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5月22日讯】（新唐人记者唐迪综合报导）贪官外逃、境外追逃追赃，一直是北京“反腐秀”的棘手难题。中共的贪官们是如何卷巨款逃出去的？抓回来为什么这样困难？公众对此抱有极大的好奇。日前，中共喉舌媒体开始炒作追逃追赃的话题，但舆论认为中共试图加大捉拿外逃贪官，追回巨额赃款，却缺乏行之有效的“杀手锏”，更大程度上只是流于一场政治秀。
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文称，中共当局正致力于加强对外逃贪官的追逃、追赃行动。
文中提及，贪官外逃往往“仓皇出逃的少，预先谋划的多”，“一些官员把出逃作为最后的底线，事先做好了资产转移、家属外迁、多本护照等准备工作”。而且，在当前“反腐败的持续高压态势”下，一些“问题官员”自觉即将暴露的时候，“往往假借探亲、看病、休假等理由，一走了之，忽然失去联系，甚至还有些官员是在国外考察时突然失踪”。而外逃官员往往身处金融、财税、交通、国土等部门的经济岗位，涉案金额巨大，“动辄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也许是出于呼应中共官媒的舆论需要，日前，中国大陆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中共喉舌媒体制作刊发的图片——《图解：贪官外逃“秘籍”VS追逃追赃“法宝”》；也有媒体重新翻炒稍早时候中共官媒的爆料，指当局已向美国开出上千名贪官名单，寻求美国协助，把这些外逃贪官捉拿归案；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三中全会后发出的“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的誓言，自然也在炒作范畴之中。
中国社科院今年2月发布“法治蓝皮书”预期，“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风险增大”。
国际透明组织亚太区主任廖燃曾表示，中共十八大后明显感受到中国大陆贪官外逃和资金外流加速。据保守估计，过去五年中国外流非法资金达人民币5,000亿元。而中共喉舌央行去年首次公布报告称：中国外逃贪官官员18,000多人，卷走了8,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人卷走了5,000万。
据公开的资讯，中共贪官们转移赃款的方式多种多样，已不限于地下钱庄、亲属出国等。不少人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财产进行抵押贷款等方式转移巨款；一些人则以进口设备为名，将巨款转移到海外，然后通过“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忽略损失，另一些人先将货物发到海外亲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借口瞒天过海。而这些贪官一旦外逃成功，要追捕就十分艰难。
5月18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捉拿千名逃美贪官 中国缺杀手锏》的社论表示，由于跨国追人、追赃难度甚高，北京当局对此缺乏“杀手锏”，王岐山的誓言很可能流于震慑贪官的政治姿态，对愈加猖獗的贪官外逃趋势，恐难起到“绝杀”作用。
该社论表示，中国境外追缉外逃贪官的路径大致有四条，包括引渡、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引渡虽然最正规，却对美国等已发达国家很难奏效。
分析指，中国只与36国签订引渡条约，都局限周边国家，与美、欧、澳等并未签约。虽然非法移民遣返作为不具备引渡条件的替代方式，是缉捕外逃贪官的重要手段，但只限个案合作。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遣返的中国贪官仅寥寥无几，仅有两例。
美中司法部门自2007年就展开追缉贪官的司法合作，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汤姆斯曾公开宣示，中国任何嫌犯逃来美国，只要中国司法部门提出要求，美国也查证确实有犯罪行为，就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
对此，社论分析说，美国的这个表态是“话里有话”的，“那就是任何案件，都得经美国‘查证’，并非中方说了算”。由于美中之间司法制度和对人权保障制度的认知存在分歧，中国的刑讯、取证以至整个司法体系，很难取得美国法官信任。
文章认为，鉴于美国讲求法制和证据，中方想要成功让美国协助缉拿贪官，“还得真正下定决心、提供证据，而不是怕‘物伤其类’，只说不做”。
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文称，中共当局正致力于加强对外逃贪官的追逃、追赃行动。
文中提及，贪官外逃往往“仓皇出逃的少，预先谋划的多”，“一些官员把出逃作为最后的底线，事先做好了资产转移、家属外迁、多本护照等准备工作”。而且，在当前“反腐败的持续高压态势”下，一些“问题官员”自觉即将暴露的时候，“往往假借探亲、看病、休假等理由，一走了之，忽然失去联系，甚至还有些官员是在国外考察时突然失踪”。而外逃官员往往身处金融、财税、交通、国土等部门的经济岗位，涉案金额巨大，“动辄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
也许是出于呼应中共官媒的舆论需要，日前，中国大陆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中共喉舌媒体制作刊发的图片——《图解：贪官外逃“秘籍”VS追逃追赃“法宝”》；也有媒体重新翻炒稍早时候中共官媒的爆料，指当局已向美国开出上千名贪官名单，寻求美国协助，把这些外逃贪官捉拿归案；中共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三中全会后发出的“加大国际追逃追赃力度，决不让腐败分子逍遥法外，给妄图外逃的腐败分子以震慑”的誓言，自然也在炒作范畴之中。
中国社科院今年2月发布“法治蓝皮书”预期，“2014年，腐败公职人员外逃现象可能加剧，特别是前期已经有关系人和资金在境外的公职人员外逃风险增大”。
国际透明组织亚太区主任廖燃曾表示，中共十八大后明显感受到中国大陆贪官外逃和资金外流加速。据保守估计，过去五年中国外流非法资金达人民币5,000亿元。而中共喉舌央行去年首次公布报告称：中国外逃贪官官员18,000多人，卷走了8,00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个人卷走了5,000万。
据公开的资讯，中共贪官们转移赃款的方式多种多样，已不限于地下钱庄、亲属出国等。不少人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财产进行抵押贷款等方式转移巨款；一些人则以进口设备为名，将巨款转移到海外，然后通过“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忽略损失，另一些人先将货物发到海外亲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借口瞒天过海。而这些贪官一旦外逃成功，要追捕就十分艰难。
5月18日，美国《世界日报》发表题为《捉拿千名逃美贪官 中国缺杀手锏》的社论表示，由于跨国追人、追赃难度甚高，北京当局对此缺乏“杀手锏”，王岐山的誓言很可能流于震慑贪官的政治姿态，对愈加猖獗的贪官外逃趋势，恐难起到“绝杀”作用。
该社论表示，中国境外追缉外逃贪官的路径大致有四条，包括引渡、移民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引渡虽然最正规，却对美国等已发达国家很难奏效。
分析指，中国只与36国签订引渡条约，都局限周边国家，与美、欧、澳等并未签约。虽然非法移民遣返作为不具备引渡条件的替代方式，是缉捕外逃贪官的重要手段，但只限个案合作。因此，在过去的十年间，美国遣返的中国贪官仅寥寥无几，仅有两例。
美中司法部门自2007年就展开追缉贪官的司法合作，联邦调查局国际执行局局长汤姆斯曾公开宣示，中国任何嫌犯逃来美国，只要中国司法部门提出要求，美国也查证确实有犯罪行为，就会“来一个，查一个，遣返一个”。
对此，社论分析说，美国的这个表态是“话里有话”的，“那就是任何案件，都得经美国‘查证’，并非中方说了算”。由于美中之间司法制度和对人权保障制度的认知存在分歧，中国的刑讯、取证以至整个司法体系，很难取得美国法官信任。
文章认为，鉴于美国讲求法制和证据，中方想要成功让美国协助缉拿贪官，“还得真正下定决心、提供证据，而不是怕‘物伤其类’，只说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