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刚过，“六四”事件死难者的人数依然是绝密信息，二十五年过去了，至今一直没有公开过，公开媒体及互联网讨论、质疑、求证也完全被禁止。而在中共内部，近年来每逢“六四”纪念日期间都会严防死守，视民为敌，以所谓防止民变的名义层层传达各类维稳信息、维稳对策，相关监控民间社会、民间组织和敏感人士的各种内部文件多如牛毛，这些文件对内通过中共特有的“锦衣卫”机要系统传递，对外都被“国家秘密”掩盖着，不公开，比如每年“六四”纪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宣部都会下发一些关于意识形态、当前舆论工作重点的指导文件、会议纪要、通知等（公安、情报部门的相关秘密文件更多，更加鲜为人知)，内容多是关于针对“六四”纪念日需要防范、应对、控制的措施，均是机密、秘密文件，二十五年来，几乎每年都有类似文件下发，但都是永不解密的“国家秘密”，禁止公开。
2004年4月，“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份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机密文件（11号文件），前《当代商报》总编助理、编辑部主任师涛在该文件口头传达时凭记忆归纳相关要点，发给境外网站《民主通讯》，很快被抓捕并重判十年徒刑。
到了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七十岁的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被抓，新华社5月8日称她对外泄露机密信息，据国际媒体报导所谓泄露的机密文件不过是一份中共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通报的内部文件，简称“9号文件”，内容包括所谓的“七不讲”：不讲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及公民权利、新闻自由、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和司法独立。刊登这份文件的明镜网站在高瑜被抓后否认文件来自高瑜，这份文件在互联网上也很容易找到，人人皆知，岂能还称为“国家秘密”？但是，北京公安从高瑜家中电脑查到这份文件，就足以指控她涉嫌犯罪，她也有可能因此获重刑。
这份文件不过是党的内部文件，不能视为“国家秘密”，但是中共治下，党国不分，“党的秘密”就是“国家秘密”，党凌驾于国家和政府之上，“党的秘密”几乎可以陷害到任何一个接触到秘密的人，包括在网上接触到的人，即使操作失误在自己的电脑或手机上下载、储存了这份文件，也会被指控触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等罪名；若不慎转发给别人，就会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按照刑法上的泄密罪会遭重判。
中共治下，“国家秘密”千奇百怪，党的秘密是国家秘密，党政领导人的讲话、批示也是国家秘密，比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除了公开报导之外的所有批示、讲话全文都是机密、秘密，也有很多绝密。绝密文件连标题都略去，所以中共的很多秘密文件以“代号”代替，公开报导只说几号文件、几号讲话，标题本身也成了“国家秘密”，某些文件题目略去，公开的只是文件字号，甚至公开标题也成了泄密。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有个讲话文件，名称为“公安部关于印发周永康、白景富同志在全国城市公安机关‘三基’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属机密文件，公众不看具体文件，根本不清楚什么是“三基”；还有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邪教案件规定》也是机密，除了标题，具体内容一无所知，当然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笔者在五年前出版的相关出版物上查到的机密、秘密文件标题还有很多：
1、公安机关关于进一步规范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查控管理工作的通知，秘密；
2、公安机关开展“防策反、防渗透、防泄密”活动工作方案，机密；
3、公安机关高危人口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秘密；
4、公安部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公安局民警覃忠间谍案的情况通报，机密；
5、公安机关舆情危机处置规范（试行），秘密；
6、公安部关于印发张新枫副部长在看守所安全工作现场会上讲话的通知，机密；
7、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机密；
8、公安机关关于印发《“秋风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秘密；
9、省委书记在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机密；
10、公安部关于印发全国公安工作要点的通知，机密……。
通过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到，中共早已是执政党，但依然是地下党治国的方式，以“秘密”治国，肆意剥夺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肆意控制舆论，肆意奴役民众。国务院虽然已经有一部公布实施的所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也仅仅限于国务院下属的政府部门，并不包括国务院本身，也不包括国防部，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全国军委、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中纪委、中宣部等党、国家组织机构的文件，根本没有丝毫信息公开的可能。即使公民申请公开一些政府文件，当局也会涉密拒绝提供，甚至政府在制定相关文件时，特意在文件上加注“政府信息公开选项：公开、不公开”一栏，对于不公开的文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不过是摆设而已。
