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国级“大老虎”苏荣落马后，原江西省新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建华之前因举报苏荣而遭其打击报复的内幕很快被媒体曝光。
有关报导称，早在苏荣被调查前，周建华就举报过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及妻子插手企业经营，导致国家蒙受近10亿元的损失等问题，因此遭到苏荣的打击报复。在苏荣的指使下，周建华于 2012年1月4日被双规，同年5月31日因涉嫌受贿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 6月11日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3年9月，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周建华先后99次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人民币1023.3114万元、美元1.2万元、港币15万元、金条三根（各重50克）以及价值人民币23.58万元的财物。法院最后以受贿罪判处周建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据周建华说，他在被调查期间受到了“刑讯逼供”，为了保全家人，被逼承认了有关“事实”。记者采访获知，其间，周建华的妻子、前妻、弟弟、儿子等均相继被关押和审讯过。
一个是省委书记，一个是市人大主任，两者属于上下级关系。显然，这是一个下属举报上司不但没成功，反而遭其打击报复，以致被判刑坐牢的典型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诸位还记得否，当年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不就对举报他的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兼（造价）定额站站长郭光允进行过类似的打击报复么——不仅开除了郭的党籍，还将他劳教两年。苏荣和程维高的所作所为与周建华和郭光允的举报遭遇何其相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周建华的官位比郭光允还要高几级。不过，尽管一个省辖市的人大主任本身也算得上是个高官了，但一旦他举报自己的上司时，也难逃被打击报复的下场——相比较而论，周建华的遭遇甚至比郭光允更惨！
中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今天的中国官场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官场里，下属举报上司，如果没有比举报物件更大的官做靠山，没有得到上司的上司的授意和支持，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这就是周建华和郭光允们的之所以会遭受打击报复的根源所在。
试想，连周建华和郭光允这样的官员举报自己的上司都只能落得个引火焚身的下场，普通百姓举报贪官的结果就更可想而知了。来自最高检2010年的材料显示：约7成举报人曾遭受过打击报复。
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来自下属和民间的举报对反腐一点作用都起不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得不到被举报物件的上级的支援，无论举报者是举报对象的下属还是平头百姓，无论你举报的是什么和怎么举报都无济于事，不但不能扳倒贪官，很可能反被他们置于死地。不信大家就想想看，中国的贪官有哪一个是被权势小于他们的人单打独斗拉下马的？不都是被他们的“上级部门”，也就是比他们更大的官扳倒的吗？毫不夸张的说，领导们如果不点头，凭你再怎么举报，都动不了贪官的一根毫毛。就说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那些贪官，从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到芝麻绿豆大的村官，哪一个不是在他们的领导不再想保他们的前提下才被抛出的？只有在领导们想要抛出他们的时候，人们的举报材料才会发挥作用。“大老虎”苏荣的落马也不外是这种逻辑的演绎。
所以，中国的反腐其实是一种领导掌舵的反腐。至于领导们反不反腐，何时反腐，用多大的力度反腐，要抛出哪些贪官，根本就不取决于普通官员的意愿，更不取决于平头百姓的意志，而是由他们根据政治需要和权力斗争等多种复杂原因决定的。更不靠谱的关节还在于，对反腐具有决定权的领导们如果腐败了怎么办？比如说，村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乡长，乡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县长，县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市长，市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省长，省长腐败了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比他们更大的领导，但如果比他们更大的领导也腐败了，我们又寄希望于谁呢？换句话讲，由领导掌舵的反腐能根治得了腐败吗？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于一级级领导身上有戏吗？
有关报导称，早在苏荣被调查前，周建华就举报过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苏荣及妻子插手企业经营，导致国家蒙受近10亿元的损失等问题，因此遭到苏荣的打击报复。在苏荣的指使下，周建华于 2012年1月4日被双规，同年5月31日因涉嫌受贿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 6月11日经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2013年9月，宜春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周建华先后99次非法收受和索取他人人民币1023.3114万元、美元1.2万元、港币15万元、金条三根（各重50克）以及价值人民币23.58万元的财物。法院最后以受贿罪判处周建华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而据周建华说，他在被调查期间受到了“刑讯逼供”，为了保全家人，被逼承认了有关“事实”。记者采访获知，其间，周建华的妻子、前妻、弟弟、儿子等均相继被关押和审讯过。
一个是省委书记，一个是市人大主任，两者属于上下级关系。显然，这是一个下属举报上司不但没成功，反而遭其打击报复，以致被判刑坐牢的典型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故事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诸位还记得否，当年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不就对举报他的石家庄市建委工程处处长兼（造价）定额站站长郭光允进行过类似的打击报复么——不仅开除了郭的党籍，还将他劳教两年。苏荣和程维高的所作所为与周建华和郭光允的举报遭遇何其相似！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周建华的官位比郭光允还要高几级。不过，尽管一个省辖市的人大主任本身也算得上是个高官了，但一旦他举报自己的上司时，也难逃被打击报复的下场——相比较而论，周建华的遭遇甚至比郭光允更惨！
中国有句老话叫官大一级压死人，今天的中国官场尤其如此。在这样的官场里，下属举报上司，如果没有比举报物件更大的官做靠山，没有得到上司的上司的授意和支持，那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寻死路。这就是周建华和郭光允们的之所以会遭受打击报复的根源所在。
试想，连周建华和郭光允这样的官员举报自己的上司都只能落得个引火焚身的下场，普通百姓举报贪官的结果就更可想而知了。来自最高检2010年的材料显示：约7成举报人曾遭受过打击报复。
当然，也不能因此就说来自下属和民间的举报对反腐一点作用都起不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如果得不到被举报物件的上级的支援，无论举报者是举报对象的下属还是平头百姓，无论你举报的是什么和怎么举报都无济于事，不但不能扳倒贪官，很可能反被他们置于死地。不信大家就想想看，中国的贪官有哪一个是被权势小于他们的人单打独斗拉下马的？不都是被他们的“上级部门”，也就是比他们更大的官扳倒的吗？毫不夸张的说，领导们如果不点头，凭你再怎么举报，都动不了贪官的一根毫毛。就说十八大以来落马的那些贪官，从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到芝麻绿豆大的村官，哪一个不是在他们的领导不再想保他们的前提下才被抛出的？只有在领导们想要抛出他们的时候，人们的举报材料才会发挥作用。“大老虎”苏荣的落马也不外是这种逻辑的演绎。
所以，中国的反腐其实是一种领导掌舵的反腐。至于领导们反不反腐，何时反腐，用多大的力度反腐，要抛出哪些贪官，根本就不取决于普通官员的意愿，更不取决于平头百姓的意志，而是由他们根据政治需要和权力斗争等多种复杂原因决定的。更不靠谱的关节还在于，对反腐具有决定权的领导们如果腐败了怎么办？比如说，村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乡长，乡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县长，县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市长，市长腐败了我们可以寄希望于省长，省长腐败了我们还可以寄希望于比他们更大的领导，但如果比他们更大的领导也腐败了，我们又寄希望于谁呢？换句话讲，由领导掌舵的反腐能根治得了腐败吗？把反腐败的希望寄托于一级级领导身上有戏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