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28日讯】【导读】《墓碑》是一本记录中国六十年代饿死三千六百万人的大饥荒真相的着作，作者是前新华社经济记者、《炎黄月刊》副社长杨继绳。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查阅资料，访问经历大饥荒的人，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数据，以翔实而丰富的资料记录了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的史实，揭穿了中共官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之谎言， 揭示了饿死人的根源是人祸而非天灾。《墓碑》获得二零一三年美国海耶克图书奖（The Hayek Prize）。作者说《墓碑》不仅是为纪念死去的三千六百万人的灵魂，也是希望“埋葬”造成这个悲剧的中共体制。
(接上期)
四 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四清”运动中民兵把“四类分子”押解到场听会。（网路图片）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一九六三年五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一九六五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綳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注四十七）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注四十八）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六月到八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八月一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注四十九）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着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注五十）“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八月一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注五十一）
九月一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注五十二）
十月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批斗会上。（网路图片）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十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注五十三）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一九六四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后的着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七月五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注五十四）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八月二十七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注五十五）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馀”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馀”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馀”。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注五十六）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百分之二十（注五十七），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注五十八）毛泽东在一九六零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注五十九）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馀”的手中夺过来。
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注六十）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注六十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注六十二）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一九五八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馀分子。为什么残馀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百分之九十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百分之十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百分之七十的基本群众。（注六十三）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注六十四）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贪污行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挪用公款，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三万六千多斤，猪肉四千一百多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一九六一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八十年代划归佳木斯市，九十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一九六零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大牲畜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点五，粮食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一，商品粮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员收入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全社共有三百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六十多户。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 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中（注六十五）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十三名委员当中，有六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十五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一九六零年就吃了十二头猪，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了二百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十一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一九六一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一九六三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广大农民，对“大饥荒”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四清”运动给了农民这个机会。
