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05月22日讯】历史真相系列片《真实的江泽民》第五集 道德崩溃后的社会乱像（上）
无所不毒的活命环境
《南方日报》2011年12月报导，美国驻华使馆发布北京PM2.5监测数据再次爆表，超过了最高污染指数500，此时的PM2.5浓度522，也因为“超出了该污染物的值域”，在美国环保局网站上无法转换为空气质量指数。
《纽约时报》在2013年8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活在有毒国家〉的文章。被派驻北京的记者说他在要回北京时，在旧金山机场拖着一个包裹，里面装着12桶奶粉，还拖着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两副空气过滤器。这是他家里人最希望他带回去的热门货。人们对吃的，喝的，呼吸的等的安全有忧心忡忡，好像生活在发生过核灾难的前苏联的切尔洛贝里或者日本的福岛一样。
防不胜防的有毒食品
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是一起震惊中外的食品安全事件。起因是新西兰方面发现与中方的合资公司三鹿生产的奶粉含三聚氰胺后，立刻和中国方面交涉，要求三鹿公司公开收回有毒奶粉，但一直遭到拒绝。
最后新西兰总理亲自出面与中国交涉，表示如果中共再有意隐瞒，新西兰将单方面公布。
事件公开后，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元凶就是奶粉中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情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
原来，在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是该行业的一项潜规则。目的是为了增加检测过程中的氮（蛋白质）含量。毕竟，三聚氰胺要比原奶成本低得多。
由于三鹿毒奶粉事件影响大，范围广，加上三鹿奶粉属于国家授予免检的名牌产品，因此引起广泛关注。从而进一步揭开了中国有毒食品泛滥的疮疤。
2013年香港的“奶粉限购令”，把中国的有毒食品再次推向了世界的浪尖峰顶。
自2008年三鹿奶粉加兑三聚氰胺的丑闻曝光以来，大陆有毒奶粉有增无减，频频出现，大批大陆游客到香港抢购奶粉，造成了香港-奶粉荒。
继毒奶粉之后，中国人并未结束吃有毒食品的命运，毒豇豆、毒大米、毒龙虾、毒黄瓜等毒物也纷至沓来。有人将中国有毒食品编成有毒食品大全，其中共收录了中国最常见的有毒食品五十五种之多。
如高致癌毒大米-陈化粮、民工粮-以及用这类大米加工制做出的其他食品；毛发水勾兑出的毒酱油；敌敌畏泡金华火腿；用猪大粪浸泡制作的臭豆腐；用矿物油加工制作的毒瓜子；太仓肉松的原料使用了死猪肉、母猪肉，用双氧水漂白母猪肉；在下水道淘出的“潲水油”-“地沟油”。
吴恒，一名复旦大学的研究生。通过网络搜索，他找到了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该资料库收集了一万多条与食品相关的新闻报导，其中约六千条与有毒食品相关。
在看了这些报导后，他才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地点和频率是惊人的。受此事件的激发，由吴恒领衔，同时在几十位网友的共同努力下，查阅了数万条关于有毒食品的报导，从中提炼，完成了中国有毒食品维基百科的雏形。
水殇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疾呼：“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这已成为了每年夏天的祸害。中国沿海城市青岛正在遭遇几乎破纪录的海藻爆发，让那里备受欢迎的海滩盖满了一层绿色的纤维物。
2007年夏，中国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爆发事件，这是一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目前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水，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作为农业用水也不可能。
2013年3月，上海市2000多万人的饮用水源头 — 黄浦江打捞上来大量死猪。据大陆官方报导，截至19日，黄浦江已经打捞死猪1万3千馀头死猪。3月18日，美国NBC脱口秀节目“今夜秀”电视节目主持人杰‧雷诺，对中共政府宣称“万馀头死猪不会影响水质”的说法进行了犀利嘲讽。
杰‧雷诺：“上海市江水中漂浮死猪的总数已超过13,000头，官方怀疑原因是上游农民将病死的猪扔进江中，不然就是有人在玩世界上最大的‘愤怒小鸟’游戏，不知道到底是哪个。
“我觉得好玩的是，中共官方竟然宣称死猪不会影响饮用水水质！13,000头腐烂死猪都没影响，那你的饮用水质量得有多差啊？哦，其实跟平时一个味儿啊，我就喜欢熏肉味的饮用水。”
大批毒地兴建住宅
《财经》 杂志2012年6月6日报导，内地近年来因工业及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高污染工业大量搬迁，几乎所有地块都被开发。
据中科院南京土壤所2008年研究，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数千间工厂搬迁 约二亿平方米的土地可作重新利用。大批的毒地未经处理，就被正常使用，甚至兴建住宅楼。
