反对这些意见，只是在考虑。毛很快通知刘少奇见面。毛正在游泳。刘少奇赶到游泳池，毛泽东游兴正浓。刘少奇快步走到池畔，亲热地问候毛。见刘来了，毛就在池子里发出质问：“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
刘少奇一惊，似乎觉得不便谈话，就在更衣棚里坐下，等毛泽东上岸，坐到跟前才说：“陈云、田家英是在党内谈的意见，不违反组织原则，他们有想法跟你讲，没有错。”
毛泽东说：“不在组织原则，而在内容！他们都找了你，邓子恢吵了那么久，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
双方显然都有些动感情。毛长期淤积内心的不满，倾泄而出，刘也要一吐为快：“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毛泽东说：“三面红旗也否了，地也分了，你不顶住？我死了以后怎么办？”
刘少奇平静下来向毛陈述了自己的想法：三面红旗不倒，人民公社不散，高指标不搞，公共食堂不办，等。毛泽东也平静下来，同意经济调整继续搞下去。刘少奇回来感到压力很大，但经济调整能够坚持，总算松下来，以为雷霆已过。（注二十二）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曾任粮食部副部长的周伯萍在他家中向本书作者谈了一件与此有关的事。西楼会义后不久，陈云到了上海。让陈国栋、周伯萍等四人到上海交代任务，陈云说：你们到一些省去看看，农村真实情况如何。不要打中央的牌子，不要省里干部陪同（除了引路的以外），不发表意见，只是用眼睛看。周伯萍到了湖北省粮食产区，看到的情况是，集体的大田几乎荒芜，而自留地里粮食作物长势非常好。农民是靠自留地吃饭的。他们到上海向陈云谈了所看到的情形。陈云说：“看来是农业集体化是搞坏了。但这个问题现在不好说，政治风险太大了。毛主席太看重农业集体化了。”陈云告诫他们几人回北京以后什么也不要说。还是陈云亲自向毛谈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七月陈云向毛汇报的那些事。（注二十三）
并没有像刘少奇预计的那样雷霆已过。一旦度过了难关，毛泽东就重新发难。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亲自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清算了“一九六二年的右倾”这笔账。
毛泽东之所以对一九六二年的调整耿耿于怀，是因为他把与他不同的看法视为阶级斗争，视为要推翻他。这种看法终于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来了。
三 八届十中全会祭起“阶级斗争”的杀手锏
对于一九五八年以来三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和经济形势的估计，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有着不同的看法。毛泽东总是低估大跃进所造成的困难，对当时的形势的估计也较为乐观。持毛泽东这种看法的有柯庆施、林彪等后来被称为左派的干部。而以“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为代表的一批干部则对困难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当然，这种不同的估计，造成了制定政策的出发点也会不同。
在解决困难第一线工作的陈云对这种不同的估计深有感受。他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上说：“对于困难的程度，克服困难的快慢，在高级干部中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农业恢复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也有不同的估计。”“不要掩盖这种不一致。”（注二十四）
如前所述，这种对形势的不同估计，有着工作岗位不同的原因。当然也和各种不同人的思维方式有关。不管怎样，对形势不同的估计，是一种正常现象。如果在民主制度下，完全可以通过民主讨论或投票方式来决定政策。在专制制度下，处于最高权力地位的人，就感到自己的意见不好贯彻。而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困难估计严重，恰恰是否定“三面红旗”的重要根据。毛泽东对此忧心忡忡。
一九五九年春天，中共中央采取了的一些“倒退”措施，增加了自留地，开放了自由市场，有些地方比中共中央的政策退得更远。如包产到户大面积推行。庐山会议以后的反右倾，把这些压回去了。由于饥饿，到一九六一年，又大面积推行起包产到户。一九六二年年中，全国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超过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安徽达百分之八十，甘肃、浙江、四川一带地、县超过百分之七十。（注二十五）
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邓子恢就曾多次主张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五月会议”上及其前后，邓子恢曾在多种场合发表过主张包产到户的讲话。如四月十一日，他在广西桂林听取地区负责人汇报时说：“单庄独户，离村庄远的就包产到户，或者让他们单干吧。这样有好处，不要有顾虑，怕说单干，怕说右倾，什么都要实事求是。”（注二十六）一九六二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听取华东局关于安徽省“责任田”的汇报。中共中央华东局持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出席这个会议的人，支持和批评的各占一半。邓子恢认为安徽省的“责任田”不是方向性的错误。邓小平发言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采取各种办法，安徽省的同志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话有一定的道理。责任田是新生事物，或以试试看。”（注二十七）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七届三中全会代表时主张使包产到户合法化，也说过“刘伯承同志经常讲的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注二十八）陈云七月向毛汇报时，也讲过重新让农民分田的事。如本书前面所说的，正是这些“倒退”才是走出饥荒、减少死亡最为有效的措施。但这和毕竟和共产党的理想相悖，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的。
在当时毛泽东的忧虑中，还有一股“翻案风”，其中主要是彭德怀翻案。“七千人大会”决定给这几年被错误批判的党员干部甄别平反。但有一个界限，对庐山会议上打成反党集团的人不能平反。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一月二十七日的口头讲话中，特别讲到彭德怀问题。后来收入《刘少奇选集》时，删去了这一段话。这段话大约一千一百字左右，其主要内容是：庐山会议上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我们开展这场斗争，不是因为彭德怀写了那封信。信中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庐山会议其所以要开展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是高饶集团的馀孽，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他们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的颠覆活动有关。他阴谋篡党。等等。（注二十九）
