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起打开电脑，一条振奋人心的资讯映入眼帘。在宣布“2013年我国人均GDP已达到6700多美元”的同时，发改委官员向媒体披露：“中国已经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按这位官员的说法：“我们的目标是希望通过‘十三五’的努力，用世界银行的标准接近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如果做得更好一点，可能就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个问题早先在上课时也跟学生们讲过：世界银行每年都会根据“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将世界各国划入4个不同层次的组别。按世界银行2013年7月1日颁布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35美元的以下是“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至4085美元的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在4086美元至12615美元的是“上中等收入国家”；而在12616美元以上的则是“高收入国家”。
虽然在中国，在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好像并没有“国民总收入（GNI）”和“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NI）”这两个指标，官方一般会拿GDP（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事。好在通常在数值上GNI和GDP还是比较接近的，譬如201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均GDP是6100美元，而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的GNI是5740美元。以这两个指标看，即使按2013年的标准，中国都已经算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即官员所说的“中高收入国家”了。至于信还是不信？现在就连经济学家云集的世界银行都信，我们若说不信好像就缺乏“科学根据”了。
但是，遗憾的是，要说中国都已经“中高收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确实没有这种感觉。造成公众这种印象的也许是一个延续了30多年的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之初，宣布要“GDP翻两番”（当时的叫法还是“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举国欢腾，人人都觉得自己的钱包要鼓起来了。接下去的故事是，在80年代，确实一度大多数人都有了一点脱贫的感觉。但再接下来，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一部分人中更有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高速增长的GDP还要快得多的速度不断地翻着跟斗。然而，人们憧憬的“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却没有成为现实。进入新世纪，再说“GDP翻两番”，即使是“人均GDP翻两番”，人民群众已经淡定得多。因为他们都已经察觉到，其中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终于，这个误区逐渐被看清楚了，GDP也好，GNI也好，说的都是国家的财富，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里，中间还有分配这么一个环节。后来又过了多少年，开始说“居民人均收入将翻两番”了，人民群众心里不由得又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当时有不少媒体都争相报导，有人根据眼下的收入计算起若干年后翻两番会是多少钱。接着，“社会分配方案”又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然而，楼梯响了半天，但始终未见那两位负责分配的名为“合理”和“公平”的关键人物下得楼来。
近30年来，改革目标中常常被拿来说事的是社会保障。这也就是说，格外地看重再分配。其实，初次分配完全“市场化”，到二次分配再来“调控”，这样的制度安排，按国际经验，一是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很难兑现，二是在东方国家难以落实——而这两个条件对于中国来说统统适用。中国的实践告诉我们：“市场化”在官方语境中常常变成“不管”，“调控”在官方语境中则会变成“忽悠”，结果自然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就基尼系数0.5而言，中国稳居世界上10%的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
要真心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得重视第一次分配。这涉及两个环节，一是就业，因为失业就等于被剥夺了参与第一次分配的资格；二是工薪制度改革，要引入国际通用的“三方机制”，即有政府干预的劳资谈判。最合理的工资水准，其实并非专家算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着眼，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准即为最合理。时下屡屡被引为政绩的最低工资，在前些年工资处于极低水准时是有效的。但当中国的农民工发明了“用脚投票”来维权之后，最低工资的作用便日渐式微。眼下在大多数地方，以这样的工资水准，实际上已经招不上工人了。
以上的分配政策还需要有理性的财税政策相配合，中国的国民分配中，政府占的份额太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所以应该减税——对中小企业减税，对微型企业免税。当今世界上，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促进就业的诸多政策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社会企业。一般来说，办一个企业，第一要缴税，第二是社会保障缴费，最后才是员工的工薪收入。社会企业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第一是工薪收入，其次是社保缴费，最后有能力才考虑缴税——办企业的目标不是利润第一（对企业）、纳税第一（对政府）而是就业第一（对劳动者）。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承担了70%或更多的就业，公平论道，必须在税务上给予松绑。