在“四清”中，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干部如何打他们，说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农村干部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三百四十九名干部自杀。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青海省在十三个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一千七百多名干部自杀。（注六十六）这些基层干部是 “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大跃进”在农村搞不起来。现在出了这么打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四清”中让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四清”中批斗“富农分子”。（网路图片）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十二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注六十七）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七十一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注六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注六十九）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注七十）
毛泽东在一九七零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注解：
[注四十七]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三十二个农村三反试点基本总结和下段安排意见向省委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二日，中共邯郸市委文件，[六零]一四一号。
[注四十八]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见《批判材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第四七一-五七零页。
[注四十九]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零-一二一页。
[注五十] 在延安时，毛泽东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刘少奇，现在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泽东的这一改变意味深长。
[注五十一] 王力：《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七三页。
[注五十二] 《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四]二七号。
[注五十三]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修订全本），载《领导者》二零零六年一月号（总第十二期）。
[注五十四]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零页。
[注五十五]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八五页
[注五十六] 《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零七-四零九页。
[注五十七]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七页。
[注五十八]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五三三-五三四页。
[注五十九]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页。
[注六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七八-三八三页。
[注六十一]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农村“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零七页。
[注六十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一零一页。
[注六十三] 李大章：“大出给省委常委和西南局同志一阅”，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二四一二。
[注六十四] 《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六十五]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注六十六] 尹曙生：《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载《炎黄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注六十七]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一一五-一一八页。
[注六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九九三年，第一一三一页。
[注六十九]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三月。
[注七十]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一一八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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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期)
四 从“民主革命补课”到“四清运动”
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为了“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变”，决定在全国城乡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农村的运动，则以清理帐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简称“四清”。
