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6月14日讯】“上个月，我的二闺女走了，她还不到50岁，走的时候她说最遗憾的是见不到大哥最后一面，现在，我也在想，我还能不能见到儿子最后一面，还有我的两个儿媳。”2014年5月中旬，两位年过古稀的老奶奶在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门口这样哭诉道。
“案件”难产为那般？
2013年2月，湖北省公安厅成立206专案组，负责侦办张某等人妨害公务一案，同年3月6日，手术刚过两天的张某在病床上被采取强制措施。不久，该案由湖北省公安厅委托监利县公安局办理。由于是省厅“特别嘱咐”的案件，所以监利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特别慎重，用了3个多月来侦办，长时间侦办对于了解案情，弄清事实是必要的，但是，最终还是由于上面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将案件变得异常复杂。
2013年6月5日，监利县公安局以上级领导交办的重要案件为由，用妨害公务、强迫交易、妨害作证、寻衅滋事等6项罪名起诉张某等6人，监利县检察院在案件核实中发现大量起诉罪名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要求监利县公安局补充侦查。 8月26日，监利县公安局在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仍以6个罪名对张某等6人起诉。
监利县公安局一些民警说：“张某一案事实清楚，并不复杂，没有重大刑事犯罪行为，主要是些商业经营中的一些民事纠纷，对于这类纠纷在商业交往中根本不可避免，关键就是上面领导交办的，换句话说有人要整张某，我们只能按照上面的意图办”。
由于案件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又不能补充新的证据。“按照法律，如果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那么罪名就不能成立，就得放人，可是上面…”检察院办案人员摇了摇头。在监利县检察院为难之时，省相关部门再次来到监利召开协调会，加强督办，监利县检察院无奈之下，将案件上报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省检察院相关处室了解情况后，查阅案卷。
省检察院相关处室人员说：“当时案卷很多，有二十几卷，还没来得及看完，省有关部门召集我们开会，在协调会上，领导要求所有罪名全部起诉，我们随后向监利县检察院传达了会议情况”。
2013年11月初，监利县人民检察院做出了所有罪名全部提起公诉的公诉书，并将案件移交监利县人民法院。2013年12月25日公开庭审，庭上展示的各项证据和辩护双方的意见都很清楚，多项罪名事实不清楚，证据链不完整，妨害公务罪名，辩护人和公诉人都确定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瑕疵，要求法院重轻考虑罪名，在强迫交易罪名中，公诉人为了将罪名成立，选择性提交证人证词，关键当事人及证人证词被无视，大量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被隐藏。法庭上多名当事人对所述内容表示异议，并向法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请法庭采纳。监利县法院在庭审后经过合议对该案件形成了一致意见，后来结果被省相关部门知晓后，于2014年1月10日，省有关部门带领省政法委、省法院等单位来到监利召开协调会。监利县法院一位法官说，当时有省领导就说：“张某的案子是省领导交办的，你们要讲政治，顾大局，如果不给张某定罪，就是挑战党的权威”。
领导的“特殊关注”，上级单位的“积极督办”，合议的结果被作废。监利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6日向监利县人民检察院送达了《补充证据材料通知书》，2014年2月24日监利县检察院向法院递交了《补充证据材料的回覆》，表示未有新证据提供。按照程序和法律规定，如果不能补充有关证据，应及时对案子进行宣判。然而由于上级的“特别示意”，案子上报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3月20日张某的案子移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省高院对查阅案件后，认为事实清楚，没有重大犯罪事实，在请示上级领导后，再一次遭到“某些领导”严厉责备。
2014年4月24日监利县人民法院向荆州提交《延长审限案件呈报表》，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9日批准案件审限延长三个月。由于家属人员的强烈抗议和律师的交涉，2014年5月5日监利县法院、荆州市中院和省高院联合办公决定，张某一案所有罪名成立。
2014年5月16日监利县法院宣判张某等6人全部有罪。张某等人当庭斥责法官，制造冤案，并表示上诉。
律师说：“案子是三级法院会审的结果，很不看好能有什么公正的结果”。
认罪便就医，不认罪便等死
张某本身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2013年3月6日刚做完手术2天，伤口还没愈合从病床上被监利县公安局羁押，在羁押过程中，张某数次申请取保候审就医看病，均被公、检、法回绝，理由都是上面领导有“特别交代”。2013年12月25日，开庭当天张某由于身体不适，几乎晕倒，开庭后，多次申请取保就医再次被拒。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治疗，张某的糖尿病开始恶化，血压、血糖极不正常，眼睛出现失明，双腿开始溃烂。由于看守所条件有限，监利县看守所将张某送到监利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医院会诊后认为病情极为严重，要求住院治疗。随即看守所向监利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去函说明张某不宜羁押的原因，监利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召开了协调会，指出监利县人民医院没有司法鉴定资质，要到荆州市中心医院检查，待结果，再研究。
