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6月3日讯】（新唐人记者凯欣综合报导）明天就是六四25年周年纪念日，世界各地华人纷纷举行纪念活动。近日，当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武尔泽（Larry Wortzel）讲述了他见证的那段历史。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武尔泽（Larry Wortzel）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密切关注中共军队的行动，并向美国政府作出汇报。他说，他对中共镇压抗议民众的决定并不感到吃惊。武尔泽在“六四”25年周年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他见证的那段历史。
“六四”开枪前武尔泽观察中共戒严部队动向
1989年“六四”开枪前，身为美国武官的武尔泽的主要任务是观察中国戒严部队的动向。他经常跑到街头。
武尔泽说，“做为助理陆军武官，我当时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向中共国出售军事设备，负责向军队送交美国制造的反炮兵雷达。……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两军关系，会陪同美国高级军官访问中国，或者陪同中方高级军官访问美国军方，第三，作为武官，一个传统就是收集情报，就是按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观察和搜集信息，并向美国政府汇报。”
武尔泽对中共开枪镇压并不吃惊
也正因为他对当时军队集结的了解，武尔泽表示，对中共最终决定镇压并不感到吃惊。
武尔泽说，很多专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都感到震惊，一些外交官也是，他们看到了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北京集结。认为军队镇压是意料中的事。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对中共军队是否会对民众动武进行了辩论，最后使馆决定告诉白宫，中共当局是会动用军队，甚至坦克，镇压抗议民众。
武尔泽他们当时辩论的根据是，他们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也有讨论，包括一些在文革走过来的老干部。对那些经历过文革，看到邓小平以及他的部下被投入监狱两次，他们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动的。但让他和很多人吃惊的倒是，共产党竟然让抗议行动走到这么远。
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六四”枪响后，中国国内外曾有谣传说，反对屠杀百姓的部队“站到人民一边”，与镇压民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过，武尔泽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并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武尔泽说：“我看到了三个集团军的后勤供给车队，这些集团军应该是准备镇压的。他们集结在一起，通过了另一集团军的防线，前往城外一个供给点，运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弹。你知道，最后我所接受的全球情报训练都比不上我曾经当步兵的经历来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我回到大使馆，我告诉他们，传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要火并，是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燃料和子弹都放在一起的。”
神秘军队军官警告外交公寓大楼要有事
1989年6月7日，北京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楼遭到中共军队的扫射，公寓内不仅住着驻华武官，也有很多外国记者。当时，武尔泽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大约早上2、3点钟吧，因为几个小时后，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小睡一会儿，”武尔泽回想说，“突然，我办公桌的电话响了。 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过几次，当时我只是个少校。他告诉我说：‘武尔泽少校，明天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回公寓。’我当时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上尉， 我在工作，我们要处理危机，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到公寓了，我不会去那里的。他重复说，记住，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到走到二楼以上，然后他就挂断了。”
武尔泽说，他意识到一定有情况，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以及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而李洁明大使作出决定将那里的使馆家属人员全部撤离。
李洁明大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六月，美国方面可能会遭受生命损失。武尔泽认为，中共军队只是想把外国观察人士赶走。这样，他们军队和国安局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逮人。