“四清”运动中民兵把“四类分子”押解到场听会。（网路图片）
为了指导农村四清，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三个文件：一九六三年五月的《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一九六三年九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物规定（草案）》（简称《后十条》）， 一九六五年初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这三个文件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一个比一个严峻。《二十三条》又将“四清”的内容改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比原来的范围更广，层次更高，在城乡同时进行。
《后十条》是在《前十条》的基础上修订的，其中更多地反映了刘少奇搞四清的思路和作法。强调整个运动由上面派出的工作组领导，把基层干部撇在一边，由工作组对他们进行清理。在全国各地都派出了庞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在校的大学生和部分军队干部都进入了“四清”工作队。当时我也作为北京市委工作队的一员，赴延庆县大柏老公社团山大队搞了八个月的“四清”。我参加“四清”时，《二十三条》已下达，这个文件强调“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下乡以前先接受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使得我们每一个人“阶级斗争的弦綳得很紧”，总想在村里查出一个“反革命集团”，设想村支部书记是一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在农村搞“四清”本来是出自毛泽东对农村形势的估计：“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因此要在农村搞“民主革命补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民主革命不彻底”这个说法，通常以为是毛泽东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对“信阳事件”的批示中提出来的，实际上半年以前就在河北省邯郸的一个报告中就出现过。（注四十七）当时刘少奇对河北省农村问题很关心，“民主革命不彻底”可能是刘少奇先提出来的。在农村搞一场阶级斗争，把“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的地方夺回权力，这是毛刘一致的看法。但是，毛刘在“四清”中出现了分歧，最终导致二人决裂。从表面看，他们二人的分歧表现在对“四清”打击目标、斗争性质上和具体操作实施等方面，从深处看，很可能是毛泽东不能容忍刘少奇权力上升且咄咄逼人，不能容忍刘少奇对他不够尊重。
研究“四清”运动，不能回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原来定为一类队（即最好的队）。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这个大队“蹲点”搞“四清”。她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他们进村时，不是采用毛泽东一贯提倡的“开调查会”的方式，而是像进了敌占区搞秘密活动一样，扎根串联，访贫问苦。通过五个月的“蹲点”，她发现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两面政权”，党支部书记吴臣是一个“钻进党内的坏分子”，“国民党分子”。（注四十八）王光美先在河北省委召开的一次会上讲了她在桃园搞“四清”的经验，受到一些人的鼓励。
毛泽东在“大跃进”中受挫，刘少奇地位有上升之势，他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有时忘乎所以。六月到八月，他带着夫人王光美在十多个省市以“桃园经验”为题作巡回报告。八月一日刘少奇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对中央党、政、军机的负责干部作了一个大报告。这次报告给他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参加会议的李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在刘少奇没有登场之前，“台上，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元帅们都到了。全场鸦雀无声，……一会儿，周总理引着刘少奇走到台中央”，“刘少奇开始讲了，虽然桌上分明有扩音器，但他并未坐下来，而是背着双手，在台上走来走去地讲”。刘在讲了一通干部蹲点的必要性、重要性后，要求大家向王光美学习，他说：‘王光美下去了,不是就发现了许多新问题吗？她还写出东西来了，总结了许多新经验，很有意思。我看大家还是下去吧，赶快下去吧！’说到这儿，刘看了周总理一下，然后又对大家说：谁要是不下去，就把他赶下去！他的讲话到此就戛然而止”。李新写道：退出会场时，他就听到有人议论说：“这是干什么？这不是‘听训’吗”？”“走出大会堂，在下台阶时，我前面有两三个军队干部在骂娘，骂得很难听，特别是骂刘少奇不该亲自出面来吹捧‘臭婆娘’。当我走近时，他们都回过头来看，原来都是熟人，彼此相视一笑。”（注四十九）刘少奇在讲话中不仅吹捧王光美，还不点名地批评了毛泽东。王力在他的回忆中有记述：“他说对毛主席着作也不要教条主义，调查会方式过时了，不蹲点就不能当中央委员，不能进书记处、政治局．彭真要转发这个报告，要陈伯达同我把这个报告整理一下。我们把不合适的地方整掉了。后来突然少右同志说这个报告不发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在毛主席处开会，毛主席强调王光美的报告不发了。当时在座的有李雪峰，毛主席说李雪峰不赞成这个报告。毛主席还说白区是有人才的，白区工作正确的代表是李雪峰。”（注五十）“本来桃园经验（王光美报告）毛主席已批转，要发下去的。可是刘少奇八月一日作报告后，江青到毛主席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注五十一）
九月一日，在刘少奇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向各地转发了“桃园经验”，转按语中，强调“桃园经验的的“普遍意义”。（注五十二）
十月十二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在四清中“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并提出了对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它机构，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问题的指示》转发了天津市委的《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小站“四清”工作组是陈伯达领导的，参加这个工作组的有天津市的胡昭衡、方纪等高级干部。这个报告说天津南郊小站地区的政权是由“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两面政权”。刘少奇肯定了天津小站的“夺权”经验。
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即“后十条”），这个批示肯定了在有些地方可以抛开原来的领导班子由“贫农、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来实行领导。等等。