在中共高层，涉及国防、军事、外交更是绝密中的绝密，机密中的机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戒严部队沈阳军区81235部队司令部通信股股长、少校军衔的种振庆，因保护机要文件而获中共中央军委“共和国卫士”称号。他所保护的机要文件，不过是“首长和机关代号表2份、调密表3份、作战无线电联络文件”，这些是当时的绝密文件，还有五份机密文件，分别是无线电联络文件3份、军用地图2份。所谓“首长和机关代号表”可能是指中央军委负责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及其住址、指挥部的联络代号，机关代号可能指军委机关指挥部及指挥官所在地址的代号，当时的戒严部队是作战状态，这些秘密不过是指挥戒严部队立即突出重围火速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保护邓小平下令镇压和屠杀更多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完全不是国家秘密，而是独裁者见不得人的“镇压秘密”。
中共多如牛毛的秘密，除了一些内部文件外，还有更多更为普遍见到的那些内部发行的秘密刊物了，比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参考资料（大参考）》及更高秘密级别的《国内动态清样》等，仅订阅销售内参一项就能给新华社带来数千万元的收入，几乎全国三十多个新华社分社都主办有不同级别的内参，都可以通过机要系统订阅，费用高于一般报刊。除了新华社之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各省报都有自己系统的内参，加注“秘密”字样。
当然，中共特色的治国法术正是秘密治国，但到底有多少秘密？恐怕没有人说清楚，如果将来中国民主转型了，若成立一家国家秘密博物馆，恐怕全部装满，也装不完中共治国的所有“秘密”——它包括“绝密”、“机密”、“秘密”，还有等同于“国家秘密”的“内部资料”、“领导讲话”、“领导人家庭收入”、“领导人家庭住址、电话”等数不清的各种信息。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定义，是主权在民，除非是涉及国防、外交领域，一般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部门不存在国家秘密之说，企业可以有商业秘密可言，但政府不能有任何政府秘密可言，尤其是政府财政收入、公费开支，更是必须透明，一分钱也不能隐瞒，否则这样的政府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
中共统治六十五年，依然没有明确何为党、何为国家，依然靠秘密治国，这正是典型的地下党的做法。当然，这一套都是从苏联引进的，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执政时代，他享受到阅读国家秘密的待遇，一旦被废黜，完全与国家秘密隔绝，只能靠偷听美国之音获得新闻，沦为可怜的地步。因为没有信息公开，视民为敌的独裁政权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赫鲁晓夫上台是靠阴谋上台的，最后又被阴谋赶下台；戈尔巴乔夫时代，秘密治国无法维持，被迫走上公开化，苏共随之垮台，这就是独裁政府必然的终结之路。权力不公开不透明，依然靠秘密治国，掩耳盗铃，指鹿为马，早晚会沦为苏共的下场，中共也很难躲过这一劫。尤其是当今互联网时代，还继续用秘密来封锁真相，不但完全不可能，还将成为自身所谓合法政府的最大讽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2004年4月，“六四”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一份关于当前稳定工作的机密文件（11号文件），前《当代商报》总编助理、编辑部主任师涛在该文件口头传达时凭记忆归纳相关要点，发给境外网站《民主通讯》，很快被抓捕并重判十年徒刑。
到了2014年，“六四”二十五周年纪念日前夕，七十岁的前《经济学周报》副总编辑高瑜被抓，新华社5月8日称她对外泄露机密信息，据国际媒体报导所谓泄露的机密文件不过是一份中共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通报的内部文件，简称“9号文件”，内容包括所谓的“七不讲”：不讲民主宪政、普世价值、公民社会及公民权利、新闻自由、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本主义和司法独立。刊登这份文件的明镜网站在高瑜被抓后否认文件来自高瑜，这份文件在互联网上也很容易找到，人人皆知，岂能还称为“国家秘密”？但是，北京公安从高瑜家中电脑查到这份文件，就足以指控她涉嫌犯罪，她也有可能因此获重刑。
这份文件不过是党的内部文件，不能视为“国家秘密”，但是中共治下，党国不分，“党的秘密”就是“国家秘密”，党凌驾于国家和政府之上，“党的秘密”几乎可以陷害到任何一个接触到秘密的人，包括在网上接触到的人，即使操作失误在自己的电脑或手机上下载、储存了这份文件，也会被指控触犯非法持有国家秘密等罪名；若不慎转发给别人，就会构成泄露国家秘密罪，按照刑法上的泄密罪会遭重判。