彭德怀没有参加七千人大会。会后他得知刘少奇的这些诬陷之词以后，倍感委曲，不得不奋起为自己申辩。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写作，他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送上了一个长达八万字的申诉材料（后被称之为“八万言书”）。这个“八万言书”不仅否定了刘少奇上述诬陷，还把庐山会议以及其后对他批判和结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彭德怀翻案，这是毛泽东很不愉快的事。
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其它方面也一改过去紧张的状况，开始出现松动和宽松。如对冤假错案大规模的甄别平反，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让步，对民主党派有所尊重，等。在这些松动中，出现了一些“过头”情况，使毛不快。如一九六二年三月的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等讲了一些尊重知识分子的话，陈毅还提出了“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注三十）周、陈的“脱帽加冕”引起了上层的不同看法。主管意识形态的陆定一强烈反对“脱帽加冕”的说法。直到一九七九年，陆定一才在这个问题上认错，说：“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时是“左的，所以是错误的。”（注三十一）
王稼祥 （网路图片）
大跃进失败以后，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的王稼祥认为，内忧已经不少，不要再引起外患。一九六二年二月，他向主管外事工作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以《党内通讯》的形式送上去的。这封信有五点内容：一）对外政策有必要采取和缓的方针，他不同意说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有和平共处的世界和平；二）要尽可能避免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主动做好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同盟的工作；三）我们对美帝也应采取较为缓和的态度。要避免朝鲜式战争，不能因为别国提出要求，再派军队去那里参战；四）中国和印度的关系要打开目前的僵局，要高举中印友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通过谈判解决中印争端；五）支援各国人民革命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武装斗争不是争取民族独立的唯一道路，不能公开号召别国人民起来革命，不干涉别国内政。（注三十二）
一九六二年七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莫斯科召开裁军大会，中国派出了以茅盾为团长的代表团。代表团出发前，在王稼祥的主持下制定了代表团的活动方针，起草了代表团团长的讲话稿。大会快结束时，有几个非洲国家的代表团对中国代表团的表现和讲话不满意。毛泽东接到反映这个情况的电报后批评说：这样做“脱离了左派，加强了右派，增加了中间派的动摇。”康生乘机到处说：中国代表团的错误是王稼祥的那封信引起的，并鼓动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到毛泽东那里告王稼祥的状。毛听了刘宁一的汇报后掰着手指头说：“这是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要和，对苏联为首的修正主义要和，对以印度为首的各国反动派要和，这叫三和。对民族解放战争和革命运动的援助要少。”（注三十三）
与此同时，有人把国内的一些调整措施归纳为“三自一包”（自由种植，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统称为资本主义复辟的纲领。
“七千人大会”及这以后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使毛泽东十分不快。他身在南方，却密切注视北京。他感到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从经济到政治，从内政到外交，都正在偏离他的路线。使毛泽东引以警惕的是，刘少奇讲话中还流露出的一股“秋后算账”的意味。一九六二年三月，刘召见公安部长谢富治等谈话，要求公安部总结几年来打死人命，伤害无辜群众的教训。刘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刘的这番话使毛联想到赫鲁夫对斯大林的清算。毛泽东对北京所发生的一切，看在眼里，记在心头，酝酿着反击复辟。
从统购统销到农业集体化；从城市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到反右斗争；这一系政策严重侵犯了广大群众的利益，因此，在实施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始终有一股反对力量。在强大的国家机器的高压下，这股反对力量只是一股潜流。身居权力最高层的毛泽东，是会感受到这股潜流的压力的。一九五八年以后，几千万人饿死，这是一桩非同小可在大事。“三面红旗”造成如此严重的恶果，使党内对“三面红旗”持怀疑或反对意见的力量成了对毛泽东的离心力，而且离心力有日益强大之势。七千人大会以后，党内对毛泽东的离心力和社会上历来存在的的潜流有合流之势。毛泽东感觉到，他身边有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在聚集，一股与他敌对的力量在聚集。一贯奉行“斗争哲学”的毛泽东，随时准备挑起新的斗争。
他选择了八届十中全会这个机会。
八届十中全会是在北京召开的。正式会议只开了四天（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但预备会开了二十九天（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预备会之前还开了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八届十中全会的调子是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定下来的。
七月二十五日开始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原定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问题。八月六日，毛泽东没有跟任何人商量，突然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注三十四）。他又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的六次中心小组会上多次插话，继续讲他的观点。会议主题就转为批判“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