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中，以转发《桃园经验》和《小站报告》影响最大，事后证明，这是“四清”工作组制造的冤案。刘少奇的这些举措使“四清、运动向左倾错误发展，搞出了更多的冤假错案。不仅一村一社，还在贵州省搞“四清”，把“桃园经验”推广到贵州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昆明给云南、贵州两省地、市、州委书记做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报告，王光美也做了关于“桃园经验”的报告。刘少奇虽然没去贵州，但贵州的“四清”是在他的思路和“桃园经验”的指导下进行的。刘少奇在昆明的报告中，点名批评了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所以，贵州省的“四清”运动非同小可。
王光美在清华大学的批斗会上。（网路图片）
贵州省的“四清”基本上是全体换班子。一九六四年十月，中央改组贵州省委，任命李大章代理省委第一书记、钱瑛代理第二书记、陈刚代理第三书记。去昆明开会的领导们带回两大本文件：刘少奇的讲话和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从十月开始，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在全省的省、地，州、市、县开展了“夺权斗争”，从省委到地、县委，到所有相当于县级的机关、单位的领导班子“一锅端”，一律夺权”。在一两个月时间内，,贵州的大批干部有的停职，革职，有的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有的甚至逮捕，关进监牢”。（注五十三）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中说的“一九六四的形左实右”的来由。
但是，从王光美三十五年以后的着文说，这些不全是刘少奇的错，毛泽东也脱不了干系。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王光美按照刘少奇的意见，到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蹲点五个月。王光美每回京一次都向毛泽东汇报一次，毛不止一次地提示：“根子在上边。”王光美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七月五日，王光美向河北省委口头汇报了“四清”工作的情况，整理出来后即《桃园经验》。毛泽东看了《桃园经验》很欣赏，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以示推广，并让王光美到处作报告，还让刘少奇根据桃园经验修改《前十条》。（注五十四）
王光美在书里只讲毛泽东很欣赏《桃园经验》，并由毛批转全国，这也不完全符合事实。首先是刘少奇很欣赏《桃园经验》。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亲自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在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由于是推荐自己夫人的报告，刘少奇这封信先是抬出“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后面又不伦不类地一连用四个“中央”，看来措辞很艰难。毛泽东八月二十七日作了批示：“此件先印发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注五十五）
刘少奇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估计，是符合毛泽东当时的看法的。一九六零年十二月，毛泽东就认为大规模地饿死人的地方“民主革命不彻底”，即“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馀”没有肃清。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馀”造成了农民大量死亡。解决的办法就是“民主革命补课”，即进一步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馀”。河南省委和信阳地委根据这个精神积极行动。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信阳地委就送上报告。报告说“民主革命补课的群众运动高潮已经出现”。报告介绍了“民主革命补课”的做法：“像土改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这既是民主革命补课，又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采取革命的方法，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夺取领导权。”“组织社员代表会，一切权力归代表会，充分发挥代表会的作用。”“组织处理要坚持初步处理和最后处理‘两步走’的做法，贯彻执行狠、准、稳的方针。”“建立与健全‘司令部’，组织强大的整风队伍。”“把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生活安排密切结合起来。”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批示：“这是一个好文件，全国三类社都应照此执行”。（注五十六）从信阳地委的报告看，信阳等地的“民主革命补课”，和后来四清运动差不多。
中共中央把人民公社分为三类，问题最严重的为三类。三类社有多少？毛泽东有时说有百分之二十（注五十七），但更多的时候说“有三分之一”。（注五十八）毛泽东在一九六零年就有这种“三分之一”的判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他在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三分之一的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注五十九）他要通过“民主革命补课”的办法把权力从“国民党残馀”的手中夺过来。
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一年，针对农村干部中出现的问题，全国各省都召开“六级干部会”，农村大搞“整风整社”。通过这种政治运动的方式，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五风”进行清算。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和三十日，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以后，全国已有一部分地区在农村中初步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三反”运动所展开的斗争，正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注六十）一九六零年五月二十一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提供的广东“三反”经验将打击矛头针对社队基层干部，其主题与方法和几年后的“四清”运动极为相似：运动的对象是农村基层干部；运动的重点是清理账目、干部退赔；斗争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阶级路线来开展“三反”，即清除出身地富的“成份不好”的干部，等。陶铸的报告获得毛泽东赏识， 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毛在批示中说“广东省委提出的问题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办法是正确的，可供各地参考”。（注六十一）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着重讨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纠正“五风”问题。在这个会议上，毛泽东把农村干部分为六类：第一类，五类分子，地主阶级复辟的，就是反革命；第二类，本来是好的，变坏了，被人家拉过去了，也是反革命；第三类，死官僚主义分子，死也不改，共产风一直在刮，党的话不听，不能说是我们的人，是敌人；第四类，头脑不清，是糊涂人；第五类，知道一些，不甚清楚；第六类，头脑清楚，事情办得好。毛泽东说，前三类属于敌我矛盾，后三类是好人。对于前三类，一定要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注六十二）
