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5月7日讯】5月5日晚上8点来钟，我刚从深圳回到广州东涌镇我家的小区门口，就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堵住，说他们派出所的领导要找我聊聊。我说叫他来这里吧，我累了，不想动。一会来了一辆警车，又说要我去派出所。
我说之前你们领导不是答应了过来的吗？便衣说去去吧，就半个小时的事。当时我老婆也在小区门口，她刚逛街回来，我就把行李交给她，要她先回去做饭。到了派出所，先让我在大厅里等了约半个多小时，然后要给我做笔录，一个辅警和一个穿便衣的国宝带我到问讯室。
说是问询室，其实是审讯室，审讯室中间设了一道铁栅栏，审讯人员坐在铁栅栏外面，被审讯人坐在铁栅栏里面。他们要我进到铁栅栏里去，坐到那种可以把人锁住的铁椅子上，我说我又不是犯人，你们连传讯证都没有，我干嘛要坐到那里面？他们说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对我进行口头传唤，传唤就是要坐到那里面。
我说你拿法律来给我看，法律上说了传讯要坐在铁栅栏里面、坐在那种审讯椅上吗？现在有点冷，我只穿了一条长裤，我不坐那种椅子，也不进去。我坚持下，最终他们没强行让我进去，只是坐在靠铁栅栏的门口。这时老婆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让我走？不是说了半个小时吗？我说警察的话哪能信呢？她又问到底要多久才能走？那个国宝就说今晚别想回去了。老婆问要不要送饭来？我说送来吧。
开始做笔录了，他们说现在以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理由对你进行传讯，希望你配合。我要求做笔录的人员出示证件，穿警服的辅警出示了证件，国宝就不肯出示。我说你们这不合法嘛，按规定做笔录必须由两个警察来做，你们一个是辅警，没资格做笔录，还有一个连证件都不出示，更不合法了。他们说在派出所里还有什么好怀疑的。我说那可说不清，你们一贯是出了事就说是临时工干的，推卸责任。
问讯时，我基本上是回答“不知道”、“忘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与你们传讯的理由无关，拒绝回答”等，尤其是问到关于工作、家庭的事，就说这是隐私，不能告诉你们。只有一些我认为说了对我会有利的事我才说，比如，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买了次日去长沙的高铁票，要过去上班。
这意思是告诉他们不要太为难我，要是把我工作搞丢了，就是把我逼上绝路。其中问到我找人制作歌曲的事情，我说这事已经被你们搅黄了，那个制作人都不敢搞了。他们说那你还准备做吗？我说我自己做不了，要不我早就做了，用不着找人做。反正我的那些歌谱早就发到网上了，谁愿意做谁就做呗。
九点多做完笔录，我不肯签字，然后他们叫我在派出所大厅里等。九点半老婆来送饭，我吃得特别香。老婆把派出所人员数落了一通，之后先回去了。
后来一个警员拿了一张传讯证要我签字，我说怎么只有一张，不给我一份吗？他就说那就再列印一份吧。可是等了好久也没拿来。
快十一点的时候，他们又说还要再做一份笔录，我估计是因为我要求把传讯证给我一份，他们不得不谨慎，觉得有些问题还没问到，需要补充。他们又问了我去南方报社的事情、去香港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不管他们问什么，我还是之前那个策略，要么不回答，要么不按他们的意思回答。比如问我和谁去的香港，我说很多人，那天一起过关的估计有上千人吧。做完笔录我照例不签字。
之后他们就让我坐到大厅里等候发落。我估计不会拘留我，最多只是控制我几个小时，折磨我一下。
期间，一个叫阿钊的辅警一直陪着我聊天。他想找话说，却又不知怎么说，有点语无伦次、含含糊糊。大意是知道我是个好人，但他也没办法。我说我不怪你，你能不作恶就不错了。他又说知道国家是有很多问题，但不是一下就能改变的，要慢慢来，不能急。
我说那要怎样慢慢来？当局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什么时候做到哪一步？最终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他又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有些问题的。我说凡事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有一个界限。一个国家的制度必须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在这个界限之上，就会越来越好，在这个界限之下，就会越来越差。我们现在言论自由都没有，选票都没有，又只有一个政党，这样就只会越搞越差。他说不过我了，就只好附和。
直到凌晨三点才放我走，被控制了七个小时。辅警阿钊开车把我送到小区门口。走的时候也没再拿传唤证来让我签字，估计是不敢给我，怕我拿了去找他们的麻烦。