其中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一在建楼盘，原址为铁道部所属防腐枕木厂。该厂生产卅多年，大量的化学品已经渗入了土壤及地下水。该厂八年前搬迁，地块一直空闲， 至去年初开工后，仍验出致癌物质多环芳烃超标逾千倍，其馀挥发性污染物亦超标三、四百倍/7。环保部零六年耗资十亿元，进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数据至今未公开，专家分析指调查结果除或引起公众恐慌外，更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毒隐于衣
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绿色和平组织2011年的8月23日，发布了调查报告指出，毒隐于衣—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显示：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其中，52件样品被测出残留有有毒有害物质。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Adidas样品含有NPE比例高达40%，李宁样品含NPE的比例高达100%。
甚嚣尘上的假医假药
与比比皆是的有毒食品相比，假医假药毫不逊色。据报导，2005年仅查处的假冒伪劣药品案件就有7.8万多件。
2006年4月29日和30日两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连续发生了群体重症肝炎病人突然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5人抢救无效死亡。通过排查检验，这些病人使用了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其中含有不明成分杂质，为假药。
齐二药事件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欣弗假药致死事件。2006年7月27日，哈尔滨六岁女童刘思辰因静脉点滴克林霉素不幸死亡。全国有16省市共报告欣弗不良反应病例93例；死亡11人。原因又是药品生产商生产了不合格药品。
2010年03月31日，常州爆发出了疫苗造价大案，当地着名的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的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了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
白衣天使今安在？
现在在中国谈起医患关系，就好似在商场里谈买卖。医院成了企业单位，以盈利作为了主要目标，病人是医院和医生挣钱的客户与财源。在一个社会道德大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大背景下，医院和医生如何利用自身的职能和权力，从病人身上榨取额外经济利益的各种不道德手段就应运而生了。
一位年轻医生在他的个人博客里披露了医生如何宰割病人的“惊天秘密：患者到死都不明白的事”。
2009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2009年11月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时，平均一个人才2000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人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立即火辣辣的......
这件事没过几天，病房就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腹腔了。有了前面的教训，我试探性地找他的妻子谈话：“我建议用相对好一点的药物，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我的话音未落，他的妻子就鸡啄米似点头：“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我舍得给我们家老张花钱！”有了这句话，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药贵上什么药。最后，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共花费了40万元，最终还是死了。