六级干部会和“整风整社”中清算出来的问题是骇人听闻的。本书有关一些省的章节中记述了不少骇人听闻的事实。但是，有一个问题无法回答：为什么农村干部这么肆无忌惮地摧残农民？这本来应当从极权制度中寻找答案，从人民公社制度中找答案，从一九五八年的政治气氛中找答案。在这种制度环境和政治环境下，好人也会干坏事，本来素质很差的农村干部更是肆无忌惮了。但是，毛泽东等用阶级斗争的思维来分析，认为干坏事的都是阶级敌人，而这些阶级敌人又是前政权（国民党政府）的残馀分子。为什么残馀分子还存在？因为民主革命不彻底。所以，“整风整社”实际就是“民主革命补课”。这样，就把大饥荒的责任推到已经失去大陆政权的国民党身上了。
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局第一书记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座谈，十二月二十五日，四川省委副书记廖志高写信给省长李大章。这封信先是转述了毛泽东将农村干部分为“六种人”的意见，接着写道：
主席讲，恐怕百分之九十是好人（后三种人）。请大家研究，前三种人百分之十是否恰当？要求大家具体分析，因为落后社中也有好队好人，而且坏人的性质不完全一样。另外是由于人为的原因把工作搞坏了，把生产搞糟了，究竟占多大面，要各省在这次会上研究。
谈到有些坏人绝了群众生活之路，把逃荒的群众围起来不准走，不准群众扯野菜等情况时，主席讲：这种人一定是反革命，或者是像反革命。
井泉同志汇报到落后地区，不是刮共产风而是刮国民党风时，主席说：国民党还没有死亡，不仅台湾如此，大陆上也是如此。又讲，这些人是假共产党之名，行国民党之实。
汇报到农村整风时，主席讲，城市也必须整风，并且同意农村先整、城市整风放后的意见。主席讲同意小平的意见，整风要先分是非，后分敌我，这样就能帮助好人过关，就不会乱。当井泉同志汇报到有右倾倒退的问题时，主席讲，不仅有封建主义的问题，还有资本主义的问题。又讲，必须把坏人搞掉，共产风要纠，把东西退回去，工作搞好，把三级所有制建立起来，让群众放心。
主席还讲，凡有坏人的地方，必须像通海口一样，派大批确实得力的干部去打歼灭战，搞彻底，搞透，不透必须返工，试点务必搞好。烂透了的地方，主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工作团）去搞。同时也必须靠本身的百分之七十的基本群众。（注六十三）
湖北省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是中共湖北省委抓的反“五风”的典型。这里运动进展的情况及时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报告。中共中央在一个介绍通海口这个案例文件（注六十四）中说，省委组织的工作队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二十日进村。工作队一进村，就像土改时一样，采取依靠贫农、扎根串连的办法，组织一支纯洁的贫农队伍。生产队成立贫农代表会，小队成立贫农小组，让他们起来和“五风”作斗争。
据群众揭露，这里的“五风”问题十分严重。干部可以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罚款、罚跪、罚晒、罚冻、扣工分、扣口粮、扣“五票”（布票，油票等）、搜查、抄家、斗争、反省、“剥皮”、“充军”、“照相”、“辩论”、夺饭碗、关黑牢、戴高帽、游街示众。官路管理区总支副书记杨远辉，用上述办法亲手处罚过一百四十二人，有十二户被逼外逃。
这个公社各级干部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有贪污行为，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挪用公款，有百分之三十八的人超支借钱。多吃多占更为普遍。在社员忍饥挨饿的时候，两年来全公社各级干部多吃多占有数可查的，有粮食三万六千多斤，猪肉四千一百多斤，油六百二十六斤，蛋四百三十一斤。他们“要鱼就打，要米就拿，要柴就拉，要菜就拔”。在物资供应紧张的情况下，一些凭证供应的短缺商品都被干部占了。
由于干部的种种恶行，社员把干部称之为“土皇帝”、“活阎王”、“新恶霸”、“新地主”、“新保长”。
工作队认为，这里的“五风”问题，除极少数小队属敌我性质矛盾以外，绝大部分生产队和小队属人民内部矛盾。
工作队所说的敌我矛盾，是指能找到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通常的说法是“打进来”的，没有敌对阶级“血统”的坏干部，被说成是“拉出去”的。凡是地富反坏分子（即“打进来”的）和蜕化变质分子（即“拉出去”的）掌权的生产队和小队，一律对这些人残酷斗争，夺回领导权。
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则采取另一种办法。对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开大会批判；对错误较小的干部，开小会批判。大会小会相结合，让群众把话说完，把气出尽。并让干部向被他迫害的社员赔礼道歉。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在批转湖北沔阳县通海口人民公社这个报告时加的按语说：“凡五风严重，但不是敌人占统治地位的公社，都应当采取通海口公社整风的办法进行整顿。”一九六一年的“整风整社”是“四清”运动的前奏。“整风整社”是怎样演变成四清运动呢？不用演变。有些地方的“整风整社”和三四年以后的“四清”运动毫无二致。湖北省的通海口是一例，黑龙江省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也是一例。
黑龙江省合江地区富锦县（八十年代划归佳木斯市，九十年代县改市，由省直辖）向阳川人民公社。这是富锦县委的重点社，是有名的“粮食囤”，地多，地肥，人强，马壮。但是，自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五风”横行，劳动力大量外流，耕畜大量死亡，生产急剧下降，群众生活水平急剧恶化。一九六零年同一九五八年比较，耕地面积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一，劳动力减少了百分之二十四点七，大牲畜减少了百分之三十点五，粮食产量减少了百分之七十一，商品粮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四，社员收入减少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七。对不听话的社员，百般打击陷害，有多名社员被干部逼得走投无路而自杀身亡。改变阶级成份、打成“五类分子”就是陷害社员的主要手段之一。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全社共有三百多个贫下中农被划成“五类分子”，白天监督劳动，晚间审讯斗争，有不少人被打成残废。给干部提意见的被赶出屯。两年来，仅马鞍山和六合两个管理区，被赶出屯的贫下中农就有六十多户。