中共治下，“国家秘密”千奇百怪，党的秘密是国家秘密，党政领导人的讲话、批示也是国家秘密，比如中共总书记习近平，除了公开报导之外的所有批示、讲话全文都是机密、秘密，也有很多绝密。绝密文件连标题都略去，所以中共的很多秘密文件以“代号”代替，公开报导只说几号文件、几号讲话，标题本身也成了“国家秘密”，某些文件题目略去，公开的只是文件字号，甚至公开标题也成了泄密。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有个讲话文件，名称为“公安部关于印发周永康、白景富同志在全国城市公安机关‘三基’工程建设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属机密文件，公众不看具体文件，根本不清楚什么是“三基”；还有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邪教案件规定》也是机密，除了标题，具体内容一无所知，当然类似的文件还有很多，笔者在五年前出版的相关出版物上查到的机密、秘密文件标题还有很多：
1、公安机关关于进一步规范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查控管理工作的通知，秘密；
2、公安机关开展“防策反、防渗透、防泄密”活动工作方案，机密；
3、公安机关高危人口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秘密；
4、公安部关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县公安局民警覃忠间谍案的情况通报，机密；
5、公安机关舆情危机处置规范（试行），秘密；
6、公安部关于印发张新枫副部长在看守所安全工作现场会上讲话的通知，机密；
7、公安部关于贯彻落实《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有关问题的通知，机密；
8、公安机关关于印发《“秋风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秘密；
9、省委书记在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机密；
10、公安部关于印发全国公安工作要点的通知，机密……。
通过这些标题就可以看到，中共早已是执政党，但依然是地下党治国的方式，以“秘密”治国，肆意剥夺民众的知情权、监督权，肆意控制舆论，肆意奴役民众。国务院虽然已经有一部公布实施的所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也仅仅限于国务院下属的政府部门，并不包括国务院本身，也不包括国防部，而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全国军委、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中纪委、中宣部等党、国家组织机构的文件，根本没有丝毫信息公开的可能。即使公民申请公开一些政府文件，当局也会涉密拒绝提供，甚至政府在制定相关文件时，特意在文件上加注“政府信息公开选项：公开、不公开”一栏，对于不公开的文件，《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不过是摆设而已。
在中共高层，涉及国防、军事、外交更是绝密中的绝密，机密中的机密，比如1989年“六四”期间，参与镇压学生运动的戒严部队沈阳军区81235部队司令部通信股股长、少校军衔的种振庆，因保护机要文件而获中共中央军委“共和国卫士”称号。他所保护的机要文件，不过是“首长和机关代号表2份、调密表3份、作战无线电联络文件”，这些是当时的绝密文件，还有五份机密文件，分别是无线电联络文件3份、军用地图2份。所谓“首长和机关代号表”可能是指中央军委负责人包括邓小平、杨尚昆及其住址、指挥部的联络代号，机关代号可能指军委机关指挥部及指挥官所在地址的代号，当时的戒严部队是作战状态，这些秘密不过是指挥戒严部队立即突出重围火速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保护邓小平下令镇压和屠杀更多手无寸铁的无辜民众，完全不是国家秘密，而是独裁者见不得人的“镇压秘密”。
中共多如牛毛的秘密，除了一些内部文件外，还有更多更为普遍见到的那些内部发行的秘密刊物了，比如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内参选编》、《参考资料（大参考）》及更高秘密级别的《国内动态清样》等，仅订阅销售内参一项就能给新华社带来数千万元的收入，几乎全国三十多个新华社分社都主办有不同级别的内参，都可以通过机要系统订阅，费用高于一般报刊。除了新华社之外，《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及各省报都有自己系统的内参，加注“秘密”字样。
当然，中共特色的治国法术正是秘密治国，但到底有多少秘密？恐怕没有人说清楚，如果将来中国民主转型了，若成立一家国家秘密博物馆，恐怕全部装满，也装不完中共治国的所有“秘密”——它包括“绝密”、“机密”、“秘密”，还有等同于“国家秘密”的“内部资料”、“领导讲话”、“领导人家庭收入”、“领导人家庭住址、电话”等数不清的各种信息。
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定义，是主权在民，除非是涉及国防、外交领域，一般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部门不存在国家秘密之说，企业可以有商业秘密可言，但政府不能有任何政府秘密可言，尤其是政府财政收入、公费开支，更是必须透明，一分钱也不能隐瞒，否则这样的政府就失去了任何合法性。
中共统治六十五年，依然没有明确何为党、何为国家，依然靠秘密治国，这正是典型的地下党的做法。当然，这一套都是从苏联引进的，苏联总书记赫鲁晓夫执政时代，他享受到阅读国家秘密的待遇，一旦被废黜，完全与国家秘密隔绝，只能靠偷听美国之音获得新闻，沦为可怜的地步。因为没有信息公开，视民为敌的独裁政权随时都有可能被推翻，赫鲁晓夫上台是靠阴谋上台的，最后又被阴谋赶下台；戈尔巴乔夫时代，秘密治国无法维持，被迫走上公开化，苏共随之垮台，这就是独裁政府必然的终结之路。权力不公开不透明，依然靠秘密治国，掩耳盗铃，指鹿为马，早晚会沦为苏共的下场，中共也很难躲过这一劫。尤其是当今互联网时代，还继续用秘密来封锁真相，不但完全不可能，还将成为自身所谓合法政府的最大讽刺。
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