开春以来，中国的流行语中，最为时尚的就是“去哪里了”。我们也用这样的句式来引出本文的结论——据说中国已经是符合世行标准的中高收入国家，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心中还是非常疑惑：既如此， Money，亲，你又去哪里了？在中国社会，这可能是个特别重大的议题，即便已经是“中高”，但毕竟还没摘掉“中等”的帽子——有点像高中毕业还没考大学。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可能还是会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这个问题早先在上课时也跟学生们讲过：世界银行每年都会根据“人均国民收入”这个指标，将世界各国划入4个不同层次的组别。按世界银行2013年7月1日颁布的标准：人均国民收入在1035美元的以下是“低收入国家”；在1036美元至4085美元的是“下中等收入国家”；在4086美元至12615美元的是“上中等收入国家”；而在12616美元以上的则是“高收入国家”。
虽然在中国，在正式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好像并没有“国民总收入（GNI）”和“人均国民收入（人均GNI）”这两个指标，官方一般会拿GDP（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GDP（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说事。好在通常在数值上GNI和GDP还是比较接近的，譬如2012年中国官方公布的人均GDP是6100美元，而世界银行公布的中国的GNI是5740美元。以这两个指标看，即使按2013年的标准，中国都已经算是“上中等收入国家”，即官员所说的“中高收入国家”了。至于信还是不信？现在就连经济学家云集的世界银行都信，我们若说不信好像就缺乏“科学根据”了。
但是，遗憾的是，要说中国都已经“中高收入”了，广大人民群众确实没有这种感觉。造成公众这种印象的也许是一个延续了30多年的认识误区。改革开放之初，宣布要“GDP翻两番”（当时的叫法还是“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举国欢腾，人人都觉得自己的钱包要鼓起来了。接下去的故事是，在80年代，确实一度大多数人都有了一点脱贫的感觉。但再接下来，就变成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一部分人中更有一部分人的收入以比高速增长的GDP还要快得多的速度不断地翻着跟斗。然而，人们憧憬的“先富带后富，走向共同富裕”却没有成为现实。进入新世纪，再说“GDP翻两番”，即使是“人均GDP翻两番”，人民群众已经淡定得多。因为他们都已经察觉到，其中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头”。
终于，这个误区逐渐被看清楚了，GDP也好，GNI也好，说的都是国家的财富，要到广大人民群众手里，中间还有分配这么一个环节。后来又过了多少年，开始说“居民人均收入将翻两番”了，人民群众心里不由得又泛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当时有不少媒体都争相报导，有人根据眼下的收入计算起若干年后翻两番会是多少钱。接着，“社会分配方案”又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然而，楼梯响了半天，但始终未见那两位负责分配的名为“合理”和“公平”的关键人物下得楼来。
近30年来，改革目标中常常被拿来说事的是社会保障。这也就是说，格外地看重再分配。其实，初次分配完全“市场化”，到二次分配再来“调控”，这样的制度安排，按国际经验，一是在人口众多的大国很难兑现，二是在东方国家难以落实——而这两个条件对于中国来说统统适用。中国的实践告诉我们：“市场化”在官方语境中常常变成“不管”，“调控”在官方语境中则会变成“忽悠”，结果自然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就基尼系数0.5而言，中国稳居世界上10%的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列。
要真心缩小贫富差距，必须得重视第一次分配。这涉及两个环节，一是就业，因为失业就等于被剥夺了参与第一次分配的资格；二是工薪制度改革，要引入国际通用的“三方机制”，即有政府干预的劳资谈判。最合理的工资水准，其实并非专家算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着眼，劳资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水准即为最合理。时下屡屡被引为政绩的最低工资，在前些年工资处于极低水准时是有效的。但当中国的农民工发明了“用脚投票”来维权之后，最低工资的作用便日渐式微。眼下在大多数地方，以这样的工资水准，实际上已经招不上工人了。
以上的分配政策还需要有理性的财税政策相配合，中国的国民分配中，政府占的份额太大，已经成为社会共识，所以应该减税——对中小企业减税，对微型企业免税。当今世界上，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所以在促进就业的诸多政策措施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社会企业。一般来说，办一个企业，第一要缴税，第二是社会保障缴费，最后才是员工的工薪收入。社会企业将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第一是工薪收入，其次是社保缴费，最后有能力才考虑缴税——办企业的目标不是利润第一（对企业）、纳税第一（对政府）而是就业第一（对劳动者）。中国的中小微企业承担了70%或更多的就业，公平论道，必须在税务上给予松绑。
开春以来，中国的流行语中，最为时尚的就是“去哪里了”。我们也用这样的句式来引出本文的结论——据说中国已经是符合世行标准的中高收入国家，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心中还是非常疑惑：既如此， Money，亲，你又去哪里了？在中国社会，这可能是个特别重大的议题，即便已经是“中高”，但毕竟还没摘掉“中等”的帽子——有点像高中毕业还没考大学。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不解决好贫富差距问题，可能还是会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