一九六零年十月底，由省委、合江地委和富锦县委联合组织了工作组，到向阳川人民公社进行“整风整社”试点。工作组的报告认为，“这是一个被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了领导权的三类社。”“ 经过一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彻底解决了敌我矛盾问题。”经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复查，同意工作组的意见。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东北局农委工作组和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写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中（注六十五）详细了几个月的“整风整社”的情况。
在公社党委的十三名委员当中，有六人被定为“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官僚主义分子”。工作组认为，全公社十五个管理区，就有五个被“地富反坏分子”、“日本小特务”、“蜕化变质分子”把持。“日本小特务”是指在“伪满州国”期间，可能为日本人干过不大的事，但无确实的证据。
在社员吃不饱的情况下，向阳川人民公社的干部大吃大喝，利用权力奸污女社员。马山管理区的干部一九六零年就吃了十二头猪，四千斤大米白面，喝了二百多斤酒。粮食管理员胡勤堂拿社里的粮食喂了十一条狗，专门杀狗肉吃。
这份报告写道：“整风整社”工作组进入公社后，遇到“三不清”：敌我不清，好人坏人不清，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动向不清。他们找当地干部多次谈话，也没有发现问题。后来，工作组跳出干部圈子，访贫问苦，发现积极分子，找“根子”，终于掌握了一批可靠的积极分子。工作组以积极分子为核心，召开贫下中农座谈会，让大家对干部问题进行大鸣大放。根据大鸣大放揭露出来的问题，对干部普遍进行“五查”：查成份，查出身，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行动表现。开始大鸣大放中，社员怕报复，不敢讲话。工作组向群众表决心，不彻底解决问题不走。这样，土地改革时的场面又出现了，像当年斗争地主一样斗争坏干部。最后把“印把子”从敌人手中夺回来了，交给了真的贫下中农。群众把这次“整风整社”称为“第二次翻身”，“拨开乌云见青天”，“感谢毛主席派来的亲兵”。
这个报告还讲述了，在这场斗争中，一些“阶级敌人”如何拉拢四清工作队员、工作队员如何拒腐蚀的故事。
据本书作者参加“四清”运动的经历，无论是湖北的通海口公社，还是黑龙江的向阳川人民公社，一九六一年整风整社的的做法、用语和“四清工作队”基本一样。所发生的故事和“四清”时基本一样。《桃园经验》、《小站报告》中的访贫问苦、扎根串连的方式，揪出一个个反革命集团的做法，在一九六一年的“整风整社”中就有了。
一九六三年春夏之后，饥饿基本解除，全国经济形势开始好转。现在该是搞阶级斗争的大好时机了。抓阶级斗争正是共产党干部的强项，面对大有作为的时机，他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心情亢奋。于是，四清运动在全国迅速铺开。在《二十三条》制订以前，刘少奇是全国“四清”运动的总指挥。随着《二十三条》的制订，刘少奇就失去了全盘指挥“四清”的权力开始削弱。
广大农民，对“大饥荒”时期基层干部不顾人民死活，深恶痛绝，强烈要求罢免和惩处那些作风恶劣、多吃多占、打骂社员、逼死人命的干部。“四清”运动给了农民这个机会。
在“四清”中，为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在社员中开展忆苦思甜活动。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可是，社员不忆旧社会的苦，而是忆“大跃进”以来受到的种种苦难，干部如何打他们，说家里人是怎么饿死的，说着说着就泣不成声。在这时，如果原来的干部在场，只要有一个社员喊一声他的名字，马上就有人把他揪到台上，拳打脚踢，谁也制止不了。农村干部恐慌、绝望，只好自杀。据湟中县公安局事后统计，全县在开展“四清”运动中，有三百四十九名干部自杀。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青海省在十三个开展的“四清运动中，有一千七百多名干部自杀。（注六十六）这些基层干部是 “大跃进”运动的积极分子，没有他们，“大跃进”在农村搞不起来。现在出了这么打乱子，死了这么多人，中央不承担责任，“四清”中让基层干部当替罪羊。
“四清”中批斗“富农分子”。（网路图片）
随着“四清”运动的全面铺开，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终于爆发。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央召开了讨论“四清”的工作会议，制定《二十三条》。在会议期间的十二月二十日，召开了一次“很小规模”的常委扩大会议，一向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刘少奇，在这次会上却和毛泽东争执起来。王光美、刘源的书中介绍了这场争论：
刘少奇提出：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地富是后台老板，前台是“四不清”干部，“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就是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
刘少奇说：“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
毛泽东激动地说：“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四清’‘四不清’运动，什么多种矛盾交叉的运动，哪有那么多交叉？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都能用。没能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己见，请教式地问：“对这个‘派’，我总是理解不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是资产阶级要消亡了，怎么可能有什么派？一讲到派，人就太多了，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张霖之就是！”
刘少奇不再问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点谁的名，谁就要被打倒。（注六十七）
毛泽东对这次争论十分在意。几天以后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是他的七十一岁生日，他在人民大会堂用自己的稿费摆了几桌菜。毛泽东和几位劳动模范及科学家在一桌，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人在另一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通常是谈笑风生的，这次却一脸严肃。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做什么工作。随后他批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的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还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出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注六十八）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八日，还是在讨论“四清”工作的这次会上，邓小平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以为是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一般汇报会，会前，邓出于好意地对毛泽东说：“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毛泽东误解了邓的好意，他一手拿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一手拿着《中国共产党党章》，走进了会场。他说“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毛说的“（刘少奇）不让他讲话”是怎么回事？陈伯达晚年向他儿子陈晓农谈了当时的情况：
