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话语中，“革命”已经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话题。但如果要认真讨论，最后结果总是不欢而散，而且不知不觉间，争论双方都容易滑入一个预设的陷阱，一方坚持，革命必然是暴力革命，现状虽然不好，但比革命后血流成河要强；另一方则曰，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是现政权的帮凶。至于究竟要什么样的革命，则因言者纷纭，尽管都知道要将民主宪政四字作为标语，但心里想的却是共产革命曾有的范式：清算、财产再分配、底层翻身。
其实，中国面临的所谓“革命”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谈。
一、中国需不需要“革命”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用什么方式改变中国的现状，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政治社会转型。任何社会，其转型至少有若干种可能，其中既有统治者在外界压力下的自我改革，也有革命。在王朝末期革命往往与改良赛跑，清末就是改良没有跑赢革命，所以来了一场以武装起义始以皇帝逊位终的不太暴力的辛亥革命。
目前的中国社会，腐败盛行，权贵肆意掠夺公共财以自肥、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民众人权被严重剥夺并肆意践踏，统治集团在改善人权方面几乎不愿意做任何改良，言论管控与政治控制都日趋严厉，完全堵死了改良之路。在这种现状下，革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排除的选项，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不容质疑。
如果说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人囿于见识，一谈革命，就以为只有共产革命，对历史懂得多点的当然还知道有农民革命，比如李自成的大顺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这些都带有很强的暴力色彩，而且最后建立的都是专制政权。自从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一条并不暴力血腥的转型之路，即天鹅绒革命，以及21世纪前几年发生的各种“颜色革命”。即使是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不同于破坏社会经济结构、将社会秩序打乱重来的共产革命，其震荡要小得多。因此，现在如果硬把所有革命都与血流成河、天下大乱挂起钩来，那是中共通过宣传教育灌输的谬见。
然而，这种谬见在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那里，却仍然有极大的市场。在主张革命的人那里，民主宪政口号喊过之后，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打土豪分财产、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意图；在反对革命的人那里，一想到那种将有产、中产者剥夺得一干二净、文明倒退上百年、泥腿子当家、至今遗祸无穷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就宁可忍受现状，也不愿意重温那种“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共产革命（毛着赞美的“痞子运动”）。清末有过几次立宪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因为都是胸有学养的人士在争论，还算是出了不少经典文论；而现在双方的争论，往往除了最后骂人收场，并无可观之物。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
从理想状态说，中国最好能步中欧国家的后尘——和平转型。但可惜这只是愿望，因为中国不具备中欧国家转型前的政治文化基础，社会成员的素质也完全不同。捷克、波兰、匈牙利均是输入型共产党国家，他们本国并无俄、中这样深厚的专制传统，更无中国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农平等思想（结果均等）。在苏共铁腕统治之下，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憎恨是双重的，一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恨，二是对民族压迫的痛恨。这些国家的先觉者对苏联的反抗几乎从未断过，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十月革命”，1968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大罢工孕育了团结工会。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前，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放了政治空间，社会政治氛围远比今天的中国宽松。中国一些年轻“革命者”不了解这些情况，总以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是一夜间从天而降。
上述国家在转型中还形成了社会共识，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转型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是经济可能恶化、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做好了忍受的准备，少有人抱怨。有幸的是，经济恶化程度较轻，时间很短，转型阵痛不是很强烈。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舆论在转型时期谴责试图发转型财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前共产党官员，还是异议人士，谁都不能钻空子为自己非法捞钱。因此，中欧国家转型期的腐败远远小于前苏联各国，“异议人士”这个身份往往换不来乌纱帽或从天而降的财富。对那些期望革命过后天新地新日月新的中国青年来说，这些事实很不符合他们的革命期望。