“黑暗风”是指“西楼会议”、“五月会议”以及前后与其相似的对形势的估计。毛泽东在这次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多次讲话说：“有些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八月五日）“现在有一部分同志把形势看成一片黑暗了，没有好多光明了，引得一些同志思想混乱、丧失前途、丧失信心了。”（八月六日）“一九六零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讲黑暗，不讲光明，已经两年了。”“说压力，那你先压我嘛！你压了我几年了嘛！你们讲黑暗讲了几年了嘛！越讲越没有前途了。说集体没有优越性，这不是压我？压力总是有的。”（八月九日）“现在不赞成总路线、三面红旗的人，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八月十一日）“有那么一些人，没有干劲了，怎么办？他们鼓单干之劲，鼓黑暗之劲，鼓讲缺点错误之劲。讲光明、讲成绩、讲集体经济，他们就没劲了，怎么办？”（八月十五日）“讲困难、讲黑暗已经两年多了，讲光明不合法了。”（八月二十日）（注三十五）从毛泽东的这些言论来看，他根本没有接受大跃进以来的教训。一九五八年冬以后他虽然也做了一些纠正错误的工作，但对这几年的“倒退”措施一直耿耿于怀。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引出了一些人的追随。刘少奇不得不对“五月会议”进行解释和自我批评。
这次会上对“单干风”的批判是很严厉的。八月五日毛泽东说：“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八月六日，毛泽东讲话强调：“是到社会主义，还是到资本主义？农村合作化还要不要？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八月九日，毛泽东插话说：“单干从何而来？在我们党内有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成分，包括许多农民，其中大部分是贫农和下中农，有一部分富裕中农家庭出身的，或者本人就是富裕中农，也有地富家庭出身的，也有些知识分子家庭，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或者是资产阶级子弟。另外还有封建官僚反动阶级出身的。党内有些人变坏了，贪污腐化，讨小老婆，搞单干，招牌还是共产党，而且是支部书记。这些人很明显，把群众当奴隶。有些同志马克思主义化了，化的程度不一样，有的化得不够。我们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对社会主义革命缺乏精神准备。”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批示上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动摇了，对形势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是与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来了的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爱惜之心；而在这以前则竭力提倡四大自由，所谓‘好行小惠，言不及义’，是相联系的。”“ 他没有联系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五年他自己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经济的错误。”（注三十六）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揭发批判了邓子恢。随后，撤销了邓子恢担任部长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给了他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的虚职。
批判“翻案风”的重点是彭德怀。他六月上交“八万言书”以后，八月二十二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重申不存在反党小集团篡党和同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的问题。彭德怀两次上书，被认为是向党新的进攻。八月五日，毛泽东说：“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五九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九月一日，毛又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彭德怀写信，把过去说的统统推翻。”（注三十七）九月三日，在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上，毛泽东召开小范围会议，布置把彭德怀的两封信拿到各小组会上讨论，一直到全会结束，小组发言，大会发言，都有批判彭德怀的内容。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谭政、邓华、甘泗淇、洪学智也都受到批判，他们都被迫作了检讨。（注三十八）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专案组，审查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三人，这个专案组以贺龙为主任。（注三十九）
在批判彭德怀翻案风的过程中，同时围绕小说《刘志丹》批判了习仲勋等人。刘志丹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有了这块根据地，红军长征才有了落脚点。创建这块根据地并能活到建国以后的有高岗、习仲勋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新秩序”，毛泽东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抛弃了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高岗站在毛泽东这一边，积极搞农业集体化，因而得到毛的器重，准备作为接班人取代刘少奇。（注四十）毛私下同高岗谈了不少对刘少奇不满的话。因此高岗反对刘少奇，并把毛和他谈的一些意思透露了出去。在当时力量对比下，高岗没有斗过刘少奇，也使毛被动。一九五四年，毛就把高岗抛了出来作为替罪羊，而且和高岗没有任何关系的饶漱石捆在一起称为“高饶事件”。在这场斗争中，高岗被打成反党分子愤而自杀身死。（注四十一）《刘志丹》的作者是刘志丹弟弟刘景范的夫人李建彤，一九六二年夏，小说第五稿印成样书送审。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他也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干部，看到样书后不同意发表，一面打电话让《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停止连载，一面告诉康生。康生看后说这部小说“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求中共中央书记处处理。九月八日，在西南组会上，阎红彦首先提出《刘志丹》问题，他说：在当前形势下，各路人马都藉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同志主持写的，“是利用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总七十二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注四十二）。批判“翻案风”又多了一个靶子。实际上，习仲勋只是审阅过书稿，提出过修意见，而且反对写高岗。但是在批判“翻案风”时，把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几位陕北根据地的干部打成了“反党集团”。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讲话时，康生递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念了这个条子，并且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注四十三）九月二十七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以康生为主任。（注四十四）