他说，那座大楼正好位于建国门外大街前面。军队进城时，很多外国记者利用这个公寓的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动向，并拍照和摄像。他自己的阳台就被一些记者借用过。武尔泽后来在自己的公寓和其他人的房间内看到了弹孔。
武尔泽说，他至今不知道那名中共军官是因为与自己的私人关系，还是被上峰命令给他打电话的，因为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过那名军官的消息。
但在“六四”枪响后，武尔泽曾向李洁明大使要求清点遇难者的遗体，但是被拒绝；美国使馆派出了另一名官员去核实死亡人数，但是，却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医生告诉他们，截至6月4日中午，死亡者为2500多人。后来，1996年逃到美国的一名中共军官称，死者数字为3700人。
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时，武尔泽（Larry Wortzel）是美国驻华使馆助理陆军武官。当时，他的主要任务是密切关注中共军队的行动，并向美国政府作出汇报。他说，他对中共镇压抗议民众的决定并不感到吃惊。武尔泽在“六四”25年周年前夕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讲述他见证的那段历史。
“六四”开枪前武尔泽观察中共戒严部队动向
1989年“六四”开枪前，身为美国武官的武尔泽的主要任务是观察中国戒严部队的动向。他经常跑到街头。
武尔泽说，“做为助理陆军武官，我当时有三个重要任务。第一，向中共国出售军事设备，负责向军队送交美国制造的反炮兵雷达。……第二个任务就是建立真正的两军关系，会陪同美国高级军官访问中国，或者陪同中方高级军官访问美国军方，第三，作为武官，一个传统就是收集情报，就是按照1961年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在不违反中国法律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观察和搜集信息，并向美国政府汇报。”
武尔泽对中共开枪镇压并不吃惊
也正因为他对当时军队集结的了解，武尔泽表示，对中共最终决定镇压并不感到吃惊。
武尔泽说，很多专家，包括中国和美国的都感到震惊，一些外交官也是，他们看到了步兵和装甲部队在北京集结。认为军队镇压是意料中的事。当时美国驻华使馆内部对中共军队是否会对民众动武进行了辩论，最后使馆决定告诉白宫，中共当局是会动用军队，甚至坦克，镇压抗议民众。
武尔泽他们当时辩论的根据是，他们知道中共政治局常委也有讨论，包括一些在文革走过来的老干部。对那些经历过文革，看到邓小平以及他的部下被投入监狱两次，他们是不会容忍这样的行动的。但让他和很多人吃惊的倒是，共产党竟然让抗议行动走到这么远。
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六四”枪响后，中国国内外曾有谣传说，反对屠杀百姓的部队“站到人民一边”，与镇压民众的军队发生了冲突。不过，武尔泽说，他们掌握的情报显示，并没有“好军队”和“坏军队”之分。
武尔泽说：“我看到了三个集团军的后勤供给车队，这些集团军应该是准备镇压的。他们集结在一起，通过了另一集团军的防线，前往城外一个供给点，运回了食物、燃料和子弹。你知道，最后我所接受的全球情报训练都比不上我曾经当步兵的经历来帮助我理解这件事。我回到大使馆，我告诉他们，传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如果他们要火并，是不可能将自己的食物、燃料和子弹都放在一起的。”
神秘军队军官警告外交公寓大楼要有事
1989年6月7日，北京建国门外外交公寓大楼遭到中共军队的扫射，公寓内不仅住着驻华武官，也有很多外国记者。当时，武尔泽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的人。
“我当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大约早上2、3点钟吧，因为几个小时后，我又得出去，所以我只好躺在办公室的地板上小睡一会儿，”武尔泽回想说，“突然，我办公桌的电话响了。 一个年轻的中国军官，我以前和他一起出行过几次，当时我只是个少校。他告诉我说：‘武尔泽少校，明天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回公寓。’我当时很累，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说，上尉， 我在工作，我们要处理危机，我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到公寓了，我不会去那里的。他重复说，记住，10点到2点之间不要到走到二楼以上，然后他就挂断了。”
武尔泽说，他意识到一定有情况，于是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自己的上司以及当时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而李洁明大使作出决定将那里的使馆家属人员全部撤离。
李洁明大使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如果没有这个神秘的电话，在北京1989年的血腥六月，美国方面可能会遭受生命损失。武尔泽认为，中共军队只是想把外国观察人士赶走。这样，他们军队和国安局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意逮人。
他说，那座大楼正好位于建国门外大街前面。军队进城时，很多外国记者利用这个公寓的阳台观察部队和坦克动向，并拍照和摄像。他自己的阳台就被一些记者借用过。武尔泽后来在自己的公寓和其他人的房间内看到了弹孔。
武尔泽说，他至今不知道那名中共军官是因为与自己的私人关系，还是被上峰命令给他打电话的，因为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过那名军官的消息。
但在“六四”枪响后，武尔泽曾向李洁明大使要求清点遇难者的遗体，但是被拒绝；美国使馆派出了另一名官员去核实死亡人数，但是，却无法得到确切的数字。中国红十字会的一名医生告诉他们，截至6月4日中午，死亡者为2500多人。后来，1996年逃到美国的一名中共军官称，死者数字为3700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