三、中国最可能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
中共政权没有被第三波民主化摧垮，也未被茉莉花革命波及，但是所有的问题全部累积到今天。如果说民主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人权得到保障，那么中国积累的问题包括几个层面：
人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至今为止，中国人民连形式上的普选权都没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社自由都受到严重剥夺，人权状态只比黑暗王朝北韩略好。
中国至今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由国家垄断一切资源，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能源、交通等公共资源的价格，统统不由市场决定，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及国企的工作人员。其他阶层就算有部分福利，也非常有限。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社会道德沦丧，信用体系接近崩溃，腐败已成为渗透这个国家肌体的癌细胞。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贫富不均非常严重，失业率很高，城乡总和失业率达到30%以上，可与埃及、利比亚等国相比。社会底层数量庞大，约占总人口的70% 左右。
因此，对于中国的革命，各阶层寄望完全不一样，非常复杂。中产阶级希望解决权利问题，即还权于民；但多数底层成员对财富再分配更感兴趣；还有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
解决权利问题是民主革命；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却并非民主革命，而只能是共产革命。民主革命可以解决权利问题，也可以解决私有化问题，但不可能解决让底层人“翻身”做人上人的问题（因为参政都需要通过选举），更不可能短期内解决就业问题与贫困问题。只有共产革命可以让底层一夜之间“翻身”，尤其是参与革命拿到了“原始股”的底层可以做人上人，但这一切恰好是以剥夺全社会成员的人权为前提实现的。
中国今后的革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二者兼得。专制国家是“砍人头”的政治，民主化是“数人头”的政治。暴政之下容易养成民粹，暴政结束之后，进入“数人头”的选举政治，也容易被民粹裹挟，拉丁美洲有委内瑞拉与巴西之例，亚洲国家则前有菲律宾，后有泰国。菲律宾人民先是选择了腐败暴君马科斯，现在还不忘情于马科斯夫人。中国属于亚洲政治文化，又经历过共产文化的洗礼，将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其实有“路径依赖”可循，这好比一条河流上游流的是浑浊的泥浆，不能期望这水流淌到下游就自动成了清水。
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场承载了埃及民众多重愿望的革命。少数青年领袖希望通过革命让自己从“街上扔石头的人”变成政府官员，但选情不利，现实的民众没有因为他们领导了广场革命而选择他们。个别青年领袖通过他人提携进入政府工作，2013年发生“二次革命”，又被打回原形。希望通过革命获得工作机会摆脱贫困的青年，大多数情况并未改善，于是发起“二次革命”，结果是迎来了军政府，其他所有的情况与革命前相比并没什么大的变化，整体经济状况甚至更糟。
中国人是要权利，还是要重新分配财产（指国有财产之外的社会财富）；是让精英从事政治，还是让社会边缘人通过革命翻身成为掌权者，这是两条革命道路的不同目标。至于中国最后会迎来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轨道已然铺好，正在前行的命运列车已在轨道上行进——除非有《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出现并扳动道岔，改变列车行进方向。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其实，中国面临的所谓“革命”问题，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来谈。
一、中国需不需要“革命”
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要用什么方式改变中国的现状，学术一点的说法是政治社会转型。任何社会，其转型至少有若干种可能，其中既有统治者在外界压力下的自我改革，也有革命。在王朝末期革命往往与改良赛跑，清末就是改良没有跑赢革命，所以来了一场以武装起义始以皇帝逊位终的不太暴力的辛亥革命。
目前的中国社会，腐败盛行，权贵肆意掠夺公共财以自肥、社会贫富差距巨大，民众人权被严重剥夺并肆意践踏，统治集团在改善人权方面几乎不愿意做任何改良，言论管控与政治控制都日趋严厉，完全堵死了改良之路。在这种现状下，革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排除的选项，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不容质疑。
如果说在1990年代以前，中国人囿于见识，一谈革命，就以为只有共产革命，对历史懂得多点的当然还知道有农民革命，比如李自成的大顺朝，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这些都带有很强的暴力色彩，而且最后建立的都是专制政权。自从苏联东欧巨变之后，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因为人类社会已经找到一条并不暴力血腥的转型之路，即天鹅绒革命，以及21世纪前几年发生的各种“颜色革命”。即使是2011年中东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也不同于破坏社会经济结构、将社会秩序打乱重来的共产革命，其震荡要小得多。因此，现在如果硬把所有革命都与血流成河、天下大乱挂起钩来，那是中共通过宣传教育灌输的谬见。