2010年7月，我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觉得有手术指征，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病人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要，他却说：“这是你应该得的。以后我那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也‘介绍’给你。我们俩长期合作！”然后，他还以过来人的身分“教育”我：“你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现在摸清楚肿瘤科的工作流程没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来个癌症病人，先介绍到外科给他们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着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终于验证了这位外科医生的话。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癌细胞已经腹膜转移，可还是被转到普外科做了手术。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放疗科放疗，中药科喝中药，如此折腾3个月，病人就死了。我曾偷偷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征。
《真实的江泽民》写作组新唐人电视台联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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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2011年12月报导，美国驻华使馆发布北京PM2.5监测数据再次爆表，超过了最高污染指数500，此时的PM2.5浓度522，也因为“超出了该污染物的值域”，在美国环保局网站上无法转换为空气质量指数。
《纽约时报》在2013年8月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生活在有毒国家〉的文章。被派驻北京的记者说他在要回北京时，在旧金山机场拖着一个包裹，里面装着12桶奶粉，还拖着一个纸箱子，里面放着两副空气过滤器。这是他家里人最希望他带回去的热门货。人们对吃的，喝的，呼吸的等的安全有忧心忡忡，好像生活在发生过核灾难的前苏联的切尔洛贝里或者日本的福岛一样。
防不胜防的有毒食品
2008年中国毒奶粉事件是一起震惊中外的食品安全事件。起因是新西兰方面发现与中方的合资公司三鹿生产的奶粉含三聚氰胺后，立刻和中国方面交涉，要求三鹿公司公开收回有毒奶粉，但一直遭到拒绝。
最后新西兰总理亲自出面与中国交涉，表示如果中共再有意隐瞒，新西兰将单方面公布。
事件公开后，很多食用三鹿集团生产的奶粉的婴儿被发现患有肾结石，元凶就是奶粉中的化工原料三聚氰胺。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公布对国内乳制品厂家生产的婴儿奶粉的三聚氰胺检验报告后，事情迅速恶化，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及雅士利在内的多个厂家的奶粉都检出三聚氰胺。
原来，在牛奶中掺入三聚氰胺是该行业的一项潜规则。目的是为了增加检测过程中的氮（蛋白质）含量。毕竟，三聚氰胺要比原奶成本低得多。
由于三鹿毒奶粉事件影响大，范围广，加上三鹿奶粉属于国家授予免检的名牌产品，因此引起广泛关注。从而进一步揭开了中国有毒食品泛滥的疮疤。
2013年香港的“奶粉限购令”，把中国的有毒食品再次推向了世界的浪尖峰顶。
自2008年三鹿奶粉加兑三聚氰胺的丑闻曝光以来，大陆有毒奶粉有增无减，频频出现，大批大陆游客到香港抢购奶粉，造成了香港-奶粉荒。
继毒奶粉之后，中国人并未结束吃有毒食品的命运，毒豇豆、毒大米、毒龙虾、毒黄瓜等毒物也纷至沓来。有人将中国有毒食品编成有毒食品大全，其中共收录了中国最常见的有毒食品五十五种之多。
如高致癌毒大米-陈化粮、民工粮-以及用这类大米加工制做出的其他食品；毛发水勾兑出的毒酱油；敌敌畏泡金华火腿；用猪大粪浸泡制作的臭豆腐；用矿物油加工制作的毒瓜子；太仓肉松的原料使用了死猪肉、母猪肉，用双氧水漂白母猪肉；在下水道淘出的“潲水油”-“地沟油”。
吴恒，一名复旦大学的研究生。通过网络搜索，他找到了一个叫做“安全快报”的资料库，该资料库收集了一万多条与食品相关的新闻报导，其中约六千条与有毒食品相关。
在看了这些报导后，他才发现，食品安全事件爆发的地点和频率是惊人的。受此事件的激发，由吴恒领衔，同时在几十位网友的共同努力下，查阅了数万条关于有毒食品的报导，从中提炼，完成了中国有毒食品维基百科的雏形。
水殇
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撰文疾呼：“水污染逼近危险临界点!” 这已成为了每年夏天的祸害。中国沿海城市青岛正在遭遇几乎破纪录的海藻爆发，让那里备受欢迎的海滩盖满了一层绿色的纤维物。
2007年夏，中国接连发生了太湖、滇池、巢湖的蓝藻爆发事件，这是一个标志——传统的发展模式积累的环境成本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目前中国7大水系的26％是五类和劣五类水，9大湖泊中有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水。五类和劣五类水不能接触人体，连作为农业用水也不可能。
2013年3月，上海市2000多万人的饮用水源头 — 黄浦江打捞上来大量死猪。据大陆官方报导，截至19日，黄浦江已经打捞死猪1万3千馀头死猪。3月18日，美国NBC脱口秀节目“今夜秀”电视节目主持人杰‧雷诺，对中共政府宣称“万馀头死猪不会影响水质”的说法进行了犀利嘲讽。
杰‧雷诺：“上海市江水中漂浮死猪的总数已超过13,000头，官方怀疑原因是上游农民将病死的猪扔进江中，不然就是有人在玩世界上最大的‘愤怒小鸟’游戏，不知道到底是哪个。
“我觉得好玩的是，中共官方竟然宣称死猪不会影响饮用水水质！13,000头腐烂死猪都没影响，那你的饮用水质量得有多差啊？哦，其实跟平时一个味儿啊，我就喜欢熏肉味的饮用水。”