北戴河会议最为关键的是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他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一系列的讲话，最后通过八届十中全会公报表述如下：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死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的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种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注四十五）
毛泽东还说：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问题，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刘少奇或是慑于毛泽东的权威，或是出于其它考虑，他对毛泽东的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立即紧跟和附和，有些言论，甚至比毛泽东还要激进。他那里知道，这些话，正是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形，也正是为刘少奇设下的坟墓。
会后，各省都把抓阶级斗争当作头等大事，用阶级斗争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发现了很多“阶级斗争新动向”。他们及时将这些“新动向”上报中央，其实，这些“新动向”不是神经过敏，就是子虚乌有的。但是，信息的上下互动，使阶级斗争的弦越綳越紧，“三类队”的“民主革命补课”发展到全国的“四清运动”。（注四十六）
注解：
[注十七] 陈云：《目前的财政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页。
[注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五一-一零五二页。
[注十九] 刘少奇：《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载《刘少奇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第四四四-四四五页。
[注二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三页。
[注二十一] 邓小平：《克服当前困难的办法》（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载《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三一九页。
[注二十二]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九十页。
[注二十三] 周伯萍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二十四] 陈云：《目前的财政困难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陈云文选，一九五六-一九八五》，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第一八三-一九八页。
[注二十五]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七四页。
[注二十六] 邓子恢：《关于龙胜县的包产到户问题》，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一日。载《邓子恢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五四四页。
[注二十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八四-一零八五页。
[注二十八] 邓小平：《怎样恢复农业生产》（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第三二三页。
[注二十九] 人民出版社资料室编：《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北京，内部资料，一九六七年，第二零六-二零八页。
[注三十]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九九八页。
[注三十一] 陆定一：《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一九七九年三月六日《光明日报》。
[注三十二] 朱良：《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王稼祥——一九六二年被扣上“三和一少”修正主义罪名的真相》，载《炎黄春秋》二零零六年第八期。
[注三十三] 阎明复：《从我亲历的几件事看康生》，载《炎黄春秋》二零零五年第五期。
[注三十四] 《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一-一九六八）第二十九-三十页。
[注三十五]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七四-一零七七页。
[注三十六] 同上，第一零七四-一零八八页。
[注三十七] 同上，第一零九二-一零九三页。
[注三十八] 同上，第一零九三页。
[注三十九]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页。
[注四十] 高岗秘书赵家梁同本书作者的谈话。
[注四十一] 同上。
[注四十二]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第一零九六页。
[注四十三] 同上，第一零九六页。
[注四十四]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第二七零页。
[注四十五] 中央党校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文集》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第一九六-一九七页。
[注四十六]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载《领导者》二零零六年十月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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