在讨论“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先发言，刚讲了不多几句，刘少奇就插话。插话说几句不就行了么，总还要让人家讲完嘛。可刘少奇却自己一直说了下去。毛主席就没有机会再讲。第二天开会，毛主席就拿来了党章，说党章规定，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有发言权。参加会议的人一听就明白他是说刘少奇不让他发言。（注六十九）
刘少奇的这种做法令人不解，陈伯达也不理解。可见两人矛盾之深。王光美、刘源的书中写道：“毛泽东不能容忍对他的权威哪怕最轻微的挑战，平等的讨论意味着蔑视他的权威，稍受顶撞，便勃然大怒。他对刘少奇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注七十）
毛泽东在一九七零年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他是一九六五年一月讨论“二十三条”的时候确定要打倒刘少奇的。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以后，文化大革命开始。由于北京市委已被定为“黑市委”，以它的名义派出的“四清”工作组立即撤出。延庆县的“四清”运动中途停顿，我们参加工作队的学生也撤回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其它各省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果然打倒了刘少奇。当然不只是用一个小指头，而是发动了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归结为毛的个人性格和品质，是过于肤浅的；但是，毛对刘的猜疑、不满，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在民主制度下，领导人的更换有一套正常机制，但在专制制度下，在最高领导人周围总是充满谄媚和阴谋，领导人的更迭总是伴随着残酷和血腥。坐在权力最高位置的人，常常感到像坐在火炉上一样（曹操说过让他当皇帝就是把他推到火炉上）。熟悉中国专制历史的毛泽东，自然会对周围的人有提防和猜疑。
注解：
[注四十七] 中共邯郸市委：《关于三十二个农村三反试点基本总结和下段安排意见向省委的报告》，一九六零年六月二日，中共邯郸市委文件，[六零]一四一号。
[注四十八] 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即《桃园经验》），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见《批判材料：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一九五八年六月-一九六七年七月》，第四七一-五七零页。
[注四十九] 李新：《“四清”记》，载《回望流年：李新回忆录续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零-一二一页。
[注五十] 在延安时，毛泽东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刘少奇，现在说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李雪峰，毛泽东的这一改变意味深长。
[注五十一] 王力：《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下），香港北星出版社，二零零一年，第五七三页。
[注五十二] 《中央转发“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批示》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文件，中发[六四]二七号。
[注五十三] 高华：《在贵州“四清运动”的背后：对一篇当代史回忆文本的解读》（修订全本），载《领导者》二零零六年一月号（总第十二期）。
[注五十四]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河南人民出版社，二零零零年，第一一零页。
[注五十五] 黄峥主编：《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第一二八五页
[注五十六] 《对信阳地委关于整风、生产救灾情况报告和中央转发这一指示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零七-四零九页。
[注五十七] 《对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草案）”的批语》，一九六一年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四一七页。
[注五十八]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五三三-五三四页。
[注五十九] 《在中央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报告上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四九页。
[注六十]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三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三七八-三八三页。
[注六十一] 《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农村“三反”问题的两个文件的批语》，一九六零年六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第二零七页。
[注六十二]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二零零三年，第一一零一页。
[注六十三] 李大章：“大出给省委常委和西南局同志一阅”，四川省档案馆，办公厅，二四一二。
[注六十四] 《中央批转湖北省委关于沔阳通海口公社整风整社第二阶段总结报告》，一九六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注六十五] 东北局农委工作组、黑龙江省委工作组：《向阳川人民公社整风整社试点工作报告》，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注六十六] 尹曙生：《从批尸闹剧看“四清”运动》，载《炎黄春秋》，二零一零年第七期。
[注六十七]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一一五-一一八页。
[注六十八]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一九九三年，第一一三一页。
[注六十九] 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星克尔出版社，二零零五年三月。
[注七十] 王光美、刘源等：《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第一一八页。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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