然而，这种谬见在主张革命和反对革命的人那里，却仍然有极大的市场。在主张革命的人那里，民主宪政口号喊过之后，不少人一不小心就流露出“打土豪分财产、翻身当家做主人”的意图；在反对革命的人那里，一想到那种将有产、中产者剥夺得一干二净、文明倒退上百年、泥腿子当家、至今遗祸无穷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暴力革命，就宁可忍受现状，也不愿意重温那种“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共产革命（毛着赞美的“痞子运动”）。清末有过几次立宪改良还是革命的争论，因为都是胸有学养的人士在争论，还算是出了不少经典文论；而现在双方的争论，往往除了最后骂人收场，并无可观之物。
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革命”
从理想状态说，中国最好能步中欧国家的后尘——和平转型。但可惜这只是愿望，因为中国不具备中欧国家转型前的政治文化基础，社会成员的素质也完全不同。捷克、波兰、匈牙利均是输入型共产党国家，他们本国并无俄、中这样深厚的专制传统，更无中国那种根深蒂固的小农平等思想（结果均等）。在苏共铁腕统治之下，这些国家对苏联的憎恨是双重的，一是对共产主义制度的痛恨，二是对民族压迫的痛恨。这些国家的先觉者对苏联的反抗几乎从未断过，1956年10月匈牙利发生的“十月革命”，1968捷克的布拉格之春，1970年波兰格但斯克造船厂大罢工孕育了团结工会。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之前，都已经不同程度地开放了政治空间，社会政治氛围远比今天的中国宽松。中国一些年轻“革命者”不了解这些情况，总以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是一夜间从天而降。
上述国家在转型中还形成了社会共识，知道自由不是免费的，转型要付出代价，其中之一是经济可能恶化、导致生活水平下降，他们做好了忍受的准备，少有人抱怨。有幸的是，经济恶化程度较轻，时间很短，转型阵痛不是很强烈。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舆论在转型时期谴责试图发转型财的任何企图，不管是前共产党官员，还是异议人士，谁都不能钻空子为自己非法捞钱。因此，中欧国家转型期的腐败远远小于前苏联各国，“异议人士”这个身份往往换不来乌纱帽或从天而降的财富。对那些期望革命过后天新地新日月新的中国青年来说，这些事实很不符合他们的革命期望。
三、中国最可能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
中共政权没有被第三波民主化摧垮，也未被茉莉花革命波及，但是所有的问题全部累积到今天。如果说民主化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并使人权得到保障，那么中国积累的问题包括几个层面：
人民的政治权利被剥夺。至今为止，中国人民连形式上的普选权都没有，言论自由、媒体自由、结社自由都受到严重剥夺，人权状态只比黑暗王朝北韩略好。
中国至今仍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由国家垄断一切资源，与国计民生有关的能源、交通等公共资源的价格，统统不由市场决定，社会福利只覆盖党政事业机关及国企的工作人员。其他阶层就算有部分福利，也非常有限。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社会道德沦丧，信用体系接近崩溃，腐败已成为渗透这个国家肌体的癌细胞。
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贫富不均非常严重，失业率很高，城乡总和失业率达到30%以上，可与埃及、利比亚等国相比。社会底层数量庞大，约占总人口的70% 左右。
因此，对于中国的革命，各阶层寄望完全不一样，非常复杂。中产阶级希望解决权利问题，即还权于民；但多数底层成员对财富再分配更感兴趣；还有一部分人则希望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
解决权利问题是民主革命；通过革命翻身做人上人，却并非民主革命，而只能是共产革命。民主革命可以解决权利问题，也可以解决私有化问题，但不可能解决让底层人“翻身”做人上人的问题（因为参政都需要通过选举），更不可能短期内解决就业问题与贫困问题。只有共产革命可以让底层一夜之间“翻身”，尤其是参与革命拿到了“原始股”的底层可以做人上人，但这一切恰好是以剥夺全社会成员的人权为前提实现的。
中国今后的革命，只能走一条路，不可能二者兼得。专制国家是“砍人头”的政治，民主化是“数人头”的政治。暴政之下容易养成民粹，暴政结束之后，进入“数人头”的选举政治，也容易被民粹裹挟，拉丁美洲有委内瑞拉与巴西之例，亚洲国家则前有菲律宾，后有泰国。菲律宾人民先是选择了腐败暴君马科斯，现在还不忘情于马科斯夫人。中国属于亚洲政治文化，又经历过共产文化的洗礼，将出现什么类型的革命，其实有“路径依赖”可循，这好比一条河流上游流的是浑浊的泥浆，不能期望这水流淌到下游就自动成了清水。
埃及的茉莉花革命，就是一场承载了埃及民众多重愿望的革命。少数青年领袖希望通过革命让自己从“街上扔石头的人”变成政府官员，但选情不利，现实的民众没有因为他们领导了广场革命而选择他们。个别青年领袖通过他人提携进入政府工作，2013年发生“二次革命”，又被打回原形。希望通过革命获得工作机会摆脱贫困的青年，大多数情况并未改善，于是发起“二次革命”，结果是迎来了军政府，其他所有的情况与革命前相比并没什么大的变化，整体经济状况甚至更糟。
中国人是要权利，还是要重新分配财产（指国有财产之外的社会财富）；是让精英从事政治，还是让社会边缘人通过革命翻身成为掌权者，这是两条革命道路的不同目标。至于中国最后会迎来一场什么样的革命，轨道已然铺好，正在前行的命运列车已在轨道上行进——除非有《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出现并扳动道岔，改变列车行进方向。
文章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