一周后，监利县看守所将张某送至荆州市中心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仍为严重，随时可能会导致并发症，危及生命，建议及时住院治疗。
监利县人民法院法官告诉律师和张某的家属说：“张某的案子我们做不了主，得有高院才能定”。监利县法院将相关检查结果和有关意见报至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至今没有任何回覆。家属找监利县法院，监利县法院法官说：“张某上诉了，不能保外就医！”意思很明确，认罪可就医，不认就等死。
张某的家属和律师再次找到监利县人民法院，监利县法院说：“你们应该清楚，能不能保外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做不了主，得有上面定”。
基层法官小，“上面”乌纱大
“上面”为什么有人要干涉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张某一案是由于民事案件引起的，民事纠纷多为利益，正是存在利益关系，所以才会有人出来干涉，利益越大，“上面”当然也就越大。张某和省相关部门的经济纠纷，涉及金额过亿元，为了经济利益，省有关部门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刑事案件达到民事案件举证不对称，从而实现民案的获利，2014年3月5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某公司的民事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张某由于刑案大量证据被扣押，所以毫无疑问的输掉民案，2014年4月20日，湖北省高院对民案执行后，5月初便对张某的刑案做出了判决。
法律戴乌纱，基层法官背黑锅
现代社会中，政府影响不可避免地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没有政府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法治化。试想，倘若执法者奉行“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思维，人们又怎么能相信法律?倘若执法者养成“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的习惯，人们又怎么会选择法律？
目前基层司法机关，对辖区的案件具有相互监督的职责，这对防止冤假错案、徇私枉法，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司法的公正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些案件来自上面，也就是上级机关交办的案件，案件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上面，下面公、检、法的监督就形同虚设。正如一位法官所说：“我们基层法院就好比市里的儿子，省里的孙子，很多工作都受上级指导，有些经费、项目或者提拔也来自上级，你说我们做儿子的、做孙子的，能和上面对着干吗？正是这种业务关系，缺乏必要的监督，也造成了司法的不公正，冤案错案很多都来自于上层对案件的干预”。
交办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在案件层面很难保证公平，这个时候嫌疑人不满意、家属人员不满意，由于法官对审理的案件终身负责制，如果最后追责，往往会牵连到具体办案的人员。上面的领导把乌纱戴的好好的，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却无奈中背上了冤假错案的黑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前人民对官员仇恨、对政府怨恨、对法律痛恨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子鸣
“案件”难产为那般？
2013年2月，湖北省公安厅成立206专案组，负责侦办张某等人妨害公务一案，同年3月6日，手术刚过两天的张某在病床上被采取强制措施。不久，该案由湖北省公安厅委托监利县公安局办理。由于是省厅“特别嘱咐”的案件，所以监利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特别慎重，用了3个多月来侦办，长时间侦办对于了解案情，弄清事实是必要的，但是，最终还是由于上面有关部门的“特别关注”将案件变得异常复杂。
2013年6月5日，监利县公安局以上级领导交办的重要案件为由，用妨害公务、强迫交易、妨害作证、寻衅滋事等6项罪名起诉张某等6人，监利县检察院在案件核实中发现大量起诉罪名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要求监利县公安局补充侦查。 8月26日，监利县公安局在没有提供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仍以6个罪名对张某等6人起诉。
监利县公安局一些民警说：“张某一案事实清楚，并不复杂，没有重大刑事犯罪行为，主要是些商业经营中的一些民事纠纷，对于这类纠纷在商业交往中根本不可避免，关键就是上面领导交办的，换句话说有人要整张某，我们只能按照上面的意图办”。
由于案件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公安机关又不能补充新的证据。“按照法律，如果证据链不完整，证据不充分，那么罪名就不能成立，就得放人，可是上面…”检察院办案人员摇了摇头。在监利县检察院为难之时，省相关部门再次来到监利召开协调会，加强督办，监利县检察院无奈之下，将案件上报至湖北省人民检察院，省检察院相关处室了解情况后，查阅案卷。
省检察院相关处室人员说：“当时案卷很多，有二十几卷，还没来得及看完，省有关部门召集我们开会，在协调会上，领导要求所有罪名全部起诉，我们随后向监利县检察院传达了会议情况”。
2013年11月初，监利县人民检察院做出了所有罪名全部提起公诉的公诉书，并将案件移交监利县人民法院。2013年12月25日公开庭审，庭上展示的各项证据和辩护双方的意见都很清楚，多项罪名事实不清楚，证据链不完整，妨害公务罪名，辩护人和公诉人都确定办案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存在瑕疵，要求法院重轻考虑罪名，在强迫交易罪名中，公诉人为了将罪名成立，选择性提交证人证词，关键当事人及证人证词被无视，大量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被隐藏。法庭上多名当事人对所述内容表示异议，并向法庭讲述了事情的经过，请法庭采纳。监利县法院在庭审后经过合议对该案件形成了一致意见，后来结果被省相关部门知晓后，于2014年1月10日，省有关部门带领省政法委、省法院等单位来到监利召开协调会。监利县法院一位法官说，当时有省领导就说：“张某的案子是省领导交办的，你们要讲政治，顾大局，如果不给张某定罪，就是挑战党的权威”。