大批毒地兴建住宅
《财经》 杂志2012年6月6日报导，内地近年来因工业及城市用地结构调整，占据市区优越位置的高污染工业大量搬迁，几乎所有地块都被开发。
据中科院南京土壤所2008年研究，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数千间工厂搬迁 约二亿平方米的土地可作重新利用。大批的毒地未经处理，就被正常使用，甚至兴建住宅楼。
其中北京东五环外朝阳区一在建楼盘，原址为铁道部所属防腐枕木厂。该厂生产卅多年，大量的化学品已经渗入了土壤及地下水。该厂八年前搬迁，地块一直空闲， 至去年初开工后，仍验出致癌物质多环芳烃超标逾千倍，其馀挥发性污染物亦超标三、四百倍/7。环保部零六年耗资十亿元，进行全国土壤污染调查，但数据至今未公开，专家分析指调查结果除或引起公众恐慌外，更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毒隐于衣
据新华网等媒体报道，绿色和平组织2011年的8月23日，发布了调查报告指出，毒隐于衣—全球品牌服装的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调查显示：绿色和平组织在全球18个国家采购了15个服装品牌的78件样品，其中，52件样品被测出残留有有毒有害物质。在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中，Adidas样品含有NPE比例高达40%，李宁样品含NPE的比例高达100%。
甚嚣尘上的假医假药
与比比皆是的有毒食品相比，假医假药毫不逊色。据报导，2005年仅查处的假冒伪劣药品案件就有7.8万多件。
2006年4月29日和30日两天，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传染病科，连续发生了群体重症肝炎病人突然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症状，5人抢救无效死亡。通过排查检验，这些病人使用了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其中含有不明成分杂质，为假药。
齐二药事件之后不久，又发生了一起更严重的欣弗假药致死事件。2006年7月27日，哈尔滨六岁女童刘思辰因静脉点滴克林霉素不幸死亡。全国有16省市共报告欣弗不良反应病例93例；死亡11人。原因又是药品生产商生产了不合格药品。
2010年03月31日，常州爆发出了疫苗造价大案，当地着名的疫苗生产商江苏延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国家药监局查实在疫苗的生产过程中长期故意造假，导致了大量问题疫苗流向市场，受害者最少超过100万人。
白衣天使今安在？
现在在中国谈起医患关系，就好似在商场里谈买卖。医院成了企业单位，以盈利作为了主要目标，病人是医院和医生挣钱的客户与财源。在一个社会道德大滑坡，一切向钱看的大背景下，医院和医生如何利用自身的职能和权力，从病人身上榨取额外经济利益的各种不道德手段就应运而生了。
一位年轻医生在他的个人博客里披露了医生如何宰割病人的“惊天秘密：患者到死都不明白的事”。
2009年，我从天津医科大学肿瘤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幸运地成为山东省某三甲医院肿瘤科的医生。
2009年11月底，我们肿瘤科发奖金时，平均一个人才2000多元！主任关上门给我们开了个秘密会议：“咱们医院实行的是绩效考核，收人减去成本再乘以提成的百分比，才是科室的奖金。”他故意顿了顿，说：“不需要我多解释了吧？你们用几元钱的便宜药，那是你们的自由，不过，你不能把自己当成菩萨下凡，让大家陪你喝西北风”。主任的话音一落，大家的目光就齐刷刷地投向我，我脸上立即火辣辣的......
这件事没过几天，病房就住进一个患前列腺癌的离休干部，癌细胞也已经转移腹腔了。有了前面的教训，我试探性地找他的妻子谈话：“我建议用相对好一点的药物，因为这样可以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我的话音未落，他的妻子就鸡啄米似点头：“什么药好就用什么药，我舍得给我们家老张花钱！”有了这句话，我放开了手脚，什么药贵上什么药。最后，老人在病房里住了两个月，共花费了40万元，最终还是死了。
2010年7月，我接诊了一个早期肺癌病人，觉得有手术指征，就介绍给了胸外科一个医生。没想到，病人手术之后，胸外科医生专门请我吃了顿饭，并给了我一个500元的红包。我不要，他却说：“这是你应该得的。以后我那边有要做化疗的病人，也‘介绍’给你。我们俩长期合作！”然后，他还以过来人的身分“教育”我：“你是刚毕业不久的学生，现在摸清楚肿瘤科的工作流程没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来个癌症病人，先介绍到外科给他们做手术，让外科把手术的钱赚到了，再把病人转到化疗科化疗，然后再转到放疗科放疗，等着这些科室的钱都赚到了，再把病人扔到中医科喝中药。”
接下来的一件事，让我终于验证了这位外科医生的话。有一个胃癌晚期病人，癌细胞已经腹膜转移，可还是被转到普外科做了手术。术后又转到肿瘤科化疗，放疗科放疗，中药科喝中药，如此折腾3个月，病人就死了。我曾偷偷调出病人的影像资料，一看就发现没有手术指征。
《真实的江泽民》写作组新唐人电视台联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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