整个过程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没有用强硬、呵斥的语气跟我说话，也没有收缴我的手机。
早上我七点多钟起来，送小孩去幼儿园，然后又去广州看望了范一平老先生，他因为我制作歌曲的事业受到牵连，前些天在一个星期内两次被传唤，每次都将近24小时，害得他脚都站肿了，还抄他的家。但范先生一直很坚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说之前你们领导不是答应了过来的吗？便衣说去去吧，就半个小时的事。当时我老婆也在小区门口，她刚逛街回来，我就把行李交给她，要她先回去做饭。到了派出所，先让我在大厅里等了约半个多小时，然后要给我做笔录，一个辅警和一个穿便衣的国宝带我到问讯室。
说是问询室，其实是审讯室，审讯室中间设了一道铁栅栏，审讯人员坐在铁栅栏外面，被审讯人坐在铁栅栏里面。他们要我进到铁栅栏里去，坐到那种可以把人锁住的铁椅子上，我说我又不是犯人，你们连传讯证都没有，我干嘛要坐到那里面？他们说根据法律规定可以对我进行口头传唤，传唤就是要坐到那里面。
我说你拿法律来给我看，法律上说了传讯要坐在铁栅栏里面、坐在那种审讯椅上吗？现在有点冷，我只穿了一条长裤，我不坐那种椅子，也不进去。我坚持下，最终他们没强行让我进去，只是坐在靠铁栅栏的门口。这时老婆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让我走？不是说了半个小时吗？我说警察的话哪能信呢？她又问到底要多久才能走？那个国宝就说今晚别想回去了。老婆问要不要送饭来？我说送来吧。
开始做笔录了，他们说现在以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的理由对你进行传讯，希望你配合。我要求做笔录的人员出示证件，穿警服的辅警出示了证件，国宝就不肯出示。我说你们这不合法嘛，按规定做笔录必须由两个警察来做，你们一个是辅警，没资格做笔录，还有一个连证件都不出示，更不合法了。他们说在派出所里还有什么好怀疑的。我说那可说不清，你们一贯是出了事就说是临时工干的，推卸责任。
问讯时，我基本上是回答“不知道”、“忘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与你们传讯的理由无关，拒绝回答”等，尤其是问到关于工作、家庭的事，就说这是隐私，不能告诉你们。只有一些我认为说了对我会有利的事我才说，比如，我告诉他们，我已经买了次日去长沙的高铁票，要过去上班。
这意思是告诉他们不要太为难我，要是把我工作搞丢了，就是把我逼上绝路。其中问到我找人制作歌曲的事情，我说这事已经被你们搅黄了，那个制作人都不敢搞了。他们说那你还准备做吗？我说我自己做不了，要不我早就做了，用不着找人做。反正我的那些歌谱早就发到网上了，谁愿意做谁就做呗。
九点多做完笔录，我不肯签字，然后他们叫我在派出所大厅里等。九点半老婆来送饭，我吃得特别香。老婆把派出所人员数落了一通，之后先回去了。
后来一个警员拿了一张传讯证要我签字，我说怎么只有一张，不给我一份吗？他就说那就再列印一份吧。可是等了好久也没拿来。
快十一点的时候，他们又说还要再做一份笔录，我估计是因为我要求把传讯证给我一份，他们不得不谨慎，觉得有些问题还没问到，需要补充。他们又问了我去南方报社的事情、去香港的事情，还有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事。不管他们问什么，我还是之前那个策略，要么不回答，要么不按他们的意思回答。比如问我和谁去的香港，我说很多人，那天一起过关的估计有上千人吧。做完笔录我照例不签字。
之后他们就让我坐到大厅里等候发落。我估计不会拘留我，最多只是控制我几个小时，折磨我一下。
期间，一个叫阿钊的辅警一直陪着我聊天。他想找话说，却又不知怎么说，有点语无伦次、含含糊糊。大意是知道我是个好人，但他也没办法。我说我不怪你，你能不作恶就不错了。他又说知道国家是有很多问题，但不是一下就能改变的，要慢慢来，不能急。
我说那要怎样慢慢来？当局有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什么时候做到哪一步？最终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他又说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是有些问题的。我说凡事都没有十全十美的，但有一个界限。一个国家的制度必须满足几个基本的条件，在这个界限之上，就会越来越好，在这个界限之下，就会越来越差。我们现在言论自由都没有，选票都没有，又只有一个政党，这样就只会越搞越差。他说不过我了，就只好附和。
直到凌晨三点才放我走，被控制了七个小时。辅警阿钊开车把我送到小区门口。走的时候也没再拿传唤证来让我签字，估计是不敢给我，怕我拿了去找他们的麻烦。
整个过程他们对我还是比较客气的，没有用强硬、呵斥的语气跟我说话，也没有收缴我的手机。
早上我七点多钟起来，送小孩去幼儿园，然后又去广州看望了范一平老先生，他因为我制作歌曲的事业受到牵连，前些天在一个星期内两次被传唤，每次都将近24小时，害得他脚都站肿了，还抄他的家。但范先生一直很坚强，他是我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