领导的“特殊关注”，上级单位的“积极督办”，合议的结果被作废。监利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26日向监利县人民检察院送达了《补充证据材料通知书》，2014年2月24日监利县检察院向法院递交了《补充证据材料的回覆》，表示未有新证据提供。按照程序和法律规定，如果不能补充有关证据，应及时对案子进行宣判。然而由于上级的“特别示意”，案子上报至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年3月20日张某的案子移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省高院对查阅案件后，认为事实清楚，没有重大犯罪事实，在请示上级领导后，再一次遭到“某些领导”严厉责备。
2014年4月24日监利县人民法院向荆州提交《延长审限案件呈报表》，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29日批准案件审限延长三个月。由于家属人员的强烈抗议和律师的交涉，2014年5月5日监利县法院、荆州市中院和省高院联合办公决定，张某一案所有罪名成立。
2014年5月16日监利县法院宣判张某等6人全部有罪。张某等人当庭斥责法官，制造冤案，并表示上诉。
律师说：“案子是三级法院会审的结果，很不看好能有什么公正的结果”。
认罪便就医，不认罪便等死
张某本身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高血压，2013年3月6日刚做完手术2天，伤口还没愈合从病床上被监利县公安局羁押，在羁押过程中，张某数次申请取保候审就医看病，均被公、检、法回绝，理由都是上面领导有“特别交代”。2013年12月25日，开庭当天张某由于身体不适，几乎晕倒，开庭后，多次申请取保就医再次被拒。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缺乏治疗，张某的糖尿病开始恶化，血压、血糖极不正常，眼睛出现失明，双腿开始溃烂。由于看守所条件有限，监利县看守所将张某送到监利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医院会诊后认为病情极为严重，要求住院治疗。随即看守所向监利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去函说明张某不宜羁押的原因，监利县人民法院、检察院召开了协调会，指出监利县人民医院没有司法鉴定资质，要到荆州市中心医院检查，待结果，再研究。
一周后，监利县看守所将张某送至荆州市中心医院检查，检查结果仍为严重，随时可能会导致并发症，危及生命，建议及时住院治疗。
监利县人民法院法官告诉律师和张某的家属说：“张某的案子我们做不了主，得有高院才能定”。监利县法院将相关检查结果和有关意见报至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至今没有任何回覆。家属找监利县法院，监利县法院法官说：“张某上诉了，不能保外就医！”意思很明确，认罪可就医，不认就等死。
张某的家属和律师再次找到监利县人民法院，监利县法院说：“你们应该清楚，能不能保外已经不是法律的问题，关键是我们做不了主，得有上面定”。
基层法官小，“上面”乌纱大
“上面”为什么有人要干涉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张某一案是由于民事案件引起的，民事纠纷多为利益，正是存在利益关系，所以才会有人出来干涉，利益越大，“上面”当然也就越大。张某和省相关部门的经济纠纷，涉及金额过亿元，为了经济利益，省有关部门利用手中权力，通过刑事案件达到民事案件举证不对称，从而实现民案的获利，2014年3月5日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张某公司的民事案作出了终审判决，张某由于刑案大量证据被扣押，所以毫无疑问的输掉民案，2014年4月20日，湖北省高院对民案执行后，5月初便对张某的刑案做出了判决。
法律戴乌纱，基层法官背黑锅
现代社会中，政府影响不可避免地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面，没有政府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社会的法治化。试想，倘若执法者奉行“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的思维，人们又怎么能相信法律?倘若执法者养成“以权压法”、“以权枉法”的习惯，人们又怎么会选择法律？
目前基层司法机关，对辖区的案件具有相互监督的职责，这对防止冤假错案、徇私枉法，最大限度的保障了司法的公正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有些案件来自上面，也就是上级机关交办的案件，案件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上面，下面公、检、法的监督就形同虚设。正如一位法官所说：“我们基层法院就好比市里的儿子，省里的孙子，很多工作都受上级指导，有些经费、项目或者提拔也来自上级，你说我们做儿子的、做孙子的，能和上面对着干吗？正是这种业务关系，缺乏必要的监督，也造成了司法的不公正，冤案错案很多都来自于上层对案件的干预”。
交办的案件，在很大程度上也给社会造成了不稳定，在案件层面很难保证公平，这个时候嫌疑人不满意、家属人员不满意，由于法官对审理的案件终身负责制，如果最后追责，往往会牵连到具体办案的人员。上面的领导把乌纱戴的好好的，基层的法律工作者却无奈中背上了冤假错案的黑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当前人民对官员仇恨、对政府怨恨、对法律